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宏（公元467—499年），改革家，少数民族的杰出政治家，平城紫宫人。
初登皇位
拓跋宏是魏显祖献文帝拓跋弘的儿子。公元467年8月，生于平城紫宫。公元47O年，三岁的拓跋宏被立为太子。按照北魏当时的开国习惯，凡立为太子的生母后妃都要被赐死。拓跋宏的生母李氏也不例外，因此拓跋宏很小时便由祖母冯太后抚养。他的父亲拓跋弘献文帝笃信佛教，淡化功名，雅薄富贵，常招引一些佛教徒商讨玄理，颇有几分皈依佛门，超脱尘俗的味道。外加在一些朝政问题上，他又和冯太后意见不和，因此，在公元471年，他就将皇位禅让给刚满五周岁的儿子拓跋宏，即孝文帝。他自己则作为太上皇迁入崇光宫居住。但由于孝文帝年纪还十分小，因此，朝廷的实权基本上还掌握在献文帝手中。
拓跋宏的祖母冯太后是一位知书达理，很有才干的妇女。但是她心胸狭窄，喜欢猜疑。公元476年6月，她竟以献文帝杀死了她的亲信李奕为理由，毒死了献文帝。孝文帝这时还只有十岁，还没有能力掌管朝政，于是冯太后便以祖母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主政。
孝文帝自幼在祖母冯太后膝下长大，十岁时，他便身强体壮，有很大的力气。他能用手指头弹碎羊的膊骨，而且善于骑射，拉弓射禽，往往弹无虚发。当孝文帝的年纪稍大了一些的时候，他便开始系统地学习汉族文化，他十分喜欢儒家的经典。他十分喜欢读书，往往是爱不释手。一本书看过一遍便会记诵，跟着老师学习，他经常深究里面的问题。而且他读书的兴趣很广，涉猎史传百家，尤其喜欢谈论庄子、老子的学说，又通晓佛学的经义。孝文帝才思敏捷，擅长写诗作赋。他常常即兴而作，能马上口授，不改动一字，诗文一气呵成。孝文帝从小就十分注意自己的品行修养，而且能宽厚待人。冯太后见他聪明伶俐，害怕他长大后于己不利，因而总是想方设法想除掉这个小皇帝。公元476年，在一个隆冬腊月天里，冯太后将穿着单衣的孝文帝关在一间又冷又潮的房子里，连冻带饿，一共关了三天。与此同时，他还召回献文帝的次子拓跋禧，想立他为王。只是因为朝中群臣的极力反对，她的阴谋才没有成功。后来，一个宦官又到冯太后面前告孝文帝的状，冯太后听了，不分青红皂白，立即把孝文帝捉来打了几十大板。尽管如此，孝文帝对冯太后的深情并没有改变。他对别人的小过错，也是从不计较，总是能以诚相待。一次，孝文帝进餐的时候，左右侍从不小心用热汤烫伤了他的手，食物中还发现了虫子等脏物，对此，他一笑了之。孝文帝胸怀大度，能团结人。他自己也常说：“如果能以诚相待，南北各民族，也可以亲如兄弟。”这不难看出，在很小的时候，拓跋宏已具备了较高的政治素质，已表现出伟大政治家的风范。
当五岁的孝文帝继位时，由拓跋包建立的北魏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拓跋部进入中原以后，太武帝拓跋焘为了适应黄河流域比较发达的封建经济状况，制定了相应的发展政策。原来以狩猎、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朝着分地定居，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产方式方向发展。提倡开垦荒地，鼓励农桑。在京师平城一带还大力提倡有牛户和无牛户变工互助，以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他还按照中原统治者的方式举办太学，用儒学培养官僚，要求官吏举荐州郡有才学的人，并委以重任，发挥汉族儒学家高允、游雅等人的作用，使北魏的国力大大增强。
在北魏统一了北方以后，其统治的疆域扩大。在统一中原的过程中，拓跋氏得到了两晋末年没有南逃的各州郡的汉族世家豪强地主的支持。这些世家大族修筑坞堡，将宗族、部典武装起来占据一方。他们还借机侵占了大量山林、田地、湖泊等。许多逃避战乱的农民拖家带口地投奔到大户豪强的门下，多者上万户，少者数百家。这些人数众多的佃客或部典成为世家大族的“苞荫户”，而世家大都被称为“宗主”，势力大的“宗主”又叫“坞主”或“壁帅”。这样，形成了“宗主督护制”。北魏政府也顺水推船，把这种组织方式作为它的地方基层政权。但时间一长，这种制度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宗主对佃客或部典残酷地剥削压榨，使阶级矛盾变得尖税；“苞荫户”因多数没有户籍，国家无法从他们身上征收赋税和调发徭役。北魏初期，实行“九品混通”的赋税制度，即分为“三等九品”。九品是根据财产多少而规定的交纳赋税的品级，三等是按不同等第将赋税送到不同的地方。即“上品户入京师，中三品入他州要仓，下三品入本州”。征收租调时，宗主督户往往“纵富督贫，避强侵弱”。千方百计地将沉重的负担转嫁到广大农民的头上。再加上鲜卑族拓跋部的民族压迫，当时，社会上的各种矛盾不断激化，各地的农民起义连续不断。从孝文帝即位到公元484年，在这十三年中，人民暴动的事件多达十余起，甚至在京师平城也暴发了反对北魏统治的斗争。
鲜卑族拓跋部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部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孝文帝和冯太后。他们也深感继续使用原有的制度和办法维持统治是非常困难的，改弦更张，进行社会改革已是势在必行的事。冯太后凭借她多年辅佐献文帝的丰富政治经验，同孝文帝一道，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一次改革。
改革田制
孝文帝改革是分两个步骤进行的。第一步是从公元484年开始，这一年孝文帝十八岁，他并没有亲政，主要由冯太后主持朝政。改革是围绕着政治、经济问题展开的。
他首先整顿吏治，实行俸禄制。北魏前期，按州、郡、县的行政规划，把地方官吏分为三级：州长官为刺史，郡长官为太守，县长官为县令或是县宰。地方守宰一般任期六年。早期，北魏官吏是没有俸禄的，百官所需要的生活用品主要来源于经常性的战争掠夺，如牲畜、粮食、布帛、奴婢等。将战利品按军功的大小和品爵的高低，分级颁赏。拓跋焘统一北方以前，战争频繁，官吏没有俸禄也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在统一北方之后，战争日渐减少，抢掠的东西也相应地越来越少。因此，官吏想方设法贪污租税，掠夺民财。尽管朝廷下令禁止，但却屡禁不止，反而越来越厉害。有一次，拓跋焘率军出征，命令公孙轨负责向农民征调毛驴驮运军粮。他公然要求每一头毛驴外加一匹绢才能收。当时的老百姓讽刺他说：“驴不分强弱，只要背上驮着绢，就算是壮的。”公孙轨贪婪成性，刚上任时，他是“单马执鞭”，孤身一人，而当他卸任回乡时，却从车百辆，满载资财而归。魏初以来，百官不领俸禄，廉洁清白的官吏真是凤毛麟角，多数官吏巧取豪夺，贪得无厌，把官物据为己有。北魏从上到下，完全一片混乱。
为了改革这种混乱局面，孝文帝首先从吏治改革。冯太后下令规定，守宰的任期不规定年限，主要根据各人在任期内的政绩的优劣来决定。公元484年6月，孝文帝下诏，颁布官吏俸禄制度：“记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于是内外百官，受禄也因官职不同而不同。他规定由国家统一筹集，定期按品级高低把俸禄发给官吏。同时，他还制定了严惩贪官污吏的法令，凡贪污布帛满一匹的官吏即处以死刑。俸禄制的实行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但却对不法官吏恣意掠夺百姓有了一定的约束。从此，北魏的吏治有所改善，为政之风也因此而大为好转。
在整顿吏治以后，他又开始着手进行经济改革，实行均田制，发展社会经济。长期以来的战乱给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土地大片荒芜，百姓背井离乡，人口四处流亡，世家大族又趁机大肆兼并土地，占领山林湖泊。不少人民为了躲避沉重的赋税和徭役，脱离了户籍，进入了庄园坞堡，成为豪强宗主的私有户口。官府掌管的土地和编民逐渐减少，大量荒地无人耕种，国家的财政因此而日益困难。冯太后、孝文帝面对这种困窘的经济形势，于公元485年，采用了大臣李安世的建议，下令在全国实行均田制度。目的在于同豪富之家争夺土地、户口，劝课农桑，兴富民本业。同时，也是为了缓和“富强者占山拥湖，而贫弱的人无立锥之地”的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
孝文帝均田制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十五岁以上的成年男子，受荒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受荒地二十亩。为了便于休耕轮种，按照各地的具体情况，荒地可以加倍或两倍授给。荒地不允许自由买卖，但是有多出的荒地必须卖出，有不足的则应该买进。死了或是年满七十岁而无力耕种的，可以免除课税，将田地归还官府。而桑田是世业田，可以传给子孙后代，按规定，桑田要种植一定数量的桑树。不适合种桑树的地方，改受麻田，男子十亩，女子五亩。
（二）奴婢和耕牛也是受田的对象，奴婢受田的数量和办法与农民相同。壮耕牛每头受田三十亩，但不给桑田，每户最多限受四头牛。
（三）在地广人稀的地方，可以随便开垦耕种，不受均田制的限制，但住户不能随便迁徙。地窄民稠的地方，允许民户迁徙，可以到任何空荒之地开垦，但是不得逃避赋役。因为人口增加，而受田又不够，但又不愿迁徙，可以用桑田抵应该得到的荒地的数量。如果相抵还不足，便不给休耕的荒田，还要从家人的田中进行减量分给。
（四）地方官吏依职位高低授给公田，刺史为十五顷，太守为十顷，治中、别驾为八顷，县令、县丞六顷。公田是不允许出卖的，官吏在离职时，要把公田如数交给继任者。
均田制实行以后，虽然土地占有不平衡的状况有所扭转，但却肯定了豪强地主拥有大量土地的合法性，保护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但均田制公开将无主荒地分给农户，招徕流民，使自耕农增加，耕地面积扩大，同时还规定了民户占田的数量，并且不准买卖土地，在一定时期内限制了世家大族兼并土地，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国家征收赋税和分发徭役也有了保障。
与此同时，北魏政府还建立了三长制，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北魏建国初期，还没有社会基层的乡党制度。随着世族门阀地主势力的膨胀扩张，原有的宗主督护已严重地阻碍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继均田制颁布以后，公元486年，冯太后、孝文帝又采纳大臣李冲的建议，在地方实行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三长制就是五家为一邻，立一邻长；五邻为一里，设一里长；五里又为一党，设一党长。三长则挑选乡里有办事能力和谨守法令的人担任，职责主要是管理乡里的田地户口，征收赋税，派发徭役，维护地方治安等。三长制的建立，完善了北魏的基层统治机构，也确立了户籍制度，巩固了北魏的封建秩序。
三长制实行以后，北魏政府又颁布了新的定额租税制，即一夫一妇的家庭，每年应交纳布帛一匹，粟两石；十五岁以上未成家的男子，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从事耕织半年的奴婢，八人出一夫一妇之调；有耕牛二十头，出一夫一妇之调。新的赋税制的推行，废除了按户等征收租调的“九品混通”制，调整了过去赋税征收的混乱状况，大地主的户调有所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自耕农的负担。这些措施的实行，有力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北方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使人民生活得以一定程度的改善。北魏的国力也因此而进一步增强。
迁都洛阳
公元49O年，冯太后病逝。第二年，二十四岁的孝文帝亲政。公元494年，在孝文帝的主持下，开始了第二阶段的改革，其主要内容是迁都洛阳，改变鲜卑人的生活习俗，推进北方民族间的融合。
公元494年11月，孝文帝不顾群臣的反对，毅然将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这是他当政后办的第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也是孝文帝改革总体方案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平城是北魏开国后不久便定下的都城，已历时近百年。拓跋宏统一了北方，进入了黄河流域，生产方式由游牧经济为主逐步过渡到以农业经济为主。而平城地处边塞，气候又不好，每年6月，时常雨雪交加，狂风四起，农业生产条件极差，粮食产量也极低，再加上交通运输又极为不方便，不利于对全国的统治。平城又是鲜卑贵族集中的地方，守旧势力十分的顽固，严重地束缚了鲜卑族封建化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进一步同汉族地主阶级紧密合作，摆脱保守势力的束缚，移风易俗，实行文治。
孝文帝深知迁都不易，必然会遭到贵族和大臣的反对。他于是先下令太常卿王谌占卜，结果是个十分吉利的“革”字卦。孝文帝于是兴奋地说：“此是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好卦。”于是他精心编导了一幕“外示南讨，意在南迁”的“戏剧”。一天，孝文帝召集文武大臣，宣布出兵攻打南齐。不料，任城王拓跋澄率先起来反对，许多官吏也随声附和。退朝后，孝文帝单独留下拓跋澄，坦率地对他说：“今日之行，诚知不易。国家兴于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但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倍为甚难。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室中原。任城以为如何？”他意思是说，北魏自北方兴起，建立了国家，但都城却太偏远，不适合于统治中原，因此应南迁，改变过去的习俗，以适应新的形势。经孝文帝一点拨，拓跋澄顿时明白了孝文帝的意图，于是积极拥护南下迁都的主张。孝文帝又问拓跋澄道：“北方的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怎么办？”拓跋澄说：“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做出非常之事，你就放心干吧！他们敢怎样？”听了拓跋澄的话，孝文帝高兴极了，于是决定马上南征。
公元493年6月，孝文帝命令在黄河上架桥铺路，准备大举南征。9月，孝文帝率领二十万大军南下，直奔洛阳。到洛阳后，他巡视了洛阳故宫旧基，目睹残垣断壁，他感慨万千，口中不禁咏起《诗经，黍离》中的：“懂得我的人，说我是心里烦恼；不懂得我的人，说我有什么好追求的呢？”这之后，孝文帝对挺进中原的信心更加坚定了。当时正逢秋季，淫雨霏霏，孝文帝身披铠甲，风雨中，跃马扬鞭，下令部队继续南下。大臣们纷纷跪在御马前，叩头哭劝，请求停止讨伐南齐。孝文帝看到时机已成熟，于是斩钉截铁地说：“如果不继续南征，那么就应该迁都到这里，在中土发扬光大，这是大好时机，不知大家如何看待？”并当众宣布：“立即讨论这事，不得有丝毫迟疑，想迁都的站到左边；反之，则站到右边。”随行的贵族自安定王拓跋休以下，几乎都站到了右边，表示不愿迁都。拓跋澄见此情景不妙，便说：“想成就大业就不必和一般人计较，只有非常之人才能成就非常的事业！”他同意停止南征，迁都中原。上自贵族、大臣，下至鲜卑族士卒，多不愿南迁，但迁都总比南征厮杀要好得多，于是也都勉强同意迁都。公元494年11月，北魏正式迁都洛阳。
洛阳曾是东周、东汉和西晋的都城，一直是北方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迁都洛阳对北魏和拓跋部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迁都洛阳后，孝文帝于是将改革的重点放在本民族身上，下令改变鲜卑族原有的生活习俗，积极地学习和接受汉族的先进文化、典章制度及生活方式。
到洛阳后，孝文帝随即颁行了一系列汉化措施：
（一）改革士民鲜卑的服装为汉服。公元494年12月，定都洛阳刚一个月，孝文帝便下令，改革鲜卑族的服饰习惯。以前，为适应游牧的生产和生活，鲜卑人习惯披发，服装左开襟，妇女头戴帽子，穿夹领短袖小袄。进入中原以后，鲜卑人的这套装束与人数众多的汉人很不协调。孝文帝于是禁止鲜卑贵族、士民穿胡服，一律改穿汉族服装。第二年12月，孝文帝在光极堂会见群臣时，当场将汉族样式的冠服赏赐给群臣穿戴，把鲜卑官服换为汉族官服。孝文帝出巡时，见到洛阳街上仍有妇女穿着鲜卑族的服饰，当即训斥臣属，要求严加管束。很快，洛阳城内再也见不到鲜卑族的服装了，都改穿了汉服。
（二）朝廷官员改说汉语，禁止使用鲜卑族语言。北魏建国以来，尽管朝廷要求汉官必须讲鲜卑语，但在朝廷上，他们往往鲜卑语和汉语混用。语言障碍很大，为此还专门设立了翻译官——译会使。随着统治地区的扩大，语言不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公元495年6月，孝文帝下诏曰：“不允许在朝廷讲北方土话，如果有违背的，革去官职。”他还强调说要断绝鲜卑语，只允许讲洛阳话。他还作了具体规定：“三十岁以上的鲜卑官吏，因为习性已久，要逐渐地改用汉语。三十岁以下的鲜卑官吏要马上说汉语。假如故意说鲜卑语，即降爵罢官。”他的这一措施促进了汉族和鲜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鲜卑族兴起了对汉语声韵学的研究。在陆氏家族中，出现了我国一位著名的声韵学家陆法言。鲜卑族的民歌也被译成汉语，收集在《乐府诗集》中的大部分北朝民歌，便是在孝文帝改用汉语后译成的。
（三）改用汉姓，确立门第等级。鲜卑族的姓氏多为复姓，如拓跋、独孤、贺楼等，公元496年正月，孝文帝下诏说：“北方人把‘土”说成‘拓”，后来又用‘跋”代替。魏的祖先也是黄帝，因为拿土尊王，所以称为‘拓跋氏”。所谓土，是以黄色为主，是万物的来源，因此，拓跋最好改为元。各位功臣们，如果你们的姓氏重复了，最好也改为单姓。”于是，决定将鲜卑的复姓改为音近的单音汉姓。孝文帝先将自己皇族的拓跋氏改为元氏，定为最高门第。接着将丘穆氏改为穆氏，独孤氏改为刘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贺楼氏改为楼氏，勿忸氏改为于氏，纥奚氏改为嵇氏，尉迟氏改为尉氏，将这勋臣八姓定为与北方汉族门第的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李氏，荥阳郑氏四大姓同等，其余贵族改姓后和汉族的士族相当，在鲜卑贵族中确立了“以贵袭贵，以贱袭贱”的门阀制度，孝文帝共将鲜卑族的一百多个姓氏改为汉姓。他还鼓励皇族、鲜卑族与汉人士族通婚。孝文帝立汉臣李冲的女儿为皇后，还让他的弟弟娶汉族世家女儿为妃。通过联姻，使鲜卑族贵族同汉族士族地主阶级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孝文帝大张旗鼓地改革鲜卑族的旧风俗，力图消除民族间的差别，缓和民族矛盾，从而加速了北魏的封建化，巩固了鲜卑族在中原的统治。
巩固改革
自公元484年冯太后、孝文帝改革以来，就遇到了鲜卑族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和抵制。然而，冯太后、孝文帝并没有因此而却步，他们力排众议，持之以恒，不断深化改革，巩固改革的成果。
百官俸禄制度的制定，使清廉的官员得到了一定的补济，贪官污吏也因此有所收敛，这是改革迈出的第一步。这项措施对那些侵占公物、勒索百姓的贵族、官吏却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因而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和忿恨。淮南王公然提出停止俸禄制，恢复自筹费用的做法。冯太后召集群臣，当众批驳他，坚持施行俸禄制。外戚显贵、秦益二州刺史李洪之，经常搜刮巨额钱财，孝文帝于是将他赐死。在颁布施行俸禄制的当年的秋天，中央政府派官吏巡视各地方政府，先后有四十多名守令因为贪污而被处极刑。
实行三长制，废除了宗主督护制，这是国家有计划、有组织地检括户籍，搜揽苞荫户，扩大编民的一项措施。这对世家大族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中书令郑羲等人认为，三长制看似可用，实则难行。冯太后指责他们太保守，太顽固不化。
孝文帝同鲜卑贵族保守势力斗争最激烈的问题，还算是迁都洛阳。以穆氏、陆氏、贺氏等八大家族为代表的达官显贵在国都平城经营了上百年，都是万贯家产，谁也不愿意迁移。另外，从塞外南下中原，风土人情，生活方式乃至气候环境等都不适应。当迁都的消息传到京城时，众人无不震惊，反对南迁的官僚、贵族大有人在。孝文帝又专程返回平城，劝说留守的官员支持南迁。但是保守官员恒州刺史穆泰，不仅对抗迁都，还蓄谋发动叛乱。他与定州刺史陆睿、安乐侯元隆等密商共推朝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主，企图推翻孝文帝。孝文帝闻讯后，立即命令拓跋澄发并州、肆州的兵卒讨伐，方才平定了穆泰等人的叛乱，保证了迁都计划的顺利进行。
在定都洛阳后，这场斗争仍未中止，而出人意料的是太子元恂带头对抗迁都，反对改革。公元493年，十岁的元恂被立为太子。孝文帝本来希望他认真读书，学习好本领，将来好继承帝位。可是，元恂把他父亲的教诲当作耳旁风。他年纪虽小，却身高体胖，一到夏季，洛阳天气燥热，就难以忍受，因而总怀念平城的生活。因此，他经常对父亲表示不满。在禁止穿胡服的命令下达以后，孝文帝送给他一些漂亮的汉装。他往旁边一扔，仍旧穿他的鲜卑服。中庶子高通悦多次劝元恂要听从父皇元宏的话。他根本不理，还怀恨在心。公元496年8月，孝文帝东巡嵩山时，元恂趁机杀死高通悦，还带领部分人马，轻骑逃回平城。孝文帝获悉之后，中途折返洛阳，立即将元恂召回宫内，宣布了他的谋反罪状，废为平民。后来元恂又想叛逃，孝文帝于是将他赐死，这场战争才宣告结束。
孝文帝的改革使北魏国力大增。于是，他试图灭掉南齐，统一全中国。自公元494年12月起，北魏兵分五路大举讨伐南齐。公元497年2月，又发兵二十万再伐，仍是无功而返。公元499年2月，南齐将领陈显达率兵四万围攻北魏马圈城。3月，孝文帝带兵亲征，大败南齐军。班师回朝后不久，孝文帝大病而死，享年三十三岁。
魏孝文帝在位二十八年，亲政八年，他始终励精图治，致力改革，推动了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各民族的相互融合和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他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改革家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