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菱
惊悸的抽泣中，我看见她嘴唇流着血，直流到了下巴上，她还没有发觉，那是她打我时咬着嘴唇的结果。
一九七三年春天，我四岁。
一天晚饭时，一位婶婶吃着刚出笼的馒头来到我家。她常常吃馒头是因为她丈夫在粮所工作。婶婶的馒头让我艳羡不已。她倚在我家厨房门框上慢条斯理地吃着，对我母亲说：“这回蒸的馒头不白。不过还是甜丝丝的。”我牢牢地盯着她或者说是盯着她手里的馒头。我紧绷住嘴角，怕一不留神口水会流出来。那时候我不知道有“口水汪洋”这个词，上大学前的标准化语文教学，使我不敢想像可以这样使用汉语。但是今天想来，作家莫言的这个词多么贴切呀，这就是我那时的感觉。
在我对婶婶的馒头行注目礼时，母亲正在灶前蒸干粮——一锅地瓜面窝头。母亲没接婶婶的话茬，只是不时瞥一眼我那如痴如醉的样子并叫我到别处去玩。我没动，那个馒头像磁铁一样吸住了我这个小铁屑，我在心里想像：如果她一失手把馒头掉在地上，我会像猎犬发现目标一样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哪怕被踢上一脚。然而，那个馒头不仅没掉下来，而且在婶婶手里一点一点变小，一点一点地经过她的喉咙进入胃里。最后一点进入她的嘴里以后，婶婶拍拍手走了。我下意识地低下头，失望却仔细地看地上有没有掉下的碎屑。不会有的，那几只柴鸡一直在她脚下逡巡。还没等我从对那个馒头的沉湎中醒过来，母亲已大步流星地跨到我跟前，几乎把我拎起来，没头没脸地开打：“没骨气的东西！以后再看人家吃东西，我把你的眼挖下来……”我放开喉咙号啕，而母亲却没有因为我的哭喊停下手，相反每打几下就问我以后还看不看别人吃东西。直到我听懂了她的意思并使劲做出保证后，她才停下手。惊悸的抽泣中，我看见她嘴唇流着血，直流到了下巴上，她还没有发觉，那是她打我时咬着嘴唇的结果。
这事过了没多久，夏日的一个黄昏，我们正在院子里吃晚饭，公社革委会单主任领着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来到我家。这样的“大人物”能认识我们，因为他认识我父亲。小姑娘大方地走到饭桌前，看到我抓着地瓜面窝头吃得很香，就好奇地问她爸爸：“他吃的什么？”单主任恶作剧地说：“猪——肝！”小姑娘就也要吃。单主任就从窝头上掰了小拇指那么大一块，放进小姑娘嘴里。我看着她鲜红的小嘴嚅动着，就像在吃一块泥巴。刚刚嚼了两下，小姑娘就皱起眉一脸痛苦不堪的样子，拉过单主任的手，把那块“泥巴”吐在了上面。单主任一甩手，“泥巴”划着优美的弧线落在了远处，我家的柴鸡就一起向那个方向奔去。
第二天同一时间，单主任又领着那个小女孩来了，女孩手里提着一个精巧的小竹篮，上面盖了一块白底蓝花的小手帕。她把篮子放在我家饭桌上，取下手帕——那里面是四个白白胖胖的馒头。我一见那白得刺眼的馒头心里就一激灵，条件反射般握着手里的半块窝头扭过身去，我觉得我快要哭了。小女孩却绕到我面前，从我的窝头上揪了一大块塞进嘴里，勇敢地直视着我不屈不挠地嚼起来。“不屈不挠”，现在想来，小姑娘留给我的印象就该用这个词来形容，并且我觉得用在她身上比用在那些烈士身上更贴切，因为她还是一个孩子。她用了很长时间咽下那口窝头，冲我笑了，很甜，用当时的“革命化”语言应该叫作“露出了胜利的微笑”。单主任说昨天是让他的孩子来“体验生活”。
他们父女走后，母亲将那馒头，分了两份，用笼布包了两个让姐姐给奶奶送去，然后从一个馒头上掰了一半递到我面前。我看都没看那馒头，只是嘴里满含着最后一口地瓜面窝头含糊不清地说：“我吃饱了。”然后响亮地喝起了玉米糊糊。母亲的手就那样在空中停着，过了很久才放下那块馒头。她不出声地坐在了小桌的另一边，又过了一会，她进屋找了一支烟，坐回来，点上，深深地吸了几口后站起来，到厨房里切了点辣椒，做了一点辣椒油，淋进了我面前的咸菜碗里。我夹起一根咸菜先闻了一下，对母亲笑了笑说：“真香！”那一瞥却让我心里一紧，因为母亲眼里有泪光……那馒头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一口没吃而且连看都没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