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的商业学院传授的是高度知识化的、“职业化的”管理版本，这在钱德勒身上也有着忠实的反映。例如，非常明显的一点是，他对生产技术，或者说总体的技术很少关注。他尊崇的公司都有自己的研究实验室，但是它们都像是航海图上的“黑匣子”，不停地制造出一些让顶尖的哲学家深思的建议。在哈佛商学院的女子课程（1908年）中，15门课程中明确地与管理有关的只有两门——铁路运营和市政管理。其他的课程包括会计、商业法、投资、组织、经济和保险等，就好像学院培养出的管理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将跳过工厂管理的水平，直接进入管理高层似的。实际上，这个学院的毕业生大部分都进入了财务、金融和咨询行业。
商业学院的创立者们确实也考虑过是否开设制造业方面的课程，但最终还是决定放弃，因为泰勒和他的弟子们好像已经把有关这个话题的内容全都说完了；作为一个折衷的方案，他们邀请泰勒来做他们的客座讲师。很显然，在这一课题上已经没有什么更深的思想了，因为半个世纪之后，钱德勒写道，二战后的工厂管理者们“有足够多的信息继续进行研究，因为弗雷德里克？W.泰勒、弗兰克？吉尔布雷思……以及其他‘科学管理’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把他们的精力都集中到了最低层次的管理上。”
钱德勒的《战略和结构》一书无意中暴露了商学院与现实管理之间的距离。这是一本好书，第一次研究了在像杜邦这样的公司里率先尝试的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组织形式的演变及其含义；它引发了大量的研究“副产品”，但大多是轶闻趣事之类的内容。但令人惊奇的是，多部门的组织形式在商业实践中被广泛采用40年之后，钱德勒的书才面世——钱德勒书中的个案研究大多源自20世纪20年代的案例。设想一下，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学教授们在2002年前后才第一次注意到集成电路，那会是什么样子[21]。
（本页插图文字说明：原书316页
一个废弃的钢厂，时间大约在1980年；然而，这只是自满的、“职业化的”美国管理骨干们遭受的惨败所造成的后果之一。而评判委员会还在讨论美国在基础工业方面是否已经重新获得了竞争力。）
这种脱节产生了真实的后果。只需考虑一个神秘而又重要的插曲就知道了——经济定购量的研究，也就是从数学的角度为非常现实而具有挑战性的、确定“合适的”库存量这一商业问题找到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二战后，以下面三个确定无疑的公理为基础，数量众多的机构都投入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1）在某一个点上，消除多余缺陷所需的成本将会增加，并且会变得非常高。
2）高速运转的生产线如果意外停工，将造成极大的损失。
3）单位产品的成本将随着生产线的延伸而下降，因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都将分摊到增加的产量上。
经济定购量，或者叫合适的库存水平，是在给定限制条件下的最优选择。也就是说，你需要刚刚够用的库存来代替残次部件的最经济适度的数量水平；要足够组装线使用，以免生产线停工；再加上因生产线达到最适宜的长度而造成的临时性的超额。类似经济订购量这样的问题的解决是美国管理精神的一个深层次的特点，也是实现专业化的科学管理这一理想的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正是这一理想鼓舞着泰勒，而钱德勒颂扬的也是这一理想。
20世纪70和80年代，日本人在几乎所有重要的大规模制造业方面都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这使美国的管理人员感到非常震惊和沮丧。除了惨败带来的羞辱以外，美国人还痛心地发现，类似经济订购量这样的基本原理都是彻底而带有灾难性的错误[22]。日本最著名的范例之一是“丰田体系”，它在大野耐一的领导下高速发展了20多年，是对经济订购量逻辑的一个直接的驳斥。产品的零缺陷让成本下降了，“合适的”库存量是零。他们总是使生产线停止运转以免产生残次品（否则，残次品将会重复出现）。长生产线总会导致库存达到浪费的数量水平。（解决办法是把转换的成本和时间减少到接近零。）大野耐一的体系强调高层管理人员要和车间工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且要对他们怀有深深的敬意——相反，泰勒主义表现出的却是对工人的相当公开的鄙视。大野耐一说，美国人“对数量和速度的追求”产生的只是“不必要的损失。”纵向一体化通常会造成浪费；与专业的承包商发展稳定的供应关系效率更高（相反，美国的承包关系是竞争对手性的）。
美国的管理者们当然受到了广泛而应得的批评。1980年，哈佛商学院的两名教授罗伯特？海斯和威廉？艾伯纳西发表了一篇题为《管理把我们引向衰退》的文章，这是最早、最严厉的批评文章之一。它攻击了美国的管理人员，说他们“注重分析拆解和方法的精妙胜过以经验为基础的洞察力”，批评“那些专业的经理在观念上的错误和浅薄，实际上是一种‘伪专业’。”这两位教授的攻击目标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却缺少些风度，因为他们一点也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所在的大学花了75年时间才让美国的商业精英们正确地树立起了这些价值观。毕竟，罗伯特？麦克纳马拉[23]是这个学院的全才管理者传统培养出的典型人物：他在越南建立的人数统计数据库没有任何意义，这也是他身上的泰勒基因的完美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