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绝对完美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人格也是如此。假如要说我国历史上最接近于完美的人格，作为一个整体来说，那只能属于东晋名士。
经过三国、西晋两代的陶炼，不懈地追求，加之时代提供难遇的契机，江左名士的人格渐臻完善，接近完美，令后代文人仰慕梦幻不已。大而言之，以下几方面中可见其渐渐臻于完美的人格特征。
一、全面发展。人格的完美程度应该用人的全面发展程度来衡量。两汉的名士，以当时政治化、伦理化的标准来说，也许可以说无缺，但是以今天“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来看，遗憾颇多。例如将外在于自身的事功置于绝对至高无上的位置，似乎没有为皇室、为社会作出巨大惊人功业，那此人一生微不足道了。即以思想而言，只有儒家的思想是正统的标准的，如果掺入道家思想，那就不是纯儒了。言行必须以儒家规范为准绳，思想必须用儒家圣人教诲武装头脑。所以，汉代的文人多性格纯一而迂腐之士。三国、西晋的士人，思想一直在各种思潮的交汇与冲突之中。例如孔融，出身圣人之后，自幼以孝悌著称，一心拯救汉室，然而在三国鼎立，复汉希望消失的情况下，他一变而大放偏激之辞，大行偏激之为，似乎是一个彻底反儒之士。其实那只是孔融在各种思潮涌动的社会情势中，自己难以适应，更不能及时整合与出新。西晋的陆机，既有完全脱离时局的十年隐居苦学的经历，也有光宗耀祖，建功立业的雄心，然而在西晋混乱的政治形势中到底该如何处理自己的立身问题，实际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设计与策略，结果不仅事与愿违，完全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得到了族灭的下场。东晋的名士，大多处能啸傲山林，出能安邦定国，庶几出入无碍。既存高隐之志，也能安隐山林；既有济世之志向，确也能济世救危。
东晋名士身处三教并流的江左之地，不管其源于哪家何派，他们都能择善而从，各取所需，融合众家，不分彼此，不问宗派，甚至不管夷夏，成为思想意识的开放者，自然也是最健康的士人。刘惔“雅善言理”，为简文帝之谈客，孙盛作《易象妙于见形论》无人能屈之，刘惔“与抗答，辞甚简至，盛理遂屈”，可见其玄学修养之高。“为政清整，门无杂宾”俨然肃儒。“尤好《老》《庄》，任自然趣。”（以上均见《晋书》本传）更是道家中人。东晋名士个性鲜明，张扬自我，但是也能尊重他人，不强人所难，尤其能有客观科学的态度审视与处理问题，不以一己之私害公，不以争名妒贤，这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他们内外一体，若为稻粱谋职，直言不讳；若见人之短，也不曲意奉承；见人之长，也明语己短。他们的全面发展还可以其在艺术上的修养作为很好的实例。根据张可礼先生的统计，他在考察了东晋四十五位文人的文学、书法、绘画、雕塑和音乐五种艺术擅长后总结：兼善数种艺术的三十五人，占百分之七十八；其中兼善三种艺术的九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兼善四种艺术的六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三；还有如戴逵等竟然同时兼善五种艺术！再如王廙《晋书》本传：“廙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弈、杂伎。”几乎无所不通。可以确定，东晋名士的全面发展不要说前无古人，后代能够匹敌者也是不多的。东晋名士的思想品格、各种才能，尤其是艺术才能都在向兼善完美的方向努力发展，他们是真、善、美结合得最为和谐的一代名士。
二、高扬自我。东晋名士在个性主体的确认与自信方面，非常突出。他们对自己的才情非常自信，一旦听说有谁超过了他，那么必须找到那个人，当场一决雌雄，非争个第一不可，所以常常可见他们在唇枪舌剑中，在静坐心宅里，在论难辩驳时，各尽其才，各使其能，无论如何都要斗过对方，胜过对手，以显示自己的超人一等。他们与以前的士人很不相同的一点是，努力做好“自己”的主人，行为自主，思想自由，决不会因为高官厚禄的利诱而动心，也不会因为权贵甚至至尊的胁迫而动摇。谢安多次拒绝朝廷征聘，连禁锢之令也不屑一顾；戴逵不愿给人奏琴，不怕得罪当朝宰辅，终身隐逸，火烧的威胁也不加理睬。东晋名士互相评论品第也蔚然成风，但是他们决不谦虚，对人娓娓而道自己的优点与长处，也不顾别人的感受，直接甚至当面指出别人的短处，批评庸俗之人，低俗之举。不愿服输，不畏权贵，是东晋名士的自我肯定意识的高度张扬。当然，高扬个性常常会得罪他人，有时还会招徕报复，至少与传统的“谦受益，满招损”明显相左。不过，不必过分担心，东晋名士在高扬自我的同时，也具有宽广的胸怀。他们不拘小节，也不会计较别人的言辞或者行为的不恭。谢安逝世后，大哭，还专门上疏给谢安殊荣的，正是他素日的“对头”。他们不会因为私怨而弃置大道于不顾。他们高扬自我，并不盲目自高自大，很有客观态度。与人较劲，若确实是别人胜己一筹，他们也会心悦诚服，绝无妒忌之心，更不会心生除去之计。正因为他们的自我意识，自信感觉是建立在客观基础之上，建立在公平竞争之中的，因此他们的自我更具有坚实的基础。
三、坦诚率真。东晋名士的可贵处之一，就是坦诚率真，没有虚伪做作的谦虚，对自己的长处称颂不绝；没有恶意地贬低别人，更不会诬陷同类，以达到除去竞争对手而显耀自己的目的，对别人的优点长处心悦诚服。如：“支道林问孙兴公（孙绰）：‘君何如许掾（许询）？’孙曰：‘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世说新语·品藻》）孙绰对自己与许询各自的长处与短处，一清二楚，而且毫不隐讳，直面相告，既有对许询长处的钦服，也有对自己才情的自信，心态相当平淡坦然。而支道林这样问，在其他时代也会被人以为为难别人之举，但是在东晋则无妨，因为整个时代，整个士林都是坦荡无阴的。所以，《世说新语》中，载录东晋名士间互相询问对自己或者对别人的评价特别多，自然互相品评也是非常普遍习见。当然对自己的缺点也是毫不隐讳，没有伪君子的文过饰非；对别人的缺点也是直面而谈，不计对方会如何。《世说新语·尤悔》篇有云：“简文见田稻不识，问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简文还，三日不出，云：‘宁有赖其末，而不识其本！’”司马昱因为不认识稻，以为是某种草，出了这样的纰漏，就三日不出门，自以为不识本而该深感羞耻。这样的责己精神，今日也很难看到。其实，贵为皇室成员，长期生长于深宫，不认识庄稼本不奇怪，也不必过分自责。王濛对支道林很欣赏，两人关系很不错，在王濛病重期间还专程去探望。哀帝时，道林因征召回京，王濛把自己近日的清言给他看，道林一看就批评王濛几年间毫无长进。但这并不影响互相之间的感情，以“寻微之功不减辅嗣”高度评价支道林的就是王濛。因此东晋名士具有我国历史上文人相当少见的客观、科学的态度，真正具备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世说新语·言语》有这样一段典型材料：“谢胡儿（谢朗）语庾道季（庾龢）：‘诸人莫当就卿谈，可坚城垒。’庾曰：‘若文度（王坦之）来，我以偏师待之；若康伯（韩康伯）来，济河焚舟。’”庾龢真是知己知彼。自己与王坦之相比，肯定不需全力以赴，因此“偏师待之”即可；遇到玄学大师韩康伯，那么只能破釜沉舟，作决一死战。这种坦荡爽朗，磊落无隐的态度，在其他时代是很难看到的。
四、逍遥自在。士人的或隐或仕当然有其心志原因，但更多的是取决于客观情势。或仕途险恶而逃禄，或志大难申而归耕，或欲不朽而出仕，或为谋生而从役，总之不得已者为众。曹植念念不忘建功立业，但是终无尺寸之功写入史册；诸葛亮得到充分信任的君主，似乎理想与现实已经一致，其实偏于一隅的西蜀根本无法达到他匡复汉室的目标，他的后期努力似乎有明知不可为而不得不为之的难言之隐痛；山涛虽然没有过度的精神焦虑征兆，但是他的行为必须根据客观实际情势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并没有达到心身自由的境界，而西晋士人的食禄而不视事，或者裸饮而不知耻，都让人觉得并非自然的自由的表现。只有在东晋，士人的仕隐多决于一己之志。谢安久辞皇命，屡拒权臣聘任，虽有朝廷禁锢之令，欲仕则悠然前往。戴逵有林泉终焉之志，一生游于山林，任何人奈何不得。他们不再仅仅为功名而活，喜欢艺术的，嗜之如命；爱好棋局，就沉浸手谈；善于制作的，整天在“作坊”制造器物；长于口舌的，自然经常在清谈场上驰骋……可以说，东晋名士是历史上最潇洒自如，也是最富才情，最具有大才的，仕则安邦定国，隐则游于艺林，对身外之物已存两可之念，因无执无滞，无牵无累，故逍遥自在。
五、融合百家。虽然诸子百家互相吸收，相互影响是历代共同特征，但是心态与方式是很不相同的。宋朝的理学显然是吸收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方法的，但是在心态上却排斥佛教，可以说他们吸收的目的也在于重新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挤兑佛教、道教等思想流派的社会地位。东晋人的心态与此不同。那是一个文化大碰撞的时代，心态大开放时代。名士们尚玄学，并贵佛理，也喜养生；存人伦又废苛礼，确也浓于深情；虽有少量的夷夏之音，但众人并无藩篱之隔，域限之界，只要有道理，富创意，显才情，任何观念、任何人物都是可喜可贵的。康僧渊，深目高鼻，但因才情非凡而出入名士府第，为士林所喜；支道林虽然奇丑，但以佛理阐《庄》意，清新出众，超越向、郭之外，终为士林共推；王羲之名门望族出身，深笃儒家之道，也深爱服食养生，待听到佛家的玄妙之义，清新之理，立刻欣然接受。孙绰把佛家七位高僧比附“竹林七贤”，并非游戏，实际上心态上废除了夷夏之辨，儒、释之隔，甚至还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喻道论》）。有的学者从学理角度批评其误解佛学，如果站在文化心态的高度从深层意义上去理解这个“误读”的现象，可以清楚地看到东晋名士们完全无限无隔，彻底解放的开放心态，没有体用之辨，没有主次之分，没有内外之别，没有夷夏之嫌，一切看事物道理的本身，而非看是否符合某种既定的标准，或者某些阶层的特殊利益。那是一个比春秋战国更加开放，也更加健康的文化心态。如果没有东晋名士们这样的文化心态，及时地开始加速了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那么被后人津津乐道的中国文化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奇观，就很难说能否出现了。
六、生命艺术。魏晋名士普遍热爱艺术，大多擅长艺术。至东晋，艺术在名士的精神世界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以往部分名士特善艺术，嵇康、阮籍和阮咸擅长音乐，嵇康还在书法方面有其境界，唐代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还记录有嵇康的画作。但是，刘伶、向秀就没有这方面的载录，当时人也没有说到他们有这样的才能。东晋名士几乎人人都能艺嗜艺，特别是书艺与乐艺。以往名士特擅一两门艺术，东晋名士则一人都善多门，如谢安之书艺、棋艺、乐艺，王羲之是众艺皆精，书体遍长。在汉代有经学世家，而东晋则有不少书法世家，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颖川庾氏、陈郡谢氏等都是具有浓郁书法传统的世家大族，各代都有著名的书法家闻世。可以看到，东晋人不把经学作为传给子孙的遗产，而是把书艺作为传家之宝，王氏后裔到南北朝还是名家辈出。据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所列书人秦代三人，两汉十一人，三国十三人，西晋十二人，东晋二十五人。这个人数很能说明问题，两汉四百余年才十一人，而东晋仅百年就有二十五人之多，可见东晋士人对书艺的钟爱。尤为重要的是，不仅是书法，那时琴棋书画已经成为名士必备之素养，而乐于此道的名士更以其主体精神，生命意识灌注其中，将书画创作变成生命价值的一种集中性的体现，艺术也就成了他们的第二生命。当然在此过程中，他们也把生命艺术化，将日常生活变成了艺术创作的过程。三月三的节日，本来是带有宗教色彩的洗浴活动的民俗，但是王羲之他们却将其改变成为写诗泼墨的艺术创作活动，而且整个活动过程中，饮酒作诗，曲水流觞，清风薄雾，翠枝绿水，那本身就是一个充满艺术氛围的过程。那里只有人与自然的亲切交流，自然与人的浑然一体。社会中的尘嚣全都涤荡干净；名利场的争斗也全烟飞灰灭；战争上的血雨腥风彻底滤尽，因此他们创造了后代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峰，更难复现的艺术时代，艺术成为生命的体现，而其生命已经成为艺术的作作过程，自然其生命也就成为艺术。
七、人格和谐。每一种人格都有一定的包括价值观念在内的理念作基础，再有相应的行为模式，所以不同的人格自然互相很难兼容，有的甚至相互排斥乃至冲突。但人们的思想观念，尤其是现实需要往往要求多种人格，因此现实中难免出现矛盾的多面人。魏晋是个多变的时代，“城头变换大王旗”是很常见的现象，因此魏晋名士的人格复合尤其突出。三国、两晋，名士们猝遇这样的变动不居的时代，一时间没有迅速调节的心理准备，也没有这样的调节能力，但是又不得不跟随时代风云作出相应的变化，结果造成人格模式的失范，人格表现的怪诞（扭曲变形），形成长期的严重的心理焦虑。自然整天酣饮沉醉者有之，经常疯疯癫癫的人也有之，裸饮狂饮者常见，种种稀奇古怪的行为与人事层出不穷。深挚于礼教的圣人之后孔融，竟然大发违反儒家基本人伦之论；天下至慎的阮籍则经常狂饮大醉，歧路恸哭；热衷事功的陆机终有华亭之叹。东晋时期，名士们的人格自然仍有矛盾，心理仍然有焦虑的现象。但相比较言，是最接近于和谐的。他们将各家的人格理念与行为都调节至强度比较合适的程度，互相不发生严重冲突，相安无事。或仕而隐，或隐而仕，在仕与隐之间随意取舍，并不执著。玄理佛理，大家一般。纵心所欲，精神与行为都达到相当充分的自由度，然而心则有一定的仪轨。周顗平日里袒胸裸体，有时一醉三日，但是在王敦叛乱、朝廷面临危机时候，他能公正地向皇室禀告王导的忠心，使得朝廷还有依靠的内臣，而在许多大臣变节时他又坚决反对王敦的篡夺计划，最终以身殉职。郗超是桓温死党，与谢家仇怨甚深，但是在前秦大兵压境时，他能向朝廷推荐年轻名微的谢玄作为主要将领，不以私害公，对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影响很大。谢安在东山逍遥山林，乐其所在；主政朝事，指挥若定，坚如磐石。东晋名士喜欢饮酒者甚众，但是如阮籍、刘伶、毕卓者则甚少。总之，东晋名士旷而有度，狂而少诞。是比较接近心灵自然，身心和谐了。
东晋名士众多，而且遍及社会各个层次与职业，可谓中国历史上名士最为兴盛的时代，也是最为潇洒的时代。我们拟以六位名士作为六种名士的代表，述其人格特征于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