在今宁夏吴忠市西南，有一座具有典型明清建筑特色的宅院。宅院为“三宫六院”式格局，当地人称之为“董府”。它昔日的主人就是曾经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董福祥。
董福祥（1839年~1908年），字星五，清甘肃固原州毛居井（今属甘肃环县）人，汉族。其父董世猷，不事农业，是当地很有势力的哥老会首领。董福祥没读过多少书，他经常随其父往来于帮会和赌场中，喜欢听人讲江湖侠客行侠仗义以及那些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的故事，幼年时也喜欢舞刀弄枪。
董福祥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经历复杂且有争议的人物。在西北回民大起义时，他曾组织民团抗官拒回以自卫，后投降清政府镇压回民起义；他曾随湘军西征新疆，维护祖国的统一；也曾配合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保卫过北京城。
（一）
同治初年，西北回民大起义时，各地绅民为了自保，纷纷办起了团练。时年23岁的董福祥也随其父利用哥老会与赌友的关系，在地方上秘密串联，号召汉人起来自卫。不久也拉起了一支人马，办起了团练。起初他的目的也只是护卫乡里，后来因不满官府的贪婪与压迫，便将斗争矛头指向清朝政府。他们时伏时现地流动于固原、环县、安化（今甘肃庆阳）一带，与官府公开对抗，从事抗征、抗税和反压迫、反杀害的活动。一次，董福祥因不慎被安化瓦亭把总王蔼臣捕获，押在囚笼中，用开水灌顶，烫伤极重，立在囚笼中呻吟。禁卒见状不忍，就谎报说董福祥已死，王蔼臣令将其尸体抛于荒郊。幸被一老妇救回家中，供饭治伤。伤愈后又聚众起事，很快便聚众数千，占据了固原、环县之间的广大农村，并与临近自卫民团相呼应，一面杀官劫库，一面保护地方。
同治三年（1864年），董福祥利用清军主力在陕西镇压捻军和少数清军在甘肃应付回民起义的机会，大力扩展地盘，劫夺物资，招收人马，补充武器，势力很快壮大起来。当时，在环县、固原一带的自卫民团有好多支，这些民团之间相互猜疑，各自为阵。为了自保，不被别人“吃掉”，张俊、李双良、杜乃子等民团首领共同倡议，提出统一各民团的建议，他们推举势力最大的董福祥为团总，张俊、李双良、杜乃子为副团总。同治五年（1866年），董福祥已拥有数万之众，武器也由刀矛棍棒为主发展为以土炮洋枪为主了，队伍有步队也有马队。同治七年（1868年），董福祥部众已号称有20多万，据有陕甘数十县，南及延安，北达伊盟，东起绥德，西至环固。董福祥自封为“陕甘自卫总团大元帅”，他的下属凡拥众过万的，都封为元帅，一时声势颇盛。董福祥的势力，对清军起到了牵制作用，在一定意义上配合了陕甘回民起义。是时，捻军败于陕西，余部转入山西。于是，在陕西的清军便腾出手来西进剿回，北向击董。左宗棠部湘军大将刘松山率军自山西渡黄河进抵绥德，统一了陕北清军的指挥权，开始向董福祥大举进攻。董福祥将主力布置在大小理川南北之线，企图阻止清军。但刘松山没有采取全线扫荡的策略，竟出乎董福祥意料之外地施行了一点突破、直捣核心的战法，长驱直入闪击董部。清军一连取得几次大战的胜利，进逼董福祥的大本营镇靖堡。再加上那一年甘肃出现饥荒，陇东尤为严重，董部粮食补给非常困难。董福祥的抗清斗争陷入僵局。迫于清军的压力，他决定投降刘松山，以图保全。刘松山将董福祥的部队进行整编，从中选留了1万多名精壮者编为3个营，号称“董字三营”，董福祥为中营，张俊为左营，李双良为右营，授封董福祥五品军功，统领3营，余众遣散。
董福祥降清后，积极为清廷效忠，到处镇压回民起义，逐步取得了封建统治者的信任。同治八年（1869年）五月间，董福祥为报答刘松山的知遇之恩，遂充当刘松山进军宁夏的向导，投入到进攻金、灵地区镇压马化龙领导的回民起义军的血腥战斗中。八月间，吴忠堡下桥之役展开了双方主力之战，刘松山前锋军全部投入战斗，势犹不支，战局甚危。于是刘松山命董福祥率部攻击回民军之左侧背以援攻，“董字三营”勇猛冲杀，锐不可当，回民军受挫，清军转败为胜。在吴忠堡的争夺战中，旷日持久，势成拉锯。董福祥是每战必从，而且是身先士卒，躬冒矢石，冲锋陷阵，斩杀极惨。他还多次为刘松山出谋划策，为刘采用，受到刘的器重。同治九年（1870年）二月间，刘松山中弹负重伤，弥留之际告诉当时只有20岁的侄子刘锦棠说：“我没有听你董伯的话，现在身遭不测，悔之已晚。你董伯有智有勇，且甚忠诚。你年轻，经验不足，以后凡事多倚重他。”同时又嘱咐董福祥竭诚襄佐刘锦棠，共成大业。从此，董福祥的地位与声誉渐高，其升迁也从此开始。同治十年（1871年）二月间，宁夏、灵州、金积等地回民军皆被削平，存活下来的回民全部迁往外地。清廷对参加镇压马化龙起义的官兵都有升赏，“董字三营”以战功最多，另外加赏白银数千两。董福祥、张俊、李双良等各升一级，董以五品军功升为四品游击。刘锦棠又将金积堡赐给董福祥，吴忠堡赐给张俊，大寨子赐给李双良。他还把马化龙的马场马家滩划给董福祥，以结其心。
后来，董福祥还多次参加了镇压河湟地区的回民起义。镇压甘、宁、青回民起义，给回族人民造成了危害和苦难，这是他一生中不光彩的一面。但作为清廷之降将，在国家边疆发生危机时，他又能率军进击，捍卫国家领土的完整。
（二）
在新疆西边有个名叫浩罕的小国，本来接受清朝封号，是清朝的藩属。后来，俄国不断向东扩张，侵占了浩罕国的大部分领土，引起了浩罕国首领阿古柏的不满。俄国便唆使阿古柏侵占中国新疆，作为它侵占浩罕国的“补偿”。同治四年（1865年），阿古柏趁新疆发生内乱之机，率兵入侵新疆，占领了南疆诸城，并进一步向北疆进犯，占领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吞并了附近城镇，宣布在新疆建立“哲德沙尔汗国”，阿古柏自称国王，要把新疆从中国领土上分裂出去。俄国早就对新疆垂涎三尺，见阿古柏在新疆得手，便派人与阿古柏联系，俄国承认阿古柏是“独立国君主”，阿古柏同意给予俄国在新疆的某些特权。同治十年（1871年），俄国出兵占领了新疆西部重镇伊犁和附近地区，不久，又把伊犁地区划为俄国领土的一部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也相中了新疆这块宝地，不愿新疆落入俄国之手，便也派人到新疆与阿古柏联系，向阿古柏提供武器，还为阿古柏提供军事工程专家及军事教官，协助阿古柏发展军事势力。阿古柏便与英国订立条约，同意英国在新疆设领事馆，并给予英国很多特权。
西北局势日趋恶化。清政府感到，新疆问题若不解决，不仅新疆将落入英俄之手，连陕甘及蒙古也将难保。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却主张放弃新疆，集中全力筹备海防。他认为日本侵入台湾，沿海吃紧，防御重点应放在海上，失去新疆，“于肢体之元气无伤”。陕甘总督左宗棠驳斥了李鸿章先护海防、不顾西塞的忍让投降主张，力主加强新疆防务。他的意见获得了广泛的支持，清政府决定出兵新疆收复领土。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光绪二年，左宗棠经过充分准备，率大军向西北挺进。董福祥此时参与的镇压河州回民起义之役也已结束，便率“董字三营”随刘锦棠出关，与清军金顺、张曜等部会师敦煌。翻越天山是清军出关的第一战役，董福祥率其部为先锋。当时狂风怒号，天昏地暗，士卒不敢前进。董福祥亲率其众先行登攀，并一鼓作气，歼灭守敌，首战告捷。刘锦棠按照左宗棠制定的作战计划，首先占领了迪化，并陆续收复了北疆各城，准备第二年春天再收复南疆失地。阿古柏在北疆大败后，连忙调集兵力，驻守达坂城、吐鲁番，自己退守达坂城东南的托克逊。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均在天山之南，是进入南疆的门户，尤其是达坂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军一旦攻克这3个地方，攻取南疆则势如破竹。因此，左宗棠命刘锦棠率40个营的兵力进攻达坂城，又命把守哈密的提督徐占彪、张曜各率一军沿哈密、木垒河西进，进攻吐鲁番，以策应刘锦棠军。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董福祥随刘锦棠由迪化南下，顺利占领了达坂城。接着，又相继攻克托克逊、吐鲁番，攻取南疆的门户洞开。阿古柏见大势已去，遂于四月初十日在库尔勒自杀。阿古柏的长子伯克胡里逃到喀什噶尔，召集流亡之徒，企图据守南疆诸城，继续顽抗。
南疆有八大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为东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为西四城。九月，刘锦棠率军一举收复了东四城。董福祥率领的“董字三营”充当先锋队，参加了所有的战斗，且每战无不奋勇当先。在收复东四城后，董福祥人马未歇又开始了攻取西四城的战役。尤其是收复和阗，董福祥独立头功。时值寒冬，董福祥在叶尔羌与刘锦棠分手，南涉戈壁大沙漠，日夜兼程，去收复和阗。当时盘踞和阗的俄国安集延（今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市）的侵略者尚未散尽，闻清军已到，惊恐而逃。董福祥命部下分道追捕，斩杀甚多，生擒安集延头目达的罕条连和洛巴什俄波等大小头目32人，和阗之敌肃清。此役是清军收复新疆的最后一个城市，也是董福祥单独指挥的一次战役。由是“董字三营”名振西域，朝廷赏董福祥黄马褂，赐号“阿尔杭巴图鲁”（按：满语中意思为英雄，一般赐给有军功的将领）。光绪四年春，全疆平定。
清朝军队收复了除伊犁外的所有新疆城池，粉碎了英俄殖民主义者妄图利用阿古柏政权分裂我国领土的阴谋，捍卫了祖国的领土完整，写下了中国近代史上光彩的一笔。清政府收复新疆，是爱国主义的正义行为。董福祥率“董字三营”冲锋陷阵，浴血冲杀，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本人也从一名下级军官一直升迁到阿克苏总兵、喀什噶尔提督，所率军队成为镇守新疆的一支劲旅。就董福祥而言，作为一员降将，他既非宗族，又无任何政治背景和靠山，平定新疆，正是他日后得以跻身清末武将大员行列的阶梯。新疆战役的结束，标志着董福祥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董福祥改任甘肃提督，所率军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甘军。
（三）
19世纪末，中国在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下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894年~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以失败告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派军舰强占胶州湾，夺取青岛炮台，次年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接着，法俄等国也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由不同阶级、阶层组织发动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奉命入卫京师的甘军，在董福祥的率领下，演出了一幕配合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历史正剧。董福祥“入卫京师”，对清廷来说，是出于改变“甲午战争”后京师及近畿防务空虚的现状；又出于慈禧太后第三次垂帘听政的需要。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1898年）四月，光绪帝接受维新派的改革方案，宣布变法维新，史称“戊戌变法”。戊戌新政受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的拼命抵制和反对。八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杀害谭嗣同等“六君子”，自己重新“训政”。董福祥的甘军（此时已改为武卫后军，受慈禧太后的宠臣荣禄节制）在这次政变中为“后党”扮演了一个稳阵助威的角色。
董福祥率甘军驻节京畿不到一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光绪二十六年春以来，直隶、天津一带的义和团日趋活跃，并陆续进入北京。北京的义和团活动也由近郊向城内中心地带扩展。他们焚烧教堂，打杀教民，与外国使馆卫队的冲突也日益频繁。这年四月二十三日，各国使馆驻华公使联合照会清廷，要求下令镇压义和团，否则将立即调兵进京。面对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清廷内部政见不一。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人主张严厉镇压；军机大臣刚毅和御前大臣载漪则认为，义和团神通广大，可以利用他们去打洋人。慈禧太后听了这些话，想到外国使节们一直反对她废掉光绪皇帝，于是决定采取两面手法，同意让义和团跟外国人拼命，企图让义和团和外国军队两败俱伤，自己好从中取利。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董福祥的甘军奉命进永定门，驻扎天坛。五月十一日前后，各国驻华公使被授予武力镇压义和团全权，公使们要求在天津的各国军队向北京进发。五月十三日，英、法、俄、美、日、德、意、奥等八国联军正式组成。次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联军2000多人由天津乘火车进犯北京。消息传到北京，董福祥甘军迅速占领北京车站，准备迎击联军。五月十五日，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前往火车站迎接联军，至永定门与甘军争道，因其无理恃强，被甘军射杀。甘军此举虽违反国际法，但其实质已成为清军抗击外敌入侵的开端。董福祥上书要求带兵阻击八国联军：“董军门福祥，今日呈请效力，愿亲自带领所属甘肃各兵往阻西兵进京。”五月二十二日，董福祥的甘军2000多人和义和团在廊坊车站向联军发起猛攻。浴血奋战两个小时，毙伤侵略者54人，残余之敌被迫退至杨村。当日夜晚，甘军和义和团袭击杨村，联军又伤亡近40人。在甘军和义和团的围击下，联军“进京之路，水陆俱穷”。二十三日，西摩尔无力北犯，遂率部从杨村由水路逃往天津。
廊坊战役，是中国人民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一次著名战役，挫败了帝国主义进犯北京的阴谋，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面对八国联军的大举进犯，清廷连续召开了3次御前会议，议论战还是和。第三次御前会议上，主战派占了上风，通过了宣战。并请求攻打使馆区，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批准。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1900年6月20日），攻打使馆区的战斗开始。除义和团外，董福祥所率甘军是攻打使馆的中坚力量。在接到攻打使馆的命令后，董部甘军只一小时就攻克了奥地利使馆。从五月二十五开始，董福祥部三十营全力攻打使馆，并动用了7尊开花炮，三面攻打，将东交民巷沿街铺面及公使馆住户全部焚毁，先后攻破了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等国使馆。期间慈禧太后曾下令停止进攻使馆，但董福祥违令继续攻打。甘军不断对英、法使馆发动进攻，一度几乎将法国使馆攻破。董福祥率甘军围攻使馆区历时56天，由于清廷政治上的投降，荣禄等主和派的明攻暗保，使馆区终未能尽行攻克。这时，八国联军约2万人进抵北京城下。七月十九日（公历8月13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城。京城已失去屏障，其他清军一触即溃，董福祥临危受命，率部坚守城池。这一天，俄军首先由东便门攻城，遭到甘军及义和团的顽强抵抗。二十日凌晨，俄军攻破东便门，直逼建国门。守城甘军据高阻击，弹矢横飞，俄军伤亡惨重，第十团团长安丘科夫被击毙，司令官华西里耶夫斯基将军被击成重伤。激战延续到下午，俄军才占领建国门，并由此涌入内城。攻打朝阳门的日军，同样遭到甘军与义和团的殊死抵抗。日军敢死队队员不断被甘军击毙。战斗从清晨一直打到黄昏，日军才得以进占朝阳门。而同样伤亡惨重的甘军士兵还在箭楼上向侵略者射击，表现了西北健儿悲壮不屈的战斗精神。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和震撼人心的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斗争，随着北京城的陷落而宣告结束。但在抗击八国联军入侵的战斗中，董福祥督率所部甘军将士同侵略者浴血奋战的事迹将永载史册。一位法国人在他所著的《庚子中外战记》中写道：“……至于中国军队，其在京与联军开战者约有3万人，伤亡之数约以4000计。当联军夺据京城之际，最称奋勇者为董福祥一军。”斯言极是。京城陷落后，董福祥护驾撤往西安。后来，在帝国主义列强和一些主和派大臣的压力下，董福祥被作为抗击八国联军的“首凶”而遭革职还乡，留太子少保衔。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董福祥率领旧部部分人马到宁灵厅安家，部属仍在马家滩屯田为生。是年，董福祥大起宅第，3年竣工，这就是“董宫保府”，简称“董府”或“宫保府”。期间，宁夏沿黄各县遭受水灾，董福祥捐资赈灾，并在马家滩安置难民。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董福祥病故于宁夏金积堡董府。八月，董福祥灵柩归葬于固原州南乡十里墩官山（今固原城南二十里铺）。遗嘱将贮银40万两上交国家，以资新政，并交出洋枪1600支运存宁夏。他在遗嘱中写道：“吾闻之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智，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子孙自食其力可耳。”伊斯兰教哲赫忍耶门宦第七代教主马元章在董福祥去世后曾献挽联评价道：“君是丈夫身，位泰山而立者；我有英雄泪，向黄河以洒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