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堡寨，以人名者，明代为最。降至清代，宁夏人民为了纪念主持开凿惠农、昌润两渠的兵部侍郎通智，在为新建的堡寨和桥梁命名时，多冠以“通”字。其数量之多，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乾隆宁夏府志》所载为例，堡寨有通宁堡、通朔堡、通贵堡、通昶堡、通吉堡、通义堡、通成堡、通伏堡、通润堡、通丰堡、通惠堡等。桥梁有通济桥、通春桥、通泰桥、通和桥、通朔桥、通贵桥、通昶桥、通吉桥、通义桥、通伏桥、通成桥、通平桥、通惠桥、通润桥、通丰桥等。有些地名、桥名今天仍在使用。当然，这些冠以“通”字的地名、桥名，有的可能与通智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取其“通顺、通达”之意罢了。
通智，满族人，曾任大理寺卿、工部侍郎和兵部侍郎等职，雍正四年至十年（1726年~1732年），在宁夏主持水利事务，为宁夏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对宁夏平原北部地区的开发建设更是功不可没。
清朝初年，宁夏北部还是一片尚未开发的荒滩地。这块滩地东界黄河，西至西河（西河在平罗县东2.5公里，乃唐、汉支渠余水排泄形成的河叉，北流入黄河），南北绵延数百里，东西宽二三十公里或一二十公里不等，蒙语称之为“查汉托护”，亦称“察罕托灰”或“插汉拖辉”，意为“白色河湾地”（或“天然牧场”），即今平罗、惠农县境黄河西岸的大片滩地。这里虽然沃野百里，但因唐徕、汉延两渠流不到那里，遂成为地旷人稀的荒滩地。康熙年间，蒙古鄂尔多斯郡王看到查汉托护草木茂盛，是一片难得的天然牧场，便请求越界在这里放牧，康熙帝允准。十几年过去了，鄂尔多斯牧民借口牧马，禁止当地居民打柴采摘，更为严重的是，这些牧民还逐渐南移内地，影响当地农耕。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宁夏总兵范时捷陛见康熙帝，“面陈利害，请以大河为界”。群臣廷议时，有的大臣不同意。后范时捷又上表力争，康熙帝最终同意范时捷的意见，下诏令鄂尔多斯蒙民退至黄河以东，不得再到查汉托护放牧。雍正初年，川陕总督年羹尧奉命到宁夏视察河渠后，朝廷相继派户部侍郎单畴书、右通政使史在甲和兵部侍郎通智来宁夏主持开渠，并号召宁夏籍文武官员为推动宁夏垦荒出力。不久，单畴书在宁夏病故，由通智主持开渠。
雍正四年（1726年）五月，通智和川陕总督岳钟琪前往查汉托护勘查，决定在这里开渠，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七月，通智主持开凿惠农渠，至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告成，投银16万两。惠农渠进水口设在宁夏县叶升（盛）堡东南陶家嘴南黄河花家湾。渠口处多为卵石层，渠岸坚实，不易坍塌。渠道由此向东北行，至平罗县西河堡，导入西河叉，最后归流黄河。惠农渠全长150公里，渠口宽43.3米，渠尾宽13.3米至16.6米，渠深3.3米至1.6米不等。为了节制渠水流量，建进水正闸1座、退水闸3座。又建涵洞数座，或便于上下渠道交流，或为了排泄它渠余水。沿渠建桥22座，西河上建桥16座，以便行人往来。开支渠百余道，长三四公里至数十公里不等，均建有陡口飞槽。此外，还在惠农渠之东的黄河岸边筑长堤160多公里，以阻挡黄河水泛滥时对惠农渠的冲击。叶升（盛）正闸上建桥房数楹，可供守闸人居住；其余各闸旁也建有水手房。沿渠两岸种植杨柳树10万余株。惠农渠开通后，通智又在黄河的支流“六羊河”上扩建成一条长55公里的“六羊渠”，这条渠后来改名为昌润渠。昌润渠是由惠农渠进水，流至平罗县省嵬城（今惠农县庙台乡庙台村）归入黄河。所以昌润渠实际上是惠农渠的支渠，以补充惠农渠的水利。昌润渠竣工时，通智曾即兴赋诗一首，抒发自己的喜悦心情。诗是这样写的：
黄河别派六羊通，石闸巍然跨彩虹。
激起众流增浪力，引开曲水灌田功。
川辉原润千村聚，野绿禾青一望同。
从此遐荒欢鼓腹，群歌大有慰宸衷。
惠农、昌润两条干渠的修成，使宁北地区大片生荒得以垦殖。清政府又拨库银15万两，招徕宁夏县、宁朔县、灵州、中卫县和固原州等地居民万余家到查汉托护安家落户。数万移民在新灌区“辟田园，葺庐舍，犁云遍野，麦浪盈畴”，使原先地旷人稀、相对落后的宁夏平原北部地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久，清政府在这里先后设置新渠、宝丰两县，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管理。这时宁夏平原的灌区已从宁夏城附近向北延伸数百里，一直达到从前西夏王朝的北方堡寨省嵬城附近。正如当时的诗人歌颂的那样：“察汗弃壤通理疆，绣畦北尽省嵬旁。”“灌沃原田三百里，边氓乐业如归市。”“若说良田更无限，风光谁亚小江南。”实事求是地讲，如果将通智称为大规模开发宁夏北部地区的先驱者，并不为过。另外，通智又对唐徕、汉延、大清3渠进行彻底整修，并建立了一套测量水文的办法。在修浚唐徕渠时，运土令改背斗（用芨芨草或柳条编制的背在背上的运土工具），后世沿用其法200多年，“工省而取土多，盖公之遗制也”。
雍正十年（1732年），通智完成了在宁夏治水任务回京。可惜，这样一位对宁夏水利建设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官员，却因佞臣进谗言于皇上而被杀害。通智被杀一事，笔者未尚查出史证，今惠农县惠农公园建有通智纪念亭一座，亭中石碑两面镌刻通智撰写的《惠农渠碑记》和《钦定昌润渠碑》，同时附有一段跋文作如下记载：“功成后，有佞臣进谗言于皇上，言沿惠农渠新设之堡，皆以‘通’字命名，如通宁、通朔、通贵、通昌、通吉、通义、通伏、通城、通惠、通润、通丰等，通智意在贪天之功，图谋不轨。雍正轻信之，遂降旨杀通智于今正闸桥。通智冤案直到乾隆年间才得以昭雪。乾隆皇帝念其功，追封为四渠（大清、唐徕、汉延、惠农）总龙王，并于正闸桥旁建庙塑像，规定每年四渠春工完竣之时，首先祭奠总龙王，文官到此必下轿，武官到此必下马，香火旺盛。”“文化大革命”期间庙宇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