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想起一个问题，如果我不是作家，我的精神家园在哪里？这个问题一直萦绕我三十年，因为三十年来我一直是个作家，一个作家的精神故乡也许与普通人不同，但是我想，作家是一个要你笑你就笑且要你哭你就哭的专门生产精神食粮的人。那样的人与他周边的居民甚至是他的亲人有着不同的生活需求。大家都需要精神食粮的时候，作家必须去生产那样的精神食粮，去营造一间舒适的精神家园，给读者享受给读者快乐。
当然，快乐来自爱的情感，快乐来自笔中生情。在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位朋友结婚十年后，竟然把家里原来装修的房间拆除，重新装修。他在拆墙壁的时候，发现一只壁虎被一根从外面钉进来的钉子钉住了尾巴。壁虎被困在那里无法动弹但却两眼炯炯有神。朋友见状，既觉可怜又感好奇，他仔细看了看那根钉子，天啊！那根钉子是十年前装修房子的时候钉的。到底怎么回事？那只壁虎竟然困在墙壁里活了整整十年！真不简单。朋友想，到底那只壁虎靠什么撑过了这十年？于是他暂时停止了装修，看看它到底吃什么！过了不久，他发现一只壁虎嘴里含着食物从黑暗的墙缝里爬出来，口对口地喂起那只被困的壁虎。那一幕让我的朋友震惊了。为了被钉住尾巴而不能走动的壁虎，另一只壁虎竟然在十年的岁月里一直不停地衔取食物喂它，那可是它们的精神家园啊！
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我很感动，一直想以这个题材写篇小说，用一个作家的责任感去为我的读者写部关于亲子、朋友、异性、手足等方面的现实生活的爱情故事。那样的故事让我告诉你：永远也不要放弃你所爱的人！如果你放弃了，那你将会失去你的家园。
说到这里，我的精神家园不是十年八年能建立起来的，我曾经想过，重返家园的我，文学尽头是故乡……
开垦：精神土地
土地：都安、南丹、河池。
关系人：聂震宁、蓝怀昌、宋安群、韦一凡、李建平、常剑钧、
蓝汉东、蓝书京、韦志彪等
丰收果实：《腰杆硬了》《沉睡的裸魂》《鱼镇》《将军的前半生》《高山那边的足迹》《猎人的枪声》等作品
时间：上世纪八十年代
可以说我的命运是跟故乡绑在一起的。从3岁到25岁，我随父亲下放到都安农村。父亲虽毕业于黄埔军校而且当了国民党的军官，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我，国民党残渣余孽给我带来的是更悲惨的命运。
因此，我的农民生活比别人收获了更多的白眼。在那片土地上，我经历了上山下乡，经历了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我看到了很多人间的阴暗和扭曲的人性。因此，我的作品难得有阳光结局，留给人们更多的是痛楚与思考。
1978年，祖国迎来了改革的春风，父亲得到平反，当时的我却正在“跳出农门”的欲望中挣扎时。鬼使神差，想当一名老师的我，在当年首届高考中，录取的却是一所农校，而且于1980年底毕业时，分配到了南丹白裤瑶山区。
命运就是这样捉弄我，当年匆匆逃离土地的我没想到，自己的命运与这块土地无法分割。在我试图开垦那块贫瘠的土地的同时，我找到了精神的乐园。那就是写作的快感。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天，我偶尔读到聂震宁创作的反映白裤瑶族生活的小说《砍牛》时，我禁不住兴奋起来，好像我也能写出像《砍牛》那样的文章，因为它是写白裤瑶族人民婚丧嫁娶的小说故事。那些天里，我一直在做作家梦，几乎有创作小说的欲望。兴奋之余，我开始寻找文学名著以及文学刊物来读。除了喜欢聂震宁的《砍牛》之外，还专门找到他的《绣球里有一颗槟榔》、《岗波老爹》等小说来琢磨。我不敢说聂震宁的小说在当时的影响有多大，至少《小说选刊》选发他的《绣球里有一颗槟榔》就足以证明他的实力。读着聂震宁的同时，我也读着蓝怀昌。他的《相思红》、《哦，古老的巴地寨》等小说对我都很有帮助。可以说，我是被聂震宁、蓝怀昌那古朴的山村与少数民族的感人故事所吸引。也许那就是我找到的最早的精神故乡——文学家园。
八十年代初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的复苏时期，湖南作家的作品一夜间红遍全国。沈从文的小说集《边城》，韩少功的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古华的中篇小说《爬满青藤的木屋》与叶蔚林的中篇小说《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都让我爱不释手。那时的我好像已经被河池作家、湖南作家的作品所俘虏。从未有过的阅读快感，那是一种精神在支撑，一种文学的力量在鼓动我，让我拿起笔，去塑造我心中的人物形象去完成我的爱情故事。
就如我的小说《高山那边的足迹》（1982年《金城》）、《腰杆硬了》（1983年《广西文学》）、《沉睡的裸魂》（1988年《广西文学》）里去找到小说中的“我”，以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南丹白裤瑶地区工作中遇到了种种人物，塑造了生活在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白裤瑶族地区里的人物形象，多以爱情故事为主线，把白裤瑶山区的风土人情融入小说中。
可以说，我走上文学道路是从南丹白裤瑶地区开始的，生活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没想到后来我会成为国家一级作家，并开始尝到了重返文学故乡的艰难。
有了几篇小说的发表，我在南丹县有了小名气，开始写起诗歌来，哪知道我的诗歌写得还像样，《诗歌报》的主编刘章两个月内就用了我5首诗，其中《异性的土地》、《在酒壶绳上行走的女人》尤为出众。那时南丹有一批诗歌爱好者，像杨智勇、陆晓霜、韦红、卢风等人，他们都很想发表诗歌但又未被刊物选上，怎么办？他们常常聚集在我的宿舍，探讨诗歌的写作。于是，我牵头成立了《草吟诗社》。
“草吟诗社”是一个诗歌爱好者的家园，我每个月出版一张4开对版的内部诗歌报。给诗歌爱好者有发表的园地。记得那张报纸办到第三期，著名诗人杨克、李发模、韦志彪先后到南丹与诗歌爱好者讲课。那时我们的社员已经发展到贵州的都匀、麻尾，甚至是河池地区几个县。诗歌队伍的壮大，让我很得意，好像什么都想写，尤其是诗歌，来得快也发表得快。
后来我捧着我发表过的小说、诗歌去《金城》拜访聂震宁时，他才劝我要写小说。说我的小说比诗歌好，因为我很会编故事。
那年我的小说《腰杆硬了》被《广西文学之友》（报纸版）发表时，获得责任编辑李建平撰写的评论《要有独特的发现》的好评。记得那天我到《广西文学》编辑部去要刊物时，李建平第一次见我，便立即带我到时任广西作协主席韦一凡的家，让我好好向韦一凡请教小说的写作技巧。那天韦一凡是光着膀子坐在一台摇摇晃晃的电风扇前写着他的小说时与我见面的。从那天起，我开始把我的几个手写的小说稿递给韦主席，希望他能帮我提意见。后来，在一凡老师的指导下，我的小说《苦命的女人》发表于《四川文学》。
打那以后我笔耕不辍，连续在国家级文学刊物发表了几个算得上纯文学的小说后，我的命运得以改变。1985年，我调到了河池地区文化局《金城》文学杂志社当文学编辑，有幸与著名作家聂震宁、蓝怀昌、宋安群、蓝汉东、韦志彪、蓝书京等人一起工作。同年我加入了广西作家协会，开始作家创作的历程。
我曾经在作家之路上徘徊过困惑过，甚至是茫然无措地追求一种心灵上的痛苦。在我的小说里，有哭泣也有欢笑，有苦难也有欢乐，有贫穷也有富裕，有希望甚至也有死亡。所有这些，都是来源于我生活过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河池地区。
在河池那片土地上，涌现出聂震宁、蓝怀昌、潘琦、东西、鬼子、凡一平、宋安群、常剑钧等一批优秀作家，在那样一个文学故乡的熏陶里，我的小说《有这样一个男人》（上海文学）、《鱼镇》（民族文学）、《将军的前半生》（柳絮）、《猎人的枪声》（民族文学）等中短篇小说陆续发表。
有一位哲人说过：“作家的创作文本必须来源于生活。”这句话似乎左右过中国几代作家的创作道路。这样的创作道路对我来说，似乎是探索性地走了一段，甚至，我今后还要继续走下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那样做？我只想说，因为在那条路上很可能拾到黄金。于是，我在那条道路上，把桂西北地区的母语用作我的小说创作的叙述语言，用家乡的故事和桂西北母语去刻画各式各样的人物，就这样，我把近30年的创作道路摆在桂西北地区母语的文本写作上。
尽管我已远离河池而调进柳州有20余年了，尽管我成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了广西签约作家，但繁华的都市并没有改变我对桂西北地区的感情，我的笔触仍然深入到那个常常被人们遗忘的山村，曾试图从那个山村的土地上去发现那里的人和那里的故事……
播撒：精神种子
土地：柳州、南宁、都安、北京师范大学。
关系人：聂震宁、东西、鬼子、凡一平、黄佩华、茹志鹃、
柯天国、韦一凡、苏长仙、黄粲兮等人。
出版小说集：《大流放》（长篇）、《血女浮生》（长篇）、《裸河》《苦命的女人》《异性的土地》等
时间：上世纪九十年代
其实，每个人都有做作家的机会，就看你会不会抓住这个机会而真正地去做一回作家。我这里说的是做作家而不是当作家。做作家是一种过作家瘾，写写一些身边小事或是游记，来满足心中的感情，如果那样的感情变成了文字，再从文字变成铅字发表出来，那就有做了一次作家的感受。尽管那样的感受是一种自慰的精神快感，但它毕竟和作家的感受有所不同。
巴金说：“人不单单靠为活着而奔忙，人应该还有属于他自己所追求或守望的一方精神家园，人生才显得有意义而伟大。”
鲁迅用他的笔呐喊要救国救民。
普希金用决斗维护着爱情，弥尔顿在失乐园中释放热情……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追求和维护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因而显得伟大。
而我，1990年从河池地区文联调到柳州市文联与柯天国、海代泉、黄粲兮、金彦华、陈涛等作家一起工作后，我的生活似乎变了样，一个由农村包围城市的乡巴佬作家，就像陈焕生进城那样显得有点笨手笨脚。尽管这样，我还是铺开稿纸，把我生活过的故乡都安、南丹两地的风土人情，甚至是柳州狗肉摊贩的命运，融入到我的小说创作中。
就在调进柳州的第一年，也就是1990年春节刚过，时任广西民族出版社的文艺编辑室主任苏长仙找到我，说要出版我的一部小说集。叫我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发表过的小说交与他选编。当苏长仙老师从我的21个短篇小说与7部中篇小说中选出了13个中短篇小说结集出版时，我似乎有飞起来的感觉，怎么也想不到我的第一部小说集《苦命的女人》得以出版并拿了2200元的稿费。
《苦命的女人》小说集的出版后，评论家李建平发表了《韦俊海与他的苦命女人评述》（广西大学学报），河池师范学校黄海相教授的《新时代民族心态的嬗变——韦俊海小说集《苦命的女人》及其他》等评论文章的见报，使我得到了同行的赞誉。同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又给我出版了诗集《异性的土地》。由于有了两部文学集子的出版，我在柳州的作家队伍里，显然得到了重视。
柳州毕竟是大城市，经常来些著名作家讲学。那是1991年的秋天，上海作家茹志鹃、《上海文学》主编周介人在广西作家协会主席韦一凡、《三月三》文学编辑部主任黄佩华、作家常弼宇的引领下来到柳州。
在柳州饭店，我听了茹志鹃老师从她的《百合花》到《剪辑错了的故事》的创作过程后，我简直就像喝了一杯上好咖啡，可口留香。大家知道，《百合花》是茹志鹃20世纪50年代的代表作，也是她创作道路上艺术风格形成的标志。荣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创作奖的《剪辑错了的故事》是茹志鹃新时期的代表作，也是她创作风格突破和发展的标志。
茹志鹃老师能把她如何写出那样的小说讲给我们听，那是她给我们一桌丰盛的精神大餐。也是我要崇尚的精神家园。
很有趣的是，茹志鹃讲完课之后，在宣纸上给了我们几位年轻作家留下墨宝。记得她写第一幅字是：“好男孩”。落款时，时任柳州市作家协会主席的柯天国就想要这幅字。茹志鹃老人笑了笑，说这幅字是专为黄佩华写的。当时佩华兄笑得很开心，“好男孩”似乎给佩华兄一个实在赞誉的同时，也给广西作家一种创作动力。
那天我也很荣幸，茹志鹃老师写的第二幅字是为我写的。铺好四尺宣纸，她问了我一个问题：几岁了，出版了什么作品？我说35，出版了一部小说集跟一部诗集。
茹志鹃稍微沉思了一下，点燃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把烟搁于烟缸上，提腕落笔：
“俊海小友：书外有声三十载。茹志鹃九一年中秋”
我捧着志鹃大师给我的墨宝，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如果有人问我什么是精神？我当然认为茹志鹃给我题字勉励就是精神，那样的精神一直在鼓励我的创作。
当然了，在茹志鹃之前，我在河池的时候，也听过《当代》主编何启治、《金田》主编潘大林、甚至还听过张抗抗等著名作家在河池的讲座。那些讲座对于我这个小字辈来说，是难能可贵的。我十分珍惜与名作家交流的机会。
记得有一次我陪张抗抗到南丹里湖采风，通过一天一夜的接触与交谈，我从张抗抗那里学到了长篇小说的写作技巧。因为那时我正在构思一部反映四十年代柳州城妓女抗日生活的故事，那个故事我从头到尾跟抗抗姐讲了一遍，希望她给我指点迷津。抗抗是个很平易近人的著名女作家，尽管她当时是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的主席，但没有一点架子，像大姐姐一样给我指出了如何描写妓女的生活，如何塑造人物形象，甚至还给我讲长篇小说应该注意的问题。打那以后，我开始着手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浮生》。
1995年秋天，应漓江出版社总编辑聂震宁之约，在柳州出版一套“桂中小说丛书”，有黄粲兮、海代泉、韦俊海、刘明文、陈立一等5个作家入选，每人出版一部小说集。为了把这部小说集出版得更好，我把1991年发表在《漓江》大型文学杂志上的短篇小说《裸河》作小说集的书名，还特别选编了由鬼子在《漓江》责编过我的小说《酒泪》一并选入集子中。
那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小说集《裸河》后，我得到去北京师范大学作家班深造的机会。
在北师大的一年时间里，我再一次认定文学就是我的精神故乡。在北师大一有空，我就惬意地漂浮在文学圣殿中，每有写意，便不禁忘食。
北师大引领我走进更深层次的作家生活，如果说都安是我的原籍故乡，南丹就是我的文学故乡，如果说柳州是我生产精神食粮的故乡，那么北师大就是我的文学殿堂。在那里，我聆听了王蒙、何启治、崔道怡、陈建功以及张抗抗等文学大家们的课，吸收了大师们的文学营养，走进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在北师大的日子里，我不但完成了长篇小说《浮生》的创作，而且还写了第二部长篇小说《大流放》。
那天北京下着鹅毛大雪，我又一次找到住在北京的张抗抗，记得我把长篇小说稿《浮生》给她看时，想不到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小韦，我真的很佩服你，写妓女抗日的长篇小说也许只有你这一部，我暂且不说你写得怎么样，但小说的题材已经给人一种新鲜感，就是我们常说的新意。据我所知，爱国的妓女除梁红玉、小凤仙之外，好像没有人写过。好！好！”
听了抗抗老师的话，我第一感觉是我的题材成功了，得到中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的点拨，我想，我的长篇小说离成功已经不远了。
1996年夏天我从北师大回到柳州，一位广州书商听说我写了反映妓女抗日的长篇小说，立刻派人来到柳州，决意用一万元购买我的原作。我拒绝了，之所以拒绝是因为我想堂堂正正地给出版社出版，不想经过书商去添加色情添加一些不是文学的东西。被拒绝的书商滞留柳州三五天后，回到广州又派来人，从一万元提到两万元，我动心了。那个年代一个长篇小说能卖到两万元，那真是个好价钱，不卖才是癫仔。
于是，我把原创的长篇小说《浮生》交与书商，并签了版权合同。其主要条款是不给删改小说任何内容。书商同意，说他们不会删改的，但得把小说题目改为《血女浮生》，我想，加了个“血女”上去，显得俗气，我开始不同意，书商说加了“血女”就好销了，至少可以印两万册，如果只是《浮生》做题目，恐怕一万册都难以销售。于是，为了两万元的稿酬，我认了。
在1996年的秋天里，我的长篇小说《血女浮生》由广州书商与广西民族出版社联系并得以出版。另一部长篇小说《大流放》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说，1996年是我的创作丰收年。
1997年的春天，首批广西签约作家在桂林签约，我身边的好友东西、鬼子、黄佩华、凡一平、海力洪等人都获得签约并于签约期间出色地完成他们的创作任务，令我羡慕。之所以当时没有我的份是因为我自己早已从柳州文联下海经商，在经营我的书刊发行公司的同时，还经营一家叫做“京都文友大酒楼”的饭店，来的客人多是文人，生意还好，每年收入还算可观。
随着第二届签约作家的名单公布，我开始着急起来，觉得我是一个被人们遗忘了的作家，感到悲哀。怎么办？我应该立即站出来，去拿起我的笔，重返我文学的故乡，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放弃所有的生意，终于加入1999年底第三届广西签约作家的行列。于是，从2000年开始，我的文学创作开始进入转型阶段。也就是说，自己的创作水准开始向更高层次的文学领域冲刺。
我想，一个作家，如果在文学创作中缺乏故乡的精神，如果在重返文学的故乡途中刻意去卖弄文学的话，充其量不过是文学的过客。虽然过客也是需要的，就像取悦和献媚也被需要一样。但是，那样的过客永远也重返不了他的故乡，所以我需要的是能沉下心来真正地去做文学。只有那样，文学的尽头才是自己的故乡。
收获：精神的食粮
土地：柳州、南宁、河池、鲁迅文学院。
关系人：东西、鬼子、凡一平、覃瑞强、吴小刚、杨泥、王蒙、李国文、陈建功、雷达等人。
发表刊物：《人民文学》《小说月报》《作品与争鸣》《广西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漓江出版社等。
时间：二十一世纪初十年
幸好我参加了广西第三届签约作家的签约，才得以把我的小说风格完全转型。记得我在签约仪式上说过：“一个作家的责任就是把人的欢乐与苦难反映给大众，把被人遗忘的东西，包括欲望、痛苦、爱情等没有得到表现的东西宣泄出来，给人反思，给社会带来警示，给人们可口的精神食粮，营造快乐的文学家园。”
那是我心中的想法，也是我作品中力求表现的故事。
签约的条款要求颇高，即签约作家必须于签约期间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当代》《收获》《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15家文学刊物发表中篇小说2部或是短篇小说4篇，或者出版长篇小说1部，或是获得国家级文学奖1篇。
合同上白纸黑字，条件虽然十分苛刻，但只要完成其中的一项，你就可以成功了。
很多作家看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艺处发下来的签约合同，就不敢去碰了，深怕自己完不成任务而丢脸。可我就不怕，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好友东西，因为当时东西已经成了主流作家。我得去南宁拜访他，意在从他那里得到点拨。
记得我到东西家里的时候，凑巧好友凡一平也在那里，我们三个河池老乡见了面，边吃饭边谈文学觉得是件痛快的事情。我当时讲了我的创作计划，并拿了一个中篇小说与一个短篇小说请东西指教，意在冲国家级刊物。当时东西看了就给否了，说我的小说太传统太守旧也没有先锋感。那时的我才知道当下的文学已经进入了先锋，我的老套路的写作已被淘汰。
离开东西家的时候，一平兄给我一句安慰，他说：“现在去学先锋很难，还是按你自己想写的去写，把故事写好就得了，至于东西所提的意见，他是先锋是主流作家，他得体现他的价值，所以你的风格跟他不一样，他当然否你了。”
一平兄的一番话，使我得到安慰。回到柳州后，我一直在琢磨东西兄与一平兄的话，才觉得两位老兄都是为我好，东西要求严格是真的乐意指导我，一平的安慰是在鼓励我，想想，都是我的好兄弟，有他们的帮助，我想我一定能写出好作品。
我很欣赏德国诗人里尔克的一句话：“一句好的诗，背后是十年的沉积和生活。”当然，对于小说而言，要从人物那些简单散乱的事迹里抽出故事的本质和发展过程，更需要想像力。
不过，当我阅读外国文学的同时，我当然忘不了阅读国内外主流作家的文本，直至现在，我仍然在阅读中成长。我想，我的阅读快感并不亚于获取一次性的快慰。
功夫不负有心人，可以说，1999年到2000年，是我文学创作上的又一个丰收年。
短篇小说《等你回家结婚》是签约前写的一篇小说，是一部反映劳改人员刑满释放回家路上发生的事。小说描写了主人公牛胜利为了尽快见到等他刑满释放回家结婚的女人而在回家的路上面对几个不同类型的女人的勾引中，他选择了等他回家结婚的女人。尽管故事中的人们都想吃天鹅肉，而且天鹅肉似乎从天而降，但却没有一个人敢起筷吃掉它。这是一部涉及性饥饿的文学作品。
写完这篇小说的时候，已经是1999年的夏天，正好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德国贝塔斯曼出版公司正在中国举行首届“人民文学·德国贝塔斯曼文学奖”。我用特快专递寄到北京。只是凭着感觉，我觉得小说不错，一定会有回音。
果然，一个月后，我真的获了奖，而且是从全国4456部小说中，评选出来的仅有13部获奖的小说，我是排第二名。真的不容易啊。
进北京领奖的时候，大赛的评委会主任、著名作家李国文、曹文轩在评语中写道：“《等你回家结婚》是一部构思巧妙、文笔老辣的大墙文学……小说故事使人们十分清晰地解读了人性的痛苦和人性的扭曲。尽管性文学是中国小说最忌讳的雷区。但韦俊海的小说就在雷区上走得很到位。”
《等你回家结婚》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
那天，在北京领完奖，我直奔位于农展馆的《人民文学》编辑部，接待我的是杨泥编辑，刚好她就是负责广西作者的稿件，我把一个短篇小说《很想看见你》和一个中篇小说《守望土地》交给她。接触中似乎没有很多的交谈，只是例行公事罢了。杨泥编辑很忙，好像也不在乎我的稿件，只是收下放到一个并不显眼的地方。那时候小说组的负责人李敬泽过来了，他听说我是广西的，就问了广西几个作家的情况，如东西、鬼子，还有李冯等人。幸好那时我还与这些人有联系，就跟敬泽聊起来。
从《人民文学》回到柳州不久，我接到了杨泥老师的电话，说我的短篇小说《很想看见你》作为特别推荐栏目发表在《人民文学》2000年第1期。
那篇小说取材荣军疗养院，写了几个特殊伤残军人的精神世界和美好的愿望。杨泥在编卷语中给小说点评：“韦俊海以沉博的爱心去叩击盲人共通的情愫，他在娓娓道来地叙事时，着力于一种策略性地潜入文本所规定的环境和人的内心世界，成功地塑造了伤残军人的光辉形象。”
同年，《人民文学》8月号上又推出我的中篇小说《守望土地》。著名作家鬼子撰文《在人民文学中解读韦俊海》中写道：“韦俊海说冲就真的冲上去了。仅仅是2000年的《人民文学》就发表了他的两篇小说，这是多少作家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作为一个作家，一年内能在‘国刊’中连发两篇小说，这靠的当然是他的小说功力。我想，韦俊海已经不仅仅是上路，而是在以一种匀速的力量和速度在小说的路上奔跑。”好友鬼子的话至今一直在鼓励我，使我在文学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我很感激鬼子对我的帮助。
尽管当时已经写了几篇像样的小说，但自己仍然感觉到与其他作家兄弟相比，还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很想更快地冲到文学的前台，去领略更多更好的风光。于是，机遇难得，由中国作家协会出资培养，广西作家协会推荐，我于2004年秋天荣幸地到鲁迅文学院深造，参加了“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作家高研班”的学习生活。
应该说，2004年9月是人们收获果实的日子，而我偏偏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播种。才有机会来到鲁迅文学院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种下了自己需要的精神粮食。
我想，不管是农民或是作家，要想得到自己满意的收成，当然离不开肥沃的土地和阳光、雨露，甚至是种植的技术。我能有幸来到鲁院，能在高研班四个多月的日子里去掌握自己的耕作（写作）技术，这可是千载难逢啊。
人们常说播种容易收获难，可我怎么感觉到播种也是个难题呢？也许是以前自己的技术太落后了，所以才有这样的感觉。可到了鲁院之后，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变得轻松起来。这样的变化当然是来自鲁院授课老师的经验和点拨，名师的教导，才使我在写作上得到提高和收获。
学习期间，从王蒙主讲的《语言的功能与陷阱》中，使我从自己的叙述语言中死里逃生，掌握了语言的技巧；从陈建功主讲的《当前中国文学创作的若干问题》中感受到自己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从雷达主讲的《当前中国文学发展的势态》中去认识自己应该如何走自己的路；从狄吉玛加主讲的《全球性的民族文学民族化》中领会了民族作家的责任感；从李敬泽主讲的《小说的陌生化》中懂得如何去处理陌生化的故事构架。还有张承志、阎连科、苏叔阳等大师们的讲课，对我的创作有很大的作用。事实上，我已受益匪浅，收获颇丰。
鲁院学习期间，我在《青春》2004年12期发表中篇小说《回家》后，受到社会的关注。《作品与争鸣》杂志社于2005年三期选载并展开争鸣；《小说月报》、《小说精选》2005年分别选载。随之，中篇小说《引狼入室》载于《清明》。真是利好消息连连，编辑部的约稿信不断。
更使我高兴的是，我在鲁院期间创作的中篇小说《眼睛在飞》，得到了《广西文学》覃瑞强总编辑与小说编辑室主任吴小刚的青睐，发表于《广西文学》2008年7期，《小说选刊》8月号作了重点推荐，同年，《小说月报》中篇小说精选版选载。
写到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韦俊海卷》的问世，给我的小说增加了光彩，2008年荣获第三届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奖。
捧回第三届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奖，更加证明了我在重返文学故乡的土地上，已经近在咫尺，也就是说故乡就在眼前，文学已在心中。
在出版《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韦俊海卷》的时候，我在后记上以《把垃圾倒掉》为题，让很多友人不可理解。
我之所以用《把垃圾倒掉》这么一个题目来做《韦俊海卷》的后记，那是因为我把自己在签约作家之前所出版和发表过的作品都视为垃圾。也许这样的感觉不是很好，但它毕竟是我的勇气，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这样的勇气，我想，他只能是一个写手。尽管这样的勇气对我来说是有点阿Q精神，但我还是愿一意孤行。
记得我从最初发表作品至今，已有30年的历史了。我想，一个人能在30年的文学创作道路上艰难的行走并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甚至是长篇小说，那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怎么就把这些作品视为垃圾呢？我之所以这样说，当然是有原因的。
有记者问我：“你从1981年开始写作发表作品至今，已经写了近两百万字的小说，出版了9部书，在你的那么多作品中间，你自己最喜欢哪几部作品，为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了，我总认为自己出版了长篇小说《大流放》、《血女浮生》和小说集《裸河》、《引狼入室》、《苦命的女人》、《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韦俊海卷》诗集《异性的土地》等部书至今，从精神上好像很阳光，其实不是，我认为出书是一位作家必须有的精神粮食，既然是作家，我就想给一些渴望读书的人送上我耕种的粮食。
记者们问我最喜欢哪几部作品？这很难说，我想，全部作品毕竟是我孕育生产的，它就像我的儿子，我没有理由不喜欢他们，尽管他们长得不好看，并且还常常尿床，我仍然喜欢他们。当然，我最喜爱的应该是《广西当代作家丛书·韦俊海卷》，因为这部书是我受聘于广西签约作家之后在全国各名刊上所发表的作品，我的确喜欢它。
我想，重返故乡必须从我发表的小说处女作开始，至今已经走了30年了，茫茫天路，我的故乡在哪里呢？有的说在都安，也有的说在南丹，当然有的说在柳州。其实都不是，我重返文学故乡的路尽管是无尽头，但我毕竟走了30年，我一路寻找一路乞讨真正的文学故乡究竟在哪里时，我忽然想起，30年前的我，站在红水河两岸的土地上，一心只想逃走。
但如今，离开30多年后，我却仍然背负着那一片土地，去收获我的精神粮食（作品），去重返我的文学故乡。
我想，小说是把生活中的故事打碎之后，再一块一块地重新拼凑起来，砌成一座适舒的房子或是一座大厦，让人享乐。我的小说也许已经建成一座房屋了，如果再多建几座房屋，直至形成村庄，那么，重返故乡就无需再行艰难的步履，只需轻轻跨过文学的那道门槛，就可安居乐业了。
事实上，生活在红水河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孕育了家乡的聂震宁、蓝怀昌、潘琦、东西、鬼子、凡一平、吴小刚等国内知名作家的同时，也滋养着我的心灵家园。
写到这里，我已届人生之秋，自知天命。虽说已是国家一级作家，但我却自嘲说：“在收获的季节，我却刚刚播种。故乡在望，并不遥远。”
（注：此文选自《广西文学》2010年12期，由于此文详实见证了韦俊海文学创作30年之路，所以权当此书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