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是最难预测供需状况的精神产品。它不像毛巾、茶杯那样，同一品种在相当时期内可以大批量连续生产。每一种新书可能就是一种新的知识，要面向不同的读者对象，这种隐性的购书对象究竟有多少？很难有正确的预测。国外的出版商以高定价（国外书价通常是成本的几倍）来弥补预测的失误，以保证利润；同时利用先进的印刷技术装备，采取短期内多次重印的办法，以保证多品种、小枇量的供应。因此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图书品种比较丰富（有的国家一个书店有20万种书），出版业的“三难”并不突出。其实质是出版商通过高定价早已将损失转嫁给读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党和政府把图书作为教育人民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丰富人民文化生活的一种精神产品，对出版业实行“保本微利”政策（利润限制在总定价的10%以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图书都由新华书店“包销”，出版社和书店发生存书积压或报废损失，都由国家财政承担，如发生亏损，由财政补贴。这一政策的缺陷是加重了国家负担，掩盖了经营不善的矛盾。
从80年代开始，逐步推行出版体制改革和发行体制改革，要求绝大部分出版单位“自负盈亏，独立经营”，允许自办发行；要求新华书店利润与奖励基金、福利基金挂钩。这些改革，搞活了出版，促进了出版繁荣。但是在两种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体制尚未理顺，有些政策不到位，以及出版队伍的素质问题，使图书产销和供需矛盾凸现出来，其实质是如何正确处理出版工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
有些出版单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争出平庸但能畅销的书；少出亏本而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据抽样调查，学术著作印数为1000册时，每出10万字要亏损5000元以上）；少出或不出本小利薄的农村用书。另外，相当一部分县级书店，为保证利润收入，主要经营课本和教学参考书，一般书只占总发行金额的20—30%左右。因此许多学术著作和农村用书很难买到。
卖书难有多种原因。主要是：（一）全国还没有形成发育健全的统一的图书市场，在市场准入上存在着无序状态。出版社和书店之间为争夺畅销书的发行经常产生矛盾。由于双方都想占领市场而常发生预测不准的状况，积压与脱销的问题双重存在；（二）资金短缺，影响经营。国营书店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负债经营，年利息支出占贷款的10%以上。据测算，一本书进货后到了161天仍未销出，未销出部分就产生亏损。为了保证利润，书店只能主要经销畅销品种。备货品种少反过来又影响经营，难以扩大再生产；（三）书价上涨过快，影响销售。与1982年相比，相当一部分书的价格上涨10倍以上，读者购书的绝对量减少，从1985年开始，全国图书销售册数呈负增长趋势；（四）对专业读者分布情况缺乏信息，因此一方面读者买不到专业书，一方面书店卖专业书难；（五）印刷技术装备不适应小批量生产，重印困难，书店想添货而货源难以保证。
以上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理顺体制，提高出版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以及加速印刷技术改造，才能逐步解决。近几年来，有关领导部门在出版经济政策上给午优惠，一些部委和省市建立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对解决“三难”都起了积极作用。
（潘国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