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犯境，“天一公司”南迁香港改名“天一港厂”，拍摄有声电影《白金龙》先声夺人辉煌一时，开中国有声电影之先河；然而，邵老大不幸遭人暗算，被两场大火烧得退隐江湖。太平洋上又战火纷飞，香港沦陷南洋陆沉，邵氏兄弟凄风苦雨天各一方。邵逸夫在南洋身陷囹圄，后虽死里逃生却难展鸿图。抗战胜利后，邵老二再度返港重操旧业，又遇上强手劲敌夙愿难酬。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对中国觊觎已久的日军长驱直入，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随后又进兵山海关，向关内大举进犯，罪恶的铁蹄，肆意践踏着我国大好河山。在东北得逞之后，1932年，日寇又从海上入侵，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从此，神州大地山河破碎，遍地狼烟，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泱泱大国没有一块安定的地方。
在这国破家亡的危难关头，“天一公司”仍然在上海坚持着。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国家存亡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左翼电影以及描写爱国、进步的影片受到欢迎。“天一公司”及时调整了市场策略，吸收了沈西苓、司徒慧敏、吴印咸、汤晓丹等左翼文化人加入创作队伍，拍摄了《东北二女子》、《生机》、《飘零》、《挣扎》、《吉他》、《王先生》、《海葬》等一大批反映现实的、有积极意义的影片。但是，由于转变只是一种市场策略。在1933年11月，上海“电影界铲共会”捣毁艺华影片公司事件发生之后，“天一公司”便开始撤退。
在这兵荒马乱的危急关头，邵醉翁为了“天一公司”的安危，便和二弟邵村人商量，决定把公司的主要人员和设置南迁到香港，以免玉石俱焚。通过商议，决定让邵村人继续留守在上海，静观时局的变化，见机行事，搞一些发行工作，自己则随公司的主要力量一同前往香港。邵村人同意了大哥的决定，留守上海“天一”老营。邵醉翁则亲自带领公司主要的编、导、演人才，带着大批的制片器材，几度辗转去了香港。
到了香港之后，邵醉翁在九龙半岛安营扎寨，把天一影片公司改名为“天一港厂”（后又改名为“南洋影片公司”）。这时战火还未蔓延到香港，太平山下似乎还很太平，邵醉翁就在这里继续他的事业。
大哥到了香港不久，从美国回来的邵逸夫也带着买来的制片器材来到了香港，并和和大哥一起，在香港开始了有声电影的拍摄工作。
1933年，由邵醉翁亲自导演，邵氏兄弟联合拍摄的第一国产有声片《白金龙》在“天一港厂”问世了。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独立拍摄的第一部有声片，也是我国自行拍摄的第一部粤语片。《白金龙》的问世，具有划世代的意义。《白金龙》开粤语片先河，其掀起的粤语片热潮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奠定了香港电影业的基础。同时，《白金龙》的问世也这标志着我国电影史上默片时代的结束，宣告了国产有声片的开始。
影片《白金龙》是由粤剧《白金龙》改编过来的。这是粤剧名家薛觉先的代表作。当年从香港刚一传入上海，就大受欢迎，博得满堂彩。薛觉先他本人也由此赢得“万能老倌”、“粤剧泰斗”的美誉。邵醉翁在拍摄第一部有声影片时，首先就选择了这出剧，实在是独具慧眼。
粤剧《白金龙》改编成电影后，邵醉翁又重金聘请薛觉先和他的夫人唐雪卿分别饰演男、女主角，这又是明智之举。因此，《白金龙》一上市就场场爆满，格外走俏，连续上映数月，久盛不衰。《白金龙》成了我国三十年代最卖座最叫好的粤语片。一连几个月下来，《白金龙》一片让“天一港厂”斩获甚丰，创下了票房价值突破百万元的奇迹。
《白金龙》一片的成功问世之后，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有声电影的迅速发展。随后，《大路》、《渔光曲》、《夜半歌声》等一大批有声片在上海脱颖而出。从此，中国电影开始跨入有声的时代。
邵逸夫在香港协助大哥邵醉翁拍摄了《白金龙》之后，看到了“天一港厂”已经在这块新的土地上站稳了脚跟，也看到了当时香港电影业的前途。于是就同大哥商量，自己还是回南洋去和三哥一起，继续开创和扩大南洋的影业市场。一是因为香港的地方比较小，拍摄的影片销路不大，只有在南洋才能找到更大的市场；二是因为这时太平洋战争还没有爆发，南洋还没有受到战事的干扰，应该趁此机会，在那里大干一场。
邵醉翁非常赞成邵逸夫的想法，认为他的考虑很有眼光，就同意了他的想法。就这样，邵逸夫这一次在香港并没有呆多少日子，就踏上了返回南洋的归途。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三十年后，他还会再度回到香港这块神奇的土地，并且让他在这里，成就了我国电影界的一番霸业。
邵逸夫重返南洋以后，又一次以有声电影的优势，在南洋再度出击，为大哥的“天一港厂”开辟更大的发行网络。这时他和三哥的策略是，一边大量收购转让出售的戏院，建立自己的院线；一边尽管扩大发行网络，推销“天一港厂”的产品。到1937年，南洋的“邵氏兄弟”已经拥有自己的戏院五十多家。到其鼎盛时期，邵氏的院线竟然发展到了一百多家，几乎是覆盖了整个南洋地区。他们兄弟二人真正成了南洋的“影院大王”。
正当邵逸夫和三哥邵山客在南洋如鱼得水的时候，在香港的大哥邵醉翁却连遭横祸。
1936年6月29日上午11时，一场意外的事故发生了——香港邵氏“天一港厂”的片库房里，突然冒出一股浓浓的黑烟，紧接着是一场冲天大火，这间用来存放拷贝的黑房子顿时里劈劈叭叭地燃烧起来，烧得人们一片惊慌。幸好是白天工作的时间，公司的员工都还没有下班走散。一时人多手众，没几下功夫就把这场大给扑灭了。
大火扑灭之后，邵醉翁忧心忡忡地察看了事故现场。幸好这间黑房子当时没有存放拷贝，只是堆放了一些杂物，所以损失不大。但是，这场意外的大火，是如何烧起来的呢？邵醉翁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他干制片这一行也不是一天两天，所以他对片库房的防火措施是非常重视的。他知道，如果片库房一旦失火，这些耗费了巨资和心血的拷贝，顷刻之间就会化为灰烬，是没有任何补救的余地的。所以，他公司的片库房，可以说从来都是万无一失。房子四周都是厚厚的砖墙，房子里面除了铁制的架子以外，几乎没有木制品。大门也是铁做的，门外还有灭火筒和沙桶。整个房子周围又没有什么附属建筑，也就只有那么一间小小的黑房子。邵醉翁早就想把这间小房子拆掉，没想到今天就出事了。
看到这间烧得一片狼藉的小房子，邵醉翁心里异常的沉重。他想，这里又没有火种，离火源也很远，为什么会起火呢？着火的原因不用说也是明摆着的，肯定是有人纵火。那么，为什么纵火的人要烧这间小房子呢？邵醉翁再仔细一想，心里终于明白了：人家要烧的并不是这间小房子，而是要烧他的片库！只是没有摸准目标，以为这间小房子就是自己的片库房。
好险啊！幸好这间小房子没有拆掉，让它“代人受过”，挡了一阵。
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邵醉翁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他想，这个人也太狠毒了，竟会下这样的毒手。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自己刚来香港，人生地不熟的，到底招惹了谁呢？想来想去，肯定是影业界的同行！
当年在上海时，曾受过“明星”挤压，“六合”围剿的邵醉翁，对商场就是战场道理再明白不过。刚刚来到香港，虽然是块弹丸之地，但这种同行之间的竞争与倾轧，恐怕比上海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自己虽然刚来不久，和外界好像没有什么过节。但是，一部《白金龙》影片的走俏，却让多少同行眼红、忌恨，甚至咬牙切齿。这些人明的斗不过你，但他就来暗的；正当的竞争不是你的对手，但他就可以用非正当的手段。这次纵火就是一种信号，一种警告——既然可以有第一次，还可以有第二次、第三次……古人云：“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你在明处，人家在暗处，这可是防不胜防啊！
邵醉翁的这一番思考是对的。虽然他出身于商家，但他学的专业却是法律，初涉人世时干的职业也是律师。律师的哲学同商家的哲学是有区别的。律师讲究的是规矩和法则，一切照章办事，依法而行；而商人的哲学则是另一回事——“无商不奸”这句话并不是危言耸听。虽然他混迹商场多年，但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何况形成的思维定势是无法改变的。这种只会“照章办事”的思维定势，难免让邵醉翁这个半路出家的商人，在这人生地疏的香港，不得不“触霉头”了。
果然，在离第一次失火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当年的8月6日，又一场大火终于酿成了大祸，终于把邵醉翁“天一港厂”的全部家当烧为灰烬。
这场大火是在深夜烧起来的，而且是从真正的片库房烧起的。当晚上值班的人发现火情之后，整个片库房已经烧得一片通红。虽然人们闻讯后纷纷赶来，连香港的消防队也来了，但是，已成势头的大火是无法控制的。熊熊的大火整整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把片库房里全部的存片和拷贝，都烧成了灰烬，就连片库房也成了一个片废墟。邵醉翁惨淡经营了十余年的电影事业，就这样灰飞烟灭，毁于一旦。他兄弟四人惮精竭力，胝手胼足创立起来的“天一”就这样付之一炬！望着这片狼藉的废墟，邵醉翁不由得跪在地上，嚎啕大哭。
这场无情的大火，不但烧毁了邵醉翁的事业，也烧毁了他的雄心，让他大伤元气。邵醉翁从此一蹶不振，病倒在床。当邵山客和邵逸夫闻讯从南洋赶来时，躺在病床上的邵醉翁见到二位弟弟，不禁又一次的泪涕横流。他痛苦地对两位弟弟说：“两们贤弟啊，为兄已无能为力，再振天一的基业，一切都全靠你们和二哥了。”
邵逸夫说：“大哥，你且安心去上海家中养病吧，古人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天一的事业是不会倒下去的。”
“不错，六弟说得有道理。”邵山客说，“香港的拷贝烧了，但我们南洋的母片还在。没有母片，我们就用现有的拷贝翻印，同样可以打我们的天下。”
邵醉翁听了，心中稍微得到了一点安慰，但他还是顾虑重重地说：“老三，老六，这两场大火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我邵老大平生谨慎，真诚待人，只是为人耿直，不想巴结奉承，没想到竟遭此暗算。看来江湖险恶，我也没有勇气再干这一行了。只是你们兄弟身在江湖，一定要格外小心。”
邵山客和邵逸夫都点了点头，认为大哥的话有道理。
天一港厂的这场大火，诚如邵醉翁所言，的确是一场“人祸”。让人感到不可理解的是，直到今天，这两场大火还不知道是谁的，从此留下了一桩千古迷案。这也是我国电影业的不幸。
在邵醉翁的病床前，兄弟三人当机立断，决定由留在上海的老二邵村人速来香港，主持天一港厂的大局，把邵氏的招牌在香港再挂下去。老三邵山客和老六邵逸夫继续返回南洋，发展那里的事业。大哥邵醉翁回上海疗养。从此，三十年代名噪一时的影坛霸主、天一影片公司的创始人邵老大邵醉翁，就这样永远的退出了影坛，从此淡出江湖。
1936年，邵村人来到香港，接替大哥邵醉翁的事业。
邵村人来到香港之后，把“天一港厂”改名为“南洋影片公司”，决心重振雄风，在香港再创出一番邵氏的宏图大业。
邵村人主政后，继承“天一公司”初创时的宗旨，坚持走“通俗路线”，准备拍摄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影片。他想自己的这种做法，一定会受到香港市民的欢迎。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邵村人慧眼识珠，高薪聘请了洪钟豪出任“南洋影片公司”的导演。洪钟豪就是洪深的弟弟。洪深是我国三十年代文学界和戏剧界的名人，在当时被中国电影界誉为编、导、演的“全才大师”，1940年又被郭沫若称赞为中国艺术界的“杰出之才”和“完人”。这位洪钟豪深受其兄洪深的影响和熏陶，也是当时中国电影界一位名噪一世的人物。他才华出众，精力过人，拍起影片来雷厉风行，从不拖拖拉拉。这种风格很适应当时的电影业。
中国的电影业的发展到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从模仿西片到形成自己的民族风格的过程。这时，中国电影业已平地崛起，日臻成熟。到1936年，已生产了像《劫后桃花》、《马路天使》和《夜半歌声》等一批这样的传世之作。制片厂、影片公司、各种电影机构遍地开花，同行之间竞争之激烈更是史无前例。所以，一位导演的水平和风格、往往会决定一家制片厂或电影公司的兴衰存亡。洪钟豪的加盟，让邵村人的事业，又在“天一港厂”的废墟上，萌发出蓬勃生机。
当时，邵村人对洪钟豪十分信任，而洪钟豪对邵村人的构想则又心领神会。二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让“南洋影片公司”几乎是每十天半月就生产一部新影片。这样既缩短了制作日期，又减少了制作成本，大大地提高了该公司的效益。“南洋影片公司”生产出来的新影片除了在香港放映之外，又源源不断地运往马来亚、新加坡，供应邵山客和邵逸夫的电影院和发行网络。这种“产、供、销”一条龙式的流水作业，让邵氏兄弟在电影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时间出现了供销两旺的好势头。
从1937年邵村人创立“南洋影片公司”，到1941年香港沦陷前夕，“南洋影片公司”在邵村人的主持下，几乎是再现昔日天一影片公司之雄风，独霸港岛，鼎足南天，打出了威风。
然而，天有莫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邵村人的事业兴旺发达之时，又一场灾难从天而降——
1941年12月8日凌晨4时45分，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一声巨响，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战幕。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内，42架涂有“太阳旗”的日军轰炸机和夜航机突然出现在香港九龙半岛的启德机场上空。风云突变，日寇又开战。几乎是在五分钟之内，驻守香港的几十架英国皇家空军飞机，就支离破碎，残骸遍地。随后，日军飞机又在港岛上空狂轰滥炸，整个香港地区硝烟弥漫，战火纷飞。接着，日本海军又炮轰香港，日军的海军陆战队抢滩登陆。在港的五百名中国士兵和两个营的英军，同入侵的日军展开激战。
12月11日，中英混编的守军军官全部战死，士兵所剩无几，溃不成军，被迫从九龙撤退至香港岛。
12月25日，香港第二十一任港督艾金生（杨慕琦）走出了港督府，向日军举起了白旗，递上了降书。港督府房顶上的米字旗落下来了，插上了不可一世的“太阳旗”。从此，太平山下不再太平了，美丽的香港沦陷了，同祖国大陆的大片国土一样，也在日寇的铁蹄下流血、呻吟。
日寇侵占香港之后，立即出兵进犯南洋，攻打新加坡、马来亚各国，太平洋上从此不再太平，整个南洋一片刀光剑影，血雨腥风。香港沦陷不久，整个南洋也沦入日寇的铁蹄之下。邵氏兄弟的事业，又在这战乱之中，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先说香港邵村人刚刚起步的“南洋影片公司”，这时只有关门大吉。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香港人纷纷逃往台湾、澳门等地避难，香港人口猛地从战前的160万锐减到60万，整个港岛一片萧条。劫后余生的香港人从此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这样的年头，还有谁去风花雪月，歌舞升平。
这时，邵村人也同那些香港难民一样，一家大小十余口，挤在亚圣老街十一号的一幢小屋子里度日如年。这时别说是去拍电影，就连生活都没有着落，整天的担惊受怕的凄凄惶惶。何况他的片厂，此时已被日军强行征用了。
邵村人这时是一家之主，先是担心吊胆地躲在家里观望时局，等待时机。最后让他彻底失望了，只得无奈地拋弃香港的家当，作出退回上海老家的打算。
1941年底，邵村人挚妇将雏，同妻子包莲凤一起，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上海。同时，几经辗转，又把香港“南洋影片公司”的部分设备器材及没有走散的人员，撤回了老家。
从1936年接替大哥邵醉翁来香港，几年时间过去了。他本想在香港夫唱妇随，成就一番事业，将“南洋影片公司”的牌子挂下去，没想到这突来的变故，让他壮志难酬。“今朝一樽沙场别，何时重见渡江来”——在离开港岛的时刻，邵村人不由得几分失落，几分惆怅。
回到上海家里，见到了大哥邵醉翁后，一家人自然是悲喜交集，感叹嘘唏。这时，上海同样是日本人的天下。豺狼当道，鬼蜮横行，在这暗无天日的日子里，在血腥的太阳旗下，邵村人同样找不到自己的出路。他想继续他们邵氏兄弟的事业，继续拍电影。但是，这时已经是一场真正的梦了。
从1941年12月8日开始，几乎是和邵村人退回到上海的同时，日军就占领了上海租界，上海也成了一座“孤岛”。次年四月，张善琨在日军的指使下，出面将“新华”、“艺华”、“国华”、“金星”等十二家电影公司合并起来，成立了伪“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日本人服务的“汉奸电影公司”）。邵醉翁和邵村人两兄弟，尽管对电影事业雄心未泯，但是，他们并没有失去民族气节，并没有忘记是中国人。他们并不想做出卖灵魂的“文化汉奸”，去拍摄那种为日本侵略者涂脂抹粉的“汉奸电影”。因此，他们兄弟并没有被“招安”到这种“汉奸电影公司”。
这时，他们就是想拍电影也没有设备。他们公司的拍摄器材大部分都在香港，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啊！最后，他们也只好放弃再在上海开机拍片的念头，为了生计，他们只得重操旧业，经营舞台生意。
好在邵醉翁是这个行当的出身，当年他就是从经营“笑舞台”发迹的，轻车熟路，倒也聊为生计。于是，邵醉翁和邵村人两兄弟又联起手来，步履维艰经营着舞台生意，总算和娱乐界沾了点边，没有让自己的“专业”完全荒废。
就在这步履维艰的日子里，他们时时刻刻都惦念着远在天涯海角的老三和老六，不晓得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日子里，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关山难越，重洋阻隔，他们与远在南洋的老三和老六一直鸿雁不通，音信杳然。
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此时远在南洋的邵山客和邵逸夫的日子，比老大和老二更艰难了。南洋沦陷之后，他们兄弟更是在劫难逃。
一天，邵山客在一座古庙里被日本人找到了，不由分说，五花大绑给抓了去。不管他同意不同意，被日本人抓到了新加坡的戏院，去为他们卖苦力。当时新加坡的戏院，已经被日本人接管了。从北，邵山客就这样为日本人卖命，一干就是三年多。
更惨的是老六邵逸夫。自从日本人侵占了新加坡之后，他就没有了生意。这时为了避祸，他就干脆足不出户，赋闲在家。
哪知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一天上午，突然闯来十多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破门而入，几把明晃晃的刺刀对准了邵逸夫的后背前胸。其中一位矮胖的 日本兵小头目走上前来，一把揪住邵逸夫的衣领，不由分说就是“叭叭”的几下耳光，打得邵逸夫眼冒金花，口角流血。
打过之后，日本兵叽哩哇啦地叫着，把邵逸夫押到了日本兵总部。一到那里又是一阵毒打，把邵逸夫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然后就把他关进了地牢。邵逸夫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日本人又打又关，一关就是一个多星期，罪名是他拍摄了“反日电影”。这一下可真把邵逸夫害苦了，一个影戏的大老板，那里受得了这份罪。更要命的是，在这样的年头，哪里有他讲理的地方。这些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杀人成性，说不定哪一天晚上把你拖出去用刺刀捅了，你不是白死了吗？
幸亏这时日本兵总部里有几个勤杂人员，原先是邵逸夫公司的职员。由于邵逸夫平日人缘好，对这些职员都能以礼相待，从不排老板的架子。特别是其中有两位职员，当时家境十分困难，邵逸夫不但私下加了他们的薪金，还几次慷慨解囊，帮助了他们。这些人一直把邵老板的好处记在心上，总想报答他的大恩大德。现在机会来了。他们见自已昔日的老板被无故地关了起来，就自动地联合起来，一起到日本人面前去说好话，为邵逸夫开脱。经过这几个人的多次奔走，邵逸夫终于被保释出来了。
经历了这次变故之后，邵逸夫在当地反而进了“避风港”。日本兵总部的人都认识他，知道他是“大大的良民”，便不再找他的麻烦了。从此，邵逸夫就再也不用躲在家里了，他可以大胆地出门上街了。当时，他两弟兄在南洋的戏院，大部分都被战火毁坏了，有的被日本人征用了，但还幸存下来了几家。为了生计，邵逸夫又通过这些人帮忙活动，终于获得了放映电影的自由。于是，他就利用这几家戏院，又开始了他往日的生意。虽然生意不怎么景气，但总算可以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一家人不至于饿死。
就这样，邵逸夫仍然留在新加坡，断断续续地干着他的本行。这时，让他感到最痛苦的，并不是皮肉之苦，也不是半死不活的艰难处境——让邵逸夫当时感到最痛苦的就是对故国，对家人的思念。在这烽火连三“年”的日子里，他没有得到家中的一点音信。在整个战乱期间，家破人散，骨肉分离，他同上海的大哥、二哥失去联系长达三年零六个月之久。虽然古人云：“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是，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思念，该是多么刻骨铭心啊！也许就是在这种思念和孤独之中，邵逸夫的性格得到了磨砺和洗礼，使他变得成熟、坚强，从而能在日后的大风大浪中纵横捭阖，大器晚成，终成了一番霸业。
邵氏众兄弟，就是在这人祸战乱的艰难岁月里，几度荣辱，几度沉浮，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和日后的辉煌。
1945年8月14日，一个彪炳史册的日子——这一天，不可一世的日本天皇终于通过电台广播，宣布日本无条件地投降。9月2日，日本侵略者终于放下了滴血的屠刀，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至此，中国人民长达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还我河山，扬眉吐气，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
同年的8月30日，在“二战”中作为反法西斯主力之一的英国军队，又开进了香港。香港又开始成为一个自由贸易港，一座东方的大商埠，各行各业都在开始恢复。这时，在上海的老二邵村人并没有忘记当年在香港创办的“南洋影片公司”，并没有忘记第一部有声电影《白金龙》面市后的辉煌。他和大哥邵醉翁一商量，决定马上重返香港，再创辉煌。
邵村人一回到香港，立即把九龙城的南洋片场恢复起来，在上海的大哥邵醉翁和在南洋的老三、老六的支持下，他又在大张旗鼓，招兵买马，重新开始了他的制片生涯。
但是，邵村人此次回到香港，却是生不逢辰，他一来就遇上了两个强硬的对手——蒋伯英的“大中华影业公司”和李祖永的“永华影业公司”。这两家影业公司，在当时的香港影坛，可以算得上是实力最为雄厚的大公司。
蒋伯英的大中华影业公司，是由蒋伯英、严幼祥、凤昔醉、张石川和周剑云等人投资兴办的。邵村人一见不是对手，就先把自己的“南洋影片公司”寄挂在在“大中华”的门下，把战前邵氏在香港的“南洋影片公司”的南洋片场租给大中华影业公司，参与他们的制片。尽管如此而已，邵村人还是没有取得真正的“股东”的资格。
大中华影业公司先后拍摄了34部国语片和9部粤语片，其中有《芦花翻白燕子飞》、《同病不相怜》、《三女性》和《风雪夜归人》等，影响很大。
在当时的香港，能与大中华影业公司鼎足而立的是永华影业公司。
永华公司的老板是李祖永。据说此公门第颇为显赫。他的父亲李屑清曾是前清北京造币厂的厂长，其母亲年轻时曾经常到卸内的养心殿，陪西太后那拉氏玩纸牌，可谓有些来头。他本人当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时，曾和周恩来、华恭绰同住一间宿舍。南开大学毕业后，李祖永曾去美国安姆赫斯特大学文科学院深造过，回国后当过教授，后主持上海大业印刷公司，给国民党政府印钞票；抗战期间做过军火和黄金之类的大买卖，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过从甚密。1946年他携巨资到香港，恰好遇到前文提到的原上海伪“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的“制片大王”张善琨从海外“避风”归来，于是两人一拍即合，于1847年正式挂出“永华影业公司”的招牌——“永华”二字则是李祖永的“永”字和张善琨当年的“新华影业公司”的“华”字合二为一的产物。
永华影业公司在当年的香港真可谓财大气粗，挂牌时号称拥有独立资产三百七十万美元，而且经当时的港督葛量洪爵士的批准，在九龙购得一块地皮，建立了中国电影史上有史以来规模空前的两个大摄影棚，并拥有整套进口的摄影、洗印、录音和照明设备。
永华影业公司开张后，他们声称不搞小制作，专拍“巨片”，不惜重金，网罗人材。于是，当时著名的导演朱石麟、卜万仓、程步高、李萍倩、张骏祥、柯灵、姚克、吴祖光，著名演员高占非、王元龙、陶金、周璇、李丽华、袁美云、舒、白杨、舒绣文、唐若青、韩兰根、顾而已，著名的摄影师余省三、王春泉、壮国均等人，都曾被罗致其门下。永华公司于1948年正式出片。当年十月完成了第一部开山之作《国魂》，剧本由吴祖光根据舞台剧《正气歌》改编的，导演为卜万仓。开拍时号称斥资百万美元，实际耗资60万元港币。尔后又投资40万元港币，拍摄了另一部巨片《清宫秘史》，参加演出的人员有舒绣文、周璇、唐若青等大牌明星，由大导演朱石麟执导。
这两部巨片分别拍摄于1948年和1949年。当时正是新中国建国前夕，由于时间和题材上选择的不妥，后来招致了众多的非议——这当然是题外话。但是，永华公司却由此在当年的香港影业界，奠定了其霸主地位。特别是后来的《清宫秘史》，在瑞士海拔最低的美丽城市洛迦诺举办的“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入选，并在欧美和中东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公映，反响不俗；同时，由永华影业公司制作的另一部影片《火葬》，在“巴拿马国际电影节”上荣获金奖。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永华影业公司实力之雄厚。
当年在香港影业界，能争一日之雄的就是蒋伯英的“大中华”和李祖永的“永华”。这两家公司凭借自己的实力，逞强好胜，都想争一日之雄，斗得难解难分。不过到了1948年，蒋伯英的大中华影业公司还是慢慢地败下阵来了。
1948年“大中华”败下阵来之后，邵村人就立即从“大中华”收回了自己的“南洋影片公司”，并改名“邵氏父子公司”，（即Shaw＆Sons，简称为“SS”）。与此同时，远在南洋的邵山客与邵逸夫的“南洋邵氏兄弟公司”（即Shaw brothers，简称为“SB”）也重新恢复了业务。
劫后余生，灾眚远去，邵氏四兄弟在历经磨难之后，苦心经营多年的电影事业又得以复苏。
但是，二哥邵村人刚刚改名的香港“邵氏父子公司”，在香港这块高手如云、龙争虎斗的土地上，能重振“邵氏”雄风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