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拥有庞大的“影视王国”，巨额的财富让他历年来高居香港十大超级富豪之列。“我的钱一辈子、甚至下一辈子也花不光”。“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回到民众”。邵逸夫以“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为人生信条，于1973年创立“邵氏基金会”，对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等公益事业慷慨解囊，乐善好施。二十多年来，他为祖国内地教育事业捐赠达32亿港元之巨。
身为亿万富豪的邵逸夫，经常把唐代大大诗人白居易的诗句“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新制布裘》）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他常对人家说，“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回到民众”。在他拥有大量的个人资产之后，他就一直致力于社会福利事业，把自己的钱财捐赠给社会的公益事业，其中主要是资助各类学校和医院。
1957年，邵逸夫来香港创业前后，就在新加坡成立了“邵氏基金会”。那时，这个基金会每年都要给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教育、医疗机构捐赠款项，支持当地的教育和慈善福利事业。。
1957年邵逸夫来香港创业之后，又于1973年在香港创立了“香港邵氏基金会”，致力于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建设。
当年，邵逸夫刚好66岁。按照中国人传统的说法，“六十六岁”应该是人生的一大关口，常言道：“人活六十六，不死也掉块肉。”
本来，邵逸夫对这个“6”字就很忌讳。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影城中差不多所有的人都称为他“六叔”；他的座车也是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三个“6”字的车号。香港地方虽小，但名车却多，尤其是上流社会名人，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除了追求车子的名贵之外，还要追求一个漂亮的车牌号码。
像周润发、刘德华、张柏芝这样的明星大款更是非常讲究。他们的车牌号码都有特定的含义。有的是与自己的生日有关，有的则是自己的英文名字有关。比如，称为“发哥”的周润发有一辆自己的丰田牌坐车，他的车牌就是“CF1955”，“C”是“周”的英文字开头，“F”是“发”的英文字开头，而后面的“1955”就是“发哥”的出生年份。
又如香港的歌坛影视巨星刘德华，他是9月17日出生的，他的车牌号就是“AL917”，也就是“Andy Lau”的缩加上他的生日日期。张柏芝生于1980年，她拥有一辆“宝马328”的跑车，她的车牌号就是“HH1980”，“HH”是“芝芝”的简写，再加上她自己的出生年份。朱茵的男友黄贯中的车牌号是“1964”，也是以他出生的1964年当车牌号的。还有成龙的车牌号是“JC1”，是好友杨受成于1999年在一个拍卖会上，以115万港币替成龙竞标获得的。其中“JC1”的意思代表“Jackie Chan第一”的意思。还有歌星王菲的车牌号是“FW1999”，用的是“Faye Wong”英文名简称；其男友谢霆锋的车牌号是“FW990”，用的也是王菲的英文名。梁朝伟的车牌号“CW7”，是取“朝伟”的英文“Chiu Wai”的缩写。
名气大的上流名人，车牌号也和一般人不同。“无线”大老板邵逸夫的车牌号，就三个“6”字。因为“六叔”对这个数字“6”既心存忌讳，又情有独钟，于是在1978年就以33万港币买到这个三个“6”字的车牌号码。邵逸夫其他坐车的车牌号也都与“6”有关，像“AE6”、“AX6”、“AZ66”等。
到了1973年，邵逸夫又是六十六岁，两个“6”字撞到一块来了。一种心理作用，让他在这一年明显感到身体上有一种不适。他担心自己身体发生了什么毛病，就请来了名医诊断，但奇怪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查出来。邵逸夫并没有由此而放心，反而更加担惊受怕，开始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了。一天到晚神情恍惚，弄得疲惫不堪。据说到后来就弄出了一个“棺材冲喜”的笑活。
那一天，邵逸夫将自己的担心自诉了在自己身边的方逸华。此时，方逸华正在“邵氏公司”主管财务，很受邵逸夫的信任。方逸华就对他说：
“六叔，这可要当心啊！我听说影城里有一个叫李迪的人，据说精通旁门左道之术，不妨找他来想个法子冲冲喜！”
邵逸夫一听，沉吟了半响，最后还是点了点头。于是，方逸华就打了个电话，把那位李迪请到了办公室。
李迪来到邵逸夫的办公室，胡言乱语了一通，然后竟说：
“六叔，我看您老人家今年六十六岁，正是人生的一大关口，何况您老人家生来就和”六“字有缘。今年六十六岁，要想人财两旺，消灾弭难，我看得想个法子才好。”
邵逸夫说：“你说想个什么法子？”
“法子倒有一个，就怕六叔您……”李迪故意说了半句不再往下说了。
邵逸夫一见笑了起来，说：“你这小子，也学得跟我卖关子了，我叫你来，不就是叫你想法子么。就怕六叔我怎么啦？有话快说！”
“是，有屁快放，是吧？”李迪油滑地接着说，“六叔，我看应该在您的办公桌上，摆放两副小棺材冲冲喜才行。”
邵逸夫一听，又有气又好笑。但他还是笑嘻嘻地对李迪说：“你有没有搞错也，李迪！棺材是倒霉的东西，冲什么喜啊？”
李迪说：“六叔，我绝对没有搞错。用棺材冲喜，这叫以毒攻毒。凡是冲喜，都是用最不吉利的事情来冲。您听我的没错，派人去做两副棺材来就是了。”
邵逸夫听李迪这么一讲，觉得李迪这小子既然有此胆量出这样的“损招”，居然不怕我炒他的鱿鱼，莫不真是有些来头，于是就答应了。他就对李迪说：
“好，我就听你的。你所说的棺材，怎么个做法？需要多少钱？”
李迪不慌不忙地竖起三根指头，望着邵逸夫说：“三万块也。”
邵逸夫一听，被他吓了一跳。
“什么？三万块？那是什么钱？”
李迪一本正经地说：“六叔，这三万块既不是美金，也不是英镑，就是我们香港的这种钱币。因为是您六叔的棺材，所以才要三万块钱一副。如果是我李迪的，三个铜板都不要！为什么？因为您是大老板嘛。”
邵逸夫听他这么一说，也不再说什么，就向李迪讨教那“三万块钱”一副的棺材怎么做法。那个李迪也真不含糊，果然又信口开河地说：“您这两副棺材是有标准的。要做九寸九分九厘九毫长，三寸三分三厘三毫宽，大一分毫或者是小一分毫都不起作用。”
邵逸夫说：“好，我就依了你。要是冲不走我的”喜“，我就拿你是问。”
李迪也说：“要是那样，我死也无悔。”
邵逸夫果然花了六万块钱，请人按照李迪所说的尺寸，定做了两副棺材，然后端端正正的摆放在他那总裁的办公桌上冲喜。
这两副小棺材做得精巧倒是精巧，可是摆放在邵逸夫的办公桌上，就成了一大“邵氏影城”的一大笑话，引得“邵氏影城”的员工们，不管有事没事，都想找个机会到六叔的办公室来，想亲眼看看六叔这两副花了六万块钱的小棺材。看过之后，大家都说李迪这家伙也实在是太阴损了，变着花样让六叔出血。这六万块，可相当于现在的五六十万港币啊！
但是，邵逸夫并没有这么看，后来他却认为这个六万块花得值。
为什么呢？原来这一年“邵氏”出品的《七十二家房客》一片，打破了香港各类影片的票房纪录，又一次挫败了“嘉禾”威协。二是“邵氏”的股票在1973年的股市狂潮中，每股竟猛升至33港元。
邵逸夫当然没有忘记，1971年，邵逸夫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的股票正式上市，正好香港股市“盲侠”当道，只“牛”不“熊”，一个劲儿地往上窜。到了1972年，“邵氏”的股票，最低价为5·71港元，最高价为15·8港元。可是到了1973年，竟一度攀升到了35元。“邵氏”不送红股，市价仍有29·17港元。邵逸夫看准时机，当机立断抛出手中的股票。仅此一抛，就让他狠狠地大赚大捞了一笔。
所以邵逸夫认为，说不定这真是李迪那小子做的好事。
由这个“棺材冲喜”的笑话，又让人们想到了“六叔”另一件好笑的故事，那就是关于邵逸夫的“铜像事件”。
据说早在1966年，邵逸夫竟心血来潮，授意影城的员工，为他自己铸造了一尊铜像。他准备把这尊铜像安放在“邵氏影城”的大门前，来为自己这些年的成就歌功颂德，为自己树碑立传，让来影城的人都去瞻仰一下自己的风采。
铜像铸好之后，邵逸夫就去找新上任的宣传部主任陈铜民征询意见，说准备在新年到来之前，把自己的铜像立在影城的大门前，问他有什么想法。
陈铜民虽然是一位小小的宣传部主任，但对老板的这种做法还是持反对态度。他就直言不讳地对邵逸夫说：
“六叔，我认为这个铜像不能竖，一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只有人死了之后，如果有资格竖铜像，才能竖铜像；活着的人，是没有如此招摇的，这简直是惹人笑话。另外，即使要坚铜像，也不应该竖在自己的家门口，应该竖在公众场所。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您已经决定了要竖，那您还是竖吧。”
邵逸夫听陈铜民这么一说，认为言之有理，不说一句话就走了。
从此以后，邵逸夫就不再提竖铜像这件事。后来，这尊铜像就被弃置在影城的道具房内，任人践踏，从没有人过问过。据说有一次，当时“邵氏公司”的厂长、邵逸夫的侄儿邵维钦（邵维钦是邵逸夫的大哥邵醉翁的儿子）和陈铜民因事同去道具房，看到倒在地上的这尊铜像，就对陈铜民说：“喏，这不就是老板的铜像吗？”
说完，邵维钦就一脚踩在邵逸夫的铜像的脸上，跨了过去。
邵逸夫的这尊铜像到最后也没有竖立在影城的大门口，而是成了任人践踏的道具。但是，他对此却一点也不在乎。
从这两件事情上就不难看出，当年的邵逸夫和后来的邵逸夫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无论是他的目光还是他的追求，到后来已经是判若两人了。所以到了1973年，他要在香港又一次创办“香港邵氏基金会”，其原因也就在此。
也就是从1973年开始，邵逸夫开始真正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和生命的意义。他开始明白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道理。从而，他就开始关注慈善事业，损款赞助教育，解囊公益，大办善事。
1973年，邵逸夫以“校董”的身份，捐款50万港币给香港“苏浙公学”，资助该校新建一座藏书三万多册的图书馆。
当年5月30日晚七时许，邵逸夫捐赠典礼仪式在香港“苏浙旅港同乡会”会馆隆重举行，港岛各界名流显贵云集一堂。香港教育司首长简宁先生主持了这一盛会。在捐赠典礼大会上，苏浙旅港同乡会会长徐季良先生首先致辞。徐先生对邵逸夫慷慨捐赠，嘉惠青年的善举表示感谢，并宣布该图书馆将命名为“邵逸夫图书馆”。然后，简宁先生在发言中再一次褒奖邵逸夫捐助巨款的重大意义。
在典礼大会上，邵逸夫以流畅的英语致辞，赞扬和评价了苏浙公学及苏浙旅港同乡会的教育成就，并表示愿为其作点力所能及的贡献。邵逸夫的致辞，获得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此后不久，苏浙公学又扩建校舍，邵逸夫再次解囊相赠，捐助100万元港币。为此，苏浙旅港同乡会，一致决定，推举邵逸夫为“永远荣誉会长”。
后来，邵逸夫又给座落在内地杭州市的浙江大学，捐款1000万港元，资助家乡的教育事业。该校校长韩祯祥与全校师生通过了一项决议：一致决定用邵逸夫先生捐赠的这笔巨款，在风景如画的玉泉风景区修建一座科学馆，并命名为“邵逸夫科学馆”。
邵逸夫开始醉心于慈善事业的指导思想是散财积德，即中国人传统的做好事思想。后来，他进一步认识到了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他的捐赠就明显地开始向教育事业倾斜，在此后的岁月里，一进乐此不疲。
1974年，英国女皇伊莉莎白二世为表彰邵逸夫捐资办学，热心公益的精神，特授予他为“皇家CBE”勋衔。
1977年，香港正在兴建一个规模宏伟功能齐全的“香港艺术中心”。邵逸夫出手大方，当即捐赠600万港币赞助。他的这一壮举，倍受港岛各界人士的赞誉。邵逸夫也因此荣任“香港艺术节”大会主席，以及“香港艺术中心董事局”副主席之荣衔。
1977年，是邵逸夫人生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这一年，他再度被英国女皇册封为Kinght Bachelor（皇家爵士）勋衔。从而，邵逸夫成为香港娱乐圈内，获得爵士殊荣的第一人。
当年，邵逸夫盛装一新，喜气洋洋地亲赴英国雾都伦敦，接受这一殊荣。当他载誉返港时，成千上万的香港人，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一样，恭候在启德机场，等待他走下座机。邵逸夫走下机舱时，对欢迎的人群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人说赚钱难，但有了钱怎样去用，把钱用在最适当的地方，那才是更难的事！”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这就是我的人生信条！”
香港记者何江西多年以后，回忆当年在香港启德机场，采访回港的邵逸夫先生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当时，他问邵逸夫先生，“邵氏公司”当时制作的影片《表错七日情》票房突破千万，赚了多少利润？
邵逸夫先生只是笑着说：“赚了多少不是问题，捐了多少钱给国家才是重要的事！”
“点解吖？”邵逸夫的回答让何江西有点摸不着头脑。
邵逸夫接着说：“中国很穷，需要很多金钱来办学校发展教育，建造医院治理患病的人。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回到民众。”
这样的回答，实在让何江西和在场的人都感到震惊。邵逸夫的话，让大家都看到了他此时的内心世界，同时也道出了每一位有道义和良知的富翁的心理。
当年，英国女皇为表彰邵逸夫对社会工作及慈善事业所作的贡献，还任命他为“香港红十字会”主席之职。邵逸夫任这一要职长达十二年之久。
邵逸夫这样从英国荣归香港之后，“苏浙旅港同乡会”为了表示庆贺，特在香港翡翠宫大酒楼，为他荣获爵士册封而举行了隆重而盛大的宴会。
宴会由该会会长徐季良、副会长叶庚年、周忠继、陈存仁暨常务会董事亲自主持。首先由他们向邵逸夫赠送晋爵颂屏；然后，由苏浙公学荣获香港第28届高级女子组国语朗诵冠军的何晓静小姐朗读祝词。500多人的宴会大厅始终掌声如潮。大家欢歌笑语、觥筹交错，为邵逸夫晋爵而庆贺祝福。
继苏浙旅港同乡会的庆祝会之后，邵逸夫的老乡——“旅港宁波同乡会”于1974年6月28日晚，又在铜锣湾利园酒店彩虹厅宴为邵逸夫举行了隆重的庆典仪式。宁波同乡会一致认为，邵逸夫晋爵，是香港开埠一百多年来，旅港外省人士获此勋衔殊荣之第一人，这是全体香港旅港外省人士的光荣，更是宁波同乡会的无尚的光荣和骄傲。宴会由该会会长李达三致贺词，并赠送一块毫光灿灿的银碟，上书“天爵人爵”四个闪闪发光的大字，赠给邵爵士以示祝贺。
邵逸夫荣膺“爵士”，应该是对他的事业和人生最大的褒奖，让香港人对他从1957年来港创业之后的致富旅程，不得不产生由衷的敬佩。
自从1957年他五十岁来香港拼搏至今，邵逸夫先生的确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了一条艰辛而辉煌的创业之路。二十多年来，他的“邵氏影城”拍摄影片近千部，获奖无数，并收购和兴建多处戏院和物业，在香港娱乐界独占鳌头，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在淡出影坛之后，邵逸夫又出任“无线”电视董事局主席，执掌“无线”大业，并由此开始了“邵氏”物业的多元发展。从此，他又在同行中再次崛起，并一直稳坐香港电视霸主的宝座。1985年，香港《资本》杂志曾估算，邵逸夫的资金此时已超过了120亿港币。他持有“邵氏公司”百分之七十的股权，持有约百分之三十二香港电视广播及香港股权。另外，在欧洲、美国和加拿大等地，还拥有大量的私人资产。
当然，这些都是他的“有形”的资产，那么，他“无形”的资产又有多少呢？这唯怕是连他自己都不清楚的一笔数字。仅以清水湾“邵氏影城”地产一项，就足以让他腰缠亿贯，更不要说影城片库中，那1000多部拷贝“母片”。
1984年，香港房地产“炒”得最疯狂的时候，曾有一位地产商前来与邵逸夫洽淡，有意收购“邵氏影城”的地皮。当时邵逸夫开价50亿港币，对方还价30亿港币，最后双方以40亿港币初步达成协议。对方限定邵逸夫在四十八小时内答复。
当时邵逸夫曾对张彻说：“四十亿是笔不少的钱，放在面前，自然动心。不过，再回过头去想想，我现在的钱用不完，至少下一代也用不完。四十亿是个银行户口里的数字，哪里用得到，因此我决定不找这个麻烦。”
最后，邵逸夫先生并没有答复那位地产商。因为他不想做这笔生意。
与此同时，邵逸夫在地产业、银行业等方面均有不俗的表现，仅地产一项，就遍布东南亚、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他名下的各种公司遍布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有40多家，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到1985年以后，他更是老而弥坚，让他的产业朝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使他左右逢源，立于不败之地，一直高居香港富豪榜榜首。所以，邵逸夫是当之无愧的成功的商业巨头。
到了晚年之后，“邵氏公司”那艘那庞大的商业舰队已经不再需要邵逸夫本人亲自掌舵了，他已经退居二线，由他的夫人方逸华和他的两个儿子、还有他三哥邵山客的儿子在前面冲锋陷阵了。这时，他自己所要操心的不再是怎样去赚钱，而是怎样去“花钱”，怎样去把自己的财富如何回报社会，回报祖国和人民。
1985年，又一件伤心的大事，让邵逸夫受到了刻骨铭心的震动，那就是他的三哥邵山客的去世。1983年，三哥邵山客不幸中风，陷入昏迷状态，变成了“植物人”，躺在病床上两年多，直到1985年3月2日才在新加坡逝世，享年88岁。三哥的去世，让邵逸夫感到极度的痛苦和悲哀。
因为在邵氏兄弟四人当中，邵逸夫与三哥邵山客接触的时间最长，关系也挺密切。当年，就是他同三哥一道，在新加坡同甘共苦，风雨同舟，赤手空拳打天下的。通过他和三哥两人三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创下“邵氏”在南洋的一番大业。三十年后，邵逸夫虽然与三哥分道扬镳，来香港接替二哥邵村人，执掌邵氏帅印、创办“邵氏兄弟”公司，但他对三哥的那份感情却终生不泯。
对于三哥这种最后的痛苦，邵逸夫几乎悲痛欲绝。他想到了三十年来，自己同三哥在新加坡的日日夜夜，想到了三哥艰辛而又勤劳的一生，多少往事历历在目。如今，三哥已经永远的离他而去，撒手西归。虽然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家业，而三哥他自己却不曾享受过一天。想到这一切，邵逸夫真不由得为三哥而痛心，为人生的短暂、人事的无常而叹息。
三哥的逝世，似乎让邵逸夫进一步悟出了人生的真谛，理解了人生的价值，更加淡泊钱财，热心公益。他要趁自己有生之年，把这些“身外之物”捐赠出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的财富取之于民众，应用回到民众。”当年，邵逸夫曾向当时的香港总督尤德爵士提出，他要把自己的钱捐赠给大学和医院，愿得到他的支持。邵逸夫的想法得到了尤德爵士的高度赞扬。
1985年，邵逸夫以“邵氏基金会”的名义，宣布捐献出1·6亿港币，用于他的“慈善事业”。这其中的7，300万元用于资助香港的大学和医院，另外的8，700万元则捐给香港以外的6所大学，其中包括内地的浙江大学、台湾国际艺术学院及澳门的东亚大学。多年来，邵逸夫捐助超过数以亿计的款项，为香港的城市建设、大学教育、医疗设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香港的许多大学都曾得到过邵逸夫先生的捐助，例如香港中文大学的逸夫书院、香港大学的邵逸夫楼、香港城市大学的邵逸夫图书馆等都是邵逸夫先生捐赠的结果。
1986年1月，邵逸夫再次捐出1·206亿港元。其中一亿元给香港中文大学，1000万元给浸会学院，1000万元给仁济医院，60万元给广安医院。捐助给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亿元，是用来兴建“第四书院”的。兴建后的“第四书院”已命名为“逸夫书院”。
1987年1月6日，邵逸夫接受记者采访，谈到这笔捐款时，他说：
“讲到培育人才，最紧要的就是要快。尤其是师资，更加刻不容缓。香港人口越来越多，学位有限，后生们求学不易。所以去年我到中文大学，马临校长告诉我校内有地，打算建第四学院，可惜未筹到钱。我回去后，同大家商量。一个星期后就告知马临校长：我捐一个亿。你看，再过几日，即这个月十二号，中文大学第四学院就会动工了，明年春季落成。第一批六百个学生可以入学，你说我有多么欢喜呢！”
邵逸夫的这段话，实在是其内心的写照。他热衷于教育事业，着眼于培养下一代，这是十分有眼光的。
也就是从1985年开始，邵逸夫每年都要拿出一亿元以上的巨额资金捐赠内地，泽惠内地的大中小学，赠款项目已多达几百项。
1985年，邵逸夫开始向内地捐出第一笔教育款项1亿港币，帮助内地10所大学兴建图书馆或科技馆。这10所大学是南京大学、南开大学、西北大学、云南大学、华东师大、华中师大、东北师大、北京师大、浙江师大和西南师大。邵逸夫的捐赠项目重点在内地的师范学校。他说：“培养人才最重要的就是要快，尤其是培养师资刻不容缓，一个先生可以教50个学生，10个教500个，这样的作用就大了。”
所以，当大陆内地一座接一座的“逸夫馆”“逸夫楼”相继落成的时候，人们应该想到，这是一位老人勤劳创业的结果，更是他爱国热情的体现。
1987年4月，邵逸夫回到了阔别40年的故乡浙江宁波后，决定捐款500万港元，在老家附近的宁波师院内兴建一座图书馆。这座同样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逸夫图书馆”已于1990年10月落成后投入使用。
邵逸夫的捐赠是全方位的，除了对香港、台湾、中国内地及新加坡南洋一带捐赠外，还对美国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学院等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多次进行无偿的捐赠，为此，受到了世界各国社会的关注和赞誉。
美国旧金山（三藩市）为表彰邵逸夫对该市的福利贡献，特将每年的9月8日命名为“邵逸夫日”。1988年，美国“玫瑰皇后”代表美国旧金山市长艾诺斯，向邵逸夫赠送“九月八日三藩市邵逸夫日”纪念牌及证书，以表彰邵逸夫对该市福利事业的贡献。
祖国内地为了答谢邵逸夫对发展祖国教育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1989年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铁映，专门致函邵逸夫先生，向他表示最真诚的感谢。
1989年，邵逸夫再次向宁波师院捐赠200万港元，加上当地政府配套的140万元人民币，又为该校建造了一幢“邵逸夫教学楼”；同年，还在该校设立了“逸夫书院奖学金”（1991年改名为“方逸华奖学金”），以奖励那些学有所成和成绩突出的学生。奖金数额为每年3万元港币。邵逸夫给宁波师院第三个捐赠项目为“逸夫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捐赠金额800万港元，当地政府配套500万元人民币。
1990年2月21日和22日的香港《大公报》分别撰文报道——
邵逸夫先生从一九八五年向浙江大学赠款兴建科学馆开始，每年都向内地大学捐赠巨款，发展教育事业。现在赠款项目已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受益的学校共有四十七所，捐赠的款额已达四点零二亿港元……邵逸夫先生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向十所高校各赠款一千万港元的工程项目已陆续竣工，投入使用。
上文报道中所指的“十所高校”分别是上海华东师大、云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重庆西南师范大学、金华浙江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西安西北大学、天津南开大学、长春东北师范大学等。其中的项目分别为图书馆、教学馆、科学会堂和科学馆。
对邵逸夫的这一系列的捐赠活动，我国政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1990年5月，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了一颗“2899号”行星。中国政府特将此星命名为“邵逸夫星”，并由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先生向邵逸夫颁发“命名证书”。
1990年6月1日，“邵逸夫星”命名证书颁授仪式在清水湾“无线”电视城举行。周南社长代表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证书郑重地颁授予邵逸夫先生。以一个人的名字命名一颗行星，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不可多见的。邵逸夫先生能获此殊荣，自然当之无愧。
邵逸夫先生长期热心内地的教育事业，视教育为立国之本，而他对天津市的教育事业更是情有独钟。
1990年8月14日，由邵逸夫先生慷慨捐资兴建的天津大学科学图书馆在校内敬业湖畔落成。这座建筑由东、西两部分组成，总建筑面积为11，000平方米。馆内有装置了同步翻译设施的多功能大型学术报告厅，还有可供国内外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工作的学术研究室，并配有一批先进的现代化设备。学校为了铭记邵逸夫先生的功德，把科学图书馆命名为“逸夫楼”。
1990年8月15日，同样由邵逸夫先生捐资兴建的南开大学图书馆——“逸夫楼”宣告落成。这座图书馆总面积为11，500平方米，馆内分为三个区，分别设有工具书、报刊等阅览厅，文科、外语、古籍线装书库及研究室、计算机室、放像室。新馆共有1，160个座位，供人们阅览时使用，使南开大学图书阅览席位增加了近一倍。仅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这两座图书馆，邵逸夫先生就捐资高达1000万元港币。此外，邵逸夫先生还向南开大学数学所捐赠资金，兴建了面积为11，150平方米的“逸夫楼”。
此外，邵逸夫先生后来还为天津一中、天津市实验中学、天津市岳阳道小学等一批中、小学捐资兴建了“逸夫楼”，大大改善了这些中、小学校的办学条件。邵逸夫先生关心天津教育事业所做出的无私奉献，受到了天津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更让天津市的教育事业在近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邵逸夫先生不仅钟爱天津市的教育事业，同时还为全国许多地方的教育事业捐助了大批的资金，做出了突出贡献。
截至1992年止，邵逸夫向内地大、中、小学赠款项目已达236个，共计捐款超过6，685亿港元。而他这种乐善好施的行为，后来一直在不断地持续下去。他每年都要拿出一亿元以上的巨资，来奉献他的拳拳赤子之心。现在，在内地的许多地方的校园里，随处都能看到以“邵逸夫”命名的建筑物。
由于多年来对香港和祖国内地的教育事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1992年，邵逸夫荣任第一批港事顾问成员。
1998年，邵逸夫获香港特区政府颁发的大紫荆勋章。
1994“邵氏”年报显示：物业出租收入达2.3亿元，而电影放映收入为2924万元。香港素为藏龙卧虎之地，富商豪贾云集，但以经营影视而步入香港富豪排行榜前列的惟有邵逸夫一人！
就是这样的一位富豪，从此情系祖国，把自己与祖国内地的教育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希望祖国成千上万的青年学子能求学有门、早日成才。邵逸夫先生本人并不从事教育事业，但他的心愿就是希望青年人能受到更好的、更高学历的教育，希望祖国的明天会更美好。他明智地认识到千秋大业，教育为本的深刻道理。
在国家教委的协助之下，自1986年至1996年，邵逸夫资助了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教育事业共1000个项目，捐款总额已超过12亿港币。仅以江苏省为例，邵逸夫就在江苏省政府的配合之下，在几十所大、中、小学兴建的“逸夫楼”达49座之多，建筑总面积高达13.4万平方米。
邵逸夫对教育事业倾注了无限深情，他不仅重视对高等教育的捐赠，也十分关心对基础性的普及教育的捐赠。当他获悉内地许多中、小学在大水灾中受到严重影响时，除率先捐出巨款赈灾外，还一次性捐赠巨款用于150多所受灾严重的中、小学校重建。邵逸夫先生还不顾自己八九十岁的高龄，经常不辞辛劳亲临各地赠款项目视察，足迹甚至远达西藏、甘肃等边远之地。
1996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亲切地接见了邵逸夫先生，对他关注内地教育事业，兴学助教的义举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
邵逸夫先生崇高的奉献精神，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尊敬和高度赞扬。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杨振宁先生称赞邵先生“多年如恒地对中国教育界与医疗界各阶层的慷慨捐赠是史无前例的壮举。”
杨振宁先生的称赞的确恰如其分——在捐资兴学、捐资办慈善事业中，邵逸夫先生以自己“不必言绝后，可以称空前”的壮举，实现了他崭新的财富观，展现了中国这个宅心仁厚的古老民族忧乐万家、扶贫济困的高尚精神境界。邵逸夫先生对祖国内地教育事业的大力资助，对正在兴起的中国教育事业，无疑是雪中送炭，非常及时的。
祖国内地的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在“文革”以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空前的发展，从1980年到1991年，高校数量从675所增至1075所，学生从117万增加到232万人，虽然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大幅度增加了教育基建投资，但仍不能满足需要。邵逸夫先生就决定委托国家教委，把自己捐赠的资金有计划有步骤地分配到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几百所学校，并由内地各级政府拿出一部分配套资金来共同兴建这些学校，以促进各大专学校基建的快速发展。邵逸夫的这种做法，受到发各受赠学校热烈欢迎。他们一致反映，邵先生捐赠的款项和项目，实在是“及时雨”和“雪中炭”，发挥了显著的效益。
例如江西师大成立计算机科学系和计算机中心后，由于没有符合要求的计算机用房，致使其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购置的计算机有一部分难以开箱安装使用，正在此时，邵逸夫先生的赠款及时帮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让他们所有的计算机都能开箱使用，所有的计算机课都能按计划开设。
许多高等院校的“逸夫楼”、“逸夫科技馆”，都成了重点科技攻关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新型基地，仅南京大学的“逸夫馆”内，4年中就有50多项、863个高科技和重点攻关项目同时进行，并可容纳3500多名学生同时上课。许多院校的“逸夫图书馆”，实现了由传统的“藏、借、阅”三段分离封闭式管理模式，向开放式、计算机检索、声像载体等现代化管理模式的转变，从而大大改善了高校教学、科研、实验和训练的条件。中央民族学院的“逸夫体育馆”等项目则推动了学校及城市的体育活动、文化活动的开展，创造了优美的育人的环境，取得了良好的综合效益。
自1985年以来，邵逸夫夫妇一直热心关注祖国内地的教育事业，除连年坚持不断地资助内地大、中、小学，建设各类教育基础设施外，每逢内地遭受重大自然灾害，他们都以最快的速度了解灾情，并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出向灾区教育事业进行捐赠的决定。截止2004年为止，邵逸夫基金（香港）有限公司，连续19年为内地大、中、小学的教育事业进行了大量的捐赠，捐赠款项累计高达31亿元港币之巨，为大、中、小学兴建的教育教学项目4534个，遍及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向云南等18个省、市、自治区的751所受灾的中、小学捐款高达15，605万港元。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2003年1月3日至7日，“邵逸夫基金会”第16次赠款仪式照例在香港举行。时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的章新胜率内地教育代表团赴港出席了这一捐赠仪式，并访问了香港教育统筹局、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学术评审局及香港大学等教育机构和学校。自1997年以后，这样的捐赠仪式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每一次捐赠仪式的举行，都是邵逸夫先生和他的夫人方逸华女士爱心的体现。
2005年1月18日，第18次“邵逸夫基金”赠款仪式又在香港中文大学的“逸夫书院”举行。时任国家教育部副部长的张保庆又率领受赠省、市、自治区的教育厅、局领导和23所大、中院校的代表参加了赠款仪式。同行的还有教育部国际司司长曹国兴、港澳台办公室常务副主任丁雨秋。在港期间，代表团的成员参观了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8所大学及保良局黄永树小学。
2005年，邵逸夫先生又向内地捐款2亿港币，兴建348个教育项目。这一次的捐赠重点，主要是资助祖国西部地区。经“邵氏基金会”的同意，这一次邵逸夫先生还向山东科技大学捐赠港币400万，资助学校兴建学生教学楼。
2005年6月10日，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中心小学遭受特大洪水和泥石流灾害，造成105名学生死亡。这次自然灾害同样受到了邵逸夫先生和夫人邵方逸华女士的密切关注。在他们得知当地政府决定重新选址，将该镇13所地处山区、易受洪水侵害的小学集中起来，在沙兰镇新建一所寄宿制中心学校的决定后，便立即作出决定，通过国家教育部向黑龙江省捐款530万港元，用于建设沙兰镇中心学校教学楼，使灾区学生能早日重返课堂。
邵逸夫夫妇在灾区人民最困难的时候，能慷慨解囊，鼎力相助，体现了救人于危难和雪中送炭的崇高精神。国家教育部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指示黑龙江省教育厅尽快落实配套资金，指导当地政府认真做好沙兰镇中心学校的选址、设计和建设工作，尽快保质保量地完成校舍建设工作，不辜负邵逸夫夫妇对灾区人民的一片真情。
对祖国内地的受灾学校，邵逸夫夫妇是这样的雪中送炭，一往情深，而对其他地区的灾情他们同样予以关注。2005年南亚地区发生海啸灾难之后，邵逸夫就为南亚海啸受灾区，一次捐出1000万元港币，帮助那里的人们重建家园。
2006年1月18日，据香港《大公报》以刊登了一则报道，报道说——
香港慈善家邵逸夫第19次捐资支持内地教育事业，累计达到32亿元之巨。邵氏今年再捐款2亿元，让内地348所大中小学受惠。重点资助西部地区。率团来港接受捐款的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盛赞邵逸夫拳拳爱国心，承诺确保受惠建校工程高质安全。
自1985年起持续不断地在内地捐资助学。昨天，他向袁贵仁率领的教育部代表团捐出2亿元巨资，使他向内地教育捐款累计达到32亿港币，至今助建了4888个大中小学校舍等项目，分布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主力捐助西部省份配合中央政府开发大西部的国策，邵逸夫的教育捐款也继续投放于西部省份，包括吉林、甘肃、新疆、重庆等。
在这次捐赠典礼仪式上，吉林省教育厅厅长李军，代表该省七百万师生感谢邵逸夫的慷慨义举。他说，自1994年至今，吉林省已经是第9次获得邵氏捐款，合计6350万元，全部用于兴建延边大学等院校的设施。2006年，吉林省又获捐款915万元，用作兴建大中小学校。李军厅长说，吉林省教育厅将提供配套资金，确保校舍“实用经济美观安全”。
甘肃省教育厅副厅长李贵富说，邵逸夫自1994年向该省捐款一亿多港元，让该省193所大中小学受惠。他表示，这一次甘肃又获得495万元的捐赠，将用于兴建13所中小学，省教育厅将配套建筑资金，有关工程可望今年七月完竣。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于宜法说，邵逸夫今年向该校捐款400万元，校方将用于兴建“逸夫海洋馆”，确保它成为该校标志建设。“二十一世纪是海洋世纪，中国海洋大学要为中国开发海洋作更大贡献。”
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在总结发言时，高度赞扬邵逸夫对国家教育事业的支持。他肯定邵氏多年对内地中西部的关怀，尤其是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更是雪中送炭。他说，教育部对邵逸夫的捐赠一如既往高度重视，去年七月就专门组织受惠的省、市、区教育部门，确保配套资金到位。特别要求有关工程必须公开招标，负责官员要实地考察。至本月为止，大部分工程进展顺利，中、小学校舍可望今年三月竣工，大学工程将在2008年落成。他代表教育部长周济，向邵逸夫致敬。
袁贵仁又专门介绍内地教育近况，他说，去年内地各省市的大学生总数为2300万，入学率为二比一。全国高中生为3800万，入学率为五成。全国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九成半，青壮年文盲率控制在百分之四以下。国家去年投入24亿元，用以协助22个省、市、自治区的贫困学生，为三千多万学生减免学费和杂费。
这次捐赠仪式的成功举行，让邵逸夫先生对祖国内地的教育事业又有了新的了解，让他对自己多年的捐赠感到了一种由衷的欣慰。
邵逸夫先生为什么热衷于内地的教育事业呢？他说：“内地与外国不同，教育不普及，很多人想读书没有好的先生。我同北京的教育部门商量过，主要多捐资给北京、东北、华中、西南、西北的师范大学，帮助他们多培养师资。一个先生可以教五十个学生，十个教五百个，这样的作用就大了。”
邵逸夫先生的设想是美好的，这实实在在的语言，道出了一位海外游子对祖国母亲的赤子之情。
在今天的中华大地，在一百多所高校、三百多所中、小学校园内，一千多座以邵逸夫先生的名字命名的“逸夫楼”、“逸夫馆”，组成了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这不仅是邵逸夫先生事业的丰碑，更是他作为一位亿万富翁的“精神财富”，是他人格的丰牌。
对于自己的祖国，邵逸夫先生总是那样倾注着一片深情。
1985年，他为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又捐赠1000万港元，保护敦煌莫高窟壁画工程，为莫高窟壁画安装玻璃屏风。这样做既不影响游人瞻光，又可以保护壁画以免磨损风化。邵逸夫这种保护祖国千年文明的善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敦煌研究院为感谢邵逸夫这一行为，特地为他竖立了一块纪念碑，同这旷世之宝——敦煌壁画一道永存。
邵逸夫近年来对内地的捐赠，除了教育事业之外，还有医疗卫生事业。
1990年，邵逸夫向浙江省捐赠了7000万港币和400万美元，在杭州兴建了了一所现代化的“邵逸夫医院”。医院设有400张病床，一切仪器设置都是从美国进口，就连洗衣机也是从美国买来的，真可谓尽善尽美。
1990年3月7日，邵逸夫还向英国牛津大学捐款1630万美元，以帮助该校建立一座“中国研究所”。牛津大学副校长理查德高度评价邵逸夫这种友好的行为。他说：“这笔巨款的捐赠，将使中国问题的研究在牛津大学占有适当的位置。这对牛津大学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2006年3月11日《潇湘晨报》（记者方瑜）报道了一则消息，说是湖南汨罗有一位13岁的女学生李娜惨遭车祸，巨额医疗费让她写下遗书想放弃治疗的消息，此报道经香港媒体转载后，打动了香港著名实业家、慈善家邵逸夫和夫人，他们决定向李娜捐款25万元人民币3月9日下午5时许，湘雅医院李娜的病房里，来了两位香港“邵氏基金会”的客人：董事长方逸华的秘书姜廉清及姜夫人吴三媛，姜廉清夫妇代表邵逸夫夫妇向李娜捐款25万元。同时，姜廉清还向李娜转交了邵逸夫先生写给她的亲笔信。
姜廉清说：“邵逸夫先生的夫人方逸华女士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李娜的报道，当即表示要帮助她。和邵先生商量后，决定为小女孩捐款25万元。邵先生写字很不容易，公司的很多重要文件卲先生都不亲手签字了，但这次却执意要自己写下这封信。邵先生写完后，慎重地用信封封起来，嘱咐我亲手交给李娜。”记者看到，在一张印有“邵逸夫”名字的信笺上，写着这样几行文字——
李娜同学
愿你早日康复 重返校园
邵逸夫
就在李娜的病床前，姜廉清将一张25万元的支票交给了李娜的爸爸李建山，并对他说：“这是邵先生的一片心意。邵先生很忙，但他却记得李娜的事情，一直催我们尽快到长沙探望李娜”。姜廉清还嘱咐李建山，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可直接和他们联系。
姜廉清的夫人吴三媛还给李娜带来了一大袋衣服和零食。姜廉清说，为了给李娜买到合适的衣服，吴三媛颇费了一番心思。由于不知道李娜的身高体重，出发前一天，吴三媛拜托远在长沙的朋友先到病房探视李娜，了解李娜的身体状况。“小孩子身体长得快，我特意给她选了稍大一点的衣服，等她康复出院时正好合身。”吴三媛拉着李娜的手，轻声嘱咐：“要多吃有营养的食物，乐观面对困难，安心治疗战胜病魔，早日回到学校，做个好学生。”
3月10日，刚刚换完药的李娜在爸爸妈妈的协助下，艰难地支起上身开始给邵逸夫回信。
她说：“我要给邵爷爷回一封信，我要感谢他给我第二次生命。”
李娜在信中写道：“敬爱的邵爷爷，我不知道要怎样感谢您对我的帮助，因为您的帮助，我见到了爸爸妈妈脸上露出了笑容，我也笑了……”
李娜的手有点抖，肠胃受损导致严重的营养不良，她举起手来都有点困难。李娜花了一个小时总算把信写完了，头上冒出了热气。
“手很抖，总是写不好字，但我要写得工工整整给邵爷爷寄过去。”李娜还从自己的影集中挑选了一张照片，“把这张照片也送给邵爷爷，我现在的样子太难看了。”李娜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一位素昧平生的普通农家女孩的生命，竟然能得到邵逸夫先生和夫人方逸华的关注，这不能不让人感动。
邵逸夫先生晚年乐善好施，为公益事业慷慨解囊，让他由一位商人，变成了一位大慈善家。这其中的变化，有多少发人深省的内容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