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是警惕的。那段时间，毛泽东也是满脑子这方面的问题。就连散步的时候，他也会突然问李银桥：“你有贪污没有？”
当毛泽东的目光再一次盯在了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材料上，他几乎是震怒了。
1951年前后，是共和国的初春季节。但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以及中央的许多领导，都同时感觉到一种寒气自四面袭来。这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忧虑。这种忧虑既有来自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它像白蚁一样迅速繁衍，啃噬着共和国的房梁。在党内，人们把它叫做“老虎”。
中国人民大学反击右派分子的辩论大会到了1950年下半年，特别是进入1951年，共和国的财政经济好转，不仅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有了巨大发展，领导地位大大加强，而且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经历了一次改组，初步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渡过了困难时期，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获得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那些曾被国民党统治压弯了腰，又被解放大军隆隆炮声震得不知所措的民族资产阶级，一觉醒来，突然发现共产党“并不吃人”，“也不抢粮食”，还和蔼可亲地将他们搀扶起来，重新送到柜台前。他们的眼睛重新放光，喘过了气，直起了腰，又抓起了算盘、秤杆和账本……
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的户数增加了11%，生产总值增加了39%，私营商业的户数地增加了11.9%，批发额增加了39.9%，零售总额增加了36.6%。到了年尾，当资本家依然有些惶惶，夜深人静，轻轻地拨拉算盘，小心地点钱的时候，他们惊喜地发现，手中的高额利润竟是国民党统治22年间任何一年从未有过的。
这一年是资本家大发横财的一年。
仅上海市资本家的账面纯利润就高达6亿元以上。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通过偷税漏税、盗窃等不法手段所牟取的暴利。
面对这一切，资本家中的一些人开始晃膀子了，开始感觉到不满足，那永无止境的发财欲望变得更加贪婪，那唯利是图的本性开始暴露，并加倍地增长……
偷税漏税是资本家中最为普遍的违法行为。部分调查表明，天津市在1807家纳税户中，有偷税漏税行为的占82%；老牌商业城市上海，更严重，在351家纳税户中，有偷税漏税行为的占99%。偷税的税额也相当巨大，一般占负税款的50%，有的甚至高达80%。不法资本家偷漏税款的手法有：设置假账、后账，伪造单据，少记营业收入，多记开支，进销货不记账，以物易物等等，总之是千方百计隐瞒经营实情，躲避或少纳国家税收。
盗骗国家资产是资本家直接进攻的手法，他们有的骗取、盗卖国家资产，有的买空卖空、“白手起家”，有的虚报成本，提高价格，有的隐匿应由国家没收的敌伪财产。
偷工减料也是资本家常用的一种赚黑钱的办法。仅以承办抗美援朝军用物资为例，他们有的把用废胶次胶制造的一穿就断底的胶鞋、用方铁涅铁制造的一刨就断裂的铁镐、用油桶皮制造的一铲就卷刃的铁锨卖给志愿军；有的丧尽天良地用臭牛肉、坏牛肉、死猪肉制成罐头，用坏鸡蛋、胡萝卜粉制成蛋粉，用发霉的面粉制成饼干，在咸菜中掺进砂子，供应朝鲜前线，使志愿军不仅不能吃饱吃好，甚至中毒致死；还有的制造劣质青霉素，有的用从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拾取的腐烂棉花制成急救包，以高价卖给志愿军。这些劣质药品和带有病菌的急救包，在抢救伤员时，非但无效，而且造成不该致残的致残，不该牺牲的牺牲了。所以当时彭德怀对后方的供应大发脾气，有些就是因此而生。这些不法资本家利欲熏心，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说，他们是用志愿军的鲜血和生命喂肥了自己，在几乎使人难以置信的强盗式的肮脏交易中装满了钱袋。
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行贿也是资本家惯用的手段。为了获取经济情报，资本家先是通过交朋友，称兄道弟、捧场拍马，拉拉扯扯，请吃请喝，请看戏打牌跳舞，建立“感情”，施“美人计”，然后送东西，开始“夏天送瓜，秋天送蟹”，逐步发展到送珍贵药品、衣料服饰、成套家具、钞票、佣金、回扣、股票，一步步地将一些国家工作干部腐化成为资产阶级在政府机关里的代理人。以上海大康药店反动资本家王康年为例，他专门在自己的商店里建立一个腐蚀、勾引干部的“外勤部”，指使他的“外勤部长”对国家干部和采购员“投其所好，送其所要”，先后将25个机关的65名干部拉下水。王康年摇晃着安乐椅，得意地宣称：“大康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凡来大康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
人们把这些违法行为简称为“五毒”。
许多清醒的国家干部也已意识到这一点。在1951年秋天，上海市工商界开全市代表会议时，工商局长许涤新在大会上做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不法行为的报告。经陈毅市长肯定，这篇讲话在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全文刊登。这年11月，许涤新去中央开统战会议，周恩来的秘书面告：“总理要找你谈话。”
许涤新赶到西花厅已是下午4时，周恩来立即在办公室接见他，询问上海工商界的情况。周恩来抱肘仔细听着，听完基本情况，他语调沉重地说：“上海资本家的这种情况，是不能忽视的。我同意你对他们的批判，但觉得不够，必须从脱离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和破坏市场的正常活动，去加以批评。现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正在进行，你今天就应坐夜车回去，向陈总汇报后，把我的意见明明白白地在大会上说一说。”
许涤新遵嘱急急忙忙赶回上海，立即向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做了汇报。陈毅是个直性子人，一听许涤新传达的周恩来的话，淡淡的眉毛一竖，拍了一下桌子：“总理的指示来得正及时。明天你就在大会上放他一炮，统战统战，不应只统不战。”
第二天下午，开会时起先还七嘴八舌，交头接耳，当许涤新一说话，全场顿时静了下来。后来他自己都为之一惊，因为自从进了上海，他还是头一次用这样大的声音讲话，用这样尖刻的言辞批判了工商界的种种错误。一位熟悉许涤新的资本家严谔声侧身对旁边的人耳语道：“许涤新是一个并不随随便便放炮的人，他突然放出这么一炮，这很可能是不祥之兆。”
原先松松散散的会议，被许涤新一炮轰紧了弦，敏感的资本家们已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到会议结束的那一天，陈毅市长自己揭开了谜底：
“许涤新放的这一炮，是相当厉害的。现在我把真相告诉你们。他的那一番话，是周总理要他来说的。周总理希望上海工商界服从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君子爱人以德’。许涤新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你们要仔细思量，这对你们是有好处的。”
所以，后来的“五反”运动开始之后，严谔声等人暗中说：“我说的吧，去年许涤新在市人大的那一炮，就是‘五反’的照明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