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以放牧为生，游牧经济生活与一年的时序有密切关系，牧放牲畜需随着季节、气候的变化不断迁徙。“大率遇夏则就高寒之地，至冬则趋阳暖薪水易得之处以避之。过此以往，则今日行而明日留，逐水草，便畜牧而已。此风土之所宜，习俗之大略也”。即便是内迁到农业区的一部分蒙古人，仍然保持着这种习俗，“夏则避炎潞顶，冬则迎燠山阳”。13世纪法国教士——鲁布鲁克的威廉（William of Rubruk）亲历蒙古后在记述蒙古人和他们的住所时说：“他们没有定居在任何地方，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将去何处……而每个首领，按他手下人数的多寡，都知道他牧地的范围，以及冬夏、春秋游牧的地方。因为在冬季他们下到南方较暖和的地区去，夏季他们则上到北方较寒冷的地方。他们在冬天降雪的时候到缺水的牧地放牧，因为雪可以给他们当水用。他们把宿夜的住宅安放在用棍条编织成的圆形框架上，顶端辐辏成小小的圆环，上面伸出一个筒当做烟囱，而这个（框架）他们复以白毡……”帐居野处、冬夏徙迁的季节性游猎是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之惯制。巡幸之制源远流长，据推衍，古代称巡幸为“巡狩”“巡守”，“巡狩”的本意在商周是指田猎活动，也有习武事、就征伐而巡视疆土的意思，没有固定的时间和方位；把巡狩称为“巡守”见之于春秋时代的记载，并和一般狩猎活动区别开来。《孟子·梁惠王下》：“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巡守”意指天子巡察诸侯国为王朝守土的戒备状况。巡守有一定的制度，赋有政治伦理的性质。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变化，后来将皇帝到地方视察、祭祖、祀神以及捕鱼狩猎、避暑纳凉等活动都叫做巡幸，也叫出巡、行幸，俨然成为一种模式、规制。拓跋鲜卑有避暑习俗，时称为“却霜”，史载“其俗以四月祠天，六月末率大众至阴山，谓之却霜”；“魏之旧俗……季夏帅众却霜于阴山”；辽代契丹皇帝有四时出巡的“捺钵”制度；金朝女真皇帝在春秋两季的外出巡游活动被后人叫做“春水秋山”。西夏党项皇帝有无出巡制度尚不明了，但在贺兰山、天都山一带留有西夏行宫遗踪。蒙元沿袭辽金旧俗，有蒙古大汗冬夏驻牧、元朝皇帝两都定期巡幸之制。
第一节 蒙古大汗冬夏驻牧
元朝前身——大蒙古国时期，蒙古诸汗于夏季、冬季有固定的场所和营地。拉施特的《史集》载录窝阔台在宗王们出征钦察草原（1235～1241）的七年间，“快乐幸福地往返于夏营与冬营之间”，窝阔台有四季驻地，“他春天所在之处是哈剌和林（今蒙古国后杭爱省哈拉和林额尔德尼召附近）的四周，夏天是月儿灭怯土（一说今吉尔马台河源头附近，一说大概是哈剌和林东南、鄂尔浑河与霍格申河之间的山地）草地”，“秋天，他驻留于距哈剌和林四天行路的古薛纳兀儿（又译作阔阔纳兀儿，一说大概在月儿灭怯土的南面，一说在和林附近的曲先恼儿），在该处斋戒四十天。冬天，他的驻地为汪吉（有说汪吉即汪吉河、王吉河、和林南的翁金河，也是耶律铸《双溪醉隐集》卷三中的旺结河）。他行猎于不连古和者邻古山（不连古、者邻古二山在戈壁阿尔泰山脉的支脉古儿班博格多或古儿班赛汗山的某处），并在那里过完冬”。
蒙古初兴时没有城郭之制。“其居穹庐（即毡帐），无城壁栋宇，迁就水草无常。鞑主徙帐以从校猎，凡伪官属从行曰‘起营’，牛马橐驼以挽其车，车上室可坐可卧，谓之帐舆……”元人说：“我朝居朔方，其俗逐水草，无常居，故为穹庐以便移徙。后虽定邦邑、建宫室，而行幸上都，春秋往返，跋涉山川，遂乃因故俗为帐殿、房车以便行李”。成吉思汗于1220年在斡儿寒河（鄂尔浑河）畔（今额尔德尼召庙所在地）建都“哈剌和林”，这是蒙古人在漠北草原上兴建的第一座城市。窝阔台于1235年增筑城垣，在哈剌和林建有自己的宫殿，拉施特描述说，“那座宫殿的每一方面各长一箭之距。中间有一巍峨的殿堂耸立，殿堂被加以精致的装饰，描以彩绘和图画，并被称之为‘合儿失’＆nbsp；（意即‘宫殿’）”。窝阔台又令他的兄弟、儿子及在他身边的其他宗王们，在其皇宫的四周建立华丽的住宅，“当那些建筑完成并彼此毗连时，[它们]就成为整整一大群建筑”。在和林窝阔台春季驻地的另一座宫殿，拉施特记为在“迦坚茶寒之地”；志费尼在他的《世界征服者史》中叫做哈儿石·扫邻，他描写说：“它是一座非常雄伟的城堡，其中尽是各种五颜六色的镶宝刺绣和地毯……在这里窝阔台要宴乐四十天。该堡的前面有水池……其中常聚有许多水禽。窝阔台要观看猎取这些水禽，然后纵情于饮酒之乐”。这座乐园，就是《元史·太宗本纪》及《元史·地理志》中所载的“扫邻城”，又作“迦坚茶寒殿”，其“在和林北七十余里”。在夏营地月儿灭怯土的山林中修建有一座可容千人的帐殿，这座大帐据称“从来也不拆卸收起”，志费尼说这座大帐“墙是用格子木制成，顶篷用的是织金布料，整个覆以白毡，这个地方叫做昔剌斡耳朵（Shira-Ordu）。在这些地方有冷泉和丰盛的野草。他在这里要住到太阳进入处女宫和落雪的时候”。“昔剌斡耳朵”又译为失剌斡耳朵，蒙古语义是“黄色的皇家幕帐”或“黄色宫廷”，意大利教士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和波兰教友班努瓦（Benedicti，又译作班涅狄克脱）于1246年到达过那里，“居留了四个月，并且参加了推选鞑靼人皇帝贵由汗（Cuyuc Kan）的大会”。来自江南的南宋人则称之为“金帐”。这个固定不动的斡耳朵，后来成为蒙古大汗召集贵族、宗室聚会的一个重要场所。宪宗四年（1254）夏、五年（1255）夏、七年（1257）夏，蒙哥几次“幸月儿灭怯土”之地。在冬营地汪吉，窝阔台下令用木桩和泥土筑有一堵长达二天行程的围墙，“在其中修一些通道并名之为只喜克”，大批的野兽可以从远方进入墙内，以便“打猎为戏”。拉施特所记术赤汗冬夏游牧地，“成吉思汗把也儿的石河和阿勒台山一带的一切地区和兀鲁思以及四周的冬夏游牧地都赐给了术赤汗管理……他的禹儿惕（即营帐）在也儿的石河地区，那里为其京都所在地”。
蒙哥汗与窝阔台家族斗争的胜利，使窝阔台汗的斡耳朵解体，其结果，蒙哥汗好像把这些窝阔台汗的四季驻营地攫为己有，蒙哥汗的四季驻营地与窝阔台汗的驻营地几乎一致。蒙哥幼弟阿里不哥的“夏营地在阿勒台，冬营地则在帖客和乞儿吉思。其间[相距]三日途程”。
成吉思汗有四大斡耳朵，即其前期在鄂嫩河、土拉河、克鲁伦河“三河之源”所建四大行宫。其中，春季行宫曲雕阿兰在东，近水，宜春季放牧；夏季行宫哈老徒在南，居平川，宜夏季避暑；秋季行宫黑林（哈剌屯）在西，依林，宜秋季围猎；冬季行宫阿鲁兀忽可吾在北，傍谷，宜冬季趋暖。成吉思汗的四大斡耳朵制，源于辽金文化的四季捺钵。考古调查这几处行宫故址，位于克鲁伦河上游支流阿布拉加河口北岸的曲雕阿兰行宫，在成吉思汗殿帐区有双重城垣，内墙呈方形，边长63米，外墙南北长149米，东西宽89米，南边开有一门，城内中央偏南部有石头垒砌的“凸”字形台基，东西长11.1米，南北宽7.9米，高0.4米，在台基中心发现石柱础。凡此皆与《黑鞑事略》中所说“主帐南向，独居前列”相符。位于蒙古国中央省额尔德尼县哈老徒河西岸的波罗流兀特土城，是成吉思汗的萨里川哈老徒行宫故址，遗址由一座土城和西面三个小型建筑群构成，土城呈长方形，东西长133米，南北宽118米，由现存残高2米、宽8米的土城墙围成，土城东墙开有一个大的出入口，其他三面土墙中间位置各开有一小的出入口。土城中央建有一个正方形台基，边长25米，高3米左右。土城西郊的三个小型土台建筑，是哈老徒行宫附近的“郊坛”。位于今蒙古国突尔根河与土拉河汇流处的布科格土城，被认为是成吉思汗的黑林行宫，行宫由两重城墙和堑壕沟围成，平面呈正方形，南北长266米，东西宽262米，土城墙残高1米，南墙中间开有一门，土城中央有一座大型夯土基址，南北长32米，东西长边18米、短边8米，高3米，平面呈“凸”字形，四周为壕沟环绕。此外城内还有三个小型土台基。城内中央大型土台基可能为成吉思汗征服克烈部后，在此城设秋季行宫时所建宫帐台基。
第二节 元朝皇帝两都巡幸
元朝有上都、大都两都巡幸制。忽必烈即位后，不再以哈剌和林为都城，以大都为正都，上都为陪都，两都巡幸制度开始正式确立。上都所在地，金代属桓州管辖，蒙古宪宗五年（1255）赐封给忽必烈，次年忽必烈命近臣僧子聪（刘秉忠）于桓州城东、滦水北岸的龙冈相地“建城郭”，“经营宫室”，三年建成，命名开平府，以此作为他统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的藩府驻地。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在此即位成为临时首都，中统四年（1263）五月，开平府以“阙庭所在”正式升为都城，定名上都，亦称上京、滦京等（故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约20公里闪电河即滦河北岸，当地群众蒙古语称“兆乃曼苏默”，汉语是一百零八个庙的意思）。大都位于今北京。中统践祚，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形成抗衡，忽必烈以燕京为依托，凭借中原和华北的丰厚物力、人力资源战胜了当时留守在和林大帐的幼弟阿里不哥，在新王朝的政治配置上，燕京地位越显重要。随着封建中央集权政治的建设，政治重心进一步南移，燕京已开始成为事实上的首都。至元元年（1264）八月，改原金朝首都燕京为中都路，其府号大兴[金贞元元年（1153），改燕京为中都府]。至元四年（1267），因中都旧城残破不堪，忽必烈决定在中都的东北建筑新城，新城城址的择定，城池、宫阙的规划，包括“祖社朝市之位，经营制作之方”，仍由刘秉忠总设计。至元九年（1272）二月，改中都名为大都，到至元十三年（1276），大都建成。上都作为忽必烈避暑的“夏营地”，大都作了冬驻地，两都间也建立了完善的驿站系统。两都并建“既是出乎兼控中原汉地与蒙古宗亲戚里的政治需要，也是游牧行国风俗的继承”。元人所说的“夷夏襟喉控两都”，正揭示了两都对元朝统治集团具有控御南北的重要功能。元朝皇帝岁时巡幸两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则驾幸上都以避暑……八月草将枯，则驾回上都”，“大驾一巡幸，未暑而至，先寒而南，宫府侍从宿卫咸在”，“次舍有恒处，车庐有恒治，春秋有恒时，游畋有度，燕享有节，有司以时供具而法寓焉”。
在大都与上都之间的交通干线上，共设置33处“纳钵”（意即固定的帐幕和房舍，供皇帝及其随行人员使用）。皇帝出行乘“象辇”及各种舆辂，后宫诸闱、宗藩戚畹、宰执从僚等随行人员，大多乘坐“宫车”或骑马。从大都起行多在二月，偶尔三月，由上都启程南返大都的时间多在九月，有时提前到八月或推迟到十月。来往于两都之间的巡幸队伍，有一定的顺序和仪仗。中世纪四大游历家之一的意大利人鄂多立克1322年到1328年在中国旅行，在北京居留的时间最久，他曾载述过元朝皇帝出巡时的次序情况。“他（指元帝）有四支骑兵，一支在他前面先行一日程，两翼各一支，另一支殿后一日程，所以他可说是始终走在十字的中心。这样行军，各支人马都有为它逐日规定的路线，并在其停驻地获得粮草。而他身边的队伍有如下的队形：皇帝乘坐一辆两轮车，其中布置了一间极佳的寝室，均为沉香木和金制成，用大而精美的兽皮覆盖，缀有很多珍宝。车子由四头驯养的和上笼头的大象拉曳，还有四匹披戴华丽的骏马。四名诸王并行，他们叫做怯薛（Cuthe）（义为卫士），保护和守卫车辆，不让皇帝受到伤害。而且，他在车中随身携带十二只鹰。为此，甚至当他坐在车里的宝座或其他位子上时，倘若他看见有鸟飞过，他就把鹰放出去追逐……他的嫔妾也按其等级这样出游。他的嗣子亦在类似的情况下旅行。至于君王出巡时随身同行的人数，那很难相信和想象。保卫君王的那些队伍中的军士数目，是五十土绵（“土绵”意为“万”或“万夫长”），这些人全由君王供给一切。倘若那些服役者中有人死了，马上另补一名。所以人员始终是足额的”。从忽必烈定制起，各代皇帝基本上都遵循这种定期的两都巡幸制度。上都和大都在元朝政治、经济、对外交往及科技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也是蒙古族“逐夏驻冬”的游牧生活方式在都城建设方面的反映；同时，大都便于对汉地的治理，上都则有利于照管漠北蒙古故地，带有某种二元性。
大都经过广泛勘察，外郭城呈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周长约两万八千六百米，全城分设城门十一座，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基部宽达24米，城的四角都建有巨大的角楼，墙外部等距离地建有“马面”，其外再绕以护城河。皇城俗称“阑马墙”，位于郭城内南部的中央地区而稍偏西，墙基宽约三米，周围约二十里。皇城西面较宽广，包太液池和以后续建的兴圣宫、隆福宫及太子宫于内，东面较窄，主要安排服务及仓储部分；宫城偏在皇城内的东部，墙基残存的最宽处尚超过16米以上。大都全城的中轴线为明清北京城沿袭，通过钻探中轴线上的大道，部分宽达28米。大都的街道布局非常整齐，“有如棋盘”，“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勘测结果表明，在南北向主干大道东西两侧，等距离平列着许多东西向的胡同，大街宽约25米，胡同宽6～7米，今天北京内城的许多街道和胡同，仍可反映出元大都街道布局的旧迹。曾先后发掘清理的北京后英房、西绦胡同和后桃园的元代居住遗址，体现了大都住宅建筑的一些特点。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的平面布局分三部分，中部是它的主院，两旁分列东、西院。主院正中偏北是由三间正屋和东、西两挟屋（耳房）组成的五间北房，正屋前出轩后出廊，面阔同正屋皆三间；东院是一座以“工”字形平面建筑物为主体的院落，“工”字形主要建筑的两侧，建有东、西厢房。主院北房前出轩、两侧立挟屋，是自宋辽以来的建筑平面。这种出“前后轩”的建筑和“工”字形建筑，在元大都、中都都是流行的平面。西绦胡同元代居住遗址，其中的一座砖砌台基，台基中用碎砖、黄土层层夯实，并用条砖单层平铺错缝顺砌包边。台壁向上有明显收分。台基边用长条压阑砖平铺横砌。台基上建面阔三间的北房，室内用条砖纵横墁地，呈“人”字形。北房可能是这家主人的居室。
上都亦由外郭城、皇城与宫城及四关和近郊建筑等组成。经科学测绘，上都三重城垣的布局为：外城为正方形，东墙长2225米，其他三面墙均长2220米；皇城处外城东南角，近方形，东墙长1410米，南墙长1400米（皇城东墙、南墙重合于外城东墙、南墙的南段、东段），西墙长1415米，北墙长1395米；宫城位于皇城正中偏北处，略呈长方形，周长约2300米，东墙、南墙、西墙、北墙分别长605、542.5、605.5、542米。城墙全用黄土板筑，墙基宽10～12米。皇城夯土墙外用石块砌一层厚约70厘米的外皮，墙壁面砌出排水沟；宫城夯土墙内外用砖包砌。外城之南西各一门，北二门；皇城南北各一门，东西各二门；宫城南一门，东西各一门。城门外筑方形或马蹄形瓮城，皇城、宫城四角建角楼。皇城的街道主次分明，相互对称。在皇城正南门和东二门外，都有关厢区。大都和上都城内都辟有御苑，专供皇室成员游赏。按调查上都所公布的“上都城图”及其“宫城宫殿平面图”中示，上都城内有池塘湖泊，尤在宫城内宫殿之间分布的不规则池塘较多。全城分布着一个个自成一组的建筑群，各个建筑群多有一周围墙，有的作一进二进院落，或东西几连的跨院。宫殿都有台基。全城建筑布局的特点，大致可分以下几种：①单一的一座大殿。②正殿前配置平房，也有在正殿东西两侧建平房或几连的跨院。③主体建筑为一殿两厢的“品”字形建筑。两厢有的在同一台上，有的在台下两角。这是宫城中一种普遍的建筑布局。④“工”字形建筑，平面为前后两殿，中间有一条与殿基等高的廊道。⑤“阙式”建筑，这种建筑台基与城墙等高，处宫城北墙中部，外包青砖，其形制类似北京明清故宫的午门，但无门洞。上都主要是为了供皇帝游览、巡幸而建，属于避暑的离宫性质十分明显，因此宫城的布局是园林式的，并不讲求整齐对称；随行官员仅为临时入值，不带眷属，因而也没有大的府第，仅在街区内有一些小院落式的官署；城内无百姓住宅和市区，而是分布在东、南、西面的厢关地带。上都城的城门、宫殿楼阁，一些方志等史料有载，门有御天门、明德门、复仁门、昭德门、东华门、西华门、小东门、小西门之属；殿有洪禧、睿思、穆清、清宁、崇寿、仁寿、龙光、慈仁、慈德、钦明以及鹿顶、楠木、棕毛、歇山、玉德诸名。这些宫殿建筑大体上可分为两组建筑群，一组是分布在宫城之内以大安阁、水晶殿、洪禧殿、睿思殿、穆清阁等为主体的建筑群，它们可视为上都的大内，一组是分布在瑞林御苑以伯亦斡耳朵等为主体的建筑群，可视为上都的西内。在上都附近，还有东凉亭、西凉亭、失剌斡耳朵等建筑。上都在城市规划、布局以及建筑物的组合等方面，或采自汉制，或承袭蒙古旧俗，反映了汉蒙两种文化杂糅的特点。
元朝大都与上都两都并立为有元一代定制。世祖忽必烈以下诸帝，照例在三月或四月间携同后妃及文武百官赴上都“清暑”，如常处理政事；七八月或十月间还大都，往返“时巡”。到顺帝妥欢帖睦尔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元末大宋红巾军将领关先生（关铎）与破头潘攻克上都，焚毁宫阙，一代时巡之制遂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