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嵬坡之变，是在“安史之乱”中唐玄宗为避乱外逃，途经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境内）时发生的一场流血事件。结果，权倾朝野的宰相杨国忠被禁军杀死，同日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杨贵妃也香销玉殒。《旧唐书》卷10《肃宗纪》载其事云：“……六军不进，请诛杨氏，于是诛国忠，赐贵妃自尽。”唐人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也有类似记载。但这些记载都只是简单交代了事件始末，未涉及其他。这似乎是说，马嵬坡之变是因禁军战士饥不得食而引发的一次偶然事件。但在《旧唐书》卷106《王毛仲传附陈玄礼传》中有“及安禄山反，玄礼欲于城中诛杨国忠，事不果，竟于马嵬斩之”的文字，《新唐书》卷121与《传》中所载略同。说明诛杨之举早有预谋，并非偶发。再从禁军将士在马嵬坡之变中对另一宰相韦见素手下留情并高呼“勿伤韦相”的情况看，兵变之攻击目标十分明确，更难说这是一场偶发事件。
既然如此，这一政变究竟如何策划？缘何而起？后台人物是谁？何以会有如此结局？为何玄宗在政变中未遭毒手？一句话，马嵬坡之变的真相如何？
马嵬坡之变是玄宗天宝年间中枢政局的一次大动荡，是唐代中枢政局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长期斗争的结果。它的发生并非偶然，更不是私人之间的恩怨。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使这一斗争有了一个突发的借口，从而使久蓄的矛盾斗争演化为京师之外的一次流血事件。这就是说，当时最意欲处死宰相杨国忠和杨贵妃的人，一定是同他们有尖锐矛盾、势不两立的人，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在天宝中枢政治集团中，恐怕非太子李亨及其集团中人莫属。
李亨是在李瑛被废后于开元二十六年六月被册立为太子的。自他正位东宫之日起，朝中权相、中书令李林甫就处处与他作对。据《旧唐书》记载，表面上看，李林甫屡兴大狱，陷害李亨，是因为他曾依附武惠妃，想立惠妃之子寿王瑁为太子。实际上这也是唐代太子的特殊身份地位所决定的。陈寅恪先生说：“凡唐代之太子实皆是已指定而不牢固之皇位继承者。”所以，李林甫与太子之间产生矛盾，也是不难理解的。数次大狱，李亨都颇觉威胁。为求开脱与自救，他也采取了诸多的自救方法。
继李林甫之后接任宰相的杨国忠对待李亨的态度仍然没有丝毫改变。事实上，李林甫在位时，几次陷害太子都有他积极参与。由此可见，天宝年间宰相集团与太子集团之间的较量已非一朝一夕之事。天宝十四年十一月，三镇节度使安禄山举兵叛乱，对天宝中枢政治格局造成了强烈冲击。宰相与太子集团之间的斗争不仅未因安禄山叛乱而消弭，反倒因政局的风云激荡而增添了新的内容。换言之，这一中枢政治斗争转而围绕“安史之乱”展开。安禄山打出的“诛杨”旗号，更为这一争斗掺进了浑水。
叛军南下后，来势凶猛。当年十二月十三日，攻占东都洛阳，全国局势急剧恶化。玄宗于十二月辛丑日颁布亲征诏书，制令太子留守京师，承担监国重任。此事引起了杨国忠的极大惊恐。据载：“玄宗闻河朔变起，欲以皇太子监国，自欲亲征，谋于国忠，国忠大惧，归谓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东宫监国，当与娘子等并命矣。’姊妹哭诉于贵妃，贵妃衔上请命，其事乃止。”杨国忠担心太子监国成为事实，从而使太子地位得以巩固，危及杨氏一门，故力阻玄宗亲征。结果，因其从中作梗，太子大有希望的监国之任成为泡影。这一亲征风波明显反映出双方斗争较量的内容，太子并未因此善罢甘休，暗中的较量仍在紧张、激烈地进行。
后来，当时著名的将领哥舒翰因皇太子乃“君之嗣嫡”不能出征被封为“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代皇子出征。这似乎是说，玄宗亲征未果，却要令皇太子统兵东讨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太子李亨就在名义上控制了这支镇守潼关的大军。不知不觉中，太子李亨因征讨叛乱拥有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后来的事实也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潼关守军中，以王思礼为首的一股势力企图借哥舒翰回兵之机杀杨国忠。而这一动向，引起了宰相杨国忠的警觉和不安。杨国忠遂奏请皇上选年轻力壮之人三千于禁苑训练，令剑南军将领李福德、刘光庭等负责。另招募兵士万人，让亲信杜乾运统领，驻于灞上，“名为御贼，实备翰也”。不难理解，杨国忠所防备的，是已成为太子先锋兵马的潼关守军。更何况，王思礼、哥舒翰都是当年与太子李亨关系密切的河西节度使王忠嗣的部下。所以，军中诛杨之动向与杨国忠之防范，其实正反映出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
天宝十五年六月初，为杨国忠招募壮士的杜乾运被哥舒翰找借口于军中处死，杨国忠的防备力量不复存在，这又引起他极大的恐慌。他曾对儿子杨暄说：“吾死无日矣。”耐人寻味的是“翰自是心不自安。”看来，杀杜乾运一事有着极大的政治背景。太子李亨大概正是凭借其把持的征讨大军开始向杨国忠反击的。据记载：在长安沦陷前，龙武大将军陈玄礼也“欲于城中诛杨国忠”，只因时机不成熟，没有付诸行动。但这一信息却不可忽视，这也许正表明双方斗争已趋于白热化。
面对这一威胁，杨国忠未曾坐待。要解除威胁，就必须解除太子李亨对潼关守军的控制权。所以，当务之急是尽快与安禄山决战。所以，杨国忠极力鼓动哥舒翰出战。这一动议也恰合玄宗心意。其实一开始，朝廷就对“安史之乱”缺乏应有的重视，甚至以为朔胡犯阙，是自取灭亡，败之必计日成功。玄宗遂不顾前方将领力主坚守的意见，数派使者敦促大军出关作战。由于错误地估计了前线形势，致使哥舒翰出关后惨败，长安门户洞开。
随之而来的是玄宗携少数皇室成员及部分大臣秘密出逃。杨国忠与李亨之间的较量仍在暗中紧张地进行着。临行前，玄宗曾令陈玄礼选良马九百匹，厚赐禁军战士钱帛，还派宦官王洛卿先行告谕沿途，以例接驾。所以，说玄宗出逃毫无准备并不属实。但因王洛卿及沿途地方官员的逃亡，给玄宗数千人逃亡队伍的饮食供应造成了许多麻烦。史称“官员骇散，无复储供”，故此，也不必完全怀疑玄宗一行到达咸阳后发生饮食困难并出现士兵饥疲情况的真实性。这也正好给暗中操纵、策划兵变者提供了绝好时机。事变在到达马嵬驿时发生而不是别的地方，与逃亡中的这一实际情况当不无关系。逃亡途中，君臣都很狼狈，将士更是苦不堪言，加之大唐王朝已经安享了百余年的太平，久无兵戈，如今战火纷飞，百姓蒙难，人们对杨氏一族的愤恨已经达到顶点，这个时候杀杨国忠，就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了。
由此可知，马嵬坡之变正是两大政治集团多年矛盾冲突、相互较量斗争的结果。这一矛盾斗争对李亨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即位不久，李亨甚至曾想捣毁李林甫的墓馆，因谋臣李泌的劝解方罢手。
只是，为何杨贵妃也在政变中同遭祸殃呢？《旧唐书》卷51《杨贵妃传》云：“从幸至马嵬，禁军大将陈玄礼密启太子，诛国忠父子。既而四军不散，玄宗遣力士宣问，对曰：‘祸本尚在。’盖指贵妃也。力士复奏，帝不获已，与妃诀，遂缢死于佛堂。”
似乎是说杨国忠被杀后，政变者出于对封建家族关系的考虑，将其株连。这种因素当然存在。若是只凭与杨国忠的关系，政变者是否有理由逼玄宗将她赐死呢？看来是有的。
唐代皇后权力极大，故自长孙皇后以来，武则天、韦后等屡干朝政。玄宗自废王皇后之后，中宫一直虚位，虽对武惠妃、杨贵妃十分宠爱，且仪比皇后，但皆无皇后之名，实为防后宫干政。本来，杨贵妃入宫多年，也无干预朝政之举，但杨国忠劝阻玄宗亲征一事，也使她陷入了太子与宰相集团矛盾斗争的旋涡之中。太子因此没能获得监国之权，势必引起对她的怨恨。政变一起，杨贵妃当然在劫难逃。这就是说，政变殃及杨贵妃乃在情理之中。这也是政变的一个重要步骤。看看玄宗声称“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但又不得不“割恩正法”的无奈情形，可体味出杨贵妃之死，实表明玄宗的天子神威与尊严已遭损害。白居易《长恨歌》咏“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可谓一语中的。这正是李亨乱中夺权所要达到的效果。
正因马嵬坡之变缘于天宝中枢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策划者又以李亨为首，那么，死者为宰相杨国忠和杨贵妃而“勿伤韦相（见素）”就容易理解了。同样，何以“马嵬涂地，太子不敢西行”，何以很快李亨即灵武登基，另立朝廷，也就好理解了。说穿了，这一斗争的实质就是权力的角逐。
既然李亨策动政变是为收拾政敌、乱中夺权，何以未对玄宗白刃相加，使之平安入蜀且来年又重返京师？此事关键在于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的态度：陈玄礼仍然忠于唐玄宗，而没有倒向太子一边。
缢死杨贵妃后，“玄礼等乃免胄释甲，顿首请罪，上慰劳之，令晓谕军士，玄礼等皆呼万岁，再拜而出。于是始整部伍为行计”。毕竟陈玄礼身为龙武大将军，禁军首领人物，他率众放下武器，向玄宗请罪，当然是为了向皇帝效忠，太子对此也无可奈何。这也说明陈玄礼不曾依附于任何一股政治势力，而是恪尽职守，忠于玄宗皇帝。
那么，为什么陈玄礼在诛杨一事中会同意与太子联手行动呢？这确实是个颇令人费解的问题。至少有两点值得考虑。一是陈玄礼本人似乎并不反对收拾杨国忠。因为天宝以来杨国忠身兼数职，恣威弄权，在朝廷上下名声不佳，安禄山起兵又打出“诛杨”旗号，难免让人形成“兵满天下，毒流四海，皆国忠之召祸也”的看法，对杨国忠，“中外群情，不无嫌怨”。陈玄礼也曾这样说过：“国忠挠败国经，构兴祸乱，使黎元涂炭，乘舆播越，此而不诛，患难不已。”所以，史有“陈玄礼等以天下计诛国忠”的评论。
二是太子李亨对陈玄礼进行了拉拢甚至胁迫。虽然陈玄礼在诛杨一事中打了头阵，但他并没有倾向太子。正因为如此，陈玄礼才会得到玄宗的宽容，并允许他继续护驾入蜀，长安收复后他仍伴驾而返，而没有随李亨北上灵武，这也多少反映出陈玄礼与李亨之间并无政治上的勾结。
由于陈玄礼的这一态度，随玄宗重返京师后不久，他就被唐肃宗李亨勒令致仕了。这一结局也可反映出陈玄礼当年的政治立场及其与李亨的关系。
总而言之，马嵬坡之变是天宝中枢政治集团内部长期矛盾斗争的结果，太子集团乘“安史之乱”中玄宗出逃之机，利用所控制的武装力量策动了这场京师之外的流血政变，杀死了政敌杨国忠，并借机即位于灵武，掌握了最高统治权。杨贵妃之死，实为这一政治斗争的必然结局，此事表明太子与玄宗之间存在着分歧，透露出天宝中枢体制内部的某些痼疾。由此进一步说明马嵬坡之变的实质在于权力的角逐，并显示出唐朝最高权力在传承方式上的某些变化。然而玄宗于兵变后仍可平安入蜀，实因有陈玄礼的忠心护驾。
正史与《资治通鉴》等文献中对马嵬坡之变的记载，事多曲隐。盖《唐国史》《实录》皆以肃宗为继统之君，故言辞上多回避，不便直书。司马光也颇重君臣大礼，他仿“春秋笔法”修史，颇为君主讳言。《资治通鉴》用肃宗至德元年而不用玄宗天宝十五年，显然是尊肃宗为正统的，故而司马光也不可能将李亨阴谋策划政变、乱中夺权之真相记诸史册。他在《资治通鉴》中记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太宗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以及在《涑水纪闻》中记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无不将他们当做受人支配、被动无奈的角色，这皆系正统思想作祟使然。《资治通鉴》中对马嵬坡之变的记载手法，也与此同出一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