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4月3日，星期五，路德维希港市立医院。约翰·卡斯帕尔·科尔焦急地在走廊上踱来踱去，他不时地向产房张望，额角上沁着细密的汗珠。6时30分，随着一声洪亮的啼哭，他的第三个孩子赫尔穆特·约瑟夫·米夏埃尔·科尔诞生了。俄顷，他的妻子采齐利娅抱着新出世的儿子被护士从产房中送了出来。
采齐利娅看上去很疲倦，她带着幸福的微笑，一个健康、结实、漂亮的男婴在她的怀中安详地睡着。老科尔大步迎上去，一把扶住妻子，不知是因为高兴还是激动，他的手揽在妻子的肩头上略微有些颤抖。
这是路德维希港极平常的一天。莱茵河上几只水鸟快活地飞来飞去。椰子树的树荫下人们或低语，或品尝着水果，或携着手悠闲散步……人们依旧如往常一样地工作、生活，谁也没有发觉今天同平时有何特别之处。
那些玩世不恭的人们在沉闷的生活的压抑下甚至抱怨、诅咒、痛恨着这个社会。前几个月爆发了世界经济危机，整个德国在这场风暴的冲击下奄奄一息，看不到任何生气。迄今为止，德国有380万人失业，仅路德维希港就有1.2万人失去了工作，国家财政几乎瘫痪。不仅如此，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还必须向战胜国缴纳无法估量、无法筹措的赔款。
阴霾笼罩在德国的上空，人们痛苦不堪，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虽然如此，在路德维希港城区弗里森海姆内的霍亨索伦街89号中的一位老夫人却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把1930年4月3日，当作一个重要的日子记录下来。
约翰·卡斯帕尔曾经预言：希特勒意味着战争。现在，这已经得到了证实。早在1929年，这个战争狂人就叫嚣：要沿着德国古代条顿武士开拓的道路向东方进军，从波兰、俄国夺取大片领土，作为称霸欧洲和世界的起点。1939年4月11日，希特勒又在《关于1939—1940年武装队统一训练》的命令中推出了所谓的“白色方案”，其实质不过是德国进攻波兰的军事计划的代号。
在通往路德维希港城区弗里森海姆的霍亨索伦街上，一个小男孩穿着“希特勒青年”制服，懒散地挎着一只半旧不新的书包，低着头，踢着路上的石子。炽热的阳光将树木的阴影投射到凹凸不平的路面上，小男孩两只手插在裤兜里，漫无目的地游走。此刻，他心中的痛苦、抑闷，就连路德维希港灿烂的阳光都化解不开。前几天他的父亲约翰·卡斯帕尔·科尔接到上头的命令：必须在1939年9月1日作为军官奔赴波兰战场。
战争，战争意味着什么？流血、死亡。这个小男孩除了感到黑暗、痛苦、惊惶之外，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压抑。他的父亲今年已经53岁了，再过几年就应该退休，可是，他必须像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一样出没于枪林弹雨之中！刀枪无情，他能够安然无恙地回来吗？
小男孩咬着嘴唇，眼睛被突然涌出的泪水蒙住了。他飞起右脚将一颗石子踢得老远。
战争，这个可恨的魔鬼！它摧毁了他无忧无虑的世界，结束了他天真烂漫的童年，改变了他的生活节奏，恐惧、惊惶像梦魇一样地跟随着他。战争，战争到底能得到什么？！
小男孩吸了吸鼻子，抬起头露出了一张油黑的脸和两只异常晶亮的眼睛。看上去他顶多不过10岁，可是他的个头却像个小大人了。这个男孩子在路德维希港—弗里森海姆上小学，他的名字叫赫尔穆特·约瑟夫·米夏埃尔·科尔。
“快些走啊，天黑之前我们必须赶到那里集合。”
“不错，可是我的两只脚已经磨出了泡，我实在走不动了！”
“唉，赶了这么多路哪个不是累得精疲力尽，这可恶的战争！”一股人流从远处向这边涌来，他们风尘仆仆、蓬头垢面、步履杂沓，带着一些少得可怜的财产。这是一群来自西堤的农民，他们正从前线撤出来。当这群难民从科尔的身边经过的时候，科尔看见许多人的眼里流露出一种相同的、难以名状的哀伤和长途跋涉的劳顿，可是，他们却不得不拼命地迈着两条腿。
科尔呆呆地定在那儿，看着这群人扶老携幼三三两两从他身边走过去，他的胸腔似乎一下子被什么堵住了。
波兰人会不会打到路德维希港呢？
有一天，我，赫尔穆特·科尔会不会也像这群农民一样地逃亡？饥饿、疾病、劳苦、惊悸、流血、死亡……一连串的问题像梦魇一般扩张、膨胀。科尔突然惊叫一声，拔腿狂奔而去！情况变得越来越具有灾难性。《总汇报》每天几乎都能登出触目惊心的消息。在其他地区，人们也许会闲适地聚在一块儿对此品头论足。可是，路德维希港却人心惶惶，人们像受了惊的羊羔，不知道事态究竟会怎么发展，明天是否会有更坏的消息等待着他们？
学校照常开课，科尔照常上学。可是那些作业、难题已经丝毫提不起科尔的兴趣。在战争的阴影中什么都变得索然无味，什么都失去了吸引力。上课、下课、放学，就像一个重要的公式操纵着科尔的生活。而他，赫尔穆特·科尔只是这个公式中不带任何感情的棋子。
1936年，科尔进入弗里森海姆国民小学就读。那时，他才刚满6岁。当他被父亲带到校长面前的时候，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不点——小小的身材，瘦瘦的骨架，一件由哥哥留下来的粗糙的洗得发白的衣服，一双清纯的眼睛。
“校长先生，您好。”约翰·卡斯帕尔·科尔说，“这是我的儿子赫尔穆特·科尔，以后您得费心了。”
几个孩子欢笑着从他们身边跑过。校长知道，这几个孩子也是新入校的小学生，他们来自工人或公职人员的家庭，但是，他们却比眼前的小科尔健壮、高大得多。校长暗想：这个小孩子以后少不了要挨别人的拳头。他看上去这么小……不，应该说是最小的一个。
“校长先生，您好。”小科尔有礼貌地向校长行礼。
校长万没想到，初次见面，小科尔居然表现得如此从容、大方，俨然一个涉世已久的大孩子。更令人奇怪的是，在科尔望着他的时候，目光镇定，神色自如，面孔上竟无丝毫畏惧！
时隔不久，校长惊奇地发现，赫尔穆特·科尔身上流露着一种领导气质和强烈的领导欲。这种气质和欲望促使科尔不自觉地扮演着领导的角色，而那些“ABC士兵”也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领导。
“天哪，那些孩子看上去比他要大上两三岁，科尔居然指挥他们？”校长时常发出这样的疑问。但是，他不喜欢这个孩子。因为科尔桀骜不驯，骨子中缺少一种孩子们对师长应有的敬畏，他甚至在态度放肆或偷偷吸烟遭到体罚后依然若无其事。
科尔的女教师却喜欢他。因为科尔是一个聪明的学生，他头脑灵活，反应敏捷，能够极快地掌握、消化课堂上学习的知识。
科尔坐在教室的一角，一片阳光穿过树梢正好投在他的身上。他趴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在纸上画着几个字：战争、希特勒、死亡、约翰·卡斯帕尔·科尔——这决不是几个平平常常的字！这个孩子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严肃性，但是他却无法从这种窒息的氛围中走出来。
放学以后，小科尔随着人流向他的家里走去——路德维希港城区弗里森海姆内的霍亨索伦街89号。这里原是他外祖母的庄园，1932年4月6日，当外祖母撒手人世之后，他们全家就搬进这所宽敞的房子里。在这里，他们不用交房租，但这并没有使这个13口之家生活得殷实富有。
科尔推开家门，父亲正歪在椅子中翻阅着当天的《总汇报》。距他不远的桌子上摆着一台收音机，这台“大众收音机”是科尔家30年代从拮据的开支中节省出来的财产，但它在这个中产者的家庭中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可以从它那里了解到许多新鲜的事情或者欣赏到著名的钢琴家演奏的优美旋律。
小科尔喊了一声“爸爸”，就撂下书包准备到花园去看望他的母鸡、雌火鸡和兔子。但是，父亲却叫住了他。
“再过两个月就要进行毕业考试了吧？”父亲两只眼睛依旧盯在报纸上，漫不经心地问。
“是的，爸爸。”小科尔不得不停下脚步。
“功课做完没有？”
“还差一点点。呆会儿我照顾完兔子、母鸡就立刻完成它们。”
父亲“嗯”了一声又说：“下半年你就是中学生了，功课更紧了，你要用功才好。”
小科尔点点头认真地说：“我会的，爸爸。可是这会儿我想去看看母鸡和小兔子们，它们正等着我呢。”
父亲点头表示儿子可以离开，他知道孩子们饲养小动物不仅仅是为了好玩或出于某种兴趣，更多的却是为了“餐桌”的需要。他们每天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功课之外，必须投入到家务劳动中去。
小科尔说完准备离开，突然又想起了什么，于是转过身向父亲问道：“爸爸，波兰这个国家是不是很美？”
“当然，波兰物产丰富，历史悠久，确实是个好地方。”
“所以，希特勒就想着首先占领她？”
父亲万没有料到儿子居然会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他今年只有10岁，10岁的孩子还不懂得什么叫政治与战争。可是，自己10岁的儿子居然涉及了成人的思维范畴。他放下报纸，诧异地望着儿子，微微愣了一下，说：“你是在同我讨论政治吗？”
科尔一本正经地回答：“是的，爸爸。”
父亲点点头，没有再过多地追问孩子提问的原因，因为这个国家风起云涌的局势不得不使孩子在政治上早熟。父亲稍加思索，说：“这主要是由波兰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如果德国占领了波兰——我只是说‘如果’，你明白吗？”父亲顿了一下，又说：“如果德国得到了波兰，就可以消除进攻西欧的后顾之忧，并打开进入苏联的通道。同时，德国还可以从波兰得到大量的粮食、矿产、发达的工业和大批的劳动力。这一切将大大地增强德国的作战能力，有了波兰的‘支持’，德意志就可以长期地同英国、法国抗衡了。”
这样的解释对于具有政治天才的科尔来说是再明白不过了。作为一个纯真的孩子他却无法理解希特勒的野心。他眨了眨眼睛，不解地说：“如果德国人将波兰人从波兰的领土赶出去，波兰人不就失去家园，沦为难民吗？”
“是啊，所以全世界的人民都反对战争。”
科尔摇着头说：“可是希特勒不是这么想的。”
父亲张口结舌，他现在根本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为希特勒辩护。这位希特勒的野心路人皆知。从1938年10月起，德国接二连三地向波兰提出领土要求，欲将波兰走廊和但泽自由市据为己有，让德国修建一条享有治外法权的超级公路和复线铁路，跨越波兰走廊，使德国同但泽自由市、东普鲁士连接起来。可是，希特勒的“和平演变”没有得逞，这些无理的要求遭到波兰政府的拒绝。于是，希特勒恼羞成怒，咆哮着说：“不流血再也不能取得胜利了，现在根本不存在波兰的问题，时机一到，我们就要坚决进攻波兰……”
科尔一句最简单不过的话使得这位政府的公职员约翰·卡斯帕尔·科尔不得不陷入痛苦的深思，他从心底蔑视这个国家的领袖及其世界观，但无法改变它们。就在父亲被军国大事弄得头昏脑胀的时候，他的儿子已经悄悄地溜到母鸡、小兔子、火鸡那里重温他的快乐了。
夕阳西下，天边的云彩都化作野蔷薇或玫瑰花的颜色，一片绿茵茵的草地点缀着红的、白的、黄的小花。科尔蜷着两条腿悠闲地坐在晚霞里，怀中抱着一只小白兔，他低着头，用手指耐心地、细致地将嫩叶或青草送到小兔子的嘴里。“这小家伙真讨人喜欢！”他眯着眼睛，眼神中流露出一种安详的、温柔的光彩。出于天性，对于凡是“有皮毛”的动物，他都倍加珍爱，并且心甘情愿地为它们效劳。在他看来，饲养家禽还不能称之为什么劳动，而只能作为一种怡情的事情去享受它。所以，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把小朋友和同学邀请到家里，举办一次兔子和火鸡展览。
除了照顾家禽，小科尔还学习修剪果树，在这个共有140米长的花园里就种了140棵果树。
安顿好小动物们，现在该轮到小科尔好好休息了。小科尔用手枕着头，晚霞金子般地悄悄地洒在他的身上。他微闭着眼，尽情地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一行行果树整整齐齐地站在那儿青翠蓊郁，每一片叶子闪着金灿灿的光。他吸了吸鼻子，仿佛闻到一种水果的清香，一时间，竟忍不住心驰神往，浮想联翩了。这种恬美的乡村生活深深地打动了这个孩子的心，他想，自己将来要当一个农民或者森林管理员。
“孩子，吃饭了。”采齐利娅·科尔站在一棵果树下向这边招手。
“好的，妈妈。”科尔站起来，拍掉衣上的泥土，这时，他发现天边只留下一抹瞑色了。
母亲协助父亲有条不紊地治理着这个13口之家，不幸的是他们有5个孩子均在12岁以前死去了。1944年，他们的长子，伞兵瓦尔特·科尔，随同部队撤退到哈尔腾的途中在威斯特伐伦身亡，当时，年仅18岁。
母亲是一个“圣经通”，并且对天主教“圣徒”的历史了如指掌。在宗教信仰方面，她更加尊崇新教会，例如，当收音机转播礼拜仪式时，她一定会选择新教的布道，而不去选择天主教，她认为新教比天主教“更透彻、更深刻。”
在雄鸡的啼唱声中，路德维希港又迎来了新的一天。天刚蒙蒙亮，许多人还沉睡在梦乡里，就有一些小孩子在莱茵河畔捕捉河虾了，他们要赶在上学前把这些河虾拿到集市上卖掉。
“嘿！你们看，我又捉到两只！”小科尔揩去额角的汗珠，骄傲地向远处的伙伴们挥了挥手。现在只不过6点钟，他足足捕了大半篓河虾了。
为了生活，一切都是为了生活。虽然他现在还只是个小学生，虽然这些事情的收入非常低微，并且常常让人瞧不起，可是这个孩子却努力地干着。他知道：如果不努力，如果不攒些钱，全家人就无法生活下去。
1939年8月31日，德军开入德波边境的前沿阵地。中午12时半，希特勒命令进攻波兰。当晚，一群德国的党卫队员换上波兰军装，冒充波兰军队袭击了德国边境的格莱维茨电台，在广播中用波兰语辱骂德国。接着，全德电台“义愤填膺”地指责波兰，称德国遭到波兰的侵略。
1939年9月1日凌晨4时45分，德国突然出动58个师、2800辆坦克、2000架飞机、6000门大炮对波兰的主要交通枢纽、机场、城市、行政部门、部队驻地、机关学校等进行轰炸。随后，兵分两路，从西南、东北两个方向，向波兰发动“闪电式”进攻，直捣波兰首都华沙。
9月3日上午11时，英国被迫对德宣战，当晚法国对德宣战。同日，新西兰也对德宣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
1939年8月31日晚上，也就是希特勒命令进攻波兰的当天，约翰·卡斯帕尔·科尔奔赴波兰战场。
父亲走了，带走了无限牵挂和哀愁。科尔站在街口默默地目送父亲渐渐远行的身影，心中涌动着一种落寞、抑郁的情怀。
路灯昏黄、幽暗。这时，科尔的记忆突然跨越时空回到了去年圣诞节的晚上。那时，全家人在父亲的带领下去参加天主教圣诞子夜弥撒，随后父母为孩子们读着新约中的圣诞故事，姐姐坐在钢琴边弹着“美好、古老”的圣诞曲，大家高兴地跟着唱……
那是一个多么动人、心醉的场面啊！
大家嘴里嚼着可可和甜食，手里拿着如袜子、毛衣或衬衫之类的圣诞礼品，而小科尔的手中却多了一只怀表……他闭上眼睛，似乎还听到爸爸用慈爱的声音对他说：“赫尔穆特，今天我送你一只怀表，不过，你要答应我，长大了才能拿出来用，好吗？”“好啊，我现在还小，长大了我才用它！”……
不知什么时候，小科尔的眼眶突然濡湿了，朦胧中他仿佛又看到了圣诞夜灿烂的烛光，他轻轻地祷告：“爸爸，上帝保佑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