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建人民公社
随着“大跃进”运动在全国的掀起，农村广泛兴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兴起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求在大面积土地上统一规划，修建长达几公里、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灌溉渠系，为此，农村出现了十分广泛的打破社界、乡界、县界乃至省界的较大范围的协作。这种协作不仅涉及农业生产合作社之间的经济关系，还涉及到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甚至县与县之间的经济关系。在当时的条件下，要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按照商品经济的原则，只能从调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和调整行政区划方面入手考虑。正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群众运动的发展，促使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萌生出改变农村基层组织结构的思想。
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规模，毛泽东早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就亮明了自己的观点：“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因此，1956年内一些地方办的高级社，规模比较大。
1956年秋后，一些地方因社的规模过大、难以管理、吃“大锅饭”严重而出现了闹退社、分社的风潮。中央为此于1957年9月14日发出《关于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和《关于做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管理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大社、大队一般是不适合于当前生产条件的。”“生产队是合作社的基本生产单位，一般以二十户左右为宜。”但在经历了批评“反冒进”的曲折，又遇到了农田水利建设大规模开展带来的新问题，毛泽东开始重新考虑合作社的规模问题。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听说广西出现并社现象时，毛泽东说：“可以搞联邦政府，社内有社。”1958年3月20日，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指出：“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文件下达后，各地很快开展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
农业社合并后，各地采用的名称多种多样，有的叫农场，有的叫集体农庄，有的叫社会主义大院，有的叫共产主义农场。6月间，一些地方出现了以“公社”命名的大社。这些大社的名称尽管不同，但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在尽可能地体现这种大社比高级社“更高级”的公有化程度。因此，1958年夏，公社一出现，立刻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7月16日出版的《红旗》第4期，刊载了陈伯达“七一”前夕北京大学的讲演稿《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明示了办公社乃是毛泽东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农村基层组织的构想。文章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很显然，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在这样‘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国民经济和文化普遍高涨的时候，人们已经可以看见我国将由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为期不远的前景。”8月，毛泽东冒着酷暑视察了河北、河南、山东的部分农村。8月4日，毛泽东一行首先来到河北省徐水县进行视察。毛泽东对这里的公共食堂、幸福院、幼儿园以及县办、社办小工厂表现出浓厚的兴趣。6日，在视察河南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时，毛泽东看到公社办公室门口的牌子，点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在视察公社棉田时，对陪同视察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社。”9日，在视察山东时，毛泽东又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毛泽东视察三省的消息，特别是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关于“还是人民公社好”谈话的消息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
陈永贵自从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就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在他心灵深处，公有制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1956年办大社失利，曾使他十分痛心，但并未因此而放弃对公有制的钟爱和追求。他爱看报纸，关注时事，留意新闻，时刻盼望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出现，尤其是报纸上出现“毛泽东”三个字时，他总是抓住不放，一口气读下去。那天，他看到《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主席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的消息，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赞扬使他兴奋不已。他多次到县党校学习，党课的内容多是讲共产主义，讲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现在又看到毛泽东主席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陈永贵坐不住了。
第二天，陈永贵就到武家坪传递消息，接着又鼓励几个邻村的党支部书记联合起来创办人民公社。凭他当时的影响和实干精神，他一呼百应，几天时间就联系了7个高级社的主要干部，由他们推荐，挑选出64名干部群众代表，浩浩荡荡开赴县城，向县委请示：坚决要求办人民公社！
当时，人们的热情很高，县委也有意创办人民公社。于是，主要领导欣然同意。8月24日，在武家坪敲锣打鼓成立了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包括7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809户人家，1370口人。11月6日，红旗公社进一步扩大为105个高级社，更名为城关农村人民公社，陈永贵任城关公社党委副书记兼大寨党支部书记。
几乎在红旗人民公社成立的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在全国建立人民公社的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议》认为“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决定在全国全面推广建立人民公社。《决议》还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北戴河会议后，人们普遍乐观地认为中国的经济将会很快发达起来，共产主义不仅可以在中国一国首先实现，而且在一个国家中一些敢想敢干的地方可以率先进入共产主义。河北省的徐水县就开始了进入共产主义的试点工作。
其时，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毛泽东认为“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在徐水视察时，毛泽东曾提倡一天吃五顿饭，之后，他多次在不同会议上谈到吃饭不要钱的问题，还提倡实行东汉末年张鲁的“五斗米教”，搞“义舍”。于是，媒体大肆鼓吹大办公共食堂是消除私有观念、提高集体思想、增加共产主义因素的最好形式。因此，大多数地方建立人民公社后，便把农民自家的粮食集中起来办公共食堂，搞所谓“敞开肚皮吃饭，甩开膀子干活”，实行吃饭不要钱。
大寨也办起了公共食堂。大寨的公共食堂设在贾进才几户住的大院里。那时，村里除几个人外派参加公社组织的大炼钢铁外，大部分劳力忙着收割秋粮。每天，生产队长举着喇叭一喊，人们便齐刷刷地走向田野。收工号令一发，大家将挑回的庄禾往场上一放，便扶老携幼涌向食堂，尽情地享受那统一免费不定量供餐的“共产主义天堂”生活。
陈永贵发自肺腑地赞同办食堂，有一位富裕社员说了几句公共食堂的怪话，陈永贵就动了怒，声色俱厉地说：“反对公共食堂，就是反对人民公社，反对人民公社，就是反对总路线和社会主义！”
然而，公共食堂实行吃粮不定量，吃饭不掏钱，出现了严重的粮食浪费问题。自幼挨饿长大的陈永贵容忍不了人们浪费粮食，也因此感到仅靠各家各户那点存粮无法实现“敞开肚皮吃饭”。办起食堂后不久，他就开始考虑一系列问题：如何增加饭菜的花色品种？如何照顾老幼病残行动不便者？食堂浪费严重，如何加强管理？尤其是在粮食尚不富裕的情况下，如何保证供应？
这些问题被提到了党支部会上，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讨论磋商，大寨公共食堂进行了改革：由大家信赖的管理区保管贾承仁任食堂事务长，一周食谱不重样，以家庭为单位由一人打饭回家去吃……这些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项举措是确立了公共食堂实行以人定量凭票吃饭的制度，即基本口粮和按劳动日分配相结合，人劳比例是二八开。基本口粮按人定成，1至3岁定4成，4至6岁定7成，7岁以上定10成，一个劳动力分0.5公斤粮食。全村1959年的平均口粮为202.5公斤，其中基本口粮占80%，每成为17.15公斤，劳动粮占20%，每个劳动日多吃0.565公斤，指标到户，按月分发粮票，多吃不补，剩余归己。这些措施的实行，既保证了社员的生活，也节约了粮食。由于进行了改革，大寨食堂在整个昔阳县是办得较好的，坚持的也是较长的。1959年10月，县妇联在一份总结和推广大寨食堂经验的材料中说：大寨办食堂一年中，吃白面饺子8顿，油果1顿，烙饼1顿，蒸馍4顿，拉面1顿，大米饭4顿……那时候，一年里能吃到这样的饭食，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大寨的公共食堂因为有厚实的集体家底，总体上说比其他公社办得不错。尽管如此，吃食堂毕竟难以满足不同人员口味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它不符合当时的生产条件、生产水平和社会发展规律。办了两年后，大寨食堂也跟着其他地方散了伙，供给制的共产主义夭折了。
“人民公社是金桥”，陈永贵也曾由衷地赞扬过人民公社，但公社成立后的一些做法，却使他产生了一丝的迷惘，感到自己向往已久、积极参与建造的人民公社并非理想世界。一方面，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使陈永贵等农村基层干部在工作中受到形式主义的很大掣肘；另一方面，“一大二公”的组织特点，带来贫富拉平的一统局面，使群众生产积极性遭受严重挫伤。1958年，秋收分配时节，按照当时公社的统一要求，为增加共产主义要素，要提高人口分配比例，以劳动日和人口65：35分配。大寨那年总收入39593元，人均收入67.3元，均比上年增长一成多，但按此比例分配，收入减收和持平的农户占到农户总数的1/3，且皆为劳力多的农户，劳力越多减收越多。面对这种分配结果，陈永贵百思不得其解。
1958年冬，为了显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城关公社决定办万头猪场，要求调集各大队的猪至公社集中喂养。这一做法令陈永贵对成立公社的好处再次产生了疑惑。那天，陈永贵到办公室，会计贾承让告诉他此事。他皱皱眉头，过了一会儿才说道：“公社办猪场，怎么不自己买小猪？借孩子祝满月，虚体面！”言语中流露出对调猪办场的不满。然而，人民公社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的，调配生猪是公社所有制的职能，自己又兼任城关公社党委副书记，此事该如何处理？陈永贵为难了。他默默地抽了一袋烟，才对贾承让说：“能拖就暂时拖拖。”公社一催再催，大寨一拖再拖。最后，公社派人到大寨，陈永贵还是拒绝了：“不是舍不得几头猪，办什么万头猪场，放在这里养和放在那里养不是一样吗？只不过换个地方，说不定活猪喂成了死猪。我不明白为啥要办这种事。”陈永贵是劳动模范，又是城关公社的领导，他不同意调猪，来人也不好勉强。尽管猪没有调走，但陈永贵的心里却很不舒服，他不明白“一大二公”是怎么个公法，自然陷入了对他一往情深的人民公社的沉思之中。
当然，这一问题也非陈永贵所能解决。他思来想去，认定一条：不管搞什么，提高粮食产量是首要。为此，陈永贵在会上几次叮咛：“外面的事咱管不了，大寨的事必须精心干好。买卖说谎赚了钱，庄稼说谎耍了拳。干好就有发言权！”这一时期，陈永贵继续带领大家搞农田基本建设。继三战狼窝掌之后，1959年冬治理麻黄沟，垫土2190多立方米，建成高标准稳产高产田8亩；1960年冬，又在村口的老坟沟改河闸沟，造地5亩。田间管理上，种子田、合理密植等都在按部就班地试验着……到1962年，十年造地计划全面完成，原先4700多块“地里上粪地边流，冲走肥土露石头”的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经过挖石填土、调剂土壤、里切外垫，修成了2900块坝牢、堾齐、地平，能经受较大雨水袭击和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陈永贵带领大寨人专心在土地上做文章，使大寨一如既往地显示出它的生机和活力，与同时期全国农业总产值连续三年负增长、生产大幅度滑坡、许多地方出现严重饥荒形成了鲜明的反差。1959年，大寨经历了先旱后涝两次灾难，但平均亩产仍超过上年，达308公斤，售粮12万公斤，户均1500公斤，人均口粮240公斤，大队的储备粮也比上年有所增加。1960年是国民经济最困难的年头。北方地区的晋、冀、鲁、豫、陕、甘、青七省遭受严重干旱，昔阳灾情严重，粮食大幅度减产。但是，大寨的庄稼却枝粗叶茂，穗大籽饱，秋后亩产达330.5公斤，售粮14万公斤，户均1750公斤。1961年，大寨又取得平均亩产336公斤的好收成，这一年，大寨又向国家售粮12万公斤。
这一时期，大寨人为了多缴爱国粮，为了替国家分忧解愁，他们主动压缩自己的口粮。1960年秋后，晋中地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落实当年的生产和生活，山西省委副书记王谦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鉴于当时困难户多的情况，社员的人均口粮定为175公斤，最多不超过190公斤。在讨论的时候，晋中地委书记处第一书记贾俊介绍了大寨的生产和生活情况。王谦听后明确表态，大寨的人均口粮不低于200公斤，以体现按劳分配的政策。会后，昔阳县委向全县传达了会议精神，又把王谦副书记对大寨的指示转告给陈永贵。陈永贵得知会议精神后，找到县里领导，坚持要求把大寨人的口粮压一压，说：“国家有困难，人民有困难，大寨不能吃那么多口粮，我们的口粮少一点，有眉豆瓜果顶上，工人和战士们没有粮食吃该怎么办？”在他的执意要求下，县领导最后答应他口粮最少留到195公斤。
陈永贵领导的大寨人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推动生产，粮食产量年年上长，向国家缴纳的商品粮年年增加，他们在全国困难时期表现出来的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着实令人钦佩和感动。
1962年，大寨粮食总产量275.63万吨，亩产387公斤，油料总产量1010公斤，瓜菜总产量6.74万公斤，除社员生活所需自给自足外，集体家业也迅速壮大。大队不仅喂有32头牛、12头驴、8头骡、11匹马，饲养着120头猪、240头羊，还有3辆马车。全大队总收入达到85000元，为10年前的8倍，公共积累累计已有47847元，库存储备粮3万余斤。
二、支援困难社队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带给我国农业发展的是一场大倒退，经济严重滑坡，出现全国性的粮食危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不少地方发生了营养不良、浮肿病甚至饿死人的现象。这一时期，大寨连年丰收，陈永贵丰收不忘国家，不忘兄弟队，在积极上缴爱国粮的同时，又向困难社队伸出了友谊之手。正如他所言：“要是我们光顾自己，不顾国家，不管别的兄弟队，那还算什么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处理国家和别的集体关系的时候，是先国家，后集体，先别的集体，后自己的集体。”
大概是由于生存条件恶劣，单门独户难以应对天灾人祸的缘故，大寨人生来就有一种相互依存彼此帮扶的品格。集体化后，土地、牲畜统归集体，生产劳动集中进行，陈永贵又笃信社会主义，经常用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教育社员，告诉大家“不仅乡亲间要相互关心帮助，还要关心爱护集体；不仅要关心自己的集体，还要关心别人的集体；不仅要关心集体，更要关心国家，国家是个更大的集体。”“一个大队算不了什么，国家是大海，自己不过是一滴水。一个大寨生产再先进，卖的余粮再多，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要是全省、全国的生产大队都办得比大寨好，国家还怕不富裕，我们还怕什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捣乱！”这些自然为团结互助传统风气的发扬光大提供了沃土。
在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的熏陶下，大寨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国为怀、助人为乐的高尚风格。早在合作化时，大寨就以逐步强盛起来的集体经济实力，为国家提供尽可能多的粮食。从办初级社到1962年，10年间大寨共产粮食179.937万公斤，售粮75.9万公斤，卖给国家的粮食占总产量的4成还多。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高尚的爱集体、爱国家的思想，陈永贵把帮助兄弟生产队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一向是倾心帮助，不遗余力。
“大寨带井沟”是陈永贵帮助兄弟队的一个典型事例。
井沟和大寨生产队同属大寨公社，都在虎头山下，大寨在山西边，井沟在山东边，两队的客观生产条件基本相同，但粮食产量悬殊却很大，1958年大寨平均亩产已达270公斤，而井沟只有100多公斤。从1959年起，陈永贵开始在经济、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积极帮助井沟。那一年，虎头山一带遭了旱灾，井沟事先缺乏抗旱准备，结果收成减产两三成，连社员的口粮也出现了问题。而大寨几乎看不出一点灾情，社员们够吃够用，仓库里还囤着粮食。井沟党支部书记赵银全向陈永贵请教，并邀请他到井沟指点指点。陈永贵对井沟的土地和耕作情况非常熟悉，他对赵银全说：“你们要增产，先得整地，在提高地力上下功夫。至于要我去井沟，那好办。只要你们有决心迎头赶上，别说去一次，去十次八次都行。”打那以后，陈永贵经常爬过虎头山，去井沟传授经验，井沟的干部们也经常带着社员来大寨取经。
1960年夏季，玉米长得齐了腰，大寨社员们忙着锄地、追肥。陈永贵却还操着另外一份心。一天，他站在虎头山上向东瞭望，发现井沟西坡的玉米地里有的苗不壮，叶子发了黄，他想：眼下庄稼正需要追肥，井沟的地里却不见动静，是不是他们积得肥不够用？当天晚上，陈永贵召开了大寨队委会，他在会上讲了井沟的情况，并建议大队从刚买进的2500公斤氮肥中，拿出500公斤支援井沟。氮肥在农民心目中可是宝贝，陈永贵的话当场就引起了争论，有的说：“咱正紧用，怎能送给别人？”有的说：“人的胳膊只能往里弯，还能往外弯？”陈永贵觉得大寨社员们顾自己的集体，不能说不对，可只顾自己，不管兄弟队，就不好了。他站起来说：“要把帮助兄弟队说成是胳膊往外弯的话，有时就该把胳膊往外弯。你们说，不管是往里弯，还是往外弯，还不都是弯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大家庭了。这有什么不对？”接着，他要求大伙讨论：“大寨成了先进单位，同兄弟大队有没有关系？”问题一提出，大家立即嚷嚷起来，说，如今搞生产，谁也离不开兄弟队的帮助，远的不说，前两年大寨修机房，缺木料，井沟把他们山上的大树砍伐掉，还加工好送到大寨来。如今，我们富足了，能忘掉比较贫困的兄弟队吗？绝对不能。陈永贵见大家议论到这里，马上言归正传：“眼下，咱大寨的庄稼长得壮实，井沟那片玉茭地发了黄，我说把500公斤氮肥上到井沟地里，增产的作用要更大。这也是我们对困难兄弟队应尽的义务。”陈永贵想得宽，看得远，大家从心底里佩服，支援一事就这么定了。井沟因为有了大寨支援的化肥，秋天西坡地的玉米每亩多打了百把斤。
1961年春耕时节，陈永贵像关心大寨一样关心着井沟的播种工作。一天下午，陈永贵跑遍了井沟的沟沟岔岔，晚上又参加了井沟的队长会议。赵银全把种植计划递给陈永贵。那只是一个每亩种几株玉茭、每亩种几株谷的计划。陈永贵看后对赵银全说：“这计划太不具体，得一块一块来。”赵银全遂让会计打开地亩账，在陈永贵的指导下，逐块制订密植计划。制订了密植计划后，陈永贵又建议井沟实行间作以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和改善人民生活。谁知赵银全说：“大寨的经验在我们井沟都顶了事，可就是间作这一项不见效，去年四队间作的豆子产量就很低。”原来，井沟早已悄悄地学大寨在搞农作物的间作。陈永贵详细询问了井沟间作的土质、肥料、下种情况，发现井沟在玉茭地里间作的豆子品种不对头。根据他多年的经验，在当地的玉茭地里间作大黑豆最适宜，而井沟间作的是小豆子。这种小豆子经不起热，透风不良，就会造成减产。陈永贵的一席话，使井沟人茅塞顿开。第二天，陈永贵又派了他的50名好汉，来井沟边参观，边传授经验。这一年，由于有了陈永贵的帮助，井沟增产幅度不小，但亩产量和户均售粮，都不及大寨多。
是年冬，井沟决定开拓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对此，陈永贵认为，像井沟那地方，山洪经常冲刷，大量开荒，不只新开的地保不住，还会助长水土流失，冲坏原有的耕地，于是，他诚恳地向井沟说明开荒的弊端，并建议井沟通过闸沟淤地的办法扩大耕地面积，他说：“你们把那条七里沟闸住的话，不出二年，就能增加百十亩好地。”井沟人按照陈永贵的指点，开始了规模浩大的七里沟闸沟工程，奋战90天，砌起了108道石坝，垫起了一层肥土，卵石累累的河沟变成了梯田。
1962年，井沟粮食亩产由1959年的135公斤提高到202.5公斤，改变了先前的贫困面貌，成了全省的先进单位。1963年3月，赵银全和陈永贵并肩出席了山西省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大会，井沟和大寨一样，以优异的生产成绩被评为山西省特等农业生产先进单位。
帮助困难队，帮助后进队，以帮助别人为己任，这样的事在陈永贵身上还有好多。
金石坡生产大队老早就想有一套马车，可一直也买不起。1962年秋季的一天，县生产资料公司翟经理打电话给陈永贵，说巴洲供销社要出售一辆胶轮马车，连车带两头骡两匹马一共才8000元，比当时市价低得多，如果大寨想要，尽先售予。第二天，陈永贵进城看了马和车，车不赖，八成新，两头骡子，口齿很轻，两匹马，稍微上了点口。回来的路上，他一边走，一边琢磨：“没说的，是便宜，社员们听了一定乐意买。可是最需要的地方，还是金石坡大队。”金石坡是大寨的近邻，集体经济不很富裕，年年整风，金石坡的群众都给党支部提意见，说金石坡“闹腾了这么多年，连根骡毛也没有。看人家大寨，大车鞭儿叭儿叭儿地脆响”。陈永贵听到这个反映后，早就想帮金石坡买一辆车，现在机会来了，正好让给他们。可是，回来向社员一宣布，不少社员争着说：“咱要，咱要！”陈永贵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咱已经有了三辆马车了，而金石坡连一辆都没有，这套马车先让给金石坡。但社员们还是不同意，有的说：“这么便宜的东西咱不要，让人家要？”还有的说：“咱不是还有一辆没有拴起来？要不，咱把牲口要下，把车让给金石坡。”见大家思想不通，陈永贵便给大家讲国家和集体的关系，集体和集体的关系，他说：“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才是春。咱们在党的领导下，过上富裕日子了，还应该帮助兄弟队，也和咱一样富起来。”社员们的意见终于统一了。当天晚上，陈永贵就给金石坡的党支部韩德元挂了电话。韩德元高兴得不得了，一连声地道谢。第二天，陈永贵和金石坡的李存良进城将马车赶了回来。金石坡祖祖辈辈喂的都是牛和小毛驴，这回见了骡马大车，全村男女老少都来争看。年轻小伙子更是高兴得不得了：“今后，我们就要少压扁担了。”可是，金石坡是个穷村，暂时没有现款。几天后，陈永贵又进城，从银行提出了大寨大队的存款，借给金石坡付了车马款，又到税务局上了税，托人把税票少给了韩德元。
1959年春天，城关公社青岩头大队粮食短缺，向大寨求援，陈永贵答应从集体储备粮中拨出一点给他们。管委会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个别人说：“给粮食可以，价钱可得由咱们定。即使借，也不能白借。”陈永贵不这样看，他想：旧社会，地主富农资本家就是趁灾荒困难时期，囤积居奇，卖高价粮，放高利贷，剥削他人。他对大家说：“现在是什么社会？旧社会剥削阶级乘人之危，坑害别人，自己发财，大寨人哪能干那种事？”陈永贵高尚的风格，耐心的教育，使大寨人思想更高，眼界更开阔。1960年和1961年，昔阳县连遭旱灾，大寨周围不少大队粮食减产，生活有困难。因为大寨生产搞得好，年年有储备，不少大队来找陈永贵借粮食。只要库里有，陈永贵从未拒绝过。几年来，借出的粮食有五万多斤。在归还的时候有什么粮就还什么粮，没有粮就按照国家收购价格折还现金。1963年大寨遭到了特大洪灾，房子倒了，有些粮食也被压了，借了大寨粮食的大队，心里过意不去，有的找上门来还粮食，陈永贵知道他们刚刚遭了雹灾，就说：“我们有灾，你们也有灾，你们的困难，也就是我们的困难，还了粮食你们受困难，还不和我们受困难一样？”不仅如此，他和带着大寨的几个干部，在附近村庄转了个遍，发现井沟、金石坡、武家坪这几个大队的庄稼黄蜡蜡的，得赶紧施肥。可一打听，都说肥料紧缺。于是，陈永贵从新买的4000公斤化肥中拿出1000公斤让给兄弟队使用。
1964年是大寨生产大队建设最紧张、也是最困难的一年，但陈永贵并没有放松对兄弟队的帮助和支援，他提出了“大寨周围无落后”的口号，在每个重要的农时季节，他都要派出专人，到周围的井沟、金石坡、武家坪、安家庄、留庄等大队传经送宝，帮助兄弟队规划生产，传授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同时，还支援了兄弟队2500公斤优种和15000多公斤饲草。
三、轰动全省
在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陈永贵领导的大寨不仅户户有饭吃，人人安居乐业，还超额完成了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而且慷慨解囊，全力帮助兄弟社队。陈永贵在困难时期所显示出的领导才能，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逐级引起了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陈永贵先由晋中地委确定为基层党支部学习的楷模，后又被山西省委树为全省党支部书记学习的模范。
1959年12月，晋中地委在昔阳县城召开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现场会，各县县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农工部长及各试点公社及管理区负责人23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上，陈永贵作了典型发言，晋中地委对大寨党支部工作经验和大寨农业生产管理经验进行了概括，号召在全地区推广大寨经验，并向中共山西省委写了报告。会议期间，晋中地委书记处第一书记贾俊在张怀英的陪同下，深入大寨田间搞调查研究。当他看到大寨的土地和庄稼后连连叫好，说大寨是晋中的榜样，陈永贵是基层党支部书记学习的楷模。
1960年6月，中共晋中地委作出《关于开展学习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领导方法的决定》。《决定》指出：“以陈永贵为首的昔阳县城关人民公社大寨管理区党支部在领导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中取得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是晋中区数千个党支部的一面红旗，陈永贵成为晋中区数万个基层干部中的一个典型，是值得学习的好榜样。”《决定》进一步指出，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的领导办法是多方面的，最值得学习的是：学习陈永贵同志在办初级社以来的八年中，一直坚持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方法；学习陈永贵同志坚持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学习陈永贵同志用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分析问题的方法；学习陈永贵同志先公后私的精神和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学习陈永贵同志处处关心群众生活的做法。《决定》最后号召各级基层组织要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以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为一面镜子，对照检查自己和自己地区的工作，创造性地学习和推广陈永贵与大寨党支部的领导经验。稍后，贾俊专门写了一篇题为《学习大寨党支部和陈永贵的领导作风》的文章，发表在8月6日的《山西日报》上。文章从大寨粮食连年增产、集体财富增加、穷大寨基本变成富大寨的实际出发，从五个方面肯定了大寨党支部实行的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领导作风和领导经验，即支部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党员有高度的为人民服务的热忱；有一套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方法；经常摸群众的思想，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将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当作党支部的主要议题；在战斗中不断提高党员和群众的思想觉悟，不断改进工作方法。
1961年3月26日，中共昔阳县委作出《关于认真推广大寨经验的决定》。《决定》指出，大寨生产队几年来，在领导农业生产上积累了一整套丰富的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但就目前来说，最需要和最有价值学习和推广的经验有：整修土地，增施肥料，因地制宜进行土地基本建设；认真执行党的各项基本政策，调动社员劳动积极性，认真坚持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和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妥善处理生产队和生产小队之间的关系；树立正确作风，密切党群关系。1962年，晋中地委号召在全区推广陈永贵和大寨干部“参加生产和领导生产相结合、革命干劲和科学态度相结合，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运用农业‘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农业生产”的经验。1963年5月，中共昔阳县委号召全县党员干部把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作为一面旗帜，做“陈永贵式”的干部。不久，中共晋中地委又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学习陈永贵同志出色地领导大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模范事迹，学习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贵品德，把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提到新的高度。
这样，一个“学永贵，赶永贵”和“学大寨，赶大寨”的运动在昔阳县和晋中地区逐渐展开。
陈永贵早在1952年就因其领导的互助组获得农业生产大丰收，受到了省政府的奖励。之后，也曾多次荣获省劳模的光荣称号。但他引起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从众多劳模中脱颖而出则是在1959年12月以后。
1959年12月晋中地委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现场会后，晋中地委将关于学习陈永贵事迹和大寨生产管理经验的决定报到中共山西省委，首先引起了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重视。在举国困难时期能够出现这样的好支部书记、这样的好经验，无疑具有极大的典型意义和重要的榜样作用。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党支部总结的农业生产管理经验，不仅对晋中一个地区有指导作用，对全省也有指导作用。于是，他决定在全省宣传陈永贵这个典型，推广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1960年2月，中共山西省委转批了中共晋中地委的报告，并向全省发出“学习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号召，要求全省所有农村基层干部，首先是党支部书记，开展一个学习陈永贵带头参加劳动、搞好生产、搞好工作的运动，并介绍了陈永贵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领导大寨人民走农业集体化道路，改变生产条件的模范事迹。为了配合这一活动，3月15日，《山西农民报》以整版的篇幅详尽地介绍了陈永贵的先进事迹，认为陈永贵是“用共产主义劳动观点的手脑并用的新人”，是“又当司令又当兵，手脑并用新英雄”。该报充分肯定了陈永贵在领导农业生产和参加劳动中所做出的成绩，认为农村基层干部参加劳动，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工资问题，更重要的是掌握了生产情况和生产中的问题，加强了党的领导，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6月18日，《山西日报》发表了题为《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的社论和《领导作风好，群众干劲高，生产大飞跃——大寨支部是坚强的战斗堡垒，陈永贵是出色的党支部书记》的长篇通讯。社论从“怎样才能当好党的支部书记”这一问题出发，高度概括了陈永贵作为一名好的党支部书记所具有的优良品质和风格，动员全省支部书记们要向陈永贵看齐，学习陈永贵，赶上陈永贵，超过陈永贵，改进领导作风，加强支部的战斗力，保证实现当年的持续“大跃进”。
据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1965年10月在《让大寨精神遍地开花结果——山西农村开展学大寨运动的初步总结》 一文中回忆，省委的这个号召当时并没有引起各地的普遍重视。翻阅这一时期的《山西日报》，我们似乎可以找到其中的一些原因。1960年9月22日头版发表《农业第一线上的一个出色战斗队——介绍榆社县城关公社大寨管理区大寨生产队的领导方法》。23日头版发表《一个好当家——介绍柏子公社燕家坪管理区第一生产队队长李天才的领导方法》，24日头版发表《知心书记——介绍小辛庄生产队党支书王玉堂做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10月12日，头版头条《坚持劳动定额和评工记分制度》，介绍了武乡县大有公社凤台坪管理区六年来坚持执行劳动定额、评工记分的经验，并加了中共山西省委按语，要求全省各公社效法该做法，把管理工作提高一步。1961年12月2日，刊登了《尚明智——一个领导群众改变山区面貌的党支部书记》，15日，登载了《依靠集体，挥动双手，艰苦奋斗，建设山区——西沟组织起来十九年巨变》的长篇通讯。1963年3月11日，又在头版发表通讯：《发扬革命光荣传统，勤勤恳恳为集体兴家立业——武侯梨坚持以参加劳动领导生产十年如一日》，并配发了社论《评武侯梨工作方法》……如此多的学习榜样，自然分散了人们对大寨和陈永贵的注意。
然而，真金不怕火炼。1963年3月13日—3月19日，山西省1962年度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召开。会上，陈永贵代表大寨作了典型发言，生动系统地介绍了大寨的经验以及大寨帮助井沟进步的事迹，他说：“一个先进大队，在周围的大队都比你落后的情况下，就可能停滞不前，因为屁股后边没有人赶嘛！一个先进单位要能帮自己周围一两个后进单位，别人能先进，自己就能更先进，支援别人也就是支援自己。”陈永贵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和中共山西省委的高度重视。省委从陈永贵发言中得到启示：不树立榜样，不能说服人；单有榜样，不能带动后进单位赶先进，超先进，先进单位就不能巩固提高。所以，在这次农业生产先进集体单位代表会议上，省委总结了大寨的增产经验和大寨带井沟的经验，认为这是先进经验以较快速度在大面积上开花结果，缩小后进面，扩大农业生产先进面，改变不平衡状态的有效措施，提出学习大寨“一带二”，号召全省两万多个农业生产先进单位，发扬“见后进就帮”的共产主义风格，主动去帮助附近一到两个后进单位赶上先进水平，形成一个比学赶帮超的群众运动。当然，一带三、一带四更好。陶鲁笳书记在报告中高度赞扬肯定了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他说：“陈永贵所领导的大寨生产大队，粮食产量扶摇直上”；“在这几年的战斗风浪中，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有着越来越明显的阶级斗争观点，自觉地执行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因此他们能够顶住一切资本主义歪风邪气，在大风大浪中不动摇，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贵品德和坚贞气节”。陶鲁笳断言，“只要我们有千千万万个陈永贵式的党员干部和大寨党支部那样的战斗堡垒，我们的集体化制度就是打不烂、冲不垮的铜墙铁壁”。
“一带二”号召的提出，迅速得到了全省农业生产先进单位的积极响应，他们纷纷自找帮助对象，上门传经送宝。同时，也极大鼓舞了许多后进单位学先进、赶先进的信心和勇气，他们自觉确定学赶目标和措施，主动求师取经。于是，一个在全省范围内学习陈永贵、学习大寨的运动开始由点到面扩展开来。
四、六三抗洪
三晋大地之外，最早对陈永贵作出反应者当是敏感的国内主流媒体。继1963年7月《红旗》杂志刊登《昔阳县四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的文章，开始把陈永贵和大寨的名字介绍到娘子关外后，8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在农村阵地上——记昔阳大寨党支部和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在全国首次以整版篇幅专题推出陈永贵和大寨。然而，真正使陈永贵和大寨引起党和国家高层领导重视的竟是一场不期而至的毁灭性灾害。命运和陈永贵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命运又使大寨化灾难为神奇，创造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人间奇迹。
这场灾害，这个玩笑就是1963年发生的特大洪灾。
这年3月间，陈永贵在全省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信心十足地表示：奋战六三年，亩产过长江！会罢便紧锣密鼓组织生产，春耕播种。待到6月中旬，李顺达、武侯梨、张聚全、王德合等23名劳动模范前来考察、访问时，虎头山上已是满坡葱绿，一派生机盎然，大秋作物长势喜人，田间管理也搞得很好。照理，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寨干部和社员都对秋后收成充满了无限的希望。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的前一天，1963年8月2日，一场罕见的暴雨从天而降，遮天盖地，整整下了七天七夜，降雨量达590多毫米，相当于1962年全年的降雨量！雨大风急，山洪暴发，虎头山下的洪水所到之处，山流、路断、坝塌、地冲、庄稼倒伏，除了狼窝掌，大寨人十年经营起来的100多条大坝被冲垮，层层梯田被冲成了大沟壑，好端端的土地被冲得剩下了红石坡。七条沟里，波浪滚滚，奔腾呼啸，800多亩耕地有139亩连地基都被吞没了，40多亩被上面冲下来的流土淹埋，540多亩被洪水冲刷过。全村150眼窑洞，全倒塌了的有113眼，有危险不能住的27眼；125间房屋，塌了77间，有危险的36间；全大队80余户人家，78户塌了住房。还淤没存粮11787.5公斤，其中集体4805公斤，社员户6982.5公斤。
在狂风暴雨的七天七夜里，大寨人在泥里、水里和大自然搏斗着。党支部迅速组织了抢险队，贾来恒、贾承让、贾进才、梁便良、赵大和带领三十多名党、团员和基干民兵，出生入死，从快要倒塌的房屋里抢救人，抢救牲畜，抢救集体和社员的粮食财物。
莎荫、范银怀在《大寨之路》中描写道：
共青团支部副书记贾吉义领着一帮年轻人，刚刚把二十三头大牲口从快要倒塌的圈里救出来，忽然听见大队长贾承让喊：“抢救粮食呀，仓库块塌了！”他们又直奔仓库，夜黑得像一片漆，放着粮食的窑洞，土皮一片一片塌下来。危险！但是，贾承让冲进去了，贾吉义冲进去了，陈明珠冲进去了。年轻人、老年人都冲进去了。他们冒着塌窑的危险，扛的扛，担的担，奋战了两小时，三万斤粮食刚运出窑洞，突然，轰隆一声，窑顶裂开了一尺宽的大缝，泥土哗哗塌下来。
七天七夜，大寨人很少合过眼。
大寨人三百多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房子冲毁了，大家就挤到一处住。社员贾货小房子塌了，全家五口人没着落，贫农贾承禄把自己房子腾出来，还帮他们砌火炕，修房间。陈永贵的儿媳妇刚生下娃娃，房子本来不宽余，可他们宁肯自己人受累，还是把好房子让给别人住。
天降大雨的时候，陈永贵正在参加昔阳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针对突降的暴雨，陈永贵建议大会就当前全县人民的抗灾斗争进行讨论，采取紧急措施，组织人民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但此时此刻，最让他牵挂的是大寨，4日上午他就急着往村里打电话询问情况，安排部署抗灾抢险工作，但很快，电杆被洪水冲断，他和大寨联系的唯一通道中断了。此时，县城已经开始骚动，松溪河上游的郭庄水库不断有险情告急，下游居民纷纷紧急疏散，一时间人心惶惶。陈永贵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5日散会后，就心急如焚地想往回赶，无奈，大雨未停，松溪河河水太大，没过了头顶。直到8日，雨住了，陈永贵才又急匆匆赶到松溪河边，只见浑黄的河水满畔彻岸，淹没了原先的道路，冲毁了小桥，冲得石头满河床乱滚，咆哮着打着漩涡奔腾而去。过河心急，回村心切，不会游泳的陈永贵卷起裤腿跳下了水，然而浪高水急，洪水很快淹到他的脖颈，就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几个不认识的年轻人帮助了他，将他护送过了河。
陈永贵回来了！
此时的陈永贵，心情比谁都难过，十几年，大寨人兢兢业业，修地打坝，不知花了多少心血，怎能不心痛！但他明白大家都在看着他，他的一言一行甚至一个表情都会在村民中产生重要影响。他是大寨人的主心骨，只要他能挺住，大寨人就会信心不倒，大寨的山水就可以重新得到治理，大寨这个太行山区的典型就可以更放异彩。
乡亲们见到陈永贵，立刻将他围了个水泄不通。经过七天七夜的奋战，人人都像是大病了一场，个个失声痛哭，周围是一片凌乱，一片唉声叹气。不少人对陈永贵连哭带讲：“庄稼冲了！”“房也塌了！”“地刮了！”“以后的日子咋过呀！”陈永贵见大家愁眉苦脸，反而显得镇静起来，显得轻松了许多。他没有更多地谈论梯田、大坝、窑洞和房屋这些让人难过的话题，而是询问人员、粮食和牲畜的情况，当贾承让告诉他没有人员伤亡，牲畜也在，粮食也大部分抢出来时，他极富戏剧性地拱起双手，朗声叫道：“那我给大家贺喜了！”
众人都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解不开这“道喜”的含义，奇怪地问：“房倒了，窑塌了，地冲了，哭都没有声音了，还道什么喜？”陈永贵不慌不忙地吸了两口旱烟，讲出了一番道理：“这场大灾要落在旧社会，恐怕我们这些人都不在了，不是被压死，就是逃荒饿死。可是现在，遭了这么大灾，全大队没死一个人，没伤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想去逃荒，这还不是喜事？只要我们人在，有共产党领导，有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还怕战胜不了这点灾害！”接着，他一条一条数起“喜”来。他说：“我真的是给大家道喜嘛！不承认是喜？第一，遭了这么大的灾，一个人没有死，人在就是大喜事呀！民国九年，咱这里遭了旱灾，灾比这次轻得多，灾后，我家五口，母亲、姐姐、弟弟都被迫卖了，只留下我和父亲。第二年，因生活所迫，我父亲也上吊自尽了。这次大灾，我家还是五口人，灾难里没有死一口，灾后也不会卖一口。自古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有人在，什么也不怕。第二，遭了这么大灾，咱大队的几十头牲畜没有损失，这是不是喜？第三，大灾中，咱们的粮食保住了些，饿不了肚子，道不道这个喜？土地刮了，我们重新修起来；窑塌了，我们盖起来，走了一个旧大寨，再建一个新大寨，该不该道喜？毛主席说，坏事能变成好事。我看，灾害虽说是坏事，也给咱带来好事来了。”
逆境方显英雄本色。陈永贵的一席话，把大伙的心再次拨亮了。人们从他的话语中得到了一种力量，一个全新的希望又出现在面前。而陈永贵之所以说出这番蕴含哲理又充满睿智的话，半是鼓舞士气，半是心里有底。陈永贵是个创业的人，多年来，他领导大寨人把坡地修成了梯田，把荒沟造成了耕地；他还是一个精明的管家，在他手里，集体有了一定的粮食储备和公共积累，大队积攒了七万多斤储备粮，还在银行里存了一万多元公积金。这些家业在大灾中都保住了，这就为战胜灾害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陈永贵回村后，党支部、团支部和队委会立刻高速运转起来，安排住房，组织抗灾。经过干部们的精心运筹，没有房屋的社员大都搬到仓房、学校、办公室、展览室和大队锅炉房住下来。当时300多人口就住在有数的几间房里，其中一栋六进的办公室居然住了100多个人，一头还隔了一堵墙圈着大牲口。大寨人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重建家园。
陈永贵很清楚救灾的关键是将干部群众的情绪调整好，积极性调动起来，力量组织起来。为此，他又主持召开了支委会、贫下中农会、社员大会等一系列会议，回忆对比新旧社会遭灾的不同情景，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战胜灾害的有利条件，这些有利条件包括：有党的正确领导和国家的关怀，有集体化这座靠山；十年前全村只有50个劳动力，现在有100多个，战胜灾害的力量更强大了；13年来大寨连续增产，年年增收，粮有储备，钱有积余，战胜灾害有雄厚的物资基础；合作化以来，自然灾害年年有，已经积累了一套向自然灾害作斗争的经验；干部和社员在多年的生产斗争中，有了较丰富的搞好集体生产的经验；现在全大队有胶轮大车3辆，砖瓦窑和石灰窑3座，搞基本建设有了家底；几年来大队培养了不少技术人才，铁、木、泥、石匠都有，修建困难减少了；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集体经济更巩固了；今年的庄稼是合作化以来生长最好的一年，虽然被洪水冲毁了一部分，但留下来的庄稼，只要抢救及时，还可以获得部分收成。通过分析总结有利条件，社员战胜灾害的决心和信心进一步增强了，男女老少迅速投入到生产自救和重建家园的战斗中。
然而，灾后的大寨百废待兴，救灾的工作千头万绪，既要抢救庄稼，又要整修房屋，生产和生活问题都要解决，而大寨的劳力就那么多，是先顾家还是先顾地？先修房屋还是先救庄稼？一连开了几次会议也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不少人主张先治“窝”，后治“坡”，先修起个房屋让大家有个安身之所再搞别的。陈永贵则提出“先治坡，后治窝”的方针，即先集中力量把地里的庄稼扶正、培直，保证当年的收成，然后再顾及房屋和窑洞。之所以有这样的提议，是陈永贵在回村后的第一天，曾到虎头山上转了一圈。地里的损失确实是严重的，但当他蹲下身子把一株倒伏的玉米苗轻轻扶起来，用脚壅起一堆土埋在苗的根部，轻轻地踩了踩时，他欣喜地发现，玉米苗还能够站住！由此，陈永贵认为，只要尽早扶起庄稼，粮食还不会绝收，再加大追肥力度，产量估计也许不会低于去年。然而，没有了住房的村民，何以能安下心来劳动？二队队长贾承富说：“好永贵呀！家里扔了一大摊，还能劳动呀？”是啊，社员们住宅破坏严重，借火做饭寻炕睡觉终非良策，解决社员住房也迫在眉睫。但是救灾有轻重缓急，党支部会上，陈永贵高瞻远瞩，慷慨陈词：“到底是先治坡还是先治窝，也即先抓生产还是先抓生活，不光是个营生安排先后的问题，更是个眼光看得远近的问题。种庄稼讲究不违农时，讲究一年生产二年闹。不抓紧当前生产，今年遭灾的损失补不回来，还要影响明年。至于治窝，我看依靠各户单枪匹马不成，咱们有集体经济，有组织起来的力量，倒不如来个彻底改造旧大寨，建设一个新农村！”根据陈永贵“先治坡，后治窝”的救灾方针，党支部本着先生产后生活、生产生活相结合的原则，决定抽出20%的劳力修房补屋，80%的劳力搞田间管理、积肥整地。
其时，生产自救的当务之急是将倒伏的青苗扶起来。全大队社员包括老弱病残尽悉动员，天不明出工，天大黑收工，早午时分送饭。宋立英、郭凤莲的铁姑娘队在山脚下扶，陈永贵、梁便良的男社员队在山坡上扶，两套人马暗暗开展了竞赛，比着干。淤没在泥水里、被压在石头底下的苗扶不起来，他们就用手一株一株抠起来。一根根苗被扶了起来，站不稳得就几根绑在一起，他们将之戏称为“组织起来”。只用了5天的时间，就扶起倒伏的庄稼250多亩，并在根部培了土施了肥。
初战告捷，当一株株倒伏的庄稼被一棵棵扶起来，一片片地挺拔而起，地里渐渐像个样子的时候，大寨社员修复家园的热情也一天天高涨起来。他们兵分三路：60%的劳力修整土地，准备种麦；20%的劳力去割蒿沤肥，准备明年的生产；其余的人烧砖、烧石灰、修窑、盖房。而此时，陈永贵和贾承让、梁便良、贾来恒已经对集体修建住宅做出了勘察设计。
后来，在一次社员大会上，社员赵小和提出了个建议，说现在处暑已过，白天短了，干不了多少活，夜晚长，浪费太可惜，不如利用晚上时间加班修建新农村。他的这个主意获得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并在后来被大寨人概括为“白天治坡，晚上治窝”。于是，这些赤脚挽袖的大寨人在白天扶苗整地劳苦一天后，晚上又集中在规划好的宅基地上抬石头、垒砖头、挖土壕，为建设他们的新家园加班苦干。每晚，煤气灯照得村子明亮如昼，建房工地上一派忙碌景象。
在抗灾斗争中，大寨党支部和管理委员会的干部们高扬干部参加劳动的优良传统，始终奋战在生产第一线，边劳动边做思想工作。陈永贵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干部不参加劳动，办法就想不出来，事情就办不好。”陈永贵每晚加班干三个小时之后，还要和工匠们继续搞规划，检查工程质量。在干部的影响和带动下，社员们提出“一个人要顶两个人”，充分利用工时，提高劳动效率。在大寨人夜以继日重建家园的战斗中，抗灾佳话频频传出。
恢复灾害创伤，修地修房都需要大量石头。共产党员贾进才临危受命，前往荒山野岭的金石坡开采石头。时年，贾进才已经54岁，这位干瘦干瘦的小老头，在采石场上，竟有着使不尽的力气，用不尽的智慧。他天天顶着星星进山开石头，晚上干到看不见石头才回家，两眼熬得血红血红，掌上厚如铜钱的老茧裂开了许多血口。晚上回到家，他让老伴儿宋立英用针线将厚茧的裂缝缝合上，抹上猪油黄蜡，再用布条紧紧扎住。第二天一早照常进山采石。陈永贵看着心疼，劝他休息几天，他却不肯，说：“什么时候能把大寨的土地全修成稳产高产田，把旧庄窝变成新庄窝，我就算没有白当了这十几年共产党员。”
在抗洪救灾的队伍中，活跃着一支由23名年轻姑娘组成的“铁姑娘战斗队”。她们大的十七八岁，小的只有十二三岁，每天和别的社员一道，白天抢救庄稼，担土垫地，晚上搬石头运土，打夯平基。素有“大寨刘三姐”之称的郭凤莲能歌善舞，劳动之余，她组织姑娘们唱革命歌曲，编演文艺节目，坚持在田间地头演出，鼓舞士气。乡亲们见她们生龙活虎的样子，赞誉道：“真是一伙铁姑娘！”陈永贵因势利导，索性将原先分散劳动的姑娘们也组织起来，“铁姑娘队”由是得名。大队长贾承让后来这样夸奖“铁姑娘队”：“大寨共有800来亩土地，分成2900多块，亩亩地里都有妇女的脚印，块块田里都有妇女的汗水。这800来亩土地，从下种到秋收，哪一道工序也离不开妇女，哪一株庄稼也和妇女有密切的关系。”
有了这些乐于为大寨献身的人们，有了这些藐视困难的大寨人，没有克服不了的难关！当时，整个大寨就像是一团燃烧的火，人们忘却了自我，忘记了休息，忘掉了疲惫。后来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高玉良说，那时候的人什么也不想了，就知道干，累得不行睡上一觉，爬起来接着干，谁也不肯落后，谁也不计较工分。小学生上阵了，青年人也上阵了，众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经过两个多月的顽强奋战，大寨的生产自救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灾后留下来的550多亩秋庄稼在社员们的精心呵护下长势喜人；被洪水冲没了的防洪渠道已经全部修整完毕并新修了几条防洪渠；共修整出被冲毁淤漫了的土地80多亩，按计划种植的40亩麦田，苗全茎壮，一片葱绿。在村里，有危险的18间房屋、20孔窑全部进行了修补，新建成的40间人字架的瓦房和20孔石窑洞，倚着山坡，一排排地屹立在大寨的新址上，远远望去，像是一片楼房，又像是一列列的火车车厢。所以人们说它是似楼非楼的车厢新居。窑洞的两端有车道可以出入各种车辆，中间有楼梯使排排相连，村民上下出入十分方便。
在生产自救的过程中，陈永贵曾设想用五年时间恢复土地，十年建成新村。当时就有人觉得难度太大，但这不到三个月所取得的成绩，却用事实有力地证明了大寨人征服困难的强大力量。在社员们冲天干劲的鼓舞下，陈永贵又提出了新口号：五年修地，七年修房。实际建设速度比这还要快，后来，他们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就修复了全部被毁土地，三年多的时间就建成了大寨新村，社员们全都搬进了新居，永远结束了住土窑的历史，真正实现了陈永贵所说的，送走一个旧大寨，迎来了一个新大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