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的传奇人生中有三落三起。第一次是30年代前期在中央苏区，因“邓毛谢古错案”被撤销中心县委书记职务，遵义会议后重新提拔起来，担任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第二次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当作“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打倒，1973年复出，1975年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常务工作，领导各方面整顿。1975年冬开始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把他打翻在地。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在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戴和强烈要求下，又第三次复出。这次复出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
1.叶剑英等力主邓小平复出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二天，叶剑英就向华国锋提出为邓小平平反、恢复邓小平的工作的建议。同时，叶剑英派自己的儿子驾车，悄悄地将邓小平接到玉泉山9号楼，告诉粉碎“四人帮”这一特大喜讯，与长期被“软禁”的邓小平分享胜利的喜悦。
此后，叶剑英又多次向华国锋提议。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又正式向华国锋提议，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他在会上发言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邓小平参加政治局，恢复了工作，他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李先念马上表示赞成。与会人员的目光一齐投向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然而，华觉得时机尚不成熟，而采取等一等再说即“往后拖”的办法。
这时，公开的提法还是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在内部，则采取措施，逐步恢复邓小平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
1976年12月初，邓小平突发前列腺炎，引起严重尿潴留。三〇一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派医生到邓家中为邓做了治疗处理。家属对这样治疗颇有意见。叶剑英获悉后，随即向三〇一医院蒲副院长了解情况，促使医院向中央提出邓需住院手术治疗的报告。叶剑英指示：“精心护理，精心治疗，严格保密，注意安全。”12月10日晚，邓小平住进三〇一医院。为确保安全和疗效，三〇一医院把邓所住病房所在的南楼五层全层作为专用。当晚12点，蒲即向叶报告落实指示、安排邓住院情况。医院向中央作了邓小平住三〇一医院进行手术治疗的报告，华国锋、汪东兴即批示同意。
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阅读中央文件的权利。很快，中央办公厅就把中共中央于12月10日发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送到邓小平病房。邓小平接到文件，很高兴。看完后说：这就够了。不需要之二、之三了。可以定罪了。
2.华国锋采取拖延办法
1977年1月初，群众要求恢复邓小平工作的呼声日益高涨。1月6日起，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就出现了花圈和悼念的诗文。北京群众在天安门广场刷出特大标语：“强烈要求党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编辑、油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贴到了天安门广场，轰动北京，轰动全国。全国各地也都出现要求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大标语。人民群众通过集会、演讲、刷大标语、写诗词、写大字报、发传单等形式，声讨“四人帮”，怀念周总理，肯定1975年邓小平领导整顿的成绩，表达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迫切愿望。一批老同志，也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向党中央和华国锋提出：尽快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华国锋并不反对邓小平复出，但出于对形势的判断、从全局考虑，认为时机还不成熟，采取等一等、拖一拖的办法。
1977年1月6日，华国锋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把他对邓小平复出的考虑和盘托出。
华国锋说：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在处理“四人帮”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考虑过，当时提出批邓反右是正确的。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外电也看出了这个动向。开始提深入批邓，后来提继续批邓，现在又提“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现在有人不主张这样搞，主张打倒“四人帮”后，小平马上出来工作。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马上出来工作，“四人帮”的人会说邓小平可能要上台，有人要给邓小平翻案。邓小平不是一个人，是一层人，如果急着给邓翻案，会带来问题。因为材料之一还没有发，问题没有澄清，坏人会乘机煽动。这样会被动的。如果急急忙忙提出要邓小平出来工作，那么四号五号文件、毛主席处理的这些问题，还算不算数？吴德的讲话还算不算数？这样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
华又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不是为邓小平翻案，是反对“四人帮”搞阴谋、搞篡党夺权。“四人帮”反对毛主席，是极右，抓住这些问题进行斗争，才是正确的。如果打倒“四人帮”就马上提出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会引起混乱。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长期斗争的继续。他们是要篡党夺权。我们要抓住这个实质性的问题同“四人帮”斗争，把那些不急于解决的问题，往后拖，这样有利。有些问题要逐步解决，要经过适当步骤，把问题弄清楚，要服从同“四人帮”斗争这个大局，不要把问题搞颠倒了。当时这样的决策是对的。
还说：小平同志的问题，要解决，但不要急。我们这样解决的办法，小平同志自己也会理解的。有些不同的看法，不要紧，要引导，要讲清楚。
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头脑要清醒。这时，邓小平的待遇有了进一步的改善。
2月3日，邓小平康复出院。在叶剑英的安排下，邓小平和全家一起，住进了北京西山中央军委疗养地的25号楼。这幢楼王洪文重新装修后住过。这当然不会是叶剑英个人的行动。
华国锋主持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改变了原来的编辑方针。原来凡是涉及、讲到邓小平好话的地方全部删除；现在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一概不删，保留了十几处。让大家读了，知道毛泽东是看好邓小平的。显然，华国锋在为邓小平复出做铺垫。
应该看到，广大干部群众要求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这股强劲潮流引起了华国锋的高度重视，但是，华国锋未能尽快顺应这股历史的潮流，反而用“两个凡是”予以回应。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明确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有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按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就不能平反。王震到西山25号楼向邓小平汇报了邓力群等人的看法。邓小平说：“两个凡是”的提法，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3.三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决定
1977年3月，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报告主要是按照“两个凡是”起草的。叶剑英多次提出要改变报告的提法和内容，对邓小平的提法要写得好一点，以利于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尽快平反。但都未被采纳。
会议开始，华国锋就给各组组长打招呼，说“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华国锋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基本上就是前面已经引述的1月6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所讲的那些话。华国锋继续维护“两个凡是”的观点，还指责那些不同意“两个凡是”的同志，说：确有少数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和严重性认识不足，甚至还有极少数同志政治上发生了动摇。还说，赫鲁晓夫丢掉了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我们要接受教训。
尽管如此，有些同志还是冲破了华国锋设置的禁区，触及这两个重要问题。最有影响的是陈云的书面发言和王震的发言。
陈云的这份书面发言稿写出来以后，先同胡乔木商量。胡乔木看后建议要加一段，现在有暂时的困难，但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这一点一定要写。陈云表示接受，说，你帮我写吧，还用我的文字。胡乔木即加了一段。随后，陈云还征求了一些同志的意见。在耿飚家里，陈云同耿飚、王震、萧劲光、王诤一起谈了一下，请他们把稿子看一看。耿飚说，稿子就要写到这样才好。
3月13日上午，陈云来向上海代表团提出了书面发言。陈云对天安门事件提出四点看法：
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
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
四、需要查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
陈云肯定地说：
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发言说：
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嘛！还说他能打仗、反修坚决。七五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天安门广场事件，是首都人民都知道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在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人民爱戴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逝世后，自发地进行的大规模悼念活动，是首都人民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性声讨，表现了首都人民的无产阶级义愤。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我认为：这就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本质和主流，不承认这个本质和主流，实质上是替“四人帮”的罪行进行辩护。
陈云、王震的发言，得到了王诤、耿飚、姚依林等人的明确支持。但是，在汪东兴的授意下，他们的发言没能登上简报。
对党内外的呼声，华国锋没有置之不理。3月14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一方面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五运动中，“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一方面又说：“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比如，他们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经过调查，邓小平同志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华表示：“我们的方针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多做工作，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并宣布：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3月14日当天，胡耀邦即到西山看望邓小平，传递了中央即将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信息。邓小平同胡耀邦就当前应该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这前后，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一起到西山看望邓小平。吴德回忆了这次与邓小平会见的情形：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之后，具体的时间记不准确了，在李先念的提议下，李先念、陈锡联还有我一起去西山看望了邓小平同志，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
邓小平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他对我们说：“很好啊！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这种方式好（指粉碎‘四人帮’事），干净利索！”
李先念讲：“我们要请你出来工作呢！”邓小平同志风趣地说：“出来干什么？”李先念说：“起码官复原职。”
当时，邓小平同志住在王洪文在西山住过的房子里。他还兴致勃勃地请我们去看了为王洪文修的电影厅，邓小平同志说：看，这是电影厅。
3月17日上午，陈云参加西南组讨论。陈云发言说：“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很赞成。”
4.邓小平提出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做指导
在三月中央工作会议后，4月7日，汪东兴、李鑫受华国锋委派同邓小平谈话，要求邓小平出来之前写个东西，写明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遭到邓小平严词拒绝。邓小平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他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4月10日，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写信，对华国锋3月14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和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的在适当时机、通过一定程序让他出来工作的决定作出回应。
邓小平在信中说：“我感谢中央弄清了我同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这件事，我特别高兴，在华主席讲话中，肯定了广大群众去年清明节在天安门是合乎情理的。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机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在信中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敏锐的眼光，用“准确的、完整的”理解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成为全党走出“两个凡是”禁区、开辟思想解放道路的先导。
邓小平在信中提出：“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将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
华国锋、叶剑英等同意将邓小平的两封信转发党内，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
4月14日晨，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说明根据他们的意见，对4月10日那封信修改的情况。当天，华国锋批示印发中央政治局同志，研究确定两封信印发的范围。
4月14日华国锋作出批示后，又委派汪东兴、李鑫看望邓小平，同他谈中央转发两封信的情况。
邓小平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主席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主席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主席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主席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
邓小平又对汪、李二人说：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主席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我给中央写信，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邓小平不同意对4月10日的信再作什么修改。华国锋等人也没有再提什么要求。
汪东兴和李鑫还同邓小平谈了复出后工作的问题。邓小平表示：分工做什么，最后还是要由党来决定。要他管外事，他婉言谢绝了。邓小平告诉汪、李二人：就自己的愿望来说，我现在考虑管科学、教育。
5月3日，中共中央即将邓小平这封信和1976年10月10日的信转发至县团级，实际上向全党通报了邓小平即将复出的信息。
5.邓小平复出前的决心：把科学、教育管起来
在4月中旬同汪东兴和李鑫谈话以后，邓小平就认真考虑怎样把科学、教育管起来的问题了。
5月12日上午，邓小平约方毅、李昌谈科学和教育工作问题。
邓小平指出：整个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科学研究是先行官。抓科研就要抓教育。抓教育，关键在中学，中学又以小学教育为基础。中小学现在接不上茬，十年没有好好上课，数理化不行，外文也不懂。多数中学教师水平不高。因此，要抓好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要加强教师的配备。要重新审定大中小学的教材。过去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
邓小平又指出：关键是人。抓科研要注意选接班人。方针正确，组织路线要跟上。加强党的领导，选好科研人员，选好后勤人员，很重要。
邓小平还结合现状和历史，着重讲了搞好规划、明确指导思想的问题。邓小平说：《科学院汇报提纲》有什么错？只是讲得还不够，是根据当时大家勉强能接受的水平写的，真正要解决问题就不够了。要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现在各部门掌握的资料都不交流，保什么密？自己封锁自己。我们同国外的科技水平比，在很多方面差距拉大了，要赶上很费劲。我们要努力赶，你不赶，距离就更大了，人家是一日千里。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学成果。据说他们政府头头每天办公桌上都放一张每日科技新闻。中国在清朝时搞闭关自守，“四人帮”也是搞闭关自守。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要花高价把世界上最新的资料买到手。要着手搞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要抓重点学校重点科研院所、重点人才、重点项目。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为什么要抓理论研究？就是为了这个。讲空话不行，要有具体措施，统一认识。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懂得这一条就有希望。
邓小平特别强调科研人员是劳动者。他说：一个时期，说科技人员是“臭老九”，连发明权都没有。科学研究是不是劳动？科研人员是不是劳动者？三大革命运动有科学实验嘛。科研人员搞点体力劳动是需要的，但他本身是脑力劳动者。自动化技术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
5月24日上午，邓小平又约见王震、邓力群，同他们长谈。
见面后，邓力群就说：乔木同志委托我带来一封信，作自我批评，向你认错。
邓小平说：不看了，信你带回去。
邓力群说：乔木揭发你，在事实方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问题在于上纲厉害了一点，这个不好。
邓小平说：这没有什么，对这事我没有介意。要乔木同志放下包袱，不要为此有什么负担。他3月2日写的材料，我看了。没有什么嘛。其中只有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他说那次我发了脾气，实际上那次我并没有发脾气。说到批我么，不批也不行嘛。当时主席讲话了，四号文件发下来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对台戏嘛。至于揭发我说过的话，那就更没有什么问题。我过去那样讲，我现在仍然这样讲。
谈到这里，邓小平讲起他最近同华国锋的谈话，说：比如台阶论，最近我就对华主席讲，还是要讲台阶论。青年要积累经验，这是培养青年的好办法。不用这个办法反而把好好的青年害了。
从这番话可见，华国锋前不久看望过邓小平，同邓进行了有实质内容的交谈。
邓力群谈到，对胡乔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错误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政治上动摇。
邓小平说：乔木不是政治上动摇，是软弱。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支笔杆。过去党中央的很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毛主席尽管对他有批评，可是一向重视他。
邓小平赞扬胡乔木整理《论十大关系》整理得好，整理后的文字，理论、逻辑很严密，成了一篇理论文章，哲学文章。又说：总而言之，乔木这个人还是要用。至于怎么用，做什么工作，要找同志商量、交换意见。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转舵的不同。批我厉害得多的人有的是。
邓小平交代邓力群：请你告诉乔木同志，要解除包袱，不要再把这事放在心上。不必写信或写自我批评了。
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讲了前些日子汪东兴、李鑫来看他时的谈话，把批评“两个凡是”不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那些话又讲了一遍，特别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邓小平在4月10日的信中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4月中旬谈话中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并尖锐批评“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5月24日谈话又加以重申，所有这些，开启了突破“两个凡是”、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运动。
关于科学教育，是这次谈话的另一个重点。
邓小平同王震和邓力群谈了自己复出工作的问题。邓小平告诉他们二位：我出来工作的事定了，反正要继续当大官。至于分工做什么，军队是要管的。要我继续管外事，不那么想干，太累，当然重要的外事活动还可以参加，不想大部分时间卷进去。我现在考虑管科学、教育。这是我自己的愿望，最后还是要由党来决定。
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一直萦绕在邓小平的心里，早已有了一套成熟的意见。前些天同方毅、李昌谈了一次，意犹未尽，这天又敞开思想，尽情谈论一番。
围绕怎样把科学技术搞上去的问题，邓小平着重强调关键是要搞好教育，是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5月12日同方毅、李昌谈话的继续，视野更加开阔，重点更加突出，说理更加透彻，对科学、教育的改革开放，指导思想、方针政策也更加明确了。
邓小平说：
我们要搞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能上去。搞科学技术，不搞教育不行。我们要上去，空讲不行，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要承认落后，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我们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学技术、教育都落后了二十年。科技人员美国一百二十万，苏联八九十万。日本也花了很大力量。我们科技人员只有二十多万，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多。我们的尖子，现在许多新的科技文献都看不懂。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开始注意搞科技、搞教育的问题。明治维新，还有俄罗斯的彼得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可能干得比他们好。
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我们小时候就学外语，尽管教员水平不算高。今后从小就要学外语。各种外语都要学。俄文也要学。打起仗来，还做俘虏工作。两条腿走路，普及与提高，重点在提高。从小学起，就要办重点小学。接着是重点中学，重点大学。重点中学，北京就应有二十个到三十个，上海要有三十个到四十个，天津二十个到三十个。我同康世恩、唐克同志谈，大企业如大庆就可以办若干个重点小学，若干个重点中学。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现在数理化的教学很差，一定要使培养出来的人与现代科学技术水平衔接得上。现在我们的尖子看不懂人家的东西，这些年来培养的人根本不顶用。要从科技人员中间选出一批不能够做科研工作的人，要他们去当中学教员、大学教员。
我还对方毅同志讲了，要从他们的系统中选出一千人，这是第一步，第二步选出五千人。这些人是尖子，选出之后，就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做研究工作，给他们配书记，配后勤。生活困难的，可以给津贴补助。现在有的人家里有一帮孩子，一月几十元，整天为了生活排队，晚上找个安静地方读书都办不到。这怎么行呢？对这些人的政治要求要适当，不要像要求一般人那样去要求这样、那样。要他们搞好研究工作，研究出东西，就是对政治有利。在政治上要爱国，爱社会主义，接受党的领导。对他们不要苛求。陈景润这个人大家都说他政治落后，可是这个人在工作上有贡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一定要把臭老九这个称号去掉。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学校开门办学，科学研究所开门办所，一定要和本行专业结合起来，不能光做些粗活，光做些笨重的体力劳动。要通过开门办学、开门办所使他们的知识面搞得宽一点。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将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是分不开。按现代的观点来看，主要就是脑力劳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工人的工作就是按电钮，站好几小时，是紧张的、聚精会神的脑力劳动，也是辛苦的体力劳动。要重视知识，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
在军队中，科研和教育工作也要一起抓。打现代战争没有现代战争知识，不会计算，这怎么行。要使军队领导干部自己有知识而且尊重知识。办各级学校，经过这样的训练，使我们的部队年轻化。五六十岁的人当军长是不行的。
科技、教育，各行各业都要抓。企业要有科学研究机构，也要有科学技术人员。考察美国农业的同志说，那里农业投资很多用于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每个部门都要进行科学研究。军队负重，一个战士六七十斤怎么打仗？战士带的这些东西都要有，但是一定尽量轻一点，这就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美国人讲阔气，士兵们带鸭绒睡袋，我们不能比。现在化学纤维有新的发展，可用化纤来解决这个问题，轻得多了。还有包装的问题，也有科技研究的问题。军事工业方面也要抓几个重点，使协作可以配套，人员能够配齐。把几个重点抓好，就有了样子，其他可以跟着学。
总之，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我希望从现在就开始，从小学做起，五年小见成效，十年中见成效，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
邓小平谈兴很浓，王震和邓力群也有不少问题要听邓小平的看法。他们就当前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邓小平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
邓力群提出，为了应付青黄不接，打算从六五至七六这12年的高中毕业生中采取自愿报名、严格考试、硬性抽调的办法，吸收进大学，培养一批人才。
邓小平听了说：这种意见好！现在要提出问题，提出任务，大家想办法。我的一个残疾儿子躺在床上，忙得不得了，成天修收音机、录音机等等。同他一起学习的同学学得比他好的不少，但大多学非所用，搞别的事去了。凡是用非所学、学非所用的人应该收集起来，使他们归队。
谈到老同志退下来当顾问的问题。邓小平赞成王震“也想参加这个顾问队伍”的想法和顾问应该有顾有问，不应该照顾老弱病残的看法。邓小平说：我曾对一位老同志说过，如果让我当顾问，我还可以活二十年。我自己就提出过让我当顾问。我想当的顾问，就是这种有顾有问的顾问。
从谈论理论工作中的民主作风问题，邓小平又对党风问题讲了一番重要意见。邓小平认为，理论队伍中提倡和实行民主作风，有不同意见允许争论，“这个问题很重要”。邓小平说：毛主席讲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辩证法嘛，不“辩”怎么能“证”呢？经过“辩”才能“证”。邓小平又进一步说：民主作风，是个党风问题，军风问题，民风问题，学风问题，总起来说是党风问题，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延安作风，延安精神。延安作风、延安精神要恢复。延安的传统要继承发扬起来，最主要就是党的作风。关于党风问题，马恩由于当时条件很难有什么建树，列宁有发展，但比毛主席在延安时的那些还不够。毛主席继承列宁的党风加以总结、创造，把党风大为发展。我们党的、很完整的作风，经过延安整风已经建立起来了。现在我们要继承发扬的就是延安那一套。要把被林彪、“四人帮”等破坏了的那一整套的东西贯彻下去。鞍钢宪法，自己没实行，实际上有了大庆才真正创造一套完整的经验。
说到这里，邓小平对王震说：你也是有功的。你把部队里那些不信鬼、不信邪的干部交给他们了。在延安作风中包括艰苦奋斗的作风。学校教育中也要培养艰苦奋斗的作风。
邓小平还谈到企业执行规章制度要从严要求。他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国家的卫星，有的上去了，有的就上不去。两个卫星什么都一样，有两种不同结果，就是因为对零件、对工艺的要求不严格。
不知不觉间，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最后谈到国务院政研室被解散的事，邓小平对邓力群说：你们的事，以后再说。反正有用的人总还是要用就是了。接着，又谈到“四人帮”批判的所谓“三株大毒草”。邓小平说：
“三株大毒草”中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我确实是在最近才看到的。文章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香花，不是毒草。《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当时想争取通过，但没有能做到，有些问题现在要进一步写。《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看过第二稿，以后的稿子没有看过。这些文章也有缺点，没有缺点的香花我看是没有的。
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记录稿，经过王震的儿子，在北京市的范围内广为传播，对否定“两个凡是”，引导思想解放的潮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发挥了先导的作用。
6.十届三中全会做出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定
这时，一些报刊发表了有关天安门事件真相、论定天安门事件是革命事件的文章，“童怀周”编印的《天安门革命诗抄》铅印出版，人们争相购买，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中央电视台为“童怀周”拍了《敢傲严寒绽春蕾》，外国记者纷纷报道。广大干部群众要求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更加高涨了。
在这样的情势下，华国锋按三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政治局的决定，主持召开十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邓小平复出。1977年7月17日，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全会一致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7月21日，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他首先对怎样对待复出工作表态：
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邓小平讲话的重点是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准确地、完整地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问题。邓小平指出：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
邓小平还指出：
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当然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自由和纪律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毛泽东同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充分信任群众，历来反对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对群众的议论，毛泽东同志是非常注意的。我为什么说实事求是在目前重要呢？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现在，“四人帮”确实把我们的风气搞坏了。“四人帮”的破坏实际上是十年，或者说是十年以上，开始是同林彪结合在一起。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甚至于我们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种坏习气，这是不应该原谅的啊！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那末，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有了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什么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对领导人有意见，也可以批评。
邓小平的论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体现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心愿。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和“两报一刊”社论《历史性的会议》，向全国和世界公布了邓小平复出的决定。
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写道：
全会经过认真的讨论，完全拥护华国锋主席在1977年三月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经过十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意见。1977年5月3日，中央转发的邓小平同志致华主席、叶副主席、党中央的两封信，受到全党同志的赞同。全会一致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两报一刊”社论《历史性的会议》说：
三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毛主席对邓小平同志早有过明确的全面的评价。华主席在三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这次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体现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心愿。
7.邓小平观看足球比赛公开亮相
一个星期以后，邓小平公开亮相。那是7月30日晚上，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1977年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闭幕式前是香港足球队同中国青年足球队的决赛。当邓小平走上主席台时，全场八万观众长时间热烈鼓掌。
外国记者迅速报道邓小平这次公开亮相，写道：
邓副主席在群众面前露面是去年1月在周恩来总理追悼大会上致悼词以来第一次。
邓先生似乎并没有由于他去年受到贬辱而有什么改变，看上去他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
比赛中间休息十分钟，邓先生一度退席。但当他又出席观看后半场比赛的时候，十万观众撇开比赛，霎时都站立起来，向他报以狂热的掌声。
对于观众来说，这是一个不仅观看比赛，而且也是注视约隔一年半之后在公众面前露面的邓先生一举一动的繁忙之夜。
就这样，邓小平再一次重新回到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谱写出比1975年整顿更为精彩、更为壮丽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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