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七载，清水湾“邵氏影城”竣工，堪称“东方好莱坞”；创立的“南国实验剧团”造就了大批影视歌坛巨星，被誉为香港演艺界的“黄埔军校”。邵逸夫用人有术，容人大度，帐下人才济济群星灿烂；自己更是勤奋有加，每天工作16个小时。然而，许多“孤寒”的轶事，又展示了这位大亨在商言商，不为旁人所左右的另一种心态。仰仗这得天独厚的千秋基业，“邵氏”从此独霸香港影坛，再露锋芒。
1957年邵逸夫一来到香港，就从二哥邵村人手中买下了清水湾这块地皮，着手建造“邵氏影城”。因为30多年的影业生涯使邵逸夫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配套完整的拍摄场地——影城，影片质量的提高就只是纸上谈兵。拍摄影片要是没有摄影棚，等于工人没有工厂。“邵氏”要想在影坛激烈的竞争中发展，必须建立自己的电影制片厂。当时，清水湾实际上是座46英亩荒山，用邵逸夫的话来说，当时“如果在这座山上向四周开枪射击，都不会击中任何人”，可见其荒凉至极。邵逸夫买下这片荒山后，就将这座山头削平了60英尺，使高山化为平地，再在上面建立制片厂。这项工程，光是地价和土方就花费了近50万港元。现在，这座荒山已“开垦”成为世界最大的中文影城。。七年过去了，这个浩大的工程，终于如期竣工，邵逸夫盼望多时的“制梦工厂”，终于巍峨地耸立在清水湾的海滨。
“邵氏影城”是邵逸夫在香港鼎足影坛的基业，是他事业的组成部分。这座影城占地100万平方英尺，设置齐全，被人称为“东方的好莱坞”，是亚洲最大的电影制片厂。
这里面有现代化的摄影棚，有设置先进而又齐全的“彩色中心”，有功能完备的办公大楼。除冲洗拷贝的暗房和印刷厂之外，还有化妆间、服装间、布景间、木工部、泥工部、四幢员工宿舍、265套单元房、三幢食堂、一家“迷你银行”、几十辆交通车和邵逸夫那富丽堂皇的别墅。影城共有1500多名员工、无数的特约演员、100多匹良驹宝马、10万余件道具、94组高13英尺的衣柜、几十套价值几万港币一件的“龙袍”和数不清的古董、花瓶、钟表、陶瓷、酸枣木家具、字画摆设和价值连城的唐伯虎、赵少昂等人的字画“真迹”；此外，还有依山傍水，依地设景造起来的5条永久性的“唐街”、“宋城”等街道。这些街道上有四五十家店铺、100多块各种字号的招牌。还有遍地的“小桥流水”、楼阁亭台和古今中外的各种“建筑”……
总之，从彩色胶片的冲印，到海报的印刷，除柯达牌的底片需进口外，“邵氏影城”可以制作出任何一部电影来。
“邵氏影城”使“邵氏”的事业如虎添翼，锦上添花。加上陆运涛遇难身亡之后，“电懋”也树倒猢狲散，群龙无首，军心涣散，已经没有竞争力了。所以，“邵氏公司”现在是是独霸香港影坛。“邵氏影城”现在每年需要拍摄40部影片，才能满足市场。从商业的角度来看，邵逸夫的事业已经进入了黄金时代。
为了发展自己的事业，邵逸夫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培养新人，安抚人心，自己全身心地投入。
自从《梁山伯与祝英台》一片启发新人凌波，一炮走红之后，邵逸夫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深深地懂得，新陈代谢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一个人的青春年华和工作能量，毕竟是有限的。一种事业如果后继无人，那就等于坐以待毙。因此，邵逸夫便准备在这方面花了大量的本钱，去培养“邵氏”新人。
早在1961年，他就组建了“南国实验剧团”，由顾文宗任团长，为自己的“邵氏”培训演员。后来“邵氏影城”正式启用后，他又于1971年与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合作，成立“演艺人员训练中心”，由孙家雯主持，取代“南国实验剧团”，全面培训新人。
如后来的大才子黄沾，就出身于歌唱组；歌星罗文，出身于舞蹈组。华语影片中最伟大的男演员之一——周润发、执今日香港影坛牛耳的大导演杜琪峰、著名导演刘仕裕、歌坛巨星刘德华、郑伊健、“影帝”梁家辉、梁朝伟、周星驰、和当年香港影界的中坚人物名气的王羽、罗烈、陈萍、何莉莉、郑佩佩、岳华、李菁以及后期的黄元申、米雪、傅声、陈观泰，还有现在依然是香港影视歌坛的中坚人物吕有慧、陈嘉仪、庄文清、郭锋、高妙思、招振强、许绍豪、吴孟达、林岭东、卢海鹏、邓英敏、伍润泉、萧健铿、“硬汉”形象的代表人物吕良伟、“永远的小龙女”陈玉莲、陈复生、吴镇宇、刘嘉玲、蓝洁瑛、黄伟良、陈堃等人都是大部分更是从“邵氏”的南国电影训练班里走出来的。
因此，邵逸夫创办的“演艺人员训练中心”，被人称为香港演艺圈的“黄博军校”。
除了演员之外，“邵氏”在导演人员方面，也是大力扶持，如刘家良、唐佳、吴思远、胡金铨等，都是在“邵氏”中锻炼出来的。
邵逸夫这样做，是一种商战的谋略，也是一种赚钱的方式。比如，凌波主演《梁山伯与祝英台》走红之后，在由岳枫导演的《西厢记》一片中，又让新秀方盈和李菁与凌波搭戏，在香港创下了六十万元的票房纪录，这就说明培养新人同样是名利双收的好事。
拍摄了《西厢记》之后，在开拍《少年十五二十时》一片时，除男主角乔壮和金峰是老演员之外，余下的角色，全部由邢慧、赵心妍、潘迎紫、何莉莉、马绮美、樊梅生和陈鸿烈等一群新人担任，组成一个整齐的“青年演出班子”。影片上映后，同样是出手不凡。
后来在拍电视连续剧《霍元甲》时，邵逸夫还是坚持这条原则。“霍元甲”一角由他亲自点名，启用刚涉影坛不久的黄元申主演。黄元申出身于邵逸夫的“南国电影训练班”。他进“邵氏”之前，就曾跟一位姓孙的河南高手学过“少林拳”。入班以后没几个月，邵逸夫就把他编入“准星班”，后就与他签约拍电影。由于黄元申武功高超，“霍元甲”一角演得十分成功，结果让这部电视剧蜚声海内外。不过，后来这武功高强的“霍元甲”看破红尘，返皈佛门，中年出家修行，取法号为“释衍申”这又另当别论。但是，如果没有邵逸夫的发现和栽培，这个黄元申就是做和尚，恐怕也不会做得像今天这样风光了。
这些新人出道之后，都成为电影界的中坚和骨干力量。他们都如众星捧月一般，聚集在“邵氏”的门下。所以，当年的“邵氏影城”可以说是明星如云，璨若星河。
六十年代中期，是“邵氏”的鼎盛时期，在以邵逸夫为总裁、郑文怀为制片经理的麾下，聚集的导演有王星磊、何梦华、汪榴照、吴家骧、岳枫、胡金铨、秦剑、徐增宏、高立、陶秦、袁秋枫、张彻、杨帆、潘垒、薛群、罗臻、罗维、严俊等人。旗下的男女演员增至一百三十多位，其中包括有名的李丽华、李菁、何莉莉、胡燕妮、秦萍、邢慧、关山、陈厚、张冲等等。真是新秀加宿将，济济一堂。风物宣人的清水湾，可谓人强马壮，群星生辉，聚集着港岛影坛一流的导演和一流的演员。有了这样一支实力雄厚的演艺班底，“邵氏公司”当然可以独步影坛，笑傲江湖，天下无敌了。
启用新人，培养新秀，这是邵逸夫深谋远虑的过人之处。后来，在留住人才，稳固军心方面，邵逸夫更是棋高一着，胜人一筹。
当时，“邵氏影城”竣工之后，邵逸夫为这些明星、名导和影城的其他工人人员，在衣、食、住、行方面，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邵氏影城”内有四幢宿舍，265套单元房，可以让这些人能安居乐业。后来，邵逸夫又耗巨资建造了一座皇宫般的明星楼。此楼取名为“敦厚楼”，让许多大牌明星，如后来的李菁、何莉莉等人都住在里面，每人一套，除房租免费外，连水电都由公司免费供应。这些明星除了在“邵氏影城”，还能到哪里去找这样既豪华又便宜的“巢”？
影城中开始只有两个大食堂，一到用膳时，尤其是中午，总是拥挤不堪。到了1962年，邵逸夫为缓解这种矛盾，又在办公大楼三楼的宣传部上面，连接天台的地方，又建了个“行政食堂”，专供办公大楼的职员进餐用膳。影城的饭菜既新鲜可口，又比外面便宜，收费极廉。同时，影城还每周免费发给员工六张饭券，每张一元二角，作为伙食补助。“邵氏影城”每月给员工发两次工薪，一到日子就发，从不拖延。所以，“邵氏”的员工曾为影城归纳了三大优点：一是空气清新，二是饭菜便宜，三是“出量”准时。这三大优点是香港任何一家公司无法企及的。
为方便员工，影城还和香港汇丰银行挂钩，在这里专门开设了一家“迷你银行”。所以这里的人们基本上不要上街走动。如果要上街或外出，公司专门有几十辆9座的“小巴士”，在市区来来往往，为员工提供方便。“邵氏影城”的这种“好事”，还让住在影城附近的大埔仔和西贡的市民们跟着沾光，他们同样可以享受影城提供的免费巴士。
影城除了周围宜人的自然环境之外，影城内的人工环境也非常优雅。一年四季，绿树成荫，花木葱笼。影城专门雇用了周围农村中许多花工和女工，来这里锄草、修枝。除了这些花园、花坛、绿草和风景林木之外，影城中还有许多其它任何地方都少有的“景点”，这就是用来拍摄电影用的永久性的人工外景。这里有当年拍《梁山伯与祝英台》时，留下的亭台楼阁、杭州书馆、十里长亭和马府宅第……随处是小桥流水，一派苏杭风光，江南情调。后来在拍摄其他的影片时，虽然又移情换景，但旧貌还在。几番改造，更有几分沧桑韵味。在拍《保镳》一片时，花巨资搭建了一座巨塔，造了几处假山。假山背后又有一座长达百余尺的水泥铁架桥，是为拍《新独臂刀》而设的。这些建筑，既是“布景”，又是一处处赏心悦目的风景点。这些人工景点，虽然不能同《红楼梦》里“大观园”中的“怡红院”、“潇湘馆”等相比，但这里的景点却是在匠心独具的诗情画意之中汇古融今，集上下五千年，甚至是古今中外之大成，是名副其实的“大观园”。
当人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是心情舒畅，心旷神怡。更不要说那些古色古香的“唐街”、“宋城”和那些复活的“典当”、“钱号”、勾栏瓦舍、皇宫深院、茶楼酒肆——光一幅挑出杏林梢头的“酒”字幌，就会让人回味到那“借向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画意诗情。
邵逸夫对在影城生活和工作的员工，更是关怀备至，每年都为这些人免费进行健康检查。影城的资深编剧、老员工陈蝶衣曾有这样的 一段回忆：
有一天我接到了“照肺”通知，乃与几位同事跑上片 场，排队等候。政府派来的X光专车一辆，停在片场的门口。大家一一在表格上填写姓名、年龄，然后进入车厢，一脱再脱，裸露着上身作“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动作，以供机器透视。
这一次“照肺”，也许还嫌不够仔细。隔了几天，公司又通知我，要到卫生局机构去再照一次。于是一行十多人，又乘厂里的汽车出发，消磨了一下午，再作“暴露”。由此可见，公司事对员工的健康是关怀备至了……
这位陈蝶衣以一个当事人的身份，现身说法，这不由得人们不相信。“士为知己者死”——有这样的老板，人们自然会为他卖命。人心都是肉长的嘛！所以，“邵氏影城”能聚集着这么多一流的演员和导演，这么多有才情，有专长的工作人员，何愁拍不出高质量的影片来。
邵逸夫既能“用人”，还能“留人”，更能“容人”——这种容人，是需要有气度的。用人之长，容人之短，这是古往今来，许多能成大器者的经验之谈，邵逸夫也学了这一招，而且用得很活。
比如说，对前文提到的王羽，邵逸夫就是这样的待他。
王羽本是“邵氏”艺员训练班的一位无名小卒，因被导演张彻发现，让他主演了《独臂刀》一片而一鸣惊人，此后便成为红极一时的大牌明星。
但王羽自命不凡，脾气暴躁，喜欢寻衅闹事出风头。王羽喜欢打架在当时的香港是遐遇闻名的。但邵逸夫对他这种“短”，有时是听之任之，由他去吧。据张彻事后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一天，我在棚里拍戏，有人告诉我，王羽在砸餐厅，我走出厂棚门，那里远远可以看到餐厅。当时正见邵逸夫从餐厅门外经过，里面打闹声嘈杂一片。他徐步而过，目不斜视，充耳不离！”
张彻的这段回忆，实实在在地道出了邵逸夫“容人之短”的高明。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当时邵逸夫闯进餐厅，做出一种老板的样子，制止王羽，恐怕会适得其反：不是王羽“压而不服”，就是邵逸夫自己下不了台。
又有一次，王羽突然心血来潮，吵着要当导演，过过指使别人的瘾。但对这样的事，邵逸夫一开始却是死活不答应。这时王羽的犟脾气又上来了，他以“罢演”来相威胁。邵逸夫出于无奈，只好半推半就，答应让他当一回导演。不过，要让制片经理郑文怀亲自监视他，不要让他做得太出格而收不了场。
但是，王羽却得寸进尺，对这一点也不答应，便采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办法，忽然自行“失踪”了。
就这样，双方僵持多日，没有“解冻”。最后，还是邵逸夫自己“屈服”了，答应了王羽独立执导的要求，不再派人监视他。这一下可遂了王羽的心愿，双方谈妥了条件，准备签约开机。谁知王羽却出尔反尔，再耍花招与手段，最终还是不辞而别地离开了“邵氏”。这件事只能是说王羽少年气盛，对不起老板邵逸夫，并不是邵逸夫有负于他。王羽的出走，并没有让邵逸夫失面子，反而留下了更好的口碑，失面子的应该是王羽。
当然，邵逸夫对待部下，也有“孤寒”（“刻薄、吝啬”的意思）的时候。他毕竟是商人，不过是“制片商”罢了。这里不仿举两个事例，来说说邵老板的这种“孤寒”。
有一次，大导演张彻带了一伙武师在外景地拍外景。邵逸夫突然心血来潮，担心在外景地拍片的“龙虎武师”吃空额，便叫一位女员工换了一大袋的“大饼”（硬币）到现场去派饭钱——每人两块，吩咐那位女员工要点人头算。
这一下可惹恼了这些武师们，他们认为这是老板对其人格的侮辱，便全体罢拍，闹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张彻出面打圆场，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又有一次，高宝树在“邵氏”拍《凤飞飞》时，也闹过一次笑话。
那一天，片场食堂做馒头的师傅，因事请了一天假，食堂里没有馒头供应，剧务就签了一张采购单，到总务那里去20块钱，到外面去买一百个生煎馒头做道具，请邵逸夫批准。
邵逸夫接过采购单一看——不对呀，生煎馒头在片场食堂是卖“一毛钱”一个，采购单上写的“二毛钱”一个，而且还要去尖沙咀买，来回汽车烧的汽油再加上汽车折旧，那该是多少钱一个呢？邵逸夫盘算了一番，觉得这不仅不合算，而且是欺侮他不了解行情，于是大笔一挥写下了两个字：“不准”！
结果正式演员、特约演员、场记武师全都化好了妆，因等不到生煎馒头，戏拍不成了。但他们的折片的酬金还得照拿不误啊——就是这“不准”这两个字，白白地损失了“邵氏”一万多块钱，而他省下来的，仅仅是区区的二十元罢了。
这件事真的成了一个笑话。事后，邵逸夫自己也觉得好笑，笑自己“数口”太精了。
邵逸夫有时也的确是“数口太精”，精得别人无法接受——
有一次，大导演岳枫拍戏，找了编剧组的许国做副导演。由于许国当时是编剧，戏拍完后，制片部照例开了一张1000元的副导演酬金单，请邵逸夫批准。邵逸夫一看，眉头一皱，认为许国不应该领这种酬金，就果断地用蓝色铅笔在单子上写下了一行小字：“请与许国交涉！”
制片部的董千里就找到许国，对他说：“老板是叫你下厂去了解一些拍戏情况，不是叫你做专职副导演，所以希望你打个折扣，你就收800元算了。”
许国一听火了：“什么折扣不折扣，我不收不行吗？”说完就把酬金单撕得粉碎。
许国觉得这样还不解气，又说：“老板多千儿八百也不见得更有钱，我许国少千儿八百也不见得更穷！”
结果这件事传出去，实在叫人受不了。
是过，事后还是邵逸夫自己亲自出面安抚了许国。
又有一次，说的是程刚的事——据说程刚是向郑文怀通风报信，密报李翰祥“叛变”的人。由于他密极有功，自此之后，便得到了邵逸夫的重用，便提拔他为导演开拍《神刀》一片。
结果《神刀》一上市很走俏，上映不久，票房收入就卖到了九十七万。这时，邵逸夫就命令《神刀》收场，不要上映了。程刚一听，就去央求邵逸夫，让这部片子多放映一天，卖个一百万，让他过一回“百万导演”的瘾，但邵逸夫就是不同意。他不但拒绝了这位想当“百万导演”的程刚，还正颜厉色地对程刚说：“拍电影是为了赚钱，不是闹着玩的！”丝毫不肯通融。
结果让程刚碰了一鼻子灰。
不过这件事，事后并没有被人当作笑话，大家心中都有数。邵逸夫即使能“容人”也是有分寸的。同时还要看对方是什么人。这一回如果是王羽，而不是程刚，也许事情就不会一样。
每年过春节，“邵氏影城”都要在春节团拜会，给每个员工发一个“利是”（也就是“红包”），而每个“利是”的信封上，事先都由老板本人亲自写好了各人的名字——邵逸夫之所以这样做，当然是出于两种考虑：一是怕那些不知足的人拿了一份再拿一份。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每个“利是”中的“内容”都各不一样，并非一视同仁。其中有的多则成百、成千，甚至至上万，少的嘛不过区区十元的“湿湿碎”——邵逸夫“心水清”也就略见一斑了。
说到邵逸夫之“孤寒”，还不由得让人想起另一件事来——
1980年8月的《南北极》上，就披露了邵逸夫的一则吝啬的笑话：
1970年，有一家养老院的老人，见邵逸夫每天都是乘坐劳斯莱斯豪华车，经过他们养老院门前。但是，有一次养老院收到了邵逸夫寄来的一张支票，上面的数额却是区区500元港币。这家养老院的负责人是人穷志不穷，就把这张五百元港币的支票，退还了大老板邵逸夫。让这位天天坐劳斯莱斯的大亨，在香港被贻笑大方。
但是，尽管邵逸夫有以上这么多“孤寒”的笑柄，有这么难免令人贻笑大方的“典故”。但是，在这几年内，清水湾的“邵氏影城”还是一方温巢，一树高枝，有许多名演员“有风来仪”，来“邵氏”择枝而栖。而“邵氏”对离他而去的演员、导演也并不人走茶凉，老死不相往来，只要他们愿再度和“邵氏”合作，或重返“邵氏”，邵逸夫都以诚相待，委以重任。
后来，像李翰祥、张彻这样的明牌导演，当初同邵逸夫反目后，甚至闹上了公堂而皇之。但当他们重返“邵氏”后，邵逸夫都能既往不咎，冰释前嫌，留下来委以重任，并且信任有加，一时在香港影坛传为千古佳语。
这也足见邵逸夫的“容人”不是一句空话。
据说张彻当年离开“邵氏”后，一二十年来，还一直住在“邵氏影城”的宿舍里。就是到台湾，自己成立了“长弓电影公司”后，在清水湾的“邵氏影城”里，张彻当年住过的那套房间还一直空在那里，为这位昔日屡建奇功的大导演来香港小憩时提供方便。所以，有些名演员，后来发达了，有了自己豪华的邸第住宅，有了自己温馨的家，但在“邵氏影城”的宿舍楼，仍然保留着他或她的房间，随时为他或她提供方便。像有名的女演员王祖贤就是一例。她虽然后来自买豪宅，但在清水湾仍保留着昔日的宿舍。可见彼此关系之密切。
正是有了这样的过人之招，所以，“邵氏”的事业才一步一步地走向顶峰，以至飞黄腾达，如日中天。
“邵氏影城”竣工的那一年，邵逸夫已经五十七岁了。此时他虽然是年近花甲之人，但他那旺盛的精力和对事业的投入，是许多人无法相比的。清水湾影城的竣工，为他的事业的腾飞，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而他自己并没有因此而松懈下来，更是一如既往，全力以赴的去打拼。
邵逸夫在谈到自己的这种人生态度时，他经常说：
“我喜欢不停地工作，工作是我的嗜好。我永不会退休。成功之道要努力苦干，并要对自己的工作有兴趣，运气只是其次。我深深体会到拍电影是很大的刺激，它能带给我无穷的乐趣，这正是推动我努力工作的动力。”
——恐怕这就是逸夫人生的“座右铭”。
邵逸夫是这么想的，这么的，也正是这么做的。1966年11月14日出版的美国《生活》杂志，曾介绍过邵逸夫的“作息时间表”，现转录如下：
邵逸夫每天早晨六点钟便起床，早餐吃得很少，通常是进些面类，或饮些茶，然后打太极拳，接着沐浴更衣，读一两部剧剧本后，就坐劳斯莱斯直驱邵氏影城。
在九龙清水湾山道转一转，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到达影城，那时大概只有早上八点钟。接着巡视各摄影场到大约九点十五分左右，然后他整个早上的时间，便用来看影片，包括他的对手所拍的电影，和自己的公司昨天刚刚拍好的影片。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他就读剧本，一直到中午。
担任制片经理的郑文怀说，他的老板邵逸夫，时常向编剧提意见，也常向导演和演员们提示，如何把一场戏拍得更好和更生动。
“邵逸夫通常回住宅吃午餐，午餐时间很短，然后一定午睡半小时左右。醒来再回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黄昏。除星期日以外，他的工作表都是周而复始，坐镇办公室。遇到星期例假时，他会看别人拍的影片。下午才到上海澡堂（一浴室名）休息，藉以调剂一周来的紧张，松懈一下精神。”
这张“作息时间表”是邵逸夫五十九岁时日常生活的梗概，是一位外国记者观察后的总结，基本上是客观的。
邵逸夫的日常生活的确如此，但大多的日子里，他的工作比这更紧张。这种单调的工作内容，又是几十年如一日，如果是一般的人，的确是难以接受的。但是，邵逸夫却乐此不疲。因为，邵逸夫不仅仅是把电影当和一种赚钱的工具，而是真正地把它作为自己的一种事业来追求。
他每天地真正的工作情况大致如下——
每天早晨六点钟准时起床。每天工作的时间在16小时以上，而且效率是相当高的。每天，他除了处理日常事务之处，其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和电影打交道。有人曾说过，邵逸夫是“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这话一点也不夸张。从六十年代起，邵逸夫每天至少要看两三部电影，最高纪录是一天曾接连看过9部影片。如果以每部影片放映的时间平均为100分钟计算，那么9部电影就是900分钟，就是15个小时。这种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真是一般的人无法负荷的。
平常的人看电影，也许是一种享受，一种消谴，或者是一种休息，而对他来说，却是一种紧张的学习和工作的过程。
邵逸夫也曾对记者说过：“我天生喜欢看电影，国语片、西片、日本片、西班牙片、印度片、意大利片、德国片、法国片、墨西哥片，我全部都看。”这其中还包括他的“邵氏”公司出品的好看的或不好看的，成功的和失败的，甚至是次品和“流产”的，他都要毫无选择地一一去看。他要通过观看这些影片，去了解影业的行情，去研究人家是如何“做骚（”作秀“）”，去揣摩观众的口味，甚至去发现选题、构想和风格。所以，虽然他说“我天生喜欢看电影”，其实是一种执着和投入的表现。没有这种执着就投入，就不会有他那名垂青史的事业，所以这并不是“喜欢”或“不喜欢”的问题。
在清水湾的“邵氏影城”里，有一间“试片室”，就在邵逸夫的办公室旁边。在试片室最后一排的右角上，有一张舒适柔软的沙发，沙发旁边有一个木架子，左角上有一张小桌子和一盏台灯——这就是邵逸夫的又一处特殊的“办公室”。他每天都要在这里坐上几个甚至十几个小时。几乎是天天如此，从不间断。他就是坐在这张沙发上，看了一部又一部的影片。至于他一生当中看过多少部电影，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定清楚。
邵逸夫在影城的山顶上，有一幢富丽堂皇的别墅，别墅下面是一个仿制的颐和园。但是邵逸夫却很少住在这里，他大多数的日子，都是住在影城附近的一栋公寓里。只有远道而来的朋友来了，他才在这里设宴款待这些风雨故人。但每次开席之前，总有一个保留的“节目”，那就是由自己亲自陪同这些人，到试片室去看电影。这是他欢迎朋友们的一种最好的、也是最特殊的礼仪。
可是，这样的日子并不多。大多数的日子，他都是一个人在这“特殊的办公室”里，坐在那张沙发上，单独地沉浸其中。如果有人找他，来了电话，他才起身，到试片室左边的角落里去接电话。那里装了一部电话，而他身边是没有装分机的。直到七十年代末，这里才装了一台分机。这时，他才可以坐在这里接电话了。不过接电话的时候，他的眼睛还是没有离开银幕。
沙发旁边的那张小桌子，是为那些导演和场记们提供的。在放映自己公司制作的、第一次做了后期的拷贝时，邵逸夫都要把那些导演和场记，还有其它的工作人员叫到身边，在这张小桌子上，记录着影片中某个不成功的细节和他的意见，他的很多成功的“灵感”，都是坐在这里诞生的。
试片室里放映的技工分为两班，轮流工作，从早到晚随时开机。放映室的场面比一般的影院的要大，因为要随时准备几部不同的片子，邵逸夫想到看哪一部，就放哪一部。
有时在早餐以后，邵逸夫也会走出影城，到外面的电影院去看一场早场电影。有时在下午四点钟以后，还要出去看一场。因为每天下午的四点钟，他总要喝奶茶，吃三明治，这是他在南洋生活多年养成的“英式”生活习惯。这时，试片室里往往在放映“邵氏”的新作品，这个时间，是导演们试片的时间。每当这时，他就不会去外面的影院了，而是和导演和演员们在一起，看自己的作品。这时试片室里虽然挤满了人，但邵逸夫一进来，放映室里那种嘈杂之声马上消失了。所有的人会平声息气，全体起立。这时，邵逸夫总是客气气地招呼大家坐下，他自己也坐到右边角上的那张固定的沙发上去。如果这时有谁坐在他的前面挡住了他的视线，他是很不高兴的。他知道这肯定是哪一位刚来不才不久的新人，不懂这里的规矩，所以他也从不发火，或当场叫人把那人“请”开，而是事后再去过问一下。这样，下次他的视线就没有人敢挡了。
电影看多了，邵逸夫便探索出一套制作影片“快捷方式”来——这种“快捷方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无非是模仿或者是抄袭。
他曾坦率地说过：
“我们哪有那么多的故事和小说改编成剧本？而且市场也比美国片小得多，哪来的时间和金钱去创作？抄得像模象样，可能是一部卖座的片子，最怕得不三不四。”
邵逸夫在商言商，敢于实话实说。坦率得让人吃惊。
事实上，当时香港拍摄的那么多影片，其中有许多影片都是外国片和旧中国三四十年代国产片的翻版。只不过是那些制片商没有勇气承认罢了。
当然这种“快捷方式”也有山穷水尽走不通的时候——后来，在“邵氏”大拍武侠片、功夫片时，他曾派人到日本去大量收购盲侠和武士道之类的影片作参考，又想用国外的《Red Sun》（《红日》）为蓝本拍摄香港的超级巨片。不过他最终没有这么干。这时，编剧部的那个许国——就是前文那位让他“打折扣”领八百元副导演酬金的人——向邵逸夫泼了一盆冷水。
许国说：“那些影片里的演员，有法国的阿兰·德龙、美国的查理士·布朗臣、日本的三船敏郎……我们有这种演员吗？”
邵逸夫听许国这么一说，也觉得很有道理，最后只好知难而退，改编的计划不得不放弃。为了争取香港电影市场，他们公司只好把《Red Sun》原片印上中文字幕，译作《龙虎群英》上映。
不过，邵逸夫通过观看大量的电影，悟出了许多新道道来倒是事实。
当时香港的影坛，正是黄梅调的天下，几乎是“无片不黄梅”。但是，邵逸夫也知道“久盛必衰”是一种规律。“黄梅片”看多了，观众总有一天会腻味的，就像天天吃肉的人想吃吃青菜一样。
那么，下面又应该拍什么样的电影，给观众什么样的“青菜”呢？
这时，邵逸夫又坐在试片室里，边看电影边琢磨开了。边看电影边琢磨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