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祖爱新觉罗，福临
幼年登基叔父摄政
崇德八年（1673）八月十四日黎明，后金皇宫内纷纷嚷嚷，门外，两黄旗精兵张弓挟矢，层层设防，一派兵戎相见之势。五天前，清太宗皇太极突然病死，此时，诸王大臣们正为王位继承一事僵持不下。
竞争主要在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和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之间展开。
拥有皇长子地位又具有实力的豪格一派剑拔弩张、咄咄逼人，势在必得。多尔衮、多锋、阿济格三兄弟战功卓著又拥有两白旗实力，更是轮番上阵、毫不示弱，一场流血冲突眼看就要发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多尔衮提出拥立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继位，由郑亲王济尔哈朗和自己共辅国政。这一招确实厉害，选福临作幼主，堵住了要求立皇子的两黄旗大臣的嘴；提议济尔哈朗作辅政，又拢住了其统辖的镶蓝旗人的心；据有两红旗的礼亲王代善本没有参加角逐的打算，自然顺水推舟地表示赞同。多尔衮的折衷方案被各方通过了。
福临就这样被推上了皇位。从表面上看，他的登基很有些偶然性。但是，多尔衮自然有他的考虑：只有立幼帝，他才能真正掌握辅政大权，这样，具有执政能力的皇长子豪格和年龄较大的皇子叶布舒、硕塞就均被排除在外。几个年幼的皇子中，福临的生母——永福宫庄妃是皇太极晚年最得宠的皇妃，子以母贵，福临承继皇位当最合先帝心意，诸王大臣对此自然也没有异议。
崇德八年（1643）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在沈阳正式即位，第二年改元顺治。此时，正值明朝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占了北京城，崇祯皇帝用一根绳索在景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这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降清汉人范文程上书为多尔衮出谋划策，力劝他要趁明朝崩溃而农民军立足未稳之时，不失时机地攻取北京，取明朝而代之。遇事一向敏捷果断的多尔衮，也觉察到此乃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因此打起为崇祯帝报仇的旗号，数日之内便聚集起大批兵马，日夜兼程向山海关进发。
三天之后，进军的清军正遇山海关总兵吴三桂迎降，清军顺利进入山海关。不久在古长城的山海关一带，李自成的农民军与多尔衮率领的清军和吴三桂军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在清兵和吴军的夹击下，农民军大败退回北京，由于所剩兵力已难以据守，旋即仓皇撤离。大顺军来去匆匆，在北京城仅仅停留了四十余天，在历史舞台上留下了一幕令人深思的悲剧。由于清军进占北京的最大障碍已不复存在，各地官绅又由于仇恨农民军，因此对清军望风而降，多尔衮的大队人马便长驱直入开进了紫禁城。
顺治元年（1644）九月，顺治在济尔哈朗护送下由沈阳来到北京。十月初一，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开国大典。清晨，在诸王及文武百官的护卫下，顺治亲至天坛宣读告天礼文，正式宣告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随之是大封开国功臣，顺治命令将多尔衮兴邦建国的伟业刻于石碑以传告后世，还封他为叔父摄政王。可以说，尽管在隆重的大典上即位告天的是幼帝福临，但由此而威权并加的却是摄政王多尔衮。
多尔衮清楚地知道：顺治在北京登基，远非真正的中原平定、全国统一。此时，大顺军尚有几十万兵马，各地农民武装更是出没无常、防不胜防。在南京，明朝遗臣奉福王朱由崧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权也是威胁清廷的另一支力量。为了清除心腹之患，十月十九日，多尔衮封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部下征讨大顺军。紧接着，又命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挥师南下，征讨南明。在清军的剿杀下，大顺军也曾一度进行反攻，但终于丢弃西安，于次年二月进入湖北，阿济格率清军紧追不舍。五月，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殉难。此后，坚持抗清的大顺军便大势已去了。偏安江南一隅的弘光政权，空有富庶的土地和明朝遗留的几十万人马，却君昏臣奸，大敌当前，还在醉生梦死、自相残杀。多铎的大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就于顺治二年四月迫近江南重镇扬州。在顽强抵抗城陷后，面对异族的屠刀，督师扬州的史可法高呼“吾意早决，城亡与亡”，从容就义。由于守城兵士和百姓给清军以重创，多铎遂下令屠城十日以示报复，至五月初二日“封刀”，扬州百姓死亡人数超过了8O万，血流成河，惨不忍睹。这就是历史上血腥的“扬州十日”。攻克扬州后，清军很快攻下镇江，兵临南京城下。此时，弘光帝已仓皇出走，南明大臣多人冒雨迎降清军。弘光帝几天后被俘，在百姓的唾骂声中被解回南京。
平定江南的告捷文书传入京师，这时又传来了李自成遇难的消息，清廷上下欣喜若狂，似乎天下已尽入清军之手。多尔衮显然被迅速得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于六月初五日下达了“剃发令”，命令江南各处军民尽行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剃发令”犹如火上浇油，激起了江南人民奋起抗清的斗争。“头可断，发不可丢！”各阶层人民纷纷揭竿而起，打出恢复明朝的旗号。江阴、嘉定先后爆发了规模浩大的反剃发斗争，市民和四乡农民群情激愤，守城抗清，在重创清军后，先后遭清军血洗。清满统治者的民族高压政策激起了反剃发斗争，又进而引燃了遍及全国的抗清斗争，这的确是多尔衮和满清贵族所始料未及的。
直到多尔衮去世，他所期待的天下大一统的局面也没有出现。但是，清朝入主中原、天下初定的首功的确是非他莫属。随着地位愈加尊崇，他也愈加擅权专断，有恃无恐。他肆无忌惮地排除异己：豪格到底被罗织的罪名置于死地，济尔哈朗也因“擅谋大事”被削夺了辅政大权。一切政令皆出自多尔衮之手，他甚至将大内的“信符”贮于自己府中。每当他入朝时，诸臣皆下跪行礼，多尔衮是大清国实际上的皇帝，已成为当时朝野皆知的事情。而福临不过是“惟拱手以承祭祀”而已，甚至有记载说为了保全自己儿子的皇位，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曾下嫁给了多尔衮。如果说这一点有疑问的话，那么多尔衮被加封为叔父摄政王则是确凿无疑的。
少年亲政治国有方
几年过去了，福临步入了少年。他不仅骑射之术日精，更关心治国用兵之道。但是，顺治的叔父、摄政王多尔衮并没有丝毫归政的意思。历史常常因偶然的事件而改写。顺治七年（165O）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坠马受伤。这次受伤后他卧床不起，于十二月初九日在喀喇城去世，享年39岁。多尔衮虽中年早逝，但他生前威比天子，富过君王，死后恩义兼隆，荣哀备至，可以称得上是善始善终、结局圆满了。但是，形势很快便出人意料地急转直下。多尔衮死后两个月，苏克萨哈、詹岱首告多尔衮曾“谋篡大位”。以郑亲王济哈朗为首的诸王大臣也纷纷上奏，追论多尔衮独擅威权、挟制皇帝、逼死豪格、纳其妃子等一系列罪行。顺治皇帝下诏削夺了多尔衮的爵位，没收他的财产，又命令毁掉他的陵墓。人们挖出他的尸体，棍打鞭抽，然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通过这些处置，顺治感到出了一口闷气，多年来他容忍多尔衮的僭妄之举所郁积的种种不快，一下子发泄出来。同时，安抚了诸王大臣的愤怒情绪，并给予那些想继续预政的诸王大臣们一个暗示：想觊觎皇位、欺逼圣上是没有好下场的！
十四岁的顺治此时才成了真正的一国之主。顺治八年（1651）正月十二日，他御太和殿亲政。
由于宫廷中良好的学习条件，顺治六岁时就对读书颇具兴趣，为了学习中国历代帝王的治国修身之道以提高自己的水平，亲政后更发奋攻读。他以少年人所特有的热情和勤勉，阅读了大量汉文书籍，左史庄骚、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宋元著述。后来，他还曾回忆起这段读书生活。他说，那时除了处理军国大事，便是读书，但因当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牢，就五更起来再读，到天大明时便能背诵了。勤奋读书使他摆脱了先辈那种落后民族的草莽之气，而颇具文人学士之风，给他的政策以十分深刻的影响。从此，他不再像自己的先辈一样单靠“武功”治天下，转而以“文教”作为治国之本。
针对多尔衮摄政时期实行的一些弊政，经过与大臣们反复商讨，顺治决定首先采取一些措施缓和民族矛盾，在军事上，他决定首先采取以抚为主的怀柔政策和先西南后东南的战略措施。顺治当时，江苏、浙、闽、粤一带有郑成功的水师出没，滇、桂、川、黔的大部分又被李定国等分据，清军穷于应付，疲于奔命。因此，集中兵力于一隅，改变两个战场同时作战的被动局面，是尽快结束战争再造一统的上策。八旗劲旅娴于骑射，“固习于陆战”。郑成功指挥的三千多艘船只云集在厦门附近的港湾河口，令清军望而生畏。因此惟有采取先西南后东南的战略才为适宜。为了实现这一战略部署，顺治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方面极力争取招抚郑成功，以便集中兵力对付西南战场；一方面任命洪承畴为五省经略，直接负责西南的战争。他还谕令兵部，对各地小股农民武装，不管人数多寡，罪行大小，只要能真心改悔，主动投诚，全部赦免其罪，由当地政府安置。命各级官吏将文告遍布通衢要道，使之家喻户晓。
顺治十年（1653）五月，洪承畴出任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经略，总督军务，兼理粮饷。顺治给予他节制升迁地方文武官员、决定进兵时机的大权，特令他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便宜行事，然后知会”。这种知人善任、事权划一的作法，有利于指挥者主动灵活地捕捉战机，为西南战局的根本改观提供了重要保证。洪承畴对皇帝的意图自然心领神会，他谋略很深，又十分熟悉西南的山川形势，到任不久便有了起色。他先是控制了湖广，在南下时机业已成熟之际，适逢孙可望为权欲所驱袭击李定国，后来又走投无路投靠清军。孙可望“开列云贵形势机宜”作为进见之礼，使洪承畴尽知义军内情，遂大举向西南进军。清军相继攻克贵阳、重庆、遵义等地，于顺治十六年（1659）一月进入云南，在永昌磨盘山一带歼灭了李定国主力，桂王朱由榔逃入缅甸。至此，最后一个维系明朝遗民的南明政权已经名存实亡。
西南形势出现根本好转后，郑成功仍在坚持抗清拒不受抚。这时，顺治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顺治十四年（1657）三月，他下令对郑成功“当一意捕剿，毋复姑待”，一个月后又将其父郑芝龙及其亲属子弟等“俱流徙宁古塔地方，家产籍没”。在顺治的招抚下，郑氏部将黄梧、施琅、苏明相继降清，抗清形势趋于低潮。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率师东渡，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持续了年近2O的大规模武装反清斗争已接近尾声，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王朝终于在刀光剑影中完成了草创。
顺治深知“帝王临御天下，必以国计民生为首务”，为了迅速改变国穷民匮的局面，他十分重视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顺治十年（1653），他采纳了范文程等人的建议，设立兴屯道厅，在北方推行屯田开荒。在四川等地，则实行由政府贷给牛犋种银，任兵民开垦的鼓励政策。由于当时清政府自身财政困难，无力筹措大量牛种银两，因此收效不大，也未能推行全国。此后，他先后颁发了督垦荒地劝惩则例和官员垦荒考成则例等，鼓励垦荒。顺治十四年（1657），清政府以明代万历年间的赋役额为准，免除天启、崇祯年间繁重的杂派，不久又编成《赋役全书》颁行天下。政府还向税户发放“易知单”作为缴纳赋税的凭据，以防止各级官吏的加征和私派。第二年，河南巡抚贾汉复奏上了清查垦荒地九万余顷、每年可增收赋银4O8OOOO余两的报告。鼓励垦荒的措施立见成效，使顺治十分喜悦，他对贾汉复大为称赞，并立即加以提拔重用。
圈地，这是多尔衮摄政时期一项很大的弊政。这一时期曾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圈地。开始声称只圈无主荒地和明朝勋贵的土地分给满族官兵，实际上随意将民地指为官庄，把私人熟田硬说成是无主荒地，后来索性不论土地有主无主，一律圈占。田地一旦被圈，田主也马上被驱逐，家中一切财物都被占有。许多百姓被搞得倾家荡产，无以为生。被圈的土地中只有少量分给了八旗旗丁，大部分落入皇室王公和八旗官员之手。由于兵役繁重，旗丁的土地往往抛荒不能耕种，由此造成生产的极大破坏。鉴于圈地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顺治亲政后便下了严禁圈地的谕令。他认为，田野小民全仰赖土地为生。听说各地都在圈占土地作为打猎、放鹰的往返住所，便迅速令地方官将以前所圈土地全部退还原主，使其抓住时机耕种。后来，他再三重申，永远不许圈占民间房屋和土地。以后，虽然零星圈占土地的行为时有发生，但在顺治期间再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圈地，这种危及千家万户的滋扰总算暂时中止了。
清朝初年，多尔衮对文武官员的烧杀掳掠、贪污行贿多持放纵态度，造成吏治腐败。这些人奸淫劫掠、刻剥民财、强买强卖、占产索食、私受民词、草菅人命……可谓无恶不作。吏治惊人的腐败威胁着清政权的巩固和稳定，也影响着与南明的对峙。顺治十分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朝廷要治理国家、安抚百姓，首要任务就是惩处贪官污吏。他下达了惩治贪官的谕令，明示臣下。谕令督抚对所属官员严加甄别，对那些扰民的官吏立行参劾。他又派出权力很大的监察御吏巡视各地，对违法的总督、巡抚、总兵进行纠举。临行前，顺治亲自召见了他们，对注意事项一一作了指点。不久，漕运总督吴惟华、江宁巡抚王国宝、云南巡抚林天擎等人就因贪污不法苛派累民被革职。巡按御史顾仁辜负圣上重任，执法犯法，“违旨受赃”，被立即处死。据记载，仅顺治九年被革职的贪官污吏就达2OO余人。
顺治的这些努力，虽没有从根本上革除封建官僚机构的弊病，但对稳定清朝初年的统治确有作用，使之在与南明的争战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重用汉官礼遇洋人
顺治很明白，要加速统一中原的进程，巩固大清江山，就必须依靠汉官。在他亲政后，清廷中汉官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清廷有一条旧规，汉官在各衙门中不能掌印，即当家不能做主。顺治亲政后不久规定，谁的官衔在前，谁就掌印。顺治十二年（1655）八月，都察院署承政事固山额真卓罗奉命出征，顺治即命汉官承政龚鼎孳掌管部院印信。龚鼎孳闻命后，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以一向以满臣掌印上疏推辞，但顺治仍坚持让他掌印。从此以后，汉官掌印才正式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内阁大学士，起初满人是一品，汉人只是二品，顺治十五年（1658）改为全是一品。六部尚书起初满人一品，汉人二品，顺治十六年（1659）也全部改为二品。
汉族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金之俊等，既熟悉典章制度，又老谋深算、富有政治斗争经验。顺治对他们都很信任和重用。亲政不久，他就任范文程为原先全由满人出任的议政大臣，使之得到了汉人从未得到的宠遇。他与范文程常在一起探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范文程告诉他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要顺乎民心、合乎潮流，并提出兴屯田，招抚流民，举人才不论满汉亲旧、不拘资格大小、不避亲疏恩怨等重要建议，大多被他采纳。他与范文程过从甚密，常在其陪同下“频临三院”，“出入无常”，宫廷内院几乎成了他的“起居之所”，连朝中一些汉官也为之不满，顺治却毫不在意。范文程在他手下屡屡加官进爵，当范文程年老体衰、上疏乞休时，顺治仍然恋恋不舍，命他养好病后再加召用。
顺治重用和宠遇汉官，就是要“图贤求治”，使清王朝长治久安。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仍存在着满州贵族对汉人本能的一种猜忌心理。他最担心汉官结党，因此时时加以防范。顺治十年（1653）四月，大学士陈名夏、户部尚书陈之遴、左都御史金之俊等二十七名汉官联名上疏，要求重治杀害妻妾的总兵任珍。顺治立即警觉起来，认为陈名夏等人是党同伐异，便令各部七品以上官员云集在午门外，对陈名夏等人议罪，结果，陈名夏等人分别受到降级、罚俸的处分。后来，大学士宁完我又以痛恨剃发、鄙视满族衣冠、结党营私、包藏祸心的罪名弹劾陈名夏，使他终被处决。类似的猜忌、防范乃至加害汉官的事时有发生，但总起来看，顺治对汉官还是信任和重用的，也正是这些人在他统治期间助他一臂之力，使这位年轻的皇帝尚能有所作为。
顺治八年（1651），由大学士范文程引见，福临与汤若望相识了，这位年已59岁、学识高深的外国传教士很快就博得了年轻皇帝的好感和敬仰。这一年，汤若望被诰封为通议大夫，他的父亲、祖父被封为通奉大夫，母亲和祖母被封为二品夫人，并将诰命绢轴寄往德国。不久他加封太仆寺卿，接着又改为太常寺卿。顺治十年（1653）三月，又赐名“通玄教师”。顺治皇帝不仅使他生前尊贵荣耀，连他的身后之事也打算到了。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就将阜城门外利玛窦墓地旁的土地赐给汤若望，作为他百年后的墓穴之所。后来，顺治亲笔书写“通微佳境”的堂额赐给他悬于宣武门内的教堂内，还撰写碑文一篇，刻于教堂门前，赞扬他“事神尽虔，事君尽职”。在顺治的恩宠下，汤若望可谓是爵位连进，尊荣有加。因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认汤若望为义父，他便按满族习惯尊称汤若望为玛法，即汉语的爷爷。
顺治对汤若望这种不同寻常的恩宠，究竟原因何在？他曾经对左右大臣这样说过：“汝曹只语我大志虚荣，若望则不然，其奏疏语皆慈祥，读之不觉泪下。”又说：“玛法为人无比，他人爱我，惟因利禄而仕，时常求恩：朕常命玛法乞恩，彼仅以宠眷自足，此所谓不爱利禄而爱君亲者矣！”
对皇帝的知遇之恩，汤若望感激涕零。因而，他常常直言以谏，为顺治执政出谋划策，充当着心腹顾问的角色。顺治皇帝临终时议立皇嗣，专门征求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以玄烨出过天花为由，主张立玄烨为皇位继承人，顺治最后一次遵从了他的意见。
顺治宠遇汤若望，使天主教也得以在华风靡一时。汤若望在中国与西方传教士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获得了传教的自由。自顺治亲政到康熙初年的十几年中，全国至少有1O万人领洗入教，而在此之前的7O多年中，总共才有15万人入教。
崇尚佛事废后宠妃
如果说，顺治对天主教的兴趣主要是缘于对其“玛法”汤若望的尊宠的话，那么，顺治对佛事的崇尚，的确是心向往之。
清初，临济宗著名禅僧玉林琇年仅23岁就做了湖州报恩寺住持，这在禅门实属罕见，遂为佛子们看重。顺治耳闻玉林琇的大名后，便诏请他入京说法。不料，玉林琇竟然摆起清高的架子来，接到诏书后，他先是卧床不起，后来又以先母未葬为借口婉言谢绝。直到第二年，在几经催请下，他好不容易启程赴京，谁知走到天津又称病不行。直到顺治应允他问道完毕立即送归，玉林琇才终于到了北京，得到顺治十分优厚的礼遇。顺治将他以禅门师长相待，请他为自己取法名为“行痴”，自称弟子，还时常亲临玉林琇的馆舍请教佛道。玉林琇也极力以佛教影响顺治，经常讲得皇帝喜悦异常，并因此授给他黄衣、紫缰、银印、金印等，还先后赐予他“大觉禅师”和“大觉普济禅师”的称号。玉林琇的目的在于提高自己的威望，并借助皇权扩大自己宗派的势力，而顺治则从佛教中找到了某种慰藉自己心灵的意念。尽管目的不同，却殊途同归，皇帝和禅僧被佛教紧密联系在一起。
顺治刚满十四岁时，皇太后根据当时摄政王多尔衮之意，选定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顺治八年（1651）八月十三日举行了隆重的大婚礼，奉迎皇后入宫。这一天，京城内外一派万民同庆的景象。宫内各处御路用红毡铺地，各宫门双喜大字高悬。但是，隆重热闹非凡的婚礼，并没有给皇帝带来美满的婚姻。皇后天生丽质，乖巧聪慧，但是婚后不久，就与皇帝产生了裂痕。顺治对皇后的所作所为很快就发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两年后将其废黜，降为静妃，改居侧室。博尔济吉特氏为什么被打入冷宫？顺治本人认为她处心不端，非常刻毒，妒忌之心很重，见到容貌稍微出众的人就十分憎恶，就欲置之于死地。对皇帝的一举一动，她无不猜防，以致皇帝不得不别居他处，不与之相见。皇帝一向爱慕简朴，她却癖好奢侈，所穿服装皆以珠玉绮绣缀饰，不知珍惜，进膳时，有一件器具不是金制的，便十分不高兴。对她的所作所为，皇帝忍无可忍，忧郁成疾。皇太后得知其中原由之后就让他酌情裁夺，皇帝由此决定废黜皇后。但是，废后一事并非一帆风顺。顺治虽居一国之尊，但受礼法约束，也不能轻易行废立皇后之举。当废后的打算为大臣们所知后，大学士冯铨、陈名夏等人先后上奏，请皇帝深思熟虑、慎重行事。他们认为皇后正位以来没有什么明显过失，这样轻易废黜，不能服皇后之心，也不能服天下后世之心。假若皇后确实不合皇帝心意，可仿效旧制选立东西二宫。但顺治决心已下，难以更改，经过一番周折后，最终还是废了皇后。从诸大臣当时的奏书看，皇后也未必就如顺治所斥责的那样狠毒不仁，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两个人没有缘分吧。
顺治一生共有后妃19人，但他最宠爱的大概就是董鄂氏了。据说，董鄂氏原本是顺治的异母兄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之妻，却受到顺治狂热的爱恋。博穆博果尔为此对董鄂氏大加申斥。顺治闻知此事后，竟打了弟弟一个耳光。不久，博穆博果尔怨愤而死，年仅16岁。等董鄂氏二十七天丧期服满，顺治便册立她为贤妃，时为顺治十三年，皇帝19岁，董鄂氏18岁。一个月后又被晋为皇贵妃，颁诏天下。清朝册封妃嫔原来并不颁诏天下，顺治的破例之举足以证明他对董鄂氏的宠爱。皇贵妃之父也极受宠遇，连升三级，并得到大量的赏赐，死后被追封为侯。
董鄂氏曾为顺治生了个儿子，即皇四子，子因母贵，据说皇帝曾准备将他立为皇太子。但不幸的是，他生下三个月后还未命名就夭亡了。事过不久，皇帝眷之特厚、宠冠后宫的皇贵妃也因忧伤过度玉殒香消，时值顺治十七年（166O）。她仅仅陪伴了顺治四年就匆匆离去了。董鄂氏之死使顺治陷入了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皇贵妃死后，皇帝用蓝笔批本达4个多月，而清朝定制，皇帝及太后之丧，蓝笔批本也仅以27天为限。顺治既然不能与他心爱的贵妃共享永年，只好以这些殊遇来表达和寄托自己对她的无限爱恋和怀念。他亲自为董鄂妃书制的《董妃行状》洋洋洒洒数千言，追念两人朝夕相处的恩恩爱爱。为了抚慰顺治，太后同意追封董鄂氏为皇后，即孝献皇后。
尽管顺治以种种特殊待遇对待死去的宠妃，却没有使他哀痛至极的心情得到慰藉。此后，他的情绪日益消沉，本来就很孱弱的身体，越发显得力不能支了。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顺治亲往悯忠寺观看亲信太监吴良辅的削发出家仪式，回宫后便卧床不起，染上了可怕的天花。立嗣顿时成了当务之急。孝庄文皇太后一向对皇三子玄烨刻意培养，寄予厚望，坚持立他为皇太子。顺治派人征询汤若望的意见，他的意见与太后相同，本想立次子福全的顺治只好同意了这个意见。自知死期将近，顺治召诸王贝勒和众臣前来宣布遗诏，在遗诏中他宣布由八岁的玄烨继承皇位，由异姓功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辅政。
遗诏念罢，顺治也一命归天，年仅24岁，他在位18年，亲政11年。颇具个性的顺治被谥为“章皇帝”，庙号“世祖”。
幼年登基的内幕
叔侄争斗为哪般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九日夜，清宁宫中突然传来一声惊呼，紧接着便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女人、孩子的号啕声，大清一国之主皇太极突然去世了！
皇太极生前未立太子，死得突然，也未及留下任何有关继承人的遗言。在人们从忙乱和哀痛中清醒过来，如何确立王位继承人的问题便提到议程上来了。
论资格和实力，当时有权问鼎的有代善、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和豪格。
代善是太祖第二子，皇太极之兄，是太祖时四大和硕贝勒之一，早年即参与军国大事，随从太祖南征北战，屡立功绩，是太祖生前有意定立的继承人之一。皇太极继位后，又忠心翊戴，崇德二年，被封为和硕礼亲王，他一直掌有两红旗，无论是从资望还是实力上都是竞争王位的强者。但是代善的性格一向宽厚，不受争权夺势，此时他已年过花甲，更加暮气沉沉，无心于王位之争了。
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兄弟，都是大妃乌拉纳拉氏所生，大妃有宠于太祖努尔哈赤，太祖死后被逼生殉，相传即于汗位继承有关，说明太祖时三兄弟就有任继承人的可能。其中多尔衮尤其聪慧过人，才能出众，深得努尔哈赤喜爱，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让他掌管全旗，有临终嘱立多尔衮为汗，让代善摄政，待多尔衮长大归政之说。皇太极做了汗王皇帝后，对这个幼弟一直恩赍有加，封为和硕睿亲王，命掌吏部事。多尔衮则文韬武略，尽显才能，为后金、大清在关外的发展壮大立下了许多战功，在处理军政大事方面则英明果断，被公认为宗室中的最强者。多尔衮兄弟握有两白旗的实力，加之历史上遗留问题舆论的影响，不仅两白旗，就是红旗、蓝旗和黄旗中也有暗中支持多尔衮继承皇位的。多尔衮兄弟自太祖去世，生母被逼殉死之后，顿失所恃。尽管皇太极对他们不薄，毕竟是寄人篱下，个中滋味难以言表。如今，皇太极死了，多尔衮要把本来属于他的王位夺回来。
豪格，是太宗长子，早在太祖时期就已崭露头角，天聪年间即以卓著战功奠定了一旗之主的领导地位。崇德元年，封和硕肃亲王，之后掌管户部事多年，积累了不少治国的经验，在崇德末年的山东和松锦大战中又立下了大功，这些都是他竞争皇位的有利条件。皇太极统治后期，大清的封建化程度日深，兄终弟继的原始继承法已不太为人们所接受，父死子继则被认为理所当然。皇太极死时，除豪格外，诸子最大的不过十一二岁，且均为庶妃所生，又无甚功绩。在这种情况下，豪格自认继承皇位，舍我取谁，也就不足为怪了。
于是，在皇太极死后短短数天里，为争夺皇位的一系列活动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肃亲王豪格家，两黄旗大臣们聚集在这里，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贷、鳌拜、谭泰、塔瞻八人积极倡议立豪格为君。经过一番谋划，豪格派人找握有镶蓝一旗实力的郑亲王济尔哈朗，争取这个倾向举足轻重的郑亲王的支持，对他说：“两黄旗大臣已决定立肃亲王为君，当然还需要和您商量一下。”济尔哈朗心中略有犹豫，但马上表示同意。由于皇太极死前曾命他与多尔衮负责主管国务政事，他特别提醒使者：此事需与睿亲王商量一下，才好决定。
睿亲王多尔衮府中，阿济格、多铎心急如焚，他们齐齐地跪在多尔衮面前，切切地追问：“你不答应继位，莫非是怕两黄旗大臣么？舅舅阿布泰和固山额真阿山都说了：两黄旗大臣中愿意皇子即位的不过是几个人，我们在两黄旗的亲戚都愿你继承皇位啊！”
多尔衮没有轻易表态，但已视而不见地听任阿济格、多铎到处煽动，调兵遣将了。
两白旗势力的蠢蠢欲动，引起了两黄旗大臣的警惕。图尔格因自己首先提议拥立豪格，怕两白旗恨而杀之，下令以所辖三牛录下的护军披挂甲胄，手持弓矢，在自己的家门严密守卫，以防万一。
幼童何以能登基
崇德八年八月十四日，这是个决定大清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日子，诸王大臣要齐集崇政殿公开会议，决定皇位的继承人了。
明争暗斗仍然在继续。
这一天天刚亮，多尔衮就匆匆赶到宫中三宫庙，询问索尼对皇位继承人的意见，欲在会前摸清两黄旗大臣的最后态度。索尼回答得直言不讳：“先帝有许多皇子在，肯定要拥立其中的一个，别的我就不知道了。”
多尔衮向会议处走去，只见两黄旗护军已弯弓搭箭，将崇政殿团团包围！不一会儿，索尼、图赖、鳌拜等两黄旗大臣也手扶腰剑，气势汹汹地闯入殿中。多尔衮预感到他若欲登位称帝，定要遭到坚定的抵制，弄不好，就是剑拔弩张，一场格杀！
果然，会议一开始，索尼、鳌拜便挺身而出，倡立皇子；多尔衮针锋相对，以诸王尚未发言，大臣还没有说话的资格为由将二人斥退。
阿济格、多铎见状，马上出来劝多尔衮即位，多尔衮顾虑两黄旗大臣没有立即应允。多铎急不可耐地说：“如果你不同意，应该立我为帝，我的名字本来就是列入太祖遗诏里的！”多尔衮原想立己，未想立弟，于是一箭双雕，反驳多铎：“肃亲王的名字也是太祖遗诏中提到了的，不只有你的名字！”意思是并不是太祖遗诏提到名字的就可继位，你与豪格均不能以此为条件。
多铎又提议：“不立我，就立年长的，应该立礼亲王代善。”
谁知代善避之尚恐不及，怎肯掺乎其中？一直未作声的他忙开口道：“睿亲王如答应即位，当然是国家的福分；不然的话，豪格是先帝的长子，应当继承大统；至于我，年老体衰，力难胜任。”
豪格目睹多尔衮兄弟的表演，十分气愤，深知自己要被白旗大臣所坚拒，便赌气自嘲：“我福小德薄，哪能担当此任？”说罢悻悻离座而去。豪格本想以此相胁，激发两黄旗大臣起事。果然，两黄旗大臣见主子离席，纷纷离座，拔剑向前，齐声说：“我们这些人，吃的是先皇的饭，穿的是先皇的衣，先帝的养育之恩比天大，比海深，如果不立先帝的儿子，我们宁可一死，跟随先帝！”
代善、阿济格见状相继离去，多铎沉默不语。殿中只剩下两黄旗大臣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三人。
多尔衮意识到，自立，两黄旗大臣必发兵变，自己身家性命也要受到威胁，决不能迎锋而上。但也绝不能立豪格为帝，因为那样将意味着自己再也不可能有操纵朝政之机。怎么办？“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两黄旗大臣的誓言突然给多尔衮以启迪：皇子！就立皇子！不过不是豪格，也不能是立成年知事者。九皇子不是太宗西宫侧福晋之子么？他才6岁，什么都不懂，立他，我辅政，不，再拉住一个叔王的儿子，济尔哈朗共同辅政，他不是太祖嫡系，无力与我争权夺利……于是一个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最佳方案形成了。多尔衮在冷战的静寂中缓缓开口道：“诸位所言极是，既然肃亲王谦让退出，没有即位之意，就立先帝之子福临吧！不过他还年幼，最好由郑亲王和我左右辅政，共管八旗事务，待福临长大，当即归政。”
这种表态，实在大出乎与会者的意料之外。两黄旗大臣无言了：立的是皇子，两黄旗仍是天子自将之旗；豪格至此知道退席是弄巧成拙，但自己拒绝在先，如今要立的又是皇弟，有苦难言；代善惟怕火并，立谁无可无不可的，如今立了皇子，由两王辅政，认为有理；济尔哈朗虽然同意拥立豪格，但尚未表态，立了皇九子，自己可做辅政王，自然没有异议。
一场狂烈的政治风暴就这样平息了。
一场恶性的厮杀格斗就这样避免了。
一个年仅6岁的幼童永福宫庄妃与皇太极所生的皇九子福临就这样戏剧性地被扶上了皇帝的宝座。
崇德八年二十六日，大清国举行新主登基大典，六龄童福临当上了大清国皇帝，但实权则归辅政二王。
顺治帝出家之谜
“佛心天子”的由来
顺治帝被人称为“佛心天子”，但其礼佛的思想发展，也有一个过程，即是沿着孔孟——庄子——释迦的轨道发展的。
顺治帝起初苦读儒书，完全是为了统治需要，但久而久之，孔孟学说虽可用来“治国平天下”，却无法医治他沉重的精神痼疾。在顺治看来，世道人心如此浅薄！他幼年失父，宗室们奚落、睿王欺凌、朝内倾轧不休、天下战乱频仍、连生身母亲也那样冷酷无情，偌大个中国就像一个“有了你，没有我；有了我，没了你（木陈志语）”的拼死厮杀的流血之地。因此，他坐在太和殿上发号施令虽也能杀伐决断，但返跸后宫时清夜扪心，却又多生恻隐，董鄂妃“与其失入，毋宁失出”的宽大思想所以很容易被接受，正是他这种矛盾遑遽的心理反映。他既无法弄懂和解释当今社会的“诸种苦恼”，只得一头钻入老庄那些“洸洋自恣以适己”，即逍遥自适和超然物外的言论中，以寻求自我解脱之路。庄子不但鼓吹人生要超然，甚至认为死亡也是一种“乐”，“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即帝王之乐），不能过也”。意即做一个逍遥于生、超然于死的“快乐”之人，其幸福远在帝王之上，这些思想无疑深深打动了正苦于无法自拔的顺治皇帝。而当顺治大量接触了佛学理论后，又觉得老庄不如释迦更彻底，于是转而问津佛门，完成了他人生历程上的最后一次重大思想转变。
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北京地区的佛教徒为了振兴佛教，聚资重葺毁于明嘉靖年间的城南郊海会寺，并特意请来憨璞聪和尚主持新刹，一时“禅众川趋，宗风大振。”海会寺坐落在皇宫至南苑的途中，为皇帝往来的必经之地。翌年，顺治帝至南苑狩猎，偶见新寺落成，便入寺驻足休息，并召憨璞聪谈话。憨璞聪是临济宗龙池派四世法师费隐容的法孙，又是木陈志和尚的侄孙。他和木陈志先师承密云园悟（龙池派三世法师）禅师。憨璞聪巧于辞令，与顺治帝相谈甚洽，顺治帝突然遇到知音，便召他入宫问佛法大意。从此，佛教打开了清宫之门。
顺治帝初见憨璞聪时，对佛教似乎茫然无知，曾问：“从古治天下皆以祖祖相传，日对万机，不得闲暇。如今好学佛法，从谁而传？”憨和尚答道：“皇上即是金轮王转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种性，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学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这几句阿谀奉承的瞎话，竟然讨得顺治皇帝的极大欢心，憨璞聪又暗中结交了一班皇帝身边的太监，从此出入禁宫十分自由。
随着福临文化程度的提高，他已不满足仅与憨和尚谈禅。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月初四日，憨璞聪被召入西苑万善殿，顺治仔细询问了当今佛界的宗门耆旧，并让他详细开列名单呈奏。憨璞聪见时机成熟，便将玉林琇、茚溪森、木陈志、玄水杲等南方名僧逐一举列。自此，临济宗僧人们一批批来到北京，遍布宫内外大小寺宇，佛教竟征服了这位年轻的皇帝。顺治也承认：“朕初虽尊崇象教（印度为佛教发源地，产象，故佛教亦称象教），而未知有宗门耆旧。知有宗门耆旧，则自憨璞始，憨璞固大有造于祖庭者也。”
顺治帝遁入禅关，憨璞聪可称之引荐者，玉林琇是启蒙师，而真正使他步入佛门堂奥者，却是木陈志和尚。木陈志法名道志，又号山翁，晚号梦隐道人，俗姓林，名莅。他是广东茶阳（今大浦）人，二十七岁弃科举入禅，先后辗转于江西、浙江、广东、山东等处寺院，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主持宁波天童寺。木陈志精于外学（即世俗之学，诸如诗词、诸子、戏曲、书法等），因此深得顺治器重，特为其指定西苑、悯忠寺和广济寺三处“结冬（居住过冬）”伴君达九个月之久。
顺治帝结识木陈志不久，便在一次谈话中问道：“老庄悟处，与佛祖为同为别？”答曰：“此中大有淆沩，佛祖明心见性，老庄所说，未免心外有法，所以古人判他为无因，滥同外道（非佛道）。”再问：“孔孟之学，又且如何？”师答：“《中庸》说心性而归之天命，与老庄所见大段皆同。然佛祖随机示现，或为外道，或为天人，远公有言，‘诸王君子不知为谁？（如陛下身为帝王，乾乾留心此道，即不可以帝王定陛下品位也。非但帝王，即如来示现成佛，亦是脱珍御服，著敝垢衣，佛亦不住佛位也。”
木陈志心怀叵测，意欲将皇帝引入佛门，因此指斥庄子“心外有法”，“无因”入道，而孔孟又与老庄“大段皆同”，总之都不如佛教更为彻底。他更巧妙之处，在于向顺治皇帝灌输“诸王君子不知为谁？”这就是说，每人身上都有“佛性”，但有人能成佛做祖，有人只能终生庸碌。人们往往连自己也“不知为谁”，惟凭借禅师们揣摩“骨相”、判定“因果”、引诱“佛性”，才能“见性成佛”，达到自我完善的目的，就像顺治皇帝不可以“帝王定品位”、如来佛“亦不住佛位”一样。此寥寥数语，木陈志使自己身价陡增百倍，可谓乖巧！顺治皇帝也正是在这些玄奥诡秘的说教之中，逐渐醉心佛典、潜心向化的。
木陈志极尽阿谀吹捧之能事，称顺治“夙世为僧”，是禅师转世为帝，故能“尊崇象教，使态与天下僧侣得安泉石”。甚至劝皇帝在开科取士时“但悬一格”，“若有人悟得祖师禅定（禅家名句），即与他今科状元”。可笑之甚！古往今来何曾有过“和尚状元”？但顺治帝对他却推崇备至，相识不久就差点儿“随老和尚出家去”，并嘱“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旅庵（木陈志弟子）相待。”玉林琇曾为顺治取过“行痴”等法号，顺治帝再请木陈志取印名“慧橐”、“山臆”为字，“幼（或称幻）庵”作号，“师尧堂”为堂名，并将字号刻成玉章，凡御制书画辄用此钤印。顺治十七年（公元166O年）四月，南苑德寿寺竣工，顺治特旨于玄灵宫备端宴请木陈志，一席竟费金五百三十两，并对其所作《敕建德寿寺记》一文大加赞赏，馈赠之物难以数计。直至顺治帝临终前数月，还将唐人岑参《春梦诗》抄赠木陈志，时木陈志已南还天童寺，可见二人交情之深。
从皇宫步出西华门，入西苑门，便是被称为“人间蓬莱”的西苑。这里一直是顺治皇帝避痘（天花）和处理政务的经常住所。自从他着迷佛教后，西苑内好端端的一座万善殿，被这位“佛心天子（佛教徒们对他的谀称）”弄得仙风道气十足，成了他礼佛参禅的神仙地。殿内正中高悬顺治御笔亲书“敬佛”大字，左右对悬着两幅楹联：一联是“万象证圆能，金轮妙转；三乘皈定慧，华海长涵”，另一联是“了悟彻声闻，花拈妙谛；净因空色相，月印明心”。有趣的是，第一联上阙那“金轮妙转”四字，这是据禅师们揣摩“骨相”，说顺治皇帝乃是“金轮王转世”，他竟信以为真，便亲笔将“金轮”字样恭楷联内，可见他走火入魔之深。万善殿后面便是圆盖穹窿的千圣殿，内供七级千佛浮屠一座，左右配殿也都挂满了神仙味儿十足的楹联或条幅，终日烟缠雾绕，颂经声不绝于耳。西配殿后边有僧寮五间，居住着一群顺治帝特意从南方迎请来的禅宗临济派高僧，供张优渥，以备垂询。
顺治皇帝潜心学佛，为人表率，使世风为之一变。京师内外添建新寺，原有大小寺宇内的香火骤然旺盛起来。江浙一带的礼佛修寺之风更是蔚为大观，玉林琇开法于浙江西天目山，自称“狮子（得正传法嗣的僧人称“狮子儿”）正宗禅寺”，四方佛子闻风竞趋，时人称其寺为“法窟”。木陈志南返的一路上，瞻拜皈依者竟“倾市井”，回山即在天童寺旁建奎焕阁，平阳寺建奎焕楼，“与当道（地方官吏）酬酢，气焰炬赫，从者如云”。茚溪林在浙江仁和县主持的龙溪庵，庙门上高悬顺治皇帝御书大字“敕赐圆照禅寺”，进香者摩肩接踵，从此改名“圆照禅寺”。杭州武林山灵隐寺的大雄宝殿，也因之得以重修翻新。大雄宝殿“规制宏敞，丹媵精丽，为九州名山之冠”，乃至“灵隐门庭甲天下，学众满数万指，不减南宋佛海时”。
在福临的影响下，不但使董鄂妃“崇敬三宝、栖心禅学”，连孝庄皇太后也几次派近侍到万善殿，请和尚们开示参禅要领。宫内太监宫女参禅拜佛更是人数众多，暗中与和尚们诗文酬答，和尚们也借此获得更多接近皇帝的机会，甚至不惜败坏“道品”，吹捧太监们是“全身已作擎天柱，杰立时时在御前”。佛界更是盛传顺治皇帝曾自作一偈，云“吾本西方一衲子，为何落入帝王家？”顺治帝是否说过这话，尚难以指实，但这种思想在他最后几年中确实是存在的。
顺治帝出家的曲折风波
董鄂爱妃死后，顺治帝万念皆灰，“要死寻活，不顾一切。”后虽经多方劝阻，未能殉妃，但他却坚决要摆脱红尘，出家为僧。
其实，此念并非始于今日，从顺治十四年始识憨璞聪和尚起，十五年召玉林琇，十六年召木陈志、茚溪森，四五年间，他常与高僧参禅学佛，早已倾心佛法。顺治十七年（公元166O）春夏之间的一天，顺治帝与木陈志和尚对坐谈禅。顺治面带倦色，突然叹道：“朕再与人同睡不得，凡临睡时，一切诸人俱命他出去，方睡得著（着），若闻有一些气息，则通夕为之不寐矣。”当时，福临刚刚过完二十四岁（周岁二十三）生日，正应血气方刚、精力充沛才是，何至衰颓如此？木陈志借机奉承道：“皇上夙世为僧，盖习气不忘耳。”顺治帝心绪黯然地点头答道：“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今每常到寺，见僧家明窗净几，辄低回不能去。”沉吟半晌，又说：“财宝妻孥，人生最贪恋摆搂不下底（的）。朕于财宝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觉亦风云聚散，没甚关情。若非皇太后一人军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云。”木陈志闻言暗吃一惊，他远比那位后来亲手为皇帝剃发的茚和尚更世故，生怕担上“勾引皇帝出家”的罪名，忙劝道：“剃发染衣，乃声闻缘觉羊鹿等机，大乘菩萨要且不然，或示作天王、人王、神王及宰辅，保持国土，护卫生民。不厌拖泥带水，行诸大悲大愿之行。如祗（只）图清净无为，自私自利，任他尘劫修行，也到不得诸佛田地。即今皇上不现身帝王，则此番召请耆年，光扬法化，谁行此事？故出家修寺，愿我皇万勿萌此念头。”俗谚曰：“说得出的不是禅”，木陈志的这一番大议论，禅机玄奥，难作透解，大意是说：出家事关因缘玄机，不可轻举妄动，菩萨们也往往变幻现身为天王、人王、神王或者宰辅，保国护民，济利众生。如果只图洁身自好而出家，即使修行几劫也不能成佛作祖，比如你福临不现身帝王，怎么会有请来诸多和尚光扬法事的善行呢？所以，请皇帝千万不要萌生出家的念头。
此时福临只有二十三岁，正当青年血气方刚之时，他又怀有治国安邦以明君自期的雄心壮志，当时已平定云贵五省，打败郑成功，全国基本统一，富强盛世即将到来，又有红颜知己董鄂妃，事业、爱情皆有，正是称心如意之时，何故有此出家之念？看来原因可能有二。首先是，他虽正值年轻有为之时，可身体却很坏，坏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据《北游集》记载：有一次顺治帝与木陈志和尚说：“老和尚许朕三十岁来祝寿，庶或可待。报恩和尚（玉林琇）来祝四十，朕决候他不得矣。”玉林琇曾与顺治相约来京祝四十寿辰，木陈志吃惊地问道：“皇上当应有千岁，何出此言？”福临抚摸着自己的削瘦面颊，反问道：“老和尚相朕面孔略好看？”见木陈志不敢回答，便叹道：“此骨已瘦如柴，似此病躯，如何挨得长久？”木陈志劝道：“皇上劳心太甚，幸拨置诸缘（冗事），以早睡安神为妙。”福临摇头道：“朕若早睡，则终宵反侧，愈觉不安，必谯楼四鼓（后半夜），倦极而眠，始得安枕耳。”二十二三岁之青年，竟骨瘦如柴，长夜难眠，可见其体之弱，其病不轻。
福临之体弱及病，既与少年放荡有关，又与操劳国事相联。他亲政十年，适值多事之秋，民穷国困，国库如洗，岁缺巨万兵饷，各地“盗贼”盛行，两王战死，江宁被围，军情紧急，出现了多少个令他惊恐万状坐卧不安的日日夜夜，当然大伤身体。
兼之，自顺治十五年正月皇四子百日而殇以后，董鄂妃痛子心切，又要应付各种复杂尖锐的人际关系，心力交瘁，染病在身，时有仙逝之可能，帝妃心心相印，生死与共，怎不令帝担忧受怕。几种因素集合于一身，致帝病日重体日弱，故有出家之念。
在这样的形势下，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去世，福临悲痛欲绝，欲死不能，遂决定出家为僧。此讯一出，举朝震动，太后再三规劝，帝坚不从，召茚溪森为他举行剃发修行仪式。
正当太后束手群臣无策之时，玉林琇奉诏，于顺治十七年十月十五日至京，闻听弟子茚溪森为帝净发，“即命众聚薪烧森”。帝闻听此事，立即谕告玉林琇。“许蓄发”，茚溪森始免于死。当天玉林琇到皇城内西苑万善殿，“世祖就见丈室，相视而笑”，盖一为老和尚，一为已削去头发之年轻光头皇帝。福临仍想出家，问玉林琇：“朕思上古，惟释迦如来舍王宫而成正觉，达摩亦合国位而为禅祖，朕欲效之如何？”
顺治的确提出了一个十分棘手难答的问题，这也正是他闹着出家的主要理论根据。相传释迦牟尼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科特附近）净饭王的太子，其母分娩后七日死去。他幼时受传统的婆罗门教育，二十九岁（一说十九岁）时有感于人世间的诸种苦恼，并对当时盛行的婆罗门教不满，便毅然舍弃王族生活和继承皇位的机会而出家修道。他在伽耶（菩提伽耶）毕波罗树下坐思四谛、十二因缘之理，终于达到大觉大悟之境；而被尊奉为“东土（中国）禅宗初祖”的菩提达摩，也同样出身于王室，据说是南天竺国香至王的三儿子，后经二十七祖般若多罗的点化，遂舍弃国位皈依佛门。达摩约在中国南朝宋末时渡海到广州，后入河南嵩山少林寺，“面壁默坐”九年之久，最后修成正果。顺治帝认为自己的情况与如来、达摩皆相类似，为何不能舍弃“王位”和“国位”而去效法佛祖们“拈花”、“面壁”呢？他为自己出家行为“证道”的理由可谓充足，大有“当仁不让于师”的架势。
玉林琇不愧是二十三岁便“悟道出世”的著名禅师，他圆滑地答道：“若以世法论，皇上宜永居正位，上以安圣母之心，下以乐万民之业；若以出世法论，皇上宜永作国王帝主，外以护持诸佛正法之轮，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巧妙的答非所问！他避开了难以驳倒的释迦和达摩的问题，改以“世法”和“出世法”来论证“皇帝只能永远当皇帝”的观点。玉林琇的妙答非常成功，顺治帝闻其言“颌首称善，欣然听决”。
玉林琇深知顺治帝反复无常的性格，生怕他再萌出家之念，特意安排了一连串的收场戏。他先是授意顺治帝选派一千五百名僧众，在阜成门外的慈寿寺从其受菩萨戒，再由太监吴良辅在悯忠寺（今法源寺）带发出家，以此作为皇帝出家意愿的“替身”。另外，他还为顺治帝安排了去五台山朝佛进香的计划，因为五台山被中国佛界拟称为释迦牟尼居住说法的灵鹫山（即耆阇崛山），其用意大概是想让顺治体尝一下入圣超凡的滋味儿。凡此种种，皆有力地阻止了顺治帝再生邪念，博得了孝庄皇太后和朝廷重臣的极大欢心，也为他自己赢得了“大觉普济能仁国师”的崇高礼号。
两个多月后，玉林琇已煞费苦心地将一切安排妥贴，五台山之行指日可待，不料顺治帝却突然染上了可怕的天花，猝逝于养心殿内，带着成佛作祖未遂的一腔遗憾离开了人间。由于顺治帝有削发要出家的历史，加上后来康熙帝几次上五台山朝拜，于是民间又有顺治帝并未病死，而是出家到五台山当了和尚，康熙帝几次上五台山，都是为了看望出家在那里的父亲的传闻。这些都是民间故事演绎的结果。
顺治帝与董鄂妃的生死之恋
兄爱弟媳之秘闻
2月初8日，是孝庄皇太后的寿诞之日，以往每年的这一天，差不多都要举行盛大庆典，外而诸王贝勒文武百官，内而后妃福晋郡主命妇纷纷进宫祝寿，外藩蒙古、朝鲜等也要修来贺表。此时，因为京畿痘疫流行，皇太后特谕免行庆贺礼。
但自己家人小规模的庆祝还是必不可免的，福临特制万寿七言律诗3O首献给母后，以表达他对母后的感念之情。
这天一大早，福临身着全新的便礼服，来到慈宁宫给母后行礼问安，在他起身站立的时候，突然发现坐在母后旁边的皇考懿靖大贵妃的身后有一个从未见过的妇眷，此妇明目皓齿，亭亭玉立，温柔祥和中隐露出聪颖和刚毅，福临不觉心中一动：啊，她是谁，这不是正是我梦中思盼的伴侣，难道是上天让她突然降临人间！
可是，福临很快失望了，原来，那个女眷已是有夫之妇，她就是皇考懿静大贵妃的儿媳，小弟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新婚不久的妻子、正福晋董鄂妃。
福临怒叹老天太不公平，为什么董鄂氏会在宫中选择秀女时未被自己发现，却指配到襄王府中？
福临失恋了，白天坐立不宁，夜晚辗转反侧。
福临近乎疯狂了，他想方设法地以各种原因召董鄂到母后身边，而他则找种种的理由频繁出入后宫，接触董鄂，直至有一天，在只有两人在场的时候，福临向董鄂倾诉了难以压抑的爱慕之情。
这件事被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发觉了，单纯年轻的亲王怒气冲冲地跑来要与九阿哥评理。亲王忘记了阿哥是个皇上，斥他丧失伦理；福临忘记自己是个阿哥，竟狠狠地打了襄亲王一个响亮的耳光，骂他大胆侮辱君王。
孝庄太后也觉皇儿太不像话，便命礼部抓紧为皇上册立妃嫔，以免相继落成的宫殿“久虚”，太后甚至决定了册定南王孔有德女孔四贞为东宫妃，谕旨已下，怎奈孔四贞早有所归，只好作罢。
这边福临则表示了非董鄂不娶的决心。
顺治十二年七月初三日，襄亲王博穆博果尔愤而自杀，时年16岁。
事情闹到如此地步，福临也深觉惭愧和不安。朝廷为襄亲王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特命由工部监造坟祠，并于定例外每年加祭一次。
紧接着，礼部已择吉日于八月十九日册妃。福临伤感地说：“和硕襄亲王所丧，不便举行，等八月以后再定吧。”
可是福临到底没耐心等到八月以后，八月二十五日，他即谕礼部说，他已于二十二日征得皇太后的同意，纳鄂硕之女董鄂氏为贤妃，让礼部速择吉日具奏。
大概是为了说声“对不起”，同一天，福临派内大臣道巴图鲁公鳌拜带着丰厚的祭品拜祭了襄亲王。
顺治帝与董鄂妃的爱情故事
在宫内外的一片訾议声中，董鄂妃进入掖庭，来到了顺治皇帝身边。仅四个月，她就升到了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地位，而且将皇帝对众多妃嫔的宠爱集于一身。在后宫这片危如虎穴的天地中双宿双飞，共浴爱河，沉浸于人间的挚爱真情之中。
对于董鄂妃这个人，除了入宫前与顺治帝的桃色绯闻确实影响她的清誉，成为她一生中的疵点外，入宫后的所作所为却往往令人惊佩不已，在后宫之中颇有口碑。顺治皇帝曾这样描述她：“宽仁侍下，无丝毫之嫉意。宫中之人做了好事她立刻上奏，有了过失则竭力为之掩盖，从不打小报告。为朕所深深喜爱，太后对她也宛若亲子。即使有了些许美味之食，也要让大家共享，方觉心安。宫中眷属，无论大小都一视同仁，年长的称为婆婆，年少的则以姐妹相待，从无非礼之处。所以凡是见到她的，没有不喜欢的……”“虽然未晋皇后之名，实际上则司皇后之职。”其中虽也有夸张之词，但却也不为过。
董鄂妃深知自己是在何种境况下，以何种身份进的宫，而且仅入宫短短四个月就晋封为皇贵妃，大有取代皇后之势，更易遭人妒嫉怨恨，她必须同时应付与处理来自三方面的压力：一是以孝庄皇太后和皇后为首的蒙古后党；二是人数众多、关系复杂的妃嫔姻党，她们往往是朝中不同政治势力派别在内宫中的代表人物；三是虽然地位卑微，却早已于后宫中扎根筑巢颇能兴风作浪的太监大军。而她所凭借的仅是自己的才智和顺治帝那点儿可怜的爱，这爱是柔弱无力的，是冰清玉洁的，是无法与宫廷之中那野蛮而又残酷的政治斗争相抗衡的。因此，董鄂妃在后宫这片土地上如履薄冰，不得不谨小慎微，四处小心，稍不留意会遗人把柄，酿成祸事。尽管此时的她虽颇有昔日杨贵妃“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味道，但却毫无杨贵妃那种矫揉造作的酸味儿，更没有“贵妃出浴”的狎邪事情。在个人的生活上她从不奢华，平时穿着“绝去华彩，即簪珥之属不用金玉，惟以骨角者充饰。”与那位食器之中有一不为金者，即大发雷霆的第一位废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办理后宫庶务上，无不尽心尽力，又把握适当的尺度，赢得了姻党戚谊们的一片赞誉。对待后宫之中的太监与宫女，则宽厚抚绥，每遇有太监宫女犯了过错，她总是为之求情，以他们以往的功绩来劝谏皇帝息怒，使太监宫女们感激涕零。皇帝的赏赐，她也分给下面的宫女太监，从不怜惜，以至封为贵妃至死却“绝无储蓄”。
在与顺治皇帝的爱情生活中，他们形影不离，相濡以沫，每次福临下朝休息，董鄂妃总是亲自安排饮食，斟酒劝饭，问寒问暖，忙得不亦乐乎。顺治大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之感。而且，两人之间的情感已超出了卿卿我我的小夫妻之间的恩爱，她不仅是顺治帝的精神支柱，还是他患难与共、撑家立业的贤内助。顺治帝性格复杂，脾气暴躁，时常与大臣们闹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一次下朝之后，顺治对忙碌不已的董鄂妃深感过意不去，让她与他共同进餐，董鄂妃却借机劝道：“陛下厚爱，我感到非常荣幸。然而您为什么不多与大臣们共食，谈说笑乐，让他们也享受到皇上的恩惠呢？”自此之后，顺治帝与“诸大臣共食”的次数多了起来，脾气也和缓了许多，大家都以为皇上幡然悔悟，革心洗面了，却不知这是董鄂妃妙劝的结果。每次顺治批阅奏章至深夜，她都亲自作陪，每见顺治因心烦意乱草率处理文章奏折时，都轻声劝道：“这难道不重要吗？陛下为何要轻易处置呢？”顺治帝总是漫不经心地回答：“无用，都是老一套呀！”但在董鄂妃的反复劝说下，他也总是重新审视，细心批阅。这一时期也是顺治帝最为勤政，治国最有卓效的时期。有时夜深人静时，顺治帝提出让她同阅，她却起身致谢，说道：“我听说宫中女子不得过问宫外之事，又怎能干预国政呢？请陛下斟酌明察。”清代，为了防止外戚专权，严禁宫中后妃干政，否则视为违制。董鄂妃不是专权擅政的人，在她的心中总有一根无形的尺度，举止言行皆止于可止之时，绝不逾制。由于吏治不整、明臣大量入朝使新旧矛盾层出不穷，惩处降谪是经常之事，而在处理这种事时顺治帝总是大伤脑筋，闷闷不乐。董鄂妃知其原委后，劝道：“这种事情确实非我所敢干预的，但依我愚见，以为诸大臣虽都有过失，但都为国事，并非为一己之私，陛下为何不息怒详察，以服其心。不然，大臣们不服，又怎能服天下之心呢？”她的这些建议与思想，切中肯綮，允妥恰当，成为指导顺治帝整饬吏治的重要方针。可见在顺治帝所取得的功绩之中，不能不说有着董鄂妃的一份功劳。
“御案上的一点墨，便是民间千滴血。”有多少君王就是轻点朱墨，而被民间所聚集成的血河所淹没，成为亡国之君的。因此，在死刑的裁决上必须慎而又慎。一天晚上，顺治帝审阅一批报斩罪犯的卷宗，思虑良久还是犹豫不决。董鄂妃见状，起身问道：“不知是什么事，竟使陛下如此心神不安，忧虑重重。”顺治沉吟道：“这是秋天正法犯人的卷宗，这里面的十个人，只要我说可斩，就将被正法啊。”听罢，董鄂妃潸然泪下，劝道：“这些该杀头的人，都是愚昧无知，又不是陛下亲自审理。我知道陛下的心意，即使是亲自审理，也难免有失误之处，况且刑部审案，又怎能全无冤枉呢？陛下应该慎重处理，尽量减轻他们的处罚，存其性命，以示好生之德，仁人之心呀！”对此，顺治帝深为赞同，从此之后，福临审案极为谨慎，而董鄂妃对刑部的案卷也格外留意，一再劝诫福临：“人命关天，死而不可复生，陛下要多留意，仔细考虑。不然，百姓还能依靠谁呢？”在处置死刑犯人的指导思想上，她提出：“与其失人，毋宁失出。”即与其因误判而错杀，还不如误将罪人减等或释放，因为误杀无法改正，而误释却可复判。这种法制与量刑思想，在清初吏治混乱、草菅人命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对顺治也影响极深，使他的治国之策由“重剿”转为“重抚”，对于稳固统治，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董鄂妃入宫后的短短四年间，“杀头被免死，监押的被减罪之人很多，吏治也大为改变，”这不能不说与董鄂妃的劝谏有很大的关系。就连顺治帝也承认，由于自己的多次重审而少杀了不少无辜者，此皆“亦多出后（指董鄂妃死后被尊为皇后）规劝之力”。
顺治帝在冗繁的政务之余，还得听“日讲（上课）”，主要内容是四书五经，也兼及历史、文学等内容。每次听讲回来，董鄂妃便像个老大姐一样让他复述课业。答对了则高兴，“间有遗忘不能悉”之时，她竟如训一位顽皮的小弟弟似的，生气道：“妾闻圣贤之道，备于载籍，陛下服膺默识之，始有裨政治，否则讲习奚益焉？”福临非但不生气，反而洗耳恭听。这时，二人之间全无皇与妃的等级隔阂，而是两颗互爱之心在感情上的平等交流，除了孝庄皇太后之外，普天之下大概也只有董鄂妃敢用这种口气对皇帝讲话。顺治帝酷爱狩猎，每次回来总向她炫耀打猎中的趣闻险事，而董鄂妃则“忪然于色”，为丈夫的安危提心吊胆。也许，妻子的这种表现恰是丈夫的自豪和骄傲——他已完全赢得了爱妻的心。
俗谚有“伴君如伴虎”的说法，但对于董鄂妃来说，如何处理与孝庄皇太后之间的婆媳关系，是比伴君更为棘手之事。董鄂妃不仅天生仪容，而且谙熟宫中的各种礼节，进止有度，言行得体，无论对上对下，都和蔼可亲，无丝毫之骄态，使人难以挑剔。就在董鄂妃被册封为皇贵妃不久，孝惠章皇后可能也感觉到了自己地位所受到的威胁，“憔悴忧念”大病一场，几乎丧命。在孝庄皇太后看来这正是董鄂妃专宠的天赐良机，出人意料地是她端茶奉药，亲临榻前扶侍，宫中侍御还乘此机稍事休息，而董鄂妃却五天五夜没有合眼，“为皇后诵读诗书，或闲谈解闷。”皇后病愈之后，她仍然早晚侍候，照顾起居，根本不像皇贵妃，倒像一个下等侍婢，就连皇后本人也颇受感动。对于孝庄皇太后本人，她更是伺候得无微不至，“曲意承欢”。正如顺治所说的那样：“事皇太后，奉养甚至，伺颜色如子女，左右趋走，无异女侍。”即使在皇帝离宫时也是如此，绝非做做样子以讨圣欢，孝庄皇太后对此也大感吃惊，不知董鄂妃为何要如此对待自己。
爱情的力量是惊人的，而得之不易的爱情更令人甘之如饴。董鄂妃在与各种势力的斡旋斗争中，在妥善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中，将自己和顺治帝的爱情推上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然而，顺治帝与董鄂妃的爱情生活仅仅持续了四年，残酷的宫廷斗争，把年轻的董鄂妃早早地送上了黄泉之路。而这一切，皆是顺治帝的亲生母亲—孝庄皇太后一手造成的。
董鄂妃死因探源
联姻是满蒙联合的主要纽带之一，是清王朝贯彻始终的既定国策。在清初国基未稳的情况下，满蒙之间的关系则显得至关重要，可说是关系到国家命脉。因此，在清太宗的五宫后妃（有封号者）中，几无例外地全是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女人，而顺治帝后来的九位晋封号后妃之中，亦有五位是蒙古博尔济吉特氏。在蒙古王公世系中，博尔济吉特氏（亦译作孛儿只斤）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姓氏，其直系后裔分居于东至吉林，西抵贺兰山，南倚长城，北界瀚海的广大漠南蒙古地区。清王朝开国时首先征服的就是漠南蒙古诸部，所以满蒙贵族之间互为姻亲，则成为武力征服之后必不可少的抚绥措施，并且一直持续到清朝灭亡。
然而，满清后宫蒙古血统贵妇人执牛耳的地位却遭受到顺治帝的冲击。顺治十四年十二月，董鄂氏被正式册立为皇贵妃，并按照册封皇后的大礼“颁诏天下”。这种异乎常格的礼典，是顺治帝对母后的第一次宣战——他发誓要再度废后而改立董鄂妃，而董鄂氏是内大臣鄂硕之女，鄂硕为满族正白旗籍。董鄂妃的入宫与晋封，使孝庄皇太后感到了一种威胁，并不是对她个人而是对整个蒙古后党利益的威胁。使孝庄皇太后更难以忍受的是，顺治十四年元月廿五日，顺治帝公然下令：“太庙牌匾停书蒙古文，只书满汉文。”
太庙是清廷供祀祖宗神位的圣地，中殿供奉着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的牌位（以后清帝牌位也置于此），后殿则有太祖以前的肇祖、兴祖、景祖、显祖等列位祖先及列后的牌位。由于满蒙之间的姻亲关系，尤其清太宗皇太极的五宫后妃均是蒙古人，从而确定了蒙古女人在后宫之中的特殊统治地位。因此，在太庙的牌匾上书写蒙文，不仅仅是一种尊崇，还是蒙古王公贵族在后宫统治地位的象征。而现在，顺治帝悍然下令太庙牌匾之上停书蒙文，这无疑意味着将结束蒙古女人于后宫之中的独尊地位。这是蒙古姻党，也是孝庄皇太后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她知道要保住蒙古王公贵族的地位与利益，她不得不与自己的儿子展开一场较量。虽然在表现上对此她不置一词，可却在暗中等待适当的反击时机。
在现实利益当中，无论董鄂妃有心无心，她都已成为蒙古王公贵族在宫中独尊地位的严重威胁，而孝庄皇太后却是蒙古后党的代表和他们利益的维护者，两者之间的冲突已注定不可避免。这种冲突说到底其实是孝庄皇太后与顺治帝为争夺宫廷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争斗，只不过董鄂妃却成为这场斗争的冲突点，因为她也便成了这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
顺治十四年（1657年）十月七日，承乾宫内传出喜讯：皇贵妃喜生贵子。顺治帝欣喜若狂，更想将董鄂妃扶立为正宫皇后，于名于情，两全其美，朝内外的大臣们也一致认为皇上是一定会将这位新生的皇子立为太子的。而这对于孝庄皇后来说，又不啻于一声晴天惊雷，使她心惊肉跳，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直至今日，年轻体壮的皇后依然寡居后宫，难得见皇上一面，更不要说承恩受孕了，以董鄂妃所受的恩宠与地位来说，未来的皇位必将是她的儿子的，而未来的皇太后也非她莫属，那时，博尔济吉特氏一脉将被挤出后宫政治舞台，或者只能扮演着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政治斗争中没有感情，只有利益。于是，一切都由于新生儿的降生而变得更加残酷，更加现实。孝庄皇太后知道倘若再不反击，那么一切都将为时太晚了。“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在宫廷利益的驱使下，她开始反击，而且冷酷无情，一出手便是那么地狠。
入冬后，孝庄皇太后突然移住京郊南苑，有意避开了即将临产的董鄂妃。就在董鄂妃产后不久，喜获鳞儿，南苑中却传出皇太后“违和”（身体欠安）的消息，并谕令后宫妃嫔及亲王大臣们前去问安省视，而且告谕也如往常一样送到了承乾宫中，似乎无人知道董鄂妃刚刚生产，是个身体衰弱、急需休养恢复的产妇。
这一年京畿一带夏季连降大雨冰雹，灾情不断，秋天水灾成患，到了初冬就异常地寒冷，甚于往年。太后所居的南苑也叫南海子，元朝称为飞放海，在永定门外二十余里处，是皇家春冬狩猎、讲武阅兵之处。从皇宫到南苑路程并不太远，但十冬腊月里让一位产后不久、体弱身衰的产妇坐二十余里的车轿，确实也太不近人情了。省视完后，众人皆回，只有董鄂妃却被留了下来侍奉寝食，以尽孝道。白天的奉茶送药，侍奉饮食，夜里仍执劳病榻，守夜熬神，竭力服侍，太后也无只言片语之抚慰，似乎毫不知晓她刚刚生产。而此时的皇后却安居暖宫，非但不去南苑探视，而且也未派人前去问安，似乎根本不知太后生病。两下相照不难看出，这其中必有隐情，太后真病了么？或许病了，但决不是身病，而是心病。这一切都是孝庄皇太后所一手策划的：从心理上不能消灭的，那么就从肉体上消灭。自此之后，董鄂妃一蹶不振，“容瘁身癯，形销骨立”，有人估计是得了严重的月子病，只在人间勉强挣扎了三年便含冤辞世。
对于太后得病的内中真情，顺治皇帝自然知道，却无法过问，只有静观而待。看到爱妃被折磨成如此模样，他悲恨不已，却又无法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母后，只好将一腔愤恨转移到了皇后的身上。十二月二十九日，太后“贵恙”刚愈，顺治帝颁诏大赦天下。四天之后，他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对皇后兴师问罪，大造声势，发废后为首例，指责皇后在太后“有病”期间“礼节疏阙，有违孝道”，下令停进皇后的中宫笺表，谕议政王大臣等议罪，意欲再度废后，作为对太后的反击。对此，孝庄皇太后置之不理，一言不发，既不为皇后说情，也不阻止顺治的举动。因为无论是在朝中，还是在宫中，孝庄皇太后都有极大的权威与影响力，没有她的首肯与赞同，废后谈何容易，根本就不可能。尽管她置之不理，但不理睬本身就是反对。于是，皇帝的盛怒与太后的冷漠使一切都隐入了僵局，无人敢劝，无人敢议，只是沉默地等待着。倒是董鄂妃从太后冷漠的态度中意识到了问题的可怕，她知道只要婆婆一息尚存，皇后与皇贵妃之间就有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坚持废后只能导致悲剧的提前发生，他们是决不可能成功的。她哭劝道：“陛下若遽废皇后，妾必不敢生。”与其说是劝，倒不如说是指出了坚持废后的严重后果。她不计较什么名分，只想与丈夫爱子静静地走完这段路就心满意足了，因为她知道自己很难逃脱死亡的厄运。
三个月后，新生的皇子原因不明地死去。董鄂妃在这无情的打击下，再也撑不住了，她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顺治在这妻病子亡的情况下，意志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了，他认输了，已经再无力发动攻势了，惟一还能做的收场戏，就是破例封这位仅活了一百零四天的儿子为荣亲王。有人说这位新生的皇子是孝庄皇太后派人害死的，并非没有这种可能，但也只能是猜测。不论孝庄皇太后是否这样做了，但这幕人间悲剧却是由她所一手编导的。就在那位新生皇子仙逝、顺治帝心力憔悴的时候，孝庄皇太后下谕停止对皇后的一切惩罚，中宫笺表如旧制封进，一切似乎又恢复了正常，她成功了，带着胜利者的喜悦，每日在慈宁宫后的佛堂里参禅礼佛，默诵经卷，她已十分放心——董鄂妃已不可能再次受孕生子，死神在向她招手！
顺治十七年（166O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已无力在这痛苦的人世间挣扎，病逝于承乾宫内，时年仅二十二岁。消息传出，孝庄皇太后重重地松了口气，她一直都在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直到现在她才真正地放心，可以无忧无虑地吃斋、念经、礼佛了。而顺治皇帝却彻底崩溃了，无论是精神上，还是意志上，他聚集起最后一丝力气，凭借自己的万乘之尊，在董鄂妃的丧事上导演了一场“奇特的葬礼”作为这场悲剧的收场，也是自己对母后淫威的最后反抗。
奇特葬礼之剖析
就在董鄂妃弥留之际，顺治皇帝也已因哀痛过甚而陷于精神恍惚、举措茫然的状态。自从八月十九日董鄂妃死后，朝政几乎陷于瘫痪。奏事衙门内的急件奏章早已堆积盈案，办事大臣们急如镬上之蚁，却又都望着寥寥几件批复的文件心生疑窦。按照清制，平日呈审的题本奏章均由皇帝以朱笔批复，谓之“朱批”。每遇有皇帝或皇太后“殡天”之时，由临时理政者改以蓝笔批答，谓之“蓝批”。但“蓝批”仅限于守制的二十七日之内，逾期仍复朱批。董鄂妃死时仅是皇贵妃，其丧礼规格本不在“蓝批”之例，可朝中“蓝批”文件居然在她死前即已出现，并一直持续到顺治帝死前七日才停止，竟然长达四个月之久。
董鄂妃初丧的几天中，顺治皇帝“陡为哀痛所攻，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他，使他不得自杀。”从八月十九日至九月初一日景山寿椿殿设灵堂完毕，董鄂妃的尸榷一直停在宫中，福临几乎从未离开爱妃生前居住的承乾宫。及至移榷之日，他已渐趋平静，于是将一腔哀恸之情转为巨大的怒火，亲自组织指挥了一场清代历史上罕见的奇特丧礼。
董鄂妃生前虽未晋封为皇后，但在顺治帝的心目中她早已是皇后，“也必须是皇后”。因此她死后顺治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册封爱妃为“端敬皇后”，并谕令大臣们拟奏谥号。谥号是对于死者一生功过的评价，字数皆有定制，大臣们以皇贵妃等级拟四字。顺治帝不允一直增加至十字为止，再加上应有的“端敬”二字，共十二字，其谥曰：“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已大大逾制，就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初谥也仅有十五字，尽管如此，顺治帝却依然对谥号内无“天圣”二字最荣崇的字大发雷霆。按照清例，只有皇后才有“承天辅圣”字样，如果妃嫔生子而为帝后，谥有“育圣”等字。董鄂妃生前未封为皇后，也无子嗣为帝，这种要求确实显悖情理，大违礼制，诸大臣合力相劝，才得以平息圣怒。随后，命令词臣拟撰《端敬皇后祭文》，连写三稿均不合圣意，最后倒是中书舍人张宸根据顺治帝与董鄂妃的生前生活细节写成祭文，哀情溢于词间，使顺治读罢泪如泉涌，立刻下令升张宸为兵部督捕主事。
八月廿三日，在茚溪森和尚主持下举行了颇有佛教气息的盛大葬礼。从皇宫内的承乾宫到景山寿椿殿的路上，哀乐声声，佛号连天。和尚指挥，皇上亲临督阵，而抬棺者却都是位居极品的八旗显贵，更有甚者，顺治帝下令诸王大臣的命妇皆须哭丧，而且特谕“内大臣命妇哭临不哀者议处”。一时间，宫内宫外哭成了一片，一个皇贵妃去世，竟如此兴师动众，侵扰勋贵，诸位命妇早已吓得魂飞魄散。这哪里是为一个皇贵妃发丧，分明是顺治皇帝借机恣意发泄一种刻骨铭心的丧妻失子的仇恨。正在佛堂中静修的孝庄皇太后，早已料到自己的儿子会在这场丧礼上尽情宣泄的，但她并不打算过多地干预，因为她知道以此时顺治帝的心境是不会听她只言片语而且还可能引起他们母子之间的直接冲突，面对面的争斗。因此，对于谥号的逾制，花费之巨大，仪礼之隆重她均不闻不问，但当皇上竟然命二三品的旗籍大臣抬棺，命妇哭丧不哀者议处，宫议汹汹，群情激荡，王公大臣们哀怨不已时，她终于再也坐不住了，倘若再如此下去，难免不会影响国家的尊严，激起众怒。于是，她匆匆赶到景山大道场亲自谏阻，才平息了一场古今罕见的“痛哭大竞赛”。毕竟她是皇太后，但福临丝毫不理会母后的态度和所作所为，依然我行我素，在做满隆重的二十一天法事后，于寿椿殿前举行了盛大的火葬仪式，皇后的尸体连同棺椁和两座供做法事僧徒歇息的宫殿，及其中珍贵陈设，俱被焚烧。之后，又将三十名太监与宫中女官悉行赐死陪葬并下令全国均须服丧，官吏一月，百姓三日。这场奇特而又盛大的葬礼断断续续地持续着，直至顺治帝去世，才算完全地平息。
这场宫廷斗争，以顺治帝的失败，孝庄皇太后的获胜而告终。在这悲剧之中，孝庄皇太后则扮演了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这有其历史条件的限制，但也有其不可推卸的个人责任，这不能不说也是孝庄皇太后一生中极不光彩之处。她一手制造了福临与董鄂妃的爱情悲剧，同时也制造了母子成仇逼子走上绝路的家庭惨剧，也品尝到了“始作俑者”的悲哀。
董鄂妃死了，孝庄皇太后也达到了她维护蒙古王公贵族于后宫利益的目的，但悲剧似乎并未停止，这场新的悲剧也可以看成是顺治与董鄂妃爱情悲剧的延续，那就是顺治帝的礼佛出家。
英俊天子痴情君
长期以来，人们对顺治帝福临的评价并不高，认为其是普通的一个皇帝，没有什么建树，且在亲政后期，设立十三衙门，崇信佛教，更系谬误。这种说法，与历史事实颇有出入，对顺治帝来讲，评价也欠公允。
顺治帝冲龄登基，少年亲政，却值国家多事之秋，守成又兼创业之日，困难重重。归纳起来，约有五大难题摆在他的面前：大西军“两蹶明王，天下震动”，“国姓爷”围攻江宁，“东南大震”，反清烽火延绵多年；国库如洗，岁缺巨万兵饷，财政异常困难，群臣束手无策，征调繁兴，水旱连年，兵民穷苦至极；五万满丁，对付亿万汉人，多寡悬殊，胜负难卜，长治久安谈何容易；诸王势大，满臣守旧，力排贤能汉官，君威不振，难行新政，治国缺才少计。这对于历朝的众多中庸之君苟安之帝来说，无异于是一叶扁舟漂浮于波涛汹涌无际的大海之中，时有覆没丧生的危险，他们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不敢上船远航了。然而，虽在个别时刻有些惊慌失措（江宁被围初期），但总的说来，他继承了太祖、太宗力御强敌、遇危不惊、以寡败众、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集中体现了正在兴起的满族勇于进取善于学习的族风，以明君自期，胸怀斗志，决心要做出一番事业，“力图治安”，排除万难，勇攀高峰，其志可嘉，精神堪佩。
在其亲政的十年中，顺治帝批阅了数以万计的奏疏，下达谕旨上千道，处理了大事军政要务，特别是抓住了四件大事。一是力排障碍，倾心汉化，擢用饱学之士和贤能汉臣分任要职，参预机要，提高汉官职权的地位，使他们献计献策，辅理国政。二是任用将帅贤人，竭力筹措兵饷，咬紧牙关负起财政困难重担，把统一全国的战争进行到底。三是免除睿王筑城加派，痛斥言利之徒，坚不增赋，并力求革弊省费，减赋免税，以略减黎民之苦。四是察吏安民，惩贪除霸，迭罪婪臣，赃银十两革职籍没，诛杀元凶巨恶黄膘李三。这些方针、政策、措施及具体贯彻执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顺治皇帝亲政的时间虽然仅仅十年，但在群臣的佐理和将士奋勇征战与兵民辛勤劳动下，做了很多事，取得了很大成就。除福建厦门、金门一带及川东一小块地区外，全国绝大多数府厅州县已经隶于清政府管辖之下，驱逐了侵入黑龙江地区的沙俄殖民军，保障了东北地区的安全，增强了蒙藏地区与中央的联系，明清之际二十多年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局面已经基本结束，初步形成了统一、稳定的局面。相应而来的是，垦田顷亩增加了一倍，户口陆续增多，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国赋收入逐渐增加，培养了大量军政人才。这就为“康乾盛世”的出现，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奠定了相当坚实的基础。否则，四分五裂，南北对峙，干戈频仍，征调繁兴，横尸遍野，国无宁日，民何以安，田何以垦，赋焉能增，“盛世”怎么形成！
当然，世祖福临也犯了不少错误，他不该厉行祸国殃民的“逃人法”，设立十三衙门，对少数大臣的任免降赏罚也不尽妥，科场案之株连亦太过分，等等。然而总的看来，他能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做出了一番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对国家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前进，做出了重大贡献，还是难能可贵的，不失为一位颇有作为的守成兼创业之明君。
至于少年天子对董鄂妃的痴情，更是历朝帝君中罕有的楷模。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的千古绝唱《长恨歌》，对唐明皇与杨贵妃相亲相爱之爱情悲剧，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和高度赞扬。诗中之“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宛转娥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等等，皆系流传万代之佳句，唐明皇与杨贵妃也因此而成为秦汉以来两千年里最有名的爱情帝妃。
但是，假若将顺治帝与唐明皇作一比较，可以肯定，唐明皇将大为逊色，甘居于福临之下。姑且不谈唐明皇李隆基逼娶皇十八子寿王李瑁之妃杨玉环这一父纳儿媳的败坏人伦之丑行，至少有三个方面，唐玄宗李隆基远远不如晚于他九百多年的清世祖福临。第一，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双方并非忠贞不二，而是各有情人，常作私通之事。唐玄宗身为天下共主，后宫佳丽三千人，他当然可以随时召幸，何况为了广生皇子，有利社稷，也应与其他妃嫔欢聚，此举无可非议。但是，他不应该既与杨贵妃在长生殿七七之夕对天发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同时又勾引利诱，和杨玉环贵妃之大姐韩国夫人、三姐虢国夫人、八姐秦国夫人多次苟合，而杨玉环也暗中私通安禄山，“芙蓉帐里度春宵”，这能说二人是互相痴情忠贞不二吗？顺治帝福临与董鄂妃可没有这些风流艳事！
第二，唐明皇宠幸杨贵妃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花天酒地，荒废政务，并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大封杨氏父兄子位，追赠玉环之父为太尉、齐国公，母封凉国夫人，玉环之二位堂兄，一任鸿胪卿，一任御史，“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更为荒谬的是，唐玄宗竟擢用宠信玉环之远房堂兄杨国忠，任其为右丞相，封魏国公，纵其专权纳贿，败坏国政，致安禄山得以起兵，天下大乱，宗庙蒙尘，国都失陷，唐明皇不得不离京外逃，远遁四川，唐朝几乎寿终正寝。而顺治帝虽极其宠爱董鄂妃，但仅对其父官阶二品的护军统领鄂硕擢任内大臣（一品），自一等子晋三等伯，卒后赠三等侯，其子费扬古袭封三等伯，后因在康熙中年大败噶尔丹汗，建树特大功勋，才晋为一等公。董鄂妃之亲叔叔罗硕，在妃入宫前已任至工部侍郎，妃得宠时，未晋官职，只是在妃死之后追册为端敬皇后时，才授予一等男世职。董鄂妃之家族没有因妃为帝宠而擢任要职，更谈不上恃妃之宠而弄权坏政祸国殃民了。
第三，唐玄宗与杨玉环发誓要生死与共，可是，当安史之乱，唐玄宗逃到马嵬坡时，从行将士义愤填膺，杀死杨国忠，光武大将军陈玄礼面见玄宗，代表将士，要求诛杀杨贵妃，玄宗遂令内监高力士将玉环缢死。以往人们皆认为，玄宗别无他法，玉环只有一死，然而，若细加分析，上述说法并不一定无懈可击，玄宗还是可以找出另外的解决方案，杨贵妃并非必然要死。原因之一是，杨玉环与杨国忠不是亲兄妹，不是叔伯兄妹，也不是堂兄堂妹，而只是同一曾祖之远房兄妹，关系并不密切，她不必非要为杨国忠报仇，而和文武百官三军将士敌对到底。只要杨玉环当面向陈玄礼说明与杨国忠之疏无族兄妹关系，表明不必为此怀恨在心，玄宗从旁担保，将士不一定非要逼死杨玉环。原因之二，也是决定性的原因是，玄宗完全可以当众宣布退位，让太子李亨登基，掌握军政大权，以此来换取杨贵妃的生命。将士之所以要杀死杨玉环，不过是怕她将来唆使皇上为杨家报仇，而残害此次兵谏之将帅士卒，如果玄宗成了一个无权力之养老的太上皇，新君又恨杨贵妃，感谢将士拥戴之功，杨玉环也就成了普通一妃，无力害人，将士便会放心了，也会接受玄宗的要求，免玉环一死，以便新君指挥大军，平定安史之乱。然而玄宗身居帝位四十五年，享尽了皇帝之乐，热恋皇位，而计不出此，谕令贵妃自尽，这能说是对爱妃忠贞不二生死与共吗？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清世祖福临经过亲政十年的努力奋斗，全国统一，君威无比，君臣拥戴，文治武功兼有，正是大殿鸿图之时，却因红颜知己董鄂妃仙逝，而“寻死觅活”，当自杀难成之时，又剃掉头发，坚欲出家，后虽被阻止，但忧思不减，终因哀悼，加速了死亡，二十三岁便离开了人间，这样纯真无私至死不移的“痴情”，唐明皇怎堪与比！
总结以上政治与爱情，看来可以对被尊上庙号为世祖，人们习惯称为顺治皇帝的爱新觉罗，福临，做出这样七个字的总结论了，即：“英俊天子痴情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