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视角审视，历史上的创业与当代的创业在性质上有所不同。历史上的创业，从经济活动角度而言，数量上星星点点，性质上未成主流；而当今社会的创业，从经济角度看已成社会主流和时代最强音，规模上更非昔日可比。至于历史上政治人物所谓“打江山”式的创业（如刘备、朱元璋等），更与当代我们的所谓创业有本质差别。那样的创业不过是夺取“天下”的政治活动，而我们这个时代的创业活动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多数人自我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创新之举。从与时俱进的高度视之，我们这个时代的创业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创业，才是真正可以推动、支持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持久力量。而封建历史上那些“打江山”的政治人物的所谓创业活动无一不是以最后走向衰败而告终的，根本谈不上是一种“持久力量”。
首先，创业意味着创造或创新，其本质是创业者或创业家自己给自己搭建施展拳脚、释放能量的舞台。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也是一个庞大的舞台，只是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的是少数人（也就是“体制内的人”），这些人不是“国家干部”，就是“工人阶级”（当然也包括“知识分子”），广大农民，还有大批城乡无业人员是无法登台表演的。无法登台表演就意味着无法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政治地位。怎么办？最后的选择只能是创业——那就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或秩序之外自己干，搞个体、干民企，不一而足。30多年前的鲁冠球（万向集团老总），当时也在“广大农民”的队伍之中，他当时的理想是进城当工人，也就是想到体制内去谋求发展。但现实击碎了他的梦。怎么办？他的选择是创业。先搞自行车修理铺，再办粮食加工厂，均未获成功。最后于1969年集资创办了挂靠“公社”的农机修配厂，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拼搏创新，终获成功。而且他的这种成功，比很多体制内获得成功的人们还要成功。这就是创业的神奇功能。
创业，它是与就业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与创业不同的是，就业不是自己找事做，而是组织或别人安排事情给你做。就当时情况而言，若从就业角度看，鲁冠球是不值钱的，或是无价值的。因为作为“农民”和初中肄业生的他，传统体制是不承认其价值的。但从创业的视角看，鲁冠球太值钱了。他一手创办、经营至今的万向集团，2001年实现营收86亿元，创利润近10亿元，创外汇1亿美元，提供就业岗位1万多个。如此案例，不在少数，由此观之创业”两字神奇也。
其次，创业可以突破体制或秩序给具备创业精神的人们所设置的发展门槛从而创造奇迹。随着社会发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到体制或秩序内找组织或他人给自己安排就业的门槛越来越高了，“一上一下二六级”就是现实写照。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到体制或秩序之内请组织或别人安排你就业，一般而言，学历须在硕士以上，年龄要在35岁以下，计算机要达二级，英语须达六级。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教育水平还不够高的发展中社会，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幸运者毕竟属于少数。那么剩下来的大多数人怎么办？等死吗？不！创业！只有创业，才能避开体制或秩序给我们大多数人设置的发展障碍。改革开放中崛起的一代又—代创业家，学历高、年纪轻的有之，但非“一上一下二六级”者照样有，而且还占大多数。若不进行创业，将有多少有才干的人会因学历、年龄等因素而被排斥在大发展的进程之外？更何况体制或秩序还在继续给人们设置更高的门槛，已有不少职位动不动就要求什么博士学位、教授职称，还有什么中英文流利等等。如此一来，很多聪明的脑袋用在了考研上，用在了职称上，总而言之是用在了包装上，用在了给自己搞一大堆的所谓“能力显示机制”等方面。当然，我们这个社会是需要一批高学历、高职称的人。但用这些人的模式要求是否就那么合理呢？一个安徽民企老板，现有资产10个亿，但他10年前创业时已年至50，且无什么博土之类的高学历，若按体制或秩序的要求，他早已没有机会。但创业这个神奇的字眼使他至少在安徽这块土地上光彩夺目。国外这方面的例子更多。肯德基的创始人60多岁因为保险金不够开支而创业，结果成就了一个著名的跨国品牌。这些事例说明，只有创业才能突破体制或秩序给人们设置的越来越高的发展障碍，才能创造更多的奇迹。所以我们要向低学历者、大年龄者以至于下岗工人大声呼吁：当你失业的时候，最好的选择也许就是为别人创造就业——那就是创业，因为创业者一般说来或多或少总是要用人的嘛。
再次，创业意味着创业者可以不理会一些体制或秩序的管束（当然这不是说创业者可以违法乱纪）而自由充分地挥洒自我。创业意味着“自由回到了人的内心，回到了人与人交换与合作的市场”（《大变局——中国民间企业的崛起与变革》一书作者秦朔语）。在创业状态下，只要是法律没有禁止的，我们都可以去尝试——“去梦想并去建设，去失败并去成功”（美国企业家协会正式信条语）。看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吧，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业已崛起，那就是民间企业家阶层，还有多达两亿之众的人们在民间企业里谋求生存与发展。也看看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庞大政府吧，她最头疼的事情可能就是要促进越来越多的人有业可就了，而事实上至少此前她所做的事情更多的却是在减人，只有这个自由挥洒的民间企业家阶层在增人。若是没有这个体制外的自由力量，让政府拿钱来解决这两亿之众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其难度可想而知。当然，政府在创造民间企业家发展的自由外部环境方面是功不可没的。没有这样的外部环境，便没有创业的自由。这无疑是一种实质性的社会进步。我们为这样的进步而欢呼！不过我们在欢呼的时候也不要忘了：政府之所以会下功夫创造这样的外部环境，部分原因是“自觉”，而更为根本的原因可能还是民间企业的推动力使然。
最后，创业正在使我们这个社会日益成为充满激情和活力的“开拓进取型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在创业型企业中出人头地了，像杨元庆等人，要是没有创业的“联想”们，他们干别的也可能很成功，但那只是一种可能，而现在他们的成功已经是一种现实了。在一部分人出人头地的同时，更多的人们恃别是弱势的人们在创业型企业中安身立命了。GDP中越来越高的份额（现已达50%左右）为创业型企业和创业的人们所创造。是他们而不是既定的体制或秩序在创造这个社会的繁荣。经济学家张军在其《话说企业家精神、金融制度与制度创新》一书中记录过上海科学院一位副院长的感叹：我们几千人的规模所创造的市场财富还不足复旦四位学生创造的1/20.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复旦的四位学生是在创业，是在不断地开拓进取。而上海科学院的几千人只不过是在体制或秩序内干活，他们干活的效果或效益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要创造头衔和职称，他们都在为非市场价值的东西而奋斗。他们也在奋斗，但那不是开拓进取型的。可笑的是，那四位复旦学生要是不选择创业的道路，想进上海科学院干活恐怕较难。因为上海科学院肯定是有更高的进入门槛的。同样可笑的是，一些民间企业一旦做大之后也在设置高门槛，什么博士、MBA、多少年本行业经验等等。其实，这是部分民间企业的一种机制倒退。可能也是一些民间企业走向衰退或倒台的原因之一。我们认为，这是值得因创业而崛起的民间企业警醒的。你因“别人不带你玩而自己玩”，从而取得了成功，而当你成功之后，你又在复制传统的秩序，开始“不带别人玩”了。这怎么能行呢？我们曾观察到一些民间企业也在按学历高低定工资，这真是极具讽刺意味的事儿！按照这样的逻辑，上海科学院同志们的工资应该要比那四位复旦学生的收入高得多。可事实上会吗？对此你应该会有正确答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