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天下之本在于国。”
的确 ，国家这个字眼，对我们这个自古便出忠臣的民族来说，一向都是神圣而美好的。古往今来，岁月匆匆千千年，多少仁人志士、英雄豪杰，无不是用自己一生的心血和行动在一笔一划地书写着一个简单而又复杂的“国”字。可叹的是，国家这个字眼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似乎已经显得多少有些陌生了。
然而，863计划自动化领域的首席科学家蒋新松，整天满脑子想的，几乎全是国家的事情。为了中国的机器人，为了中国的自动化，这位被人称为“中国机器人之父”的科学家，拼尽了一生！他说：“科学事业是一种永恒探索的事业，它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成功的欢乐，永远是一刹那。无穷的探索，无穷的苦恼，正是科学本身的魅力所在。我的欢乐，就是无穷的苦恼；我的幸福，就是永远的探索。”
1956年的夏天，蒋新松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由于各科成绩优异，被直接挑选进了中国科学院，分在了自动化控制研究所。北京和中国科学院，都是他从小就向往的“天堂”，年仅25岁的他能一步跨进这个“天堂”，当然是一件令他再高兴不过的事。于是，春风得意的他，从此把干国家大事当做了他一生追求的宏伟目标。
他的天赋、勤奋、热情以及超人的才干，受到了科学院老专家们的好评。不久，他和另外三位年轻人，被称为中国科学院的“四大小才子”！而他，则是这“四大小才子”中的“大才子”！
然而，不幸的事情往往在一个人最得意的时候发生。1957年上半年，由于蒋新松在一次座谈会上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1958年初便被宣布为“右派”，还降了两级工资，紧接着又被调离原有工作岗位，每天开始和一帮老右派一起打扫院子，打扫厕所，以及帮助图书馆清理报纸和图书等。
从此，他原来在科学院春风得意的生活，转眼变成了暗淡无光的日子，仅仅属于他的，只有涂满黑色的沉沉夜晚。在这样的夜晚，蒋新松独自忍受着凄苦，忍受着寂寞，忍受着孤独，同时也恰好获得了一份可以充分享受思考的特权。他思考自己的过去，自己的现在，自己的将来；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科学，什么是真正的科学家；思考什么是科学的精神，什么是科学的本质，什么是科学的灵魂？而他思考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科学到底姓什么？！
在思考上述问题的同时，他还常常思考古今中外的一些伟人：他们为什么会有创造伟业的巨大动力？他们为什么会有推动历史的超人精神？他们为什么会有扭转乾坤的宏大气魄？他们为什么会有充满悲剧的生命历程？
最令他感动的，是司马迁，是孙膑。司马迁遭阉割而写《史记》，孙膑遭削足而著《孙子兵法》。其毅力，其胸襟，其胆略，其精神，是何等的令人感动，令人震撼！尤其是希帕蒂亚、塞尔维特和布鲁诺三位科学家为坚持科学的真理而殉难的故事，更是成了他每晚几乎都要思考的问题：这三位科学家为人类带来了科学的火种后，为什么烧毁他们躯体的恰恰都是火？莫非要成“人上人”，就必然要“吃尽苦中苦”？难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就注定要“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就注定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如此几个月下来，当这些思考在他脑海中渐渐溶解消化之后，蒋新松像一只蛹，虽然浑身上下被剥去了一层皮，却完成了一次由天真到老练、从幼稚到成熟的精神蜕变。他似乎终于明白了一个复杂而简单的道理：科学是什么？科学其实就是献身！凡是伟大的科学家，都难以逃脱坎坷不幸的命运；要想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就得经受人间的种种磨难。一当明白这个道理后，他心里一下便显得无怨无悔、心安理得、坦坦然然了。
于是，著名作家海明威的话成了他最好的自我安慰：“一个人可以被打败，但决不会被消灭！”
于是，他咬破食指，在一块白布上用自己青春的鲜血写下了诗人旦丁的著名诗句：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958年6月，蒋新松被下放到河北藁县一个叫茅庄的地方进行劳动改造。蒋新松先是被分配到妇女组干活，干活的内容包括锄草、整枝、打杈、间苗。虽然劳动强度不是很重，可干活的方式却让人别扭：当地农民都习惯蹲着干活，蒋新松却从来没有蹲过，因此几天下来，他便腰酸背疼得再也无法忍受了。于是他又被分配到了老头儿组，再后来，随着他体力的逐渐提高，他又被分配到了青年组。什么打胚、起圈、套犁、翻地、看水、推车，他样样抢着干。老乡们说，蒋新松学什么就像什么，干什么就是什么。
很快，大跃进的共产风刮了起来。在刮来刮去的“跃进风”中，蒋新松的改造就更加频繁了：他今天被派去食堂当管理员，明天又被分到铁匠埔管账；他一会儿被喊去当炊事员，一会儿又被叫去拉风箱；后来，又被派去拉运钢铁。他推着栽有500斤重的废钢铁的小车，进城，出城，再进城，再出城，每天都要往返八次。由于实在太累，他居然一边推着车，一边打瞌睡，等车碰到了田埂上，才猛然醒悟过来。
1958年底，蒋新松回到了北京，被重新分配到了控制理论和生产过程自动化研究室。1962年，由于他表现好，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不久，他写出了一篇研究论文。这篇论文通过层层筛选，决定在瑞典斯得哥尔摩召开的国际计量学会年会上进行宣读。然而，由于他是“摘帽右派”，他的论文尽管最终也在国际讲坛上作了宣讲，可站在大洋彼岸讲坛上的，却是另一个身影。
空高兴了一下的蒋新松这才恍然大悟：摘了帽子的右派，其实还是右派。只是不再叫右派，而叫“摘帽右派”而已。一当他明白了这点后，就像有人在他本来未愈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令他深感不寒而栗！
1963年，随着国民经济元气的逐渐恢复，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又被列入了议事日程。出于工作的需要，蒋新松又被派往兰州炼油厂，参加由国家科委主持的一个自动化试点工作。到了兰州炼油厂后，他经过实际考察和分析研究，又对生产过程中的自动化测试问题提出了有独创性的见解和改革方案，并亲自担任了现场副总指挥。1965年初，他提出的使用伪随机码进行测试的方案终于获得成功。这是国际上最早在大型工业对象中使用的一个最先进的测试项目。这个项目的成功，使兰州炼油厂向着自动化的方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而且比日本早了两年。
1965年10月，蒋新松从北京调到了东北工业自动化研究所，即后来的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他刚一报到，有关领导便告诉他：由他担任科技攻关小组的组长，去鞍钢报到。于是，蒋新松和一帮年轻的技术人员一头扎进了鞍钢冷扎钢板厂。经过一段时间广泛深入的考察研究，蒋新松对该厂的1200可逆冷扎机的自动停车装置问题，提出了新的自动化改进方案。
然而，就在这项研制工作加紧展开之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蒋新松只好回到了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没想到，他刚一回去，一张张大字报便劈头盖脸地向他这个“摘帽右派”刷来。蒋新松对此虽然也感委屈，可在政治这条跑道上，他毕竟不是一名初次上场的“运动员”了。他很冷静，每天该干什么干什么，甚至他站在批斗的会场上，脑子里还照样想着鞍钢的事情。
1967年11月，蒋新松又被通知到鞍钢，组织准确停车装置的试验。蒋新松当然知道，这次试验由于生不逢时，次序较乱，具有很大的风险。1200可逆扎钢机全国只有这么唯一的一台，在这个“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日子里，倘若一旦出了事故，他这个“摘帽右派”即使不坐牢，也肯定会被抓起来。但谢天谢地，1200可逆冷扎机的自动停车装置试验总算获得成功！
该装置很快就投放到了生产运行之中，使鞍钢的生产率和合格率得到明显的提高，既保证了工人师傅的人生安全，又大大减轻了操作人员的劳动强度。经有关专家鉴定，此项工程不仅富有独创性，而且达到了当时国内的先进水平，其设计水平也达到了国际上60年代末期的同类设备水平。
然而，正在这时，蒋新松接到通知：马上回研究所，参加“清队学习班”。因此，1968年8月27日这天（这是蒋新松29年后仍能回忆出来的准确日子），蒋新松刚一回到自动化研究所，就被造反派揪了出来，然后挂上早就用胶合板做好的牌子，押进批判的会场。不久，蒋新松又被研究所定为了第一批下放农村劳动改造的对象。
蒋新松得到通知后，十分震惊。这并非他怕去农村参加劳动，而是怕离开他最深爱科研工作岗位。但长期的苦难，使他早就练就了一股韧劲儿。这种韧劲儿，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一种毅力，更是一种宽广博大的胸怀，一种坦然无畏的人生品格。有了这种精神、这种胸怀和这种品格，面对人生旅途种的种种风雨，他便再也无所畏惧了。
蒋新松回家后，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只轻声对妻子说了一句：“收拾收拾东西吧，明天让我们全家到农村去，换个地方过日子”
“什么？到农村去？他们的心也太狠了！他们凭什么这样对你，你究竟有什么错？”妻子气得浑身发抖。
这是1969年一个普通的夜晚，这个夜晚的蒋新松草草吃了点晚饭，便回到了自己那间狭窄的“书房”里。不知过了多久，妻子突然敏感到了什么，忙偏过头去，想看看丈夫是否已经睡着了。可她看到的情景却令她大为震惊：丈夫坐在一条小板凳上，在自作的8瓦的小台灯下，正偷偷摸摸地趴地床板上专心致志地修改着鞍钢的自动化设计方案。身旁，是一本本砖头样厚的自动化理论书。
妻子的心深深被震撼了——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如此坚强的丈夫。可作为历史的证人，她又无法容忍眼下如此悲哀的现实，所以禁不住了一下便哭了起来：“新松，你、你明天就要离开研究所到农村去了，怎么还……还要搞这些？”
蒋新松望着苦泪涟涟的妻子，心里难受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好久好久，他才说道：“我不搞这些，又搞什么呢？我干工作，不要我干；我学习业务，也不让我学；我到鞍钢搞自动化革新，现在又不让我搞。”蒋新松越说越激动，“你说，我不搞这些，我又干什么？难道要让我去杀人，去放火，去强奸妇女，去天安门喊反动口号！？”
说到这里，蒋新松再也说不下去了。他用双手抓扯着自己的头发，一下坐在了床板上。妻子看见，两滴混浊的泪水，从丈夫干瘦的眼眶里一涌而出。
妻子再也忍不住了，一下扑倒在蒋新松的怀里，失声地痛哭起来：“……这么多年来，你为科学院，为鞍钢，干了那么多工作，做出了那么大的成绩，他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对你？这、这实在太不公平了！”
蒋新松却笑了：“记住，历史从不谴责成功者，只鞭打失败的人。因此，我只有咬牙坚持下去，做一个成功者，才会最终逃脱历史的惩罚和谴责。我要用我的一生来证明，我是无愧于我的祖国，无愧于我的人民的！”
第二天一早，当蒋新松一家正要离开之际，工宣队的代表却气喘吁吁地跑来通知说：“不去农村了，马上去鞍钢！”
原来，鞍钢不能只“抓革命”，还得“促生产”。“三结合”革命领导小组马上要成立，像蒋新松这样的技术权威不“结合”进去，鞍钢冷轧钢板厂的自动化技术改造无法进行，工人师傅们也不答应。于是有关部门决定：蒋新松必须马上重返鞍钢。
1974年9月，蒋新松为鞍钢设计的数字模拟式复合张力调节系统，几经磨难，试验终于获得成功！经过实践的检验，蒋新松设计的这台自动化控制设备，达到了国内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先进水平。而且，从技术指标的运行情况来看，还超过了60年代末期中国从西德和日本引进的同类自动化控制设备。接着，蒋新松又接受了鞍钢第三个大的项目：研制可逆冷轧机的厚度控制系统。
1975年底，蒋新松设计的这第三个研制项目再一次获得成功。经过生产试验，质量完全合格，其控制原理和控制方法均达到70年代同期国际先进水平。该项目不仅被国内一些高等院校立为教学研究的课题，而且还受到了日本和西德同行专家们的好评。
1978年，当了长达20年右派的蒋新松终于获得平反。
熬过了20年严冬，“新松”已变成了“老松”。20年的“右派”非但没有把他压垮，他反而真像高山的一棵松柏，越是风吹雨打，越是雄健挺拔。从此，他的生命开始进入另一个季节。
像类似蒋新松这种情况的人，在当时的中国可谓千千万万。这类人复出后，一般有如下四种表现：一是由于几十年的磨难，才华早已耗尽，信念已经摧毁，剩下的时光就是如何保住老命，混天度日，苟且偷生；二是大权在手，春风得意。在“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的指导下，滥用职权，尽情挥霍，及时行乐，以此捞回多年失去的损失，求得心里上的平衡；三是整天抱着一本过去自己挨整的“老帐”，东跑西颠，上告下访，年年月月，日日夜夜，没完没了的“算帐”，仿佛只有“算帐”，才是自己最神圣的事业；四是忘掉过去，着眼未来，不讨过去的“债”，只算明天的“帐”，完全以一种新的人生姿态去追赶时代的步伐和迎接新的挑战，尽可能利用剩下不多的生命再为国家做些事情，以实现自己毕生的追求和梦想。
蒋新松属于后者。
平反后，他的想法很简单：活着干，死了算。自己既然平了反，好不容易获得了一个名正言顺的报效国家的机会，就应该珍惜，再多为国家做几件事情。因此，国家的事情，依然是他心中最大的事情。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共和国迎来了第二个科学的春天。就在这次会上，蒋新松在鞍钢所搞的三个自动化项目，引起了科学界的高度重视，并被大会授予了“全国科学大会奖”！同年10月，蒋新松被晋升为副研究员。
1979年5月，他被任命为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机器人研究室主任。于是，20年来第一次真正获得了科学研究权利的他，马上便把自己的科研目标，明确定在了自动化科学的前沿——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研究上。
其实，早在八年前，蒋新松和他的同事们便在国内首次提出了要搞机器人的设想。那是1971年，研究所的另外两名专家——吴继显和谈大龙，当时也有要搞机器人的想法，三个人便经常在一起悄悄议论此事。他们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是20世纪的三大技术之一（另两个为原子能技术和空间技术），国外在工业、农业、医疗、军事等领域，已经有了应用，而中国还是一片空白，他们应该肩负起填补这个空白的责任。
1972年，当时的室主任吴继显提出了搞机器人的设想。蒋新松和谈大龙当即表示赞同，于是三人便联名给中国科学院起草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的研究申请报告。同年10月，中国科学院在沈阳召开的电子、自动化科研工作座谈会上，此报告受到了与会者的重视。
从1973年3月起，蒋新松、吴继显、谈大龙三人便在北京开始了有关机器人的调研。他们到了地质部、石油部等部门和单位，一边调研，一边宣传机器人。当时的中国，都在忙于搞政治，闹“革命”，几亿个“革命者”吃了饭都闲着没事干，谁还顾得上去搞什么机器人？所以当蒋新松他们向别人讲起机器人时，别人都像在听《天方夜谭》。甚至有时他们刚一说完，别人便忍不住想笑，又不好意思当着他们的面笑，便背过身子去笑。为了讨好别人，以取得别人对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他们无论走到那个部门，见人就给人家敬烟。可由于他们穷，买不起好烟，只能买两毛钱左右一包的烟，所以别人一见他们递烟过来，本来会抽烟的，也忙说“不会不会”；有的还比较含蓄，一见他们刚一掏烟，便忙说：“算了算了，就抽我的吧！”他们当然不好意思抽别人的烟，也只好撒谎道：“不会不会！”洽谈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正当蒋新松他们在北京到处碰壁之时，一天晚上，吴继显的爱人从沈阳偷偷打来电话说：不得了了，“家”里有人说，“一个胖子（指吴继显）带着两个瞎子（指蒋新松和谈大龙两个眼镜）在外面到处乱窜，要进行追查！现在已经给蒋新松贴出了大子报。你们赶快想法子先躲起来吧！
蒋新松他们三个人一听，也搞不清“家”里到底是什么来头，只得“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他们就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一样，在接到“紧急情报”的当晚，便火速转移：蒋新松跑到他的老根据地鞍钢躲了起来，谈大龙跑到西安躲了起来，吴继显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便只好跑到地质探矿厂干苦力活去了。
不久，“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三个人奉命回到研究所里，蒋新松受到批判，机器人课题也受到批判。有人在批判会上质问蒋新松：“难道洋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吗？”面对那位无知的兄弟，蒋新松哭笑不得，无言以对。此后不久，有人还在上海复旦大学所办的《自然辩证法》杂志上公开撰文，对搞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研究进行批判，认为这是“唯心主义的伪科学”。面对这些，蒋新松感到，这不仅是某些人的悲哀，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哀。
第一个回合，就这样败下阵来。
1975年，邓小平出台，全国科技形势又有了好转。蒋新松等三人又“旧病复发”，提出要搞机器人，并积极行动起来。可就在这时，反击右倾翻案风又开始了，研究所决定，自动所要为工农兵服务，机器人的课题必须停止。于是，蒋新松受命去了鞍钢，吴继显仍到地质探矿厂劳动，而谈大龙则被派去一家养鸡场，整天挑选哪个是公鸡蛋那是母鸡蛋？
第二个会回合，也这样败下阵来。
现在，第三个回合又开始了。蒋新松出任机器人研究室主任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机器人立为研究室的主要研究课题。他认为，中国的机器人还是一个空白，中国要实现工业现代化，机器人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这是一个民族在现代进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这一步今天不迈，明天也得迈，反正早晚都得迈。因此，1979年9月，他率领中国科学院人工智能、机器人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国际人工智能学术研讨会，同时对日本的机器人进行考察。
在横滨参观日本海洋技术研究中心时，小松制作所研制的八条腿的机器人引起了蒋新松极大的兴趣，因为这种机器人具有在深水中作业的功能。蒋新松看得很上心，一边看，一边琢磨，思路受到很大的启发。他联想到中国的许多特殊作业情况，多年来对机器人人的思考，似乎在那一时刻便碰出了灵感的火花：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搞特殊环境下作业的机器人呢？
这次短短的日本之行，还有一点让蒋新松深受启发，即日本在搞科技开发的时候，总是把社会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蒋新松感到，这种“实用型”的发展模式，避免了科学技术脱离社会实际的弊病，对发展中的国家来说，既省时间又省钱，是很值得借鉴的。
从日本回来后，蒋新松的脑子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思绪久久难以平静下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苦苦思考，他坚定地认为，中国的机器人应该搞，它对推动中国民族工业现代化的进程将会起到举重轻重的作用。因此，他提出：应该面向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战场，大力开展中国机器人技术的研究。
1980年，蒋新松和同事们终于搞出了中国第一台工业机器人。这台机器人试验验成功那天，蒋新松让机器人当众写下了两个大字：中国！
然而，开拓中国机器人发展的道路，到底应该先从哪儿入手呢？
机器人的出现，是人类生产方式的一大进步。
世界公认，人类的第一台机器人诞生于美国，那是1954年。短短六年之后，联合控制公司又生产了世界上第一批商用工业机器人。此后，美国许多大学相继成立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研究室。至60年代末，美国的机器人便到达了一个高潮。
世界上另一个机器人大国是日本。日本的经济由于在60年代末便进入了高度发展期，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便造成了劳动力的严重短缺，因此，从美国大量的引进机器人，便成为当时日本一大革命性的举措。进入70年代后，日本的大小工厂竞相仿制机器人，于是机器人很快在日本尉然成风，从而掀起了日本机器人发展的第一次高潮。由于受到日本的影响，机器人在开始在世界各国得到重视和广泛的应用。到70年代末，机器人便在世界掀起了第二次高潮。一些经济学家预言，机器人将成为本世纪末继汽车产业和电子计算机产业之后的又一大产业。
而1979年的中国，机器人却还是一片空白。
从日本回来后的蒋新松，一直在苦苦思索：究竟如何来填补这个空白？
就在这时，中国南海传来了好消息：油田前景见好！蒋新松在日本访问时，就曾经看到过一篇报导。这篇报导介绍了英国北海油田运用机器人进行诸如海底勘探、井口监视、采油管辐射电位测定作业等取得了好效益的情况。当时这篇报导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他想，中国能不能先从水下机器人搞起呢？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论证后，蒋新松的思路渐渐清晰起来。他认为，从整个人类发展的眼光来看，从一个国家的战略发展方向和长远利益来考虑，进军海洋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而且，进军海洋比进军天空相对要容易得多，因而去海洋开发资源比到天空去开发资源，更省时，更省力，也更省钱。如果能选择水下机器人作为突破口，那么中国工业自动化的步伐便会大大加快，中国开发海洋的步伐也会大大加快。于是，他大胆提出：进军海洋，先搞水下机器人！
他的这个设想提出后，有人给他开玩笑说：“看来旱鸭子要下水了！”有人认为他简直是在说梦话，甚至，还有人说他是神经病！
的确，中国是世界著名的人口大国，劳动力可谓是大大过剩。更何况，1979年的中国，千头万绪，白废待兴，四人帮刚倒台不久，城市的人口就业问题依然是一个大的社会矛盾，因此到底搞不搞自动化的问题还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尽管机器人是机器，而不是人，但面对这种新的机器，人们仍是忧心忡忡，持怀疑态度。因为多数人认为，发展机器人就是像日本和西方国家一样，是为了代替和减轻人的劳动力，降低劳动成本，是为了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所以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人都用不完，还发展机器人干什么？特别是有的工厂，对搞机器人很是恐惧，怕一旦搞了机器人，就砸了工人们的饭碗了，所以只要听说沈阳自动化所的人去了，就大声喊叫：“自动化所的人又来了！”像孩子见了狼似的。甚至还有人认为，一个人在中国才值几百元钱，而一台机器人却要几十万元，一旦出了毛病，连修得没法修，完全是多此一举！
蒋新松对此却有自己与众不同的思维，他认为在中国发展机器人，不是为了减轻人的劳动力，而最根本的一点，是为了提高一个民族的工业化水平，提高劳动质量、产品质量和劳动效益，从而让中国的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而水下机器人在开发海洋中所承担的作业，是人根本无法能替代的。
1980年2月，蒋新松被任命为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第一副所长。五个月后，又被任命为该所所长。上任后的他，第一件事就是把水下机器人立为所里的主攻方向。
为了取得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让搞水下机器人的计划更具说服力，从1980年4月起，蒋新松开始组织调研组对全国20多个单位进行了深入的调研。他还亲自奔赴到南海舰队，深入了解海上潜水作业情况。在同潜水员们的交谈中，他了解到，潜水员在海下作业时，穿着100多斤的潜水服在水下行走，最棒的小伙子至多作业15分钟，便会四肢发软，浑身无力。而且，茫茫海底，能见度极差，20米以下，就很难看清目标，50米以下，便漆黑一团。遇到复杂情况，潜水员只得用手去摸，稍有不慎，深度一旦超过了65米，便会在不知不觉中因氮气麻醉而致死。也就是说，中国的大部分60米以外的大陆架内海底，潜水员们都不能进入，更不用说大陆架外的广阔海洋了。因此，南海舰队方面积极表示：为了加快中国进军海洋的步伐，希望他们赶快研制出水下机器人。甚至有的潜水员还流着眼泪对蒋新松说：“深水作业太需要水下机器人了，你们应该抓紧行动。如果你们真能研制出水下机器人，那不仅能大大提高我们水下作业的效率，还能使我们的生命安全得到保证。”
然而，正当蒋新松在艰难之中积极运作水下机器人之事时，妻子却偏偏得了乳腺癌。医院要妻子住院做手术，并要家属签字，可蒋新松当时正在国外考察水下机器人，妻子只好天天抹着眼泪等了他一个多月。蒋新松考察结束后国后，妻子才做了手术，不幸的是，妻子的乳腺癌已经到了晚期。就在妻子手术期间，蒋新松又正在参加由中国科学院在沈阳主持召开的水下机器人论证会。此论证会事关重大，搞好了，水下机器人就有可能立入国家研究计划；弄不好，很可能就会告吹。蒋新松是水下机器人的主管，在这个会上唱的是主角，自然无法离开，所以他只好医院、会场两边交叉跑。
这段时间的蒋新松，可以说过的是最苦、最累、最难的日子。妻子李希珍和他刚结婚不久，他便被打成了右派，20多年来一直跟着他受苦受难，却始终忠贞如初。现在，他好不容易平了反，翻了身，不仅获得了搞科研的权力，而且还当上了研究所的所长，两口子刚过了几天人的日子，没想到病魔鬼又突然降临到了妻子的头上。这一打击对蒋新松是沉重的，也是致命的，但蒋新松毕竟是蒋新松，蒋新松毕竟是从人生最冷酷的风雨中走过来的蒋新松，干国家大事毕竟是他终生为之追求的目标，所以他暗自下定决心，家里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中国机器人的空白，一定要从他手上填补起来！
于是，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自己的思考，写会议材料，写水下机器人的各种论证报告，7点到医院把妻子的事情安排好，8点准时参加水下机器人的论证会。会议期间，他常常是刚在会上发完言，马上又跑步到医院照顾妻子。妻子的依赖性原本就强，病后更是一刻也不肯离开他，所以他每次一到床前，妻子抱着他便哭，就是不撒手。他只好耐心说服，反复动员，直到妻子停止了哭声，松开了双手，他又才急急忙忙地赶回会场。由于患病后的妻子只能吃牛肉，但他没时间去买，便只有利用开会中途休息10钟的时间，跑步去买，等买上了牛肉，再气喘吁吁地捧着牛肉回到会场，继续开会，继续论证。
到了晚上，蒋新松就更忙了。又要护理病重的妻子，又要照顾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还要总结当天的会议情况和考虑第二天的工作安排。更严重的问题是，北方的的冬天马上就要降临沈阳，降临他的小家，可他、妻子和孩子，还没有过冬的棉衣和棉裤！所以每当夜幕降临，当蒋新松把所有该忙的事情忙完后，这位满脑子整天都装着国家大事的科学家，不得不在一个15瓦的灯泡下，一针一线地为妻子、为孩子、同时也为自己赶做棉衣和棉裤……蒋新松是个模范丈夫，这在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无人不知。他妻子什么都好，就是不会针线活儿，所以从安家那天起，蒋新松便承包了家里所有的针线活儿。他不光会做棉衣、棉裤，还会织毛衣、毛裤，缝补衣服和被子，而且，还做得一手好菜，凡是逢年过节，或是家里来了客人，都是靠他一人掌勺。此外，他干起其他的家务活儿来，也是一把好手，家里的电灯、水管、厕所等一旦有了什么毛病，他只要一动手，马上就好。
不幸的是，妻子手术后才一年，便去世了。中年丧妻，乃人生的一大不幸，蒋新松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他悲痛难忍，欲哭无泪。然而谁能相信，这位坚强的男子汉就在妻子去世的当晚，居然一夜不睡，独自坐在一条小板凳上，一边守着妻子的灵魂，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却背着英语单词！以致于后来他每次出国考察时，成了考察团里最好的翻译。
为了争取早日定下水下机器人这个课题，蒋新松又跑到北京，找到中国科学院技术学部主任、学部委员李熏，向他详细汇报了研究水下机器人的打算。李熏先生听了后，很受感动，当即表示支持。他说：“21世纪是进军海洋的世纪，我们应该有所准备。我们既然已经能上九天揽月，也要下五洋捉鳖！”不久，历经了四年坎坷风雨的水下机器人终于在1983年正式立入中国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并正式命名为“海人一号”。
然而，水下机器人的研制，是一项综合性的高技术，不仅国内尚无先例，国外也是在70年代中期才刚刚开始的。所以蒋新松决定走一条自行研制与引进外来技术相结合的道路。
1984年秋，蒋新松率领考察代表团前往美国和加拿大，对水下机器人和国际间的技术合作问题进行考察。在短短三个礼拜的时间里，他们从美国到加拿大，跑了十几个城市28个单位，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数据。特别是美国海军海洋系统中心研制的水下机器人，使蒋新松大开眼界，很受启发。
为了在有限的时间里掌握更多的“情报”，见识更多的东西，蒋新松在考察中从不漏掉一个细小学习机会。他白天争分夺秒参观，晚上便将考察的心得、体会和思考记录下来，每晚都要搞到深夜两三点。由于过度劳累，加上在生活上过于节省，他的心脏供血不足，出现严重不适，但作为代表团团长的他，始终坚持不住高级宾馆，而住美国最便宜的每晚只花10多美元的汽车旅馆；始终坚持不去高级饭馆，而每顿都到华人开的小餐馆去吃点米饭或者面条；始终坚持不租高级卧车，而只要时间来得及，就坚持在美国大街上走路。由于他患有甲亢，有时走着走着，就走不动了，便听下来歇一歇再走。总之，每天能省一美分，就省一美分。离开美国时，他自己什么也不买，而把从自己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钱，全部用来买了一大堆有关水下机器人的技术资料，从美国背到加拿大，从加拿大背到北京，再从北京背回沈阳。等他背着这一大堆资料回到家时，便一下瘫倒在沙发上，再也动不了了。
考察回来后，蒋新松很快作出决策：在自己攻克一些关键技术的同时，再引进美国沛瑞公司的制造技术。但水下机器人属于高新技术，拥有这个技术的国家一般都不肯轻易同意，即便同意你引进，费用也是相当的昂贵。所以当蒋新松与美方提出引进他们的制造技术时，沛瑞公司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一张口要价就是100万美元！
刚刚起步的蒋新松当然不可能有100万，再说，他手里的钱，一分一厘，都是国家从财政收入中抠出来的钱，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他岂能轻易拱手交给对方？因此，当美方到沈阳与他洽谈时，他搅尽脑汁，决定要与对方“讨价还价”。为了准备好一份成熟的谈判底稿，他连续几天几夜不睡觉。结果，在他要向中科院汇报情况那天，刚从一楼走到二楼，便晕倒在了二楼的楼梯口上。为了能使这次谈判成功，他坚持不住医院，又挺着身子，强打精神，陪同美方代表前往大连，可在大连刚下火车，他便又一次昏倒在了火车站台上。
经过临时紧急抢救，蒋新松被迫送回了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急救。打针，输液，输血。高烧不退，心房纤颤，心电图异常，造血机能出现严重障碍。蒋新松早就患有甲亢，每次一旦疲劳过度，便发病。由于这次与美方谈判事关重大，为了能让自己的身体坚持挺下来，他每天都偷服大量治疗甲亢的药物，于是引起严重的毒性反应，致使生命危在旦夕。医院当即决定，做抢救手术，并发出了病危通知。可手术后拆线的第三天，他便强烈要求走出了医院。
后来，又几经周折，终于同美方达成了协议。
1985年12月12日，中国第一台水下机器人“海 人一号”首次在大连港试航获得成功！一年后，“海人一号”又在南海进行了为期40天的实验，创造了我国自行研制的水下机器人深潜水下199米的记录，从而实现了中国水下机器人零的突破，引起海内外的关注。专家们评议后认为，“海人一号”是中国第一台水下机器人，其技术已达到了同类型的世界水平。
1987年2月，国家科委以国家的名义，任命蒋新松为中国863计划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这对蒋新松来说，无疑是一生中最大的荣幸。为了制定好863自动化领域的战略目标，他带领一批专家走访了全国34个单位，最后确定了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和智能机器人两大主题。
在此期间，他身兼多职，既是国家863计划自动化领域的首席科学家，又是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所长，同时还是国家机器人示范工程总经理。这当然就很忙，就很累，但做国家大事，是蒋新松从小的愿望，现在，他终于获得了为国家干大事的机会和权力，因此他暗中下定决心：一定要为中国的自动化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
国家机器人示范工程，是蒋新松当时主管的一个大工程。这个工程起始于1983年。当时，蒋新松根据世界自动化的发展趋势和着眼于21世纪的考虑，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在中国建立一个面向全国、面向全世界的开放的机器人研究开放基地。他的这一建议，得到了科学院和国家计委领导的支持，并作为国家“七五”重大工程项目列入国家计划，同时任命他为国家机器人示范工程总经理。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他带着一个调研组，上到国家10多个部委，下到全国10几个省市，进行认真的调研和反复的宣传。在北京，他每天背着一大捆资料，找这个领导，找那个部门，从早到晚，来回都挤公共汽车，从不打“的”。他患有甲亢，一次由于太累，竟在北京地铁口蹲了一个多小时，等稍稍好一点后，又站起来背着资料继续赶路。而且，每到一处，为了写出详细的调研报告，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到凌晨两三点。
1986年，他因拼得太狠，又第二次住进了沈阳医院。由于白雪球大量减少，他被关进了无菌室里，用一个玻璃罩把整个身体罩了起来。而这时，机器人示范工程马上就要动工，他放心不下，竟悄悄把有关人员召集到玻璃罩跟前，隔着玻璃罩听情况汇报，然后再一点一点的部署工作计划……此后，蒋新松的身体每况愈下。由于他每次从外面回来几乎都要住院，所以他的司机说：“蒋所长就像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每次从外面回来都要先到医院‘修理’一下，然后才能骑上一阵子，接着再修，再骑。”
1988年，蒋新松倡导并亲手创建的机器人示范工程终于完成，并开始投入运行。接着，他以一个战略家的胆识，筹措资金1500万元，将20台点、弧焊机器人系统推向市场，开创了中国机器人产业化的历程。短短几年中，该中心接待了100多名世界各地著名的机器人专家，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该中心不仅成为中国高级机器人以及工业机器人开发工程转化的基地，而且还是高级机器人人才培养的基地和国内外机器人学学术交流的基地。其规模和内容不但在亚洲当数一流，在世界范围也是屈指可数。
与此同时，为了将中国的水下机器人技术向前推进一步，继“海人一号”之后，蒋新松又亲自担任总设计师，带领一批专家们研制成功了1000米无缆水下机器人。但蒋新松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机器人刚刚起步，与国外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那么，中国的水下机器人到底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如何才能尽快达到世界最高水平呢？
众所周知，由于中国现代科学技术起步较晚，不少现代科学技术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的来源于西方，或者是来源于俄国，这就使得中国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和影响。有一部分科学家，总是按照外国的思维模式来确立中国的科研项目，走的完全是一条紧跟外国人的道路。至于这个东西做了以后，对中国社会是不是起了作用，是不是兼容，根本没有考虑；而另一类科学家，则从不接触社会实际，长期把自己封闭起来，只闷着头搞自己的科研，也不管自己所搞的那一套对国家有没有用；还有个别的科学家，则把一个本来是错误的课题当做真理来研究，直到几十年过去了，青丝转为白发，少年变成老翁，才恍然醒悟，原来自己一生所坚持所奋斗所维护的，竟是一个极其可笑的错误。甚至，有的直到死，也依然不知道自己终生所坚持所研究的课题是一个错误。
蒋新松这个科学家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既不愿意跟在外国人的屁股后面跑，也不肯让别人牵着鼻子走，他始终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独特的思维方式。他不注重论文，不注重研究成果的水平，而注重所搞的技术是不是符合国情，是不是在符合国情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是不是能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是不是能确确实实地解决本国的某个具体问题。他认为，科学家们做的东西，不是为了让世界上看了后说一声“很高级”，而是要看它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对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起到了什么作用。因此，每当他在确定某个战略目标或某个科技项目时，不是只单纯的去考虑科学技术本身，而还要考虑科学技术与本国的发展是否兼容；他既立足本国，扎扎实实地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本民族的特点进行认真研究，又总是盯住世界自动化领域的最高标杆，充分吸收外国成功的经验。
于是，时刻关注着世界发展动向的蒋新松，当1991年苏联解体后，他果断地作出了一项惊人的决策：与俄罗斯合作，研制中国的6000米水下机器人！
蒋新松非常清楚，解体后的俄罗斯最需要的是钱，而发展中的中国最需要的是技术。在水下机器人的问题上，中国最擅长的是控制部分，俄罗斯最先进的技术是深水下的密封等。如果两个国家各干各的，很难造出世界上最优秀的水下机器人，但要是把两国最先进的技术结合一起，中国既可以解决俄罗斯不能解决的问题，俄罗斯也能帮助中国克服一时难以克服的困难，这样既可以提高水下机器人的总体水平，又能加快中国水下机器人的发展进度，何乐而不为呢？
蒋新松把自己的这一思想称之为“瞎子背瘸子”的哲学：一个瞎子，一个瘸子，若是各走各的路，各做各的事，肯定达不到目的。但要是让瞎子背着瘸子走路，瘸子虽然腿坏了，但眼睛却很明亮；瞎子尽管眼睛不行，腿却很健康，两人一合作，取长补短，就能做出正常人做的事情，从而实现共同的目标。
但6000米水下机器人属于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高技术，并不比发射一颗人造卫星简单，人造卫星是上天，机器人是入海，从1000米到6000米，国外一般都要经历10年左右的时间，何况又是跨国间的合作，因此不仅风险很大，而且困难重重。
为了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搞成6000米水下机器人，从而实现他宏大构想，蒋新松与1991年夏天带着中国的专家们到俄罗斯海参崴远东海洋问题研究所开始调研、访问。他们从绥分河坐火车俄罗斯，由于当时车站很乱，进站后要绕好长的路才能上火车，为了省时间，60多岁的他，竟从火车轱轳下爬过去。一到俄罗斯，他马上就与对方洽谈，所有洽谈的文件，全由他自己动手用英文起草。为了考察俄罗斯的水下机器人，他们去一个基地参观时，必须先乘小汽艇，才能登上大轮船。为防止晕船呕吐，他一上船就咽饼干，由于没水，他就只好干咽，结果呛得连气也喘不过来。小汽艇在海上行驶，海浪把汽艇抛起2米多高，危险极大，他却只顾四处观望，毫不在意。而且，从小汽艇上大轮船时，必须借助海浪把小汽艇托起的那一瞬间，人才能跨得上去。这当然很危险，可他全然不顾，依然迎着2米高的海浪纵身一跳，上了轮船……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蒋新松先后30多次出国考察，从不讲任何物质条件，从不乱花一个美分。为了省钱，有时他和好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睡觉，并常常亲自下厨，给代表团的同志们做饭。在代表团中，他的手艺是最好的一个，大家都爱吃他做的饭。他把省下的钱，要么交公，以便用这笔钱让更多的同志出国学习（这是国家科委多来出国人员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要么买上一大堆资料，从外国背回中国。他第一次出国，就为研究所买回了第一台计算机。
据国家科委原863办公室主任赵润乔先生说，有一次蒋新松到以色列考察，他白天访问各个大学和研究院，晚上工作到一两点，第二天凌晨4点又开始工作，而且天天如此。在访问和参观中，他一旦发现对方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当晚便加班工作，把对方的经验写出来，再打印出来，第二天便传会到国内。而且，每一份考察报告，都很有深度。考察期间，他对一些旅游观光之类的事情从来不感兴趣，而是一门心思、踏踏实实地去考察每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有借鉴、有帮助、有启发的事情。这与一些拿着国家的美元名曰“考察”实则游玩甚至想方设法、搅尽脑汁也要开开“洋荤”的腐败透顶的“昏官”们形成鲜明的对比。
他去台湾考察时，正是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最为紧张之际，但不管演习的炮声如何惊天动地，他每日依然沉浸在自己的考察中，像压根儿就没军事演习这回事儿一样。每天一考察回来，他就连夜组织全体团员进行讨论，然后亲自用电脑起草出考察报告，第二天便用电传发回大陆。
在俄罗斯考察时，由于俄罗斯当时的经济条件极差，他们一路上连起码的吃住都很困难，不仅吃不上水果，有时连蔬菜都吃不上。蒋新松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每晚住在小旅店里，还要坚持写调研报告，写谈判文件，写考察体会。有几次在途中他心脏供血不足，出现虚脱，可一想到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一想到与俄罗斯合作的机会难得，一想到6000米水下机器人对中国事关重大，他就什么也不顾了，依然坚持硬挺着。
通过与俄罗斯几次艰难的洽谈，俄方终于同意合作，但每天处于饥饿状态中的俄方代表首先提出的问题，是钱的问题。应该说，俄方的要价，若与美国相比，是再便宜再便宜不过了，但即使再便宜，同样贫穷的蒋新松，也无力支付。
为了筹措这笔钱，蒋新松到处“烧香”、“拜佛”，八方求“爹爹”告“奶奶”，整天愁眉苦脸，短短一个礼拜，人便有了老了10岁的模样。有人见他如此不不易，便劝说他放弃与俄罗斯的合作算了，可他是个极有远见和胆识的人，他明确表示，哪怕拼尽最后一口气，也决不动摇。因为在他看来，人生很短，但历史很长，每个人在人类历史的某个阶段，都有属于自己应该承担的那份责任。他作为中国863计划自动领域的首席科学家，就应该为中国的自动化承担起属于自己的那份责任。从长远来看，人类的资源开发，必然会走向海洋，中国大规模地开发海洋的神圣事业，只是迟早的事情，而要开发海洋，就离不了水下机器人。再说，对中国而言，这是一个千古难得的国际合作的好机会，因为俄罗斯眼下正处于困难时期，只有趁此机会，才可能抓住，否则，若等俄罗斯的经济一旦复苏，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也许就会永远与中国失之交臂。而且，此项合作一旦谈成，中国在经济上也会占一个大便宜。因为搞这样世界最高水平的机器人，国外一般都要4千万至5千万美元，而他详细算了一笔帐，中国只需花上1千万元（？）左右的的人民币，便能搞成6000米水下机器人。
天下如此便宜的买卖，岂有不做之理！
蒋新松便跑到北京，找到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有关领导，找到各部委有关部门，详细汇报去俄罗斯考察的情况，反复宣讲搞水下机器人的意义，并大谈特谈自己的构想和打算，希望上级机关能支持这一项目。
蒋新松是个敢于讲真话的科学家，尤其是在领导面前，有什么就说什么，不看领导眼色说话，不看领导态度说话，不按领导意图说话，也不寻着领导的思路说话，更不去为领导的思路作补充。他只要认为真理在自己的手上，就照自己的意见说。而且，倘若与领导发生了意见分歧，他也敢于同领导辩论，甚至争吵。总之，为了工作，他顾不得讲什么形式。他的学生陈大海说，从进20年的历史来看，凡是与蒋新松共事共得较好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在同他的争吵中过来的。据说，他为了把某件事情办成，居然在一个星期时间里和中国科学院的三位院长都发生过争吵，还和一位副院长拍了桌子。但第二天，他一和对方见面，便首先表示歉意，承认自己昨天不够冷静，请求原谅。可他检讨一完，又和你谈他的工作，谈他的观点，谈这件事情如何如何的重要，意义怎样怎样的重大，直到把你说服，同意为他立项，他这才高高兴兴地离你而去。
蒋新松经过八方“游说”，不懈努力，终于有了好的结果：国家科委不仅坚决支持他的这一构想，还把这一项目正式列入863计划。
接着，蒋新松又亲笔上书宋健和朱丽兰，大胆立下了军令状。于是，国家科委决定投资1200万人民币。
此后，与俄罗斯又经过几次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了共识，签订了6000米水下机器人的合作协议。
1995年9月，中国的6000米水下机器人终于研制成功，并在夏威夷东海域成功地通过了深海试验的考核。它的总体水平不仅超过了原俄罗斯的6000米水下机器人，而且还超过了法国的6000米水下机器人。它从1992年4月起动初步设计，到1995年9月完成深海试验考核，只用了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它的研制成功，标志着中国的智能机器人又上了一个台阶，并达到了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它不仅使中国进入了世界上五个具备这种技术的国家之一，而且还使中国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海洋开发中，率先取得了主动权。
蒋新松在主抓水下机器人的同时，还为中国做了另一件大事，这就是他和吴澄等科学家一起，确定并实现了另一个战略目标：在北京清华大学建立起了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STMS）工程研究中心，让上百家企业开始应用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使中国的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CIMS）跨进了世界先进行列，从而为中国的企业走向现代化开创了一条可行的路子。
从1987年到1995年，蒋新松连续四届被当选为863计划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这在863所有专家中，能享此殊荣的，只有两人。
纵观蒋新松的大半生，不难看出， 他是一个死心踏地追求功名的人。但他追求功名，却不追求功利！在他连任四届863首席科学家期间，他参与过的科研项目总共获得各种奖项150多项，即是说，这150多项奖如果他不推辞的话，都应该有他的名字。但是，每次评奖上报时，他总把自己的名字划拉下去，如今挂有他名字的奖项，不过两三项而已。
1995年，64岁的蒋新松退居二线。可他那颗为国家操劳的心，却始终无法退下来。他是《信息与控制》和《机器人》杂志的主编，是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兼职教授，是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机器人协会、中国人工智能协会的副理事长，是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生产组织专家委员会委员，是北京国际高级机器人研讨会主席，是北京国际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讨论会主席……光是这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头衔，就够他忙乎够他遭累的了。更何况，他刚刚卸下了863计划首席科学家的重任，超级863计划（即新的863计划）的担子又搁在了他的肩上。而且，有关水下机器人和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一些新的发展战略及重大技术问题，他仍要操心仍要考虑仍要过问。
当然，他脑子里思考的一个最重大的问题还是：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问题。
总书记江泽民说过，谁能解决中国的大中型企业问题，就真为中国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蒋新松是个一贯想为国家做大事情的人，所以他很想做成这件大事情。更何况他在少年、青年以至后来成为科学家之后，大半生都一直与工厂和企业打交道。可以说，在中国的科学家中，恐怕再也没有人比他更熟悉更了解工厂和企业了，再也没有人比他更熟悉更了解工人和职工了。几十年来，他的双腿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的主要工厂，尤其是近几年，他的心更是无时不牵挂着中国上万家企业的命运。他家的所在地沈阳，就是全国企业的“重灾区”，众多的工厂倒闭，无数的工人下岗，退休老人无望的目光，失学儿童饥饿的小嘴，待业妇女憔悴的面容，大小厂长焦虑的神情，每每令他触目惊心。面东北的乡亲父老，面对全国的庶民百姓，作为一个中国的科学家，他感到汗颜，赶到羞愧，同时也感到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于是，在他的晚年，又一个宏伟的构想在他脑子里诞生了：为解决中国的国营大中型企业问题探讨一条出路！
为此，退居二线的他又开始紧张地忙碌起来。他从北到南，由东向西，从早到晚，一年四季，跑企业，跑工厂，跑学院，跑研究所，采访、调研、咨询、演讲、开会、交流，忙得简直不一乐乎。他生活简朴，出走随便，一路撒脱，无论到什么地方，从无一点讲究。唯一的一个讲究，就是无论走到哪里，他身边总要带着一台电脑。这台便携式电脑，就像他的影子，他走到哪就跟他到哪，从不离身。他白天搞调研，参加各种活动，晚上就独自坐于灯下，把自己的思考一个字一个字的敲进电脑。
作为一个科学家，蒋新松不光脚踏实地的到第一线去考察，去调研，而且对国家宏观的发展也非常的注意。他一有时间，便总是去找一些省市以及各个工业部门的领导，给他们讲国外的情况，讲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思路，尽量把自己的一些科学思想灌输给对方，让对方认识到高科技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潜藏的巨大魅力。在这个过程中，他还特别注意听取对方的意见，掌握第一手材料，看各个工厂企业主要矛盾是什么，问题在哪儿，从对方提出的意见或问题中，再反过来看自己的思路和制定的战略计划有那些不足，应该如何改进。
此外，他对世界高科技和各国生产领域的新动态也尤为关注。他敏锐地看到了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竞争越来越超越了地域的限制；由于自动化技术发展，使中国企业和世界企业的竞争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世界上许多先进的生产方式正在不断兴起，如精密生产等。他感到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新的情况，作为一个中国的科学家，只有去研究这样的新情况，才可能为国家设想出符合新的生产发展规律的科学规划，才可能为中国的大中型企业探索到一条出路。因此，他研究自动化时，便把自动化的进展、生产方式的进步、竞争格局的改变等，联系到一起来思考，来研究。这是许多中国科学家过去没有做到的事情。
经过一段时间对国内国外的实际考察、分析与思考，蒋新松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解决中国大中型企业问题的出路，于是他开始撰写他一生中最后一篇研究报告：《我国制造业面临的内外形势及对策研究》——抓住机遇，参加全球化敏捷生产体系。他决心把自己的认识、思考和策略写出来，送给国家科委，送给国务院，送给中央，以供他们决策时是参考。
在这篇研究报告中，蒋新松从信息时代对人们认识上的影响，研究了信息时代对生产、对统一的世界市场和社会的影响；例举了世界经济进入新的繁荣期的特征；研究了世界生产的形成和发展，市场竞争的三准则；分析了21世纪制造也面临的形势，具体指出了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要问题：1、产品问题；企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3、管理问题；4、质量问题；5、工艺手段和装备落后的问题；6、历史包袱沉重的问题。并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提出了三条对策：1、利用敏捷制造原理对企业进行重组；2、加速产品设计队伍的重建，增强新产品的设计能力；3、利用现代化手段实现现代化管理。
蒋新松认为，中国企业的体制的最大毛病，是大而全，小而全。就是说，不管是一个大企业，还是一个小工厂，本来能力就有限，但只要一组建，就总是把功能搞得又大又全，做出一副包揽天下的样子，好像什么都能干，结果反而是什么都干不了。因此，他反对这种大而全小而全的封建的庄园式体制，提倡全球化的敏捷生产，主张把中国企业的发展放在全球化这个环境当中去，然后用敏捷生产的模式来组织。
为此，他为中国的企业设想了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整机厂。这种厂两头大，中间小。两头大，就是风险大，效益也大；第二种就是成为全球敏捷生产的部件厂。这种厂不求全，也不图大，只在某一个专业上有所作为即可，只为世界某个公司生产某个部件。这种厂虽然赚钱不多，但没有风险，可以先养活自己。等到了一定时候，再求更大的发展。而且，企业的经营过程必须重组，即把一些企业先拆散，再按新的需要和模式组合成一个新的企业。而后将自动化和信息技术作为切入点，对大中型企业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技术改造。这样，可以甩掉原企业的包袱，让剩下的人员自谋生路。
然而，正当蒋新松在为解决中国的国有大中企业问题而努力时，不幸的命运却偏偏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1997年3月25日晚10时30分左右，蒋新松从北京风尘仆仆回到了沈阳。他的手上，依然拎着两样东西：一台便携式电脑，一个黑色公文包。
他一进门，放下黑色公文包，拎着电脑便进了书房。接着，插上电源，启动了电脑。
他现在的妻子张丽珠一看，便忙拦住他说：“新松，你先歇一会儿再敲不行吗？我刚买了一盒影碟，正等你回来一起看呢！”
蒋新松忙解释说：“不行不行，你不知道，我正在做大事情呢！”
“什么大事情？”妻子问。
“告诉你吧，我们国家的大中型企业问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亏损很厉害，必须用科学技术的办法来解决。现在，我通过对国内国外实践情况的研究，终于找到了一条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子！我要抓紧把它写完，尽快送到国家领导人的手上。”蒋新松刚一说完，便又一屁股坐了下去，啪啪啪地敲开了电脑。
第二天——3月26日凌晨4 点，敏感的妻子又被一阵电脑击键声惊醒，她起床一看，蒋新松早已打开电脑，又在敲他的文章了。
7点30分，蒋新松草草吃了早饭，便去了研究所。他前段时间去美国作了考察，发现美国的机器人又搞出了一种新的控制器，于是他要给研究所王所长谈一谈一步如何探索一种新型的控制器问题。
可蒋新松和王所长还没谈上几句，他听说楼下6000米水下机器人的总师们正在开会，便马上改变主意，要到楼下参加会议，因为600米水下机器人5月将再赴太平洋执行重要的勘探任务，有些问题他放心不下。
蒋新松匆匆来到楼下会议室，总师们果然正在开会。他和几位总师一起把有关的几个问题研究好了之后，提出了要大家务必引起注意的几个问题，然后又做了一番战前的动员。他鼓励参加这次任务的同志一定要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一定要树立信心，相信自己的产品没问题，大胆地去执行任务。最后，他还说道：“如果有什么风险，责任全由我来承担，总之大家一定要努力，活着干，死了算！”他的话掷地有声，在场的人听了后都深受感动，颇为震惊。
下午，蒋新松去了机器人实验室。周国斌等几位机器人专家见他来了，都热情的围过来过来问他最近身体怎么样？他说：“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感到太累了！”大家都知道“老蒋”干起工作来是个亡命徒，便劝他多注意休息。可他说“没办法，要干的事情太多，实在是歇不下来。”周国斌和蒋新松是老同事了，彼此多年来都很随便，他见蒋新松一副疲劳不堪的样子，还不听劝，还要硬挺着干，便故意激他说：“你干吧，如果因为没有你地球就不转了，你就拼命干吧，死了我们大家纪念你！”蒋新松见大家为他的身体都急了，便忙开玩笑说：“好好好，明天我就让我的脑袋过礼拜天！”
结果呢？3月27日和28日，国家科委在沈阳召开关于征求超级863计划意见的座谈会，蒋新松是超级863计划中自动化领域的负责人，自然不可缺席。他的脑袋在会上不但没“过礼拜天”，反而还时刻加班家点，他在会上不但认真听取了来自全国国有大中型企业代表的发言，还详细谈了自己对超级863计划的意见以及对国有大中型企业问题的种种认识和思考。他那富有独创性的意见赢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
28日下午，谈大龙等几位机器人专家听说他回沈阳来了，便去会场上看望他。大家在一起聊天，聊得很开心。聊到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时，有人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好，廉价物美，包退包换。蒋新松马上指着几乎两只眼睛都瞎了的谈大龙说：“对对对，你们看，大龙就是廉价物美，还包退包换。”谈大龙忙反守为攻，说：“你老蒋不也是一样吗？本来已经退下来了，一分钱不多拿，还整天满地球的转。”大伙一阵开怀大笑，笑过之后，便劝蒋新松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蒋新松听后笑了笑，还是那句口头禅：“活着干，死了算！”
28日晚，蒋新松从会场赶会家后，洗了个澡，便又打开了他的便携式电脑。他要赶着写一篇记叙自己故事的文章，题目是：《我……》。这天晚上，蒋新松一直写到凌晨2点。后来在妻子的再三催促下，才关闭了电脑。
29日早上，沈阳气温零下8度，北极风6级。蒋新松依然是凌晨4点就起了床，他敲了几个小时的电脑后，便草草吃了点饭，忙着换上一件衣服，准备去鞍钢。不久前，鞍钢总经理特意向他发出邀请，很希望他能去一趟鞍钢，要听听他对鞍钢“九。五”计划中关于技术改革的意见。他与鞍钢有着10年感情，再忙，也没有理由不去。
7点30分，送他去鞍钢的车已经在他家的楼下等着了，可他穿好衣服，提上电脑和公文包，刚要下楼，便感到心脏一阵绞痛，只在一刹那间，整个身体再也无法支撑自己了……妻子张丽珠见他一脸煞白，满头是汗，急忙将他扶到床上，然后招呼秘书王刚和司机上楼。结果，本来等着送他去鞍钢的车，成了送他去医院的车。
完全昏迷过去了的蒋新松被送进医院进行抢救。医生诊断结果：急性大面积心肌梗塞。在抢救过程中，辽宁省副省长郭廷标等领导也赶到了医院。经抢救，蒋新松又从死亡线上活了过来，但在24小时内仍有生命危险，于是医院给蒋新松下了病危通知，并要求蒋新松绝对卧床休息，不要有情绪激动，不要再考虑任何事情，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可他办不到，他无法办到。当时，有好几个事情都在等着他。他不得不思考，他也不得不激动。结果，蒋新松刚刚苏醒过来，便把秘书叫到床前，说：“你赶紧给鞍钢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对不起，今天可能去不了了，过两天一定去！”接着，他又对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王所长说：“我这次病得很重啊，不知能不能逃过去？”王所长说：“你是命大福大，没问题，你就安心的养病吧！”
整个一个下午和晚上，蒋新松几乎都处于昏迷状态。晚上，他妻子和研究所的所长助理王小刚守在他的身边。晚上10点50分，他醒来了，见王小刚守在他身边，便说：“小刚，你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工作。”王小刚见自己的老所长到了这种地步了，还替别人着想，很是感动。这时，妻子听见蒋新松说话，忙阻止他不要说话。此后一段时间里，蒋新松只要一旦醒来，就总想说点什么，可每次都被妻子制止了。
大约到了凌晨3 点50分，蒋新松咳嗽了几声，醒了，又急于想说点什么，可嘴还没等张开，又被妻子阻止了。过了一会，他便有意让妻子去给他拿点东西，把妻子给支走了。妻子刚一走，他便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一样，示意王小刚靠他近一点，然后贴着王小刚的耳朵悄悄说道：“小刚，昨晚我想了一下，那个讲座的题目得改一下。”
王小刚一听，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这才恍然明白过来，原来老所长一晚上都在考虑的，就是关于讲座的题目问题。而这个讲座的题目问题，只有他知道是怎么回事情：不久前，沈阳成立了一个先进制造技术工程中心，这个中心以沈阳自动化所为依托单位，省科委刚批下来。该中心近期要组织一批全国有影响的专家，搞一次讲座，而安排的第一讲，就是蒋新松。住院前，蒋新松拟定的讲座题目是‘先进制造技术’，可就在昨天，蒋新松告诉他，讲座的内容和题目要变一下。
“小刚，现在，国有大中型企业问题是中国最大的一个病人，我们的当无之急，就是要想法医治好这个‘病人’。”戴着氧气瓶的蒋新松说话有些吃力，他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看市里的领导最近很关心大中型企业问题，我准备到时重点讲讲这个问题，题目就叫‘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存在的问题和机遇’，副标题是‘参与世界范围的敏捷制造体系’。你看怎么样？”
王小刚没想到老所长的生命危在旦夕，不但不去多想想自己的病，反而还老想着国有大中型企业这个“病人”，心里十分的感动，可又不忍心让老所长说话，便含着眼泪说：“蒋所长，你就放心吧，我都知道了，你别说话了，等你病好了再说吧……”
但刚过了一会儿，蒋新松又说话了，且很是语重心肠：“小刚，你现在是所长助理，很年轻，以后所里的工作，要努力多做一些……要多学习，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面，才能胜任所里的工作。你们赶上了这么好的一个时代，工作上要大胆地去干，放开手脚去干……另外，要有责任感，压力感，紧迫感……”
“蒋所长，我全都记住了，你……千万别再说话了。”王小刚忍不住流下了眼泪……3月30日上午（星期天），蒋新松的病情有所好转，他自己也感到比昨天好多了，可氧气管、疏尿管和示波器依然还难以离身。他醒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秘书王刚交待：退掉去准备浙江大学和西安交大等地的飞机票，并一定要给对方说明情况，请对方谅解。因为在此之前已经做好了要去讲学和参加会议的安排。接着，他又给王所长安排了下一步863计划的几项工作。妻子见他刚好一点，又没完没了的谈工作，便偷偷跑去叫来护士，制止了他们的“工作”。
这时，他该注射一种叫夷岛素的针药了，可这是一种新注射器，护士还不会使用。蒋新松便先自己给自己打了一针，他一边做示范，一便给 护士讲，如何如何使用。妻子不让他说话，可他说：“没事儿，这是一门新技术，讲一讲，她以后就会了。”果然，蒋新松只给讲解了一遍，护士马上就学会了。
在场的人见蒋新松的病情开始好转，而且精神上十分乐观，看不出一点点刚从死亡线上归来的样子，便都在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连他自己也说了一句：“看来这回我又从阎王那儿逃回来了！”
然而，就在当日下午2点左右，蒋新松的心脏突然再次发作，马上又昏迷了过去。医生马上全力进行抢救，可终因他的心脏早已过于衰竭，便再也没有醒来……蒋新松就这样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中国，就这样永远失去了一位杰出而少有的战略科学家。
几乎所有认识蒋新松的人都说：“蒋新松是累死的。”
而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绝大多数人则说：“蒋新松就是我们所里的邓小平！”
B、机遇比命还要重要
为国家863计划献出了生命的科学家，除蒋新松外，还有李耀通。
李耀通是863计划自动化领域智能机器人主题第四届专家组的组长。如果说蒋新松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机器人专家的话，李耀通则是一位“土洋结合”的机器人专家。
李耀通1943年出生于北京，父亲是首钢的一位技术8级工。首钢的技术8级工当时只有两个，他父亲便是其中之一。但在中学时代的李耀通，便从父亲长期不幸的境遇中开始看到，一个企业若是不搞自动化，光靠作坊式的技术，永远无力改变其落后的命运。于是，他在填写大学志愿时，毅然报考了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
李耀通跨进清华大学的那年，是1961年，而1961年的中国多数人都在挨饿，李耀通也因挨饿得了浮肿病，可他每天几乎爬着上楼梯，也要到教室和图书室坚持学习，所以他的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李耀通不光学习好，组织能力和号召力也很强，在班里和系里，完全是个小领袖式的人物，故他从大学一年级到毕业，一直被班里的同学选为班长，而且每次选举时，他都是全票。
1967年，李耀通从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核工业部西南物理研究院。该研究院位于四川乐山的一个偏僻地带，加上当时正值全国乱哄哄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所以不少人到了那儿后，深感前途渺茫，整天无所适从，也无所是事，渐渐便消沉了下去。可李耀通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始终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是某课题组的组长，一年四季，领着20多个人变着戏法也要搞科研。每天，别人吃过晚饭已经开始出门散步遛达了，他还在办公室里钻研。1977年，他报考李政道先生的研究生，专业过了，英语却过不去（因他在大学时学的是俄语），他便连续用了270个晚上攻读英语。结果，1979年考研究生时，他几乎不费什么力气便过了关。评职称时，别的同志上台诉职时说了很多很多，他上台后则只说了两句：“我这么多年所干的工作大家有目共睹，就用不着我再说了，我只想说的一句话是，你们回去看看，有哪一家装东西的箱子，不是我李耀通做的。”就这两句话，他轻而易举便评上了职称。1981年初，他又获得了硕士学位。
1981年11月，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李耀通作为访问学者的身份被派往美国NASA威斯康辛空间自动化与机器人研究中心、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核聚变研究所和电器工程与计算机系学习深造。别的留学生大都很年轻，而李耀通则年近40，于是为了珍惜剩下不多的间，他加大了自己双倍甚至三倍四倍的学习和工作量。
为了提高英语水平，他几乎不与中国人交往，也从不说一句中国话，而全和美国人“混”在一起。一个学期一个学生最多可以注册13个学分，他就注册了13个学分，连暑假也不放过。结果，需要五到六年甚至七到八年才能获得的博士学位，他只用了三年时间便如愿以偿。接着，他又做完了博士后。由于他出类拔萃的才干和超人的学习成绩，他被特聘为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通过电视给美国的学生们讲课。
李耀通讲课时全用英语，而且是在电视里讲课，这对一个刚去美国几年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可李耀通做到了，还做得相当的漂亮，以致于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李耀通在美国至少呆了20年甚至从小就生活在美国。他讲课时的风度、幽默、以及深厚的学识和准确流利的英语发音，深受学生们的欢迎，所以每当学生们用填表格的形式给授课的老师打分时，李耀通这位在美国的中国教授，每次得到的总是5分（他后来去世后，不少他当年教过的美国学生纷纷打来电话表示哀悼，甚至有的还寄来了钱）。
李耀通不光在教学上很出色，在科研上也是卓有成效。一次，美国能源部在著名的威斯康辛大学中心执行静电堆概念的设计，参与这项设计的只有一个中国人，这一个中国人就是李耀通。就在这次方案设计中，李耀通夺得了最佳设计者的称号，在美国的同行中引起震动。1986年，李耀通用一种新的思维和一种非常规的方式解决了机器人中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而美国最著名的法路马丁博士由于使用的是常规方式，两年之后才得出相同的结论。1987年，李耀通在美国国家宇航局空间自动化与机器人研究中心工作期间，为月球采矿问题提出了微波开采和月球自动机联合群体的概念，并完成了全部的设计与计算工作。他提出的这个方案，很快就被美国国家宇航局所采用。之后，李耀通又在美国加州大学发起和组织了多功能高速公路用机器人的设计和原型研制的工作。他的这项工作得到了加洲交通部的高度赞赏和大力支持……李耀通一个接一个的成就，以及他的人品、学识、气质和风度，给美国同行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那些美国人的眼里，这位个子不高的中国人的脑子里仿佛总是装着各种奇思妙想，天才的火花似乎随时都在不停地闪烁，所以不少科学院、研究所和大公司纷纷向他发出邀请，并以高薪作为诱饵，要他去他们那儿工作；而他一个学期的电视授课结束后，聘请他的校方也决定继续聘请他讲课，并把下学期的课程都安排好了，报酬自然也很优厚。
显然，如果李耀通继续留在美国，凭他扎实的英文底子和已经在美国取得的地位，要想过点好日子肯定是不成什么问题的了。邀请他的美国人也认为，李耀通肯定会留在美国，因为1989年大陆的出国潮正热火朝天，方兴未艾，许多中国人想来美国都来不了，像李耀通这样在美国已经站稳脚跟并“打下江山”的人物，岂有再回去之理？
但李耀通是一个在事业和生活上都喜欢追求新路子的人，他几乎没怎么考虑就决定回国。他当初出国是为了求新，现在他要回国也是为了求新。国内在搞国家863计划的信息他早就知道了，国内改革开放给科学界带来的大好形势他更是十分熟悉。他认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首先应该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民族效力。现在国家大规模的建设正急需科技人才，他没有任何理由留在美国。
再说，他也不愿在美国当个二等公民。美国有许多事情他都看不惯，比如，美国人总是先顾自己，然后才顾别人；如果遇到什么灾难或险情，美国人总是先抢救美国人，然后才可能抢救你中国人。他说，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中国人并不比美国人差，我干嘛要在美国当个二等公民？与其在美国当个二等公民，我不如回到自己的祖国，为自己的国家出把力气。
于是，在美国已经工作生活了8年的李耀通，于1989年又毅然回到了祖国，分在了北京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
李耀通回国时正值80年代末，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智能机器人的研究，而中国却还处在第一代工业机器人的研究阶段。李耀通对此很不服气，他说：“我就不服外国人的气。我们中国人并不比外国人笨，外国人能搞出来的东西，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搞出来！”
李耀通回国后被安排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模式识别室工作。他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机器人的视觉问题进行研究，即研究机器人的眼睛问题。他干起工作来非常认真，特别卖命，晚上加班到凌晨两三点是常有的事情，有时眼睛都充血了，还照样坚持干。
后来，研究室从瑞典进口了一台工业机器人，他对这台机器人进行了反复的研究和试验。为了搞清楚这台机器人，他和他的学生们一起去瑞典进行培训。一般的人到外国去培训，都是外国人说什么，就听什么，外国人教什么，就跟着学什么。可他不同，总是向德国的专家们问这那，经常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对机器人中的一些核心问题，他总是穷追不放。
而且，李耀通是一个很有民族气节、很有骨气的人。他自信外国人能做的事情，中国人也能作，所以他无法容忍外国人对中国人的藐视。一次，他在德国的一家大公司参观，该公司一个较年轻的专家对中国代表团很不客气，认为给中国人讲机器人是白费时间，讲了也听不懂，因此说话时傲气十足：
“我给你们讲机器人，你们能听得懂吗？”
李耀通装着很老实的样子，说：“太具体了，可能听不懂。”
那位年轻的德国专家接着就摆开了臭架子，说：“你们知道吗，机器人是很复杂的，我是在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专门学习过机器人的。”
李耀通一听，笑了：“先生，幸会，我也在美国的这所学校呆过。”
“是吗？”那位德国专家有些惊讶，“你在那儿干麻？”
李耀通说：“对不起，我在那儿呆了八年，你是我的师弟。”
那位德国专家有些不服气的样子，说：“我在那儿念过几年博士！”
李耀通笑了：“我在那儿教过几年书！专讲机器人！”
那位德国专家一听，马上就老实了，并主动过来和李耀通攀谈起来。
李耀通后来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国人和外国人打交道，首先得有自己的实力。如果没有自己的实力，就不可能与外国人平等对话，别人就会瞧不起你，甚至不理睬你。正如朱丽兰常说的那样，只有用珍珠，才可能换玛瑙。你手上没有珍珠，永远也别想换会玛瑙。高技术是永远也买不来的！
为了推进中国工业机器人的发展，让西方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李耀通从德国后来后，一边从事工业机器人研究，一边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班讲“机器人学”。他讲课的形式生动活泼，内容丰富新颖，不少知识都是当今世界机器人领域中最前沿最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深受大家尤其是年轻学者们的欢迎。
1991年，李耀通又主持了中国与日本松下公司有关工业机器人的原点定标的合作项目。这次合作，是日本人出钱，中国人出技术，主要是针对松下机器人计算控制中出现的问题，研究开发新的软硬件系统。这是一项很复杂的技术，国际上当时也只是处于实验室阶段。但当李耀通的研究成果出来后，不仅在国内的机器人身上顺利通过了试验，而且在日本松下公司最新的机器人身上也大获成功。事实证明，李耀通研究出来的原点定标方法，在许多方面都达到和超过了松下公司多年来一直使用的方法。这一创造性的科研成果使日本同行们对李耀通这位年轻的中国机器人专家顿时刮目相看，同时也使李耀通在中国的科技界名声倍增。
1994年，李耀通经过严格的考核评审，荣幸地成为国家863计划智能机器人主题第四届专家组组长。
自863计划开展以来，中国的特种机器人和水下机器人在首席科学家蒋新松和前两届专家组组长谈大龙、卢桂章的领导下，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多年来始终没有什么大的起色，至于如何让其在工业生产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就更是无从谈起。因此，李耀通出任机器人专家组组长后，他除了对具体的科研项目作些适当的调整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思考上，而他首先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工业机器人怎样才能闯出一条新的路子？
对此，李耀通很是着急。因为他知道，早在10年，日本便拥有了14250台机器人，每年机器人的产量高达7500多台。如果将单项用途的低级机器人也包括在内，日本已经拥有产业机器人12万台，到1990年便达55万台。而其他几个国家在1983年前的情况是：苏联1200台，美国4100台，西德1420台，瑞典940台，法国600台，英国371台，意大利1353台，加拿大250台，挪威170台，芬兰110台。
而且，从1983年起，日本又开始投资了1.5亿美元来发展智能机器人。美国则要求把机器人的投资增加20倍，苏联则计划在80年代末生产出12万台机器人。到本世纪末，全世界的机器人的占有量可达200-450万台。于是，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发展机器人立为国策。
可中国的机器人近几年才刚刚开始。
863计划开始后，中国实际上有三条线在搞机器人：一条是一机部；一条是七机部；另一条就是863计划自动化领域。863计划最初主要集中力量搞特种机器人，可特种机器人的用途毕竟有限，所以到了1991年左右，就很难再有大的发展了，便又开始搞工业机器人。但国外搞工业机器人早在1960年就开始了，其热潮也早已消退。
因此，李耀通担任机器人主题组组长后，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机器人主题专家组汇同863自动化领域办公室，决定对工业机器人实行战略转移，从新确定了智能机器人主题的战略思路，即：把工作重点从原来的发展特种机器人转向搞智能工业机器人应用工程，使科学技术向社会生产实践发生倾斜，从而促进中国高技术与民族工业的共同振兴。
所谓机器人应用工程，就是在大型企业中大规模的运用机器人，即把企业机器人化。这实际上关涉到中国的企业到底走什么路子的问题——是依旧走传统的老路，还是重新走一条真正的现代化新路？
李耀通等经过调查，认为在企业中推广机器人的运用，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很有必要。比如，广东中山县电风扇厂，它生产的一种风扇，如果是人工装的，买价就会少2元；要是机器人装的，买价就会多2元。为什么呢？因为机器人装的比人工装的质量好。还有广东顺德鹰牌电扇厂生产的一种吊扇，它一天生产4000台电扇，但有15%要返修，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使用的是人工装配。设想一下，如果它一年生产200万台电扇，就会有60-80万台电扇要进行返修。算算这笔帐，一年的损失该是多大？但要是使用机器人进行装配，返修率则只有5%。此外，正在兴起的汽车行业也需要大量的机器人，因为光一辆汽车的车身，就有3000多个焊点需要焊接。如果用人工去焊，不光效率很低，质量也肯定无法保证；要是改用机器人去作业，不仅效率高，质量也能得到保证。
因此，李耀通认为，863计划既然作为国家计划，而且是国家的高技术计划，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与国民经济发展同步，要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科学技术上起到支持作用。中国整个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制造企业的发展，如汽车、电子行业等，之所以没有市场竞争力，根本的一点就是没有走上自动化生产和规模经济的道路。而从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任何企业要想有竞争力，就必须走自动化生产和规模经济的道路，中国的企业更是如此。这一新的时代的要求，无疑为发展中国的工业机器人提供了一个大好的机遇。
再说，今天的中国，科学家们到了应该走向社会的时候了，科学家们对高科技的研究应该和必须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应该和必须有为国家服务的思想，其科研产品必须投放到市场，其科学技术也应该转移到企业中去，为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推动社会的进步产生直接的作用。科学既是献身，也是创新，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只有走出实验室，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接轨，直接结合于企业，服务于企业，才可能获得一条出路和生路。
当然，有人对此也有异议，特别是有的企业家由于不了解情况，认为搞机器人没用。但李耀通却坚持认为，一个民族的工业要想有所发展，就得有自己的自动化，就得搞出属于自己的具有知识产权的东西。机器人本人就是一个产业，这个产业只有靠自己搞，而不能从国外买。同时，这个产业只有渗透到企业当中去，才可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选择好合适的合作企业，李耀通领着一班人马，南下北上，东奔西走，对全国的重点企业进行调研，进行宣传。然而，机器人一旦要投放到市场，也并非易事，一是因为许多厂家认识不够，二是因为许多厂家资金不足，并且，不少企业开始对他们也不信任，说他们就像一片浮云，风一吹，飘来了，风再一吹，又散了，结果把企业给凉在那儿了。
于是，李耀通提出了“自带粮票，送技术上门”的口号，并要求完全从企业的角度和需要出发，来确定技术设计思想。即是说，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技术，就搞什么样的技术，企业有什么样的要求，就满足什么样的要求，企业想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就给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科学研究与社会生产隔离，科学技术与企业和市场脱节。这种让科学技术完全为企业服务的思路，既能解决企业的真正问题，激发企业的最大活力，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又能为企业节省经费，保证不乱化冤枉钱，因而受到企业的欢迎。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李耀通认为，民族工业的发展，正在呼唤自己的自动化产业，尤其是汽车和电子两大支柱产业，急需机器人化生产装备，以保证高效率地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因此，面对这一机遇和挑战，鉴于中国家电市场的繁荣和汽车工业的崛起，李耀通决定首先把工业机器人向家电企业和轿车工业推进，并以此作为突破口，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由官（政府）、产（企业）、学（学院）、所（研究所）四者相结合的科技发展的路子，从而实现中国工业机器人走向市场、走向产业化的战略大转移。
这一时期的李耀通当然很忙很累。自从1988年回国之后，他就主持完成了9项重大的科研开发项目，在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的前沿领域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贡献，同时还创建了中国科学院复杂系统工程学开发实验室。由于他出众的才华和突出成就，他被当选为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五、第六届理事会理事，被聘为中国自动化学会《自动化学报》副主编、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评委，同时还被当选为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发展中国家委员会副主席。而且，在专家组里，他既要从战略的高度考虑工业机器人的发展方向，又要做很实际的课题研究，同时还要考虑他所领导的研究室的生存发展问题。就是说，他在领导专家们一边搞863计划的同时，一边还要想法挣钱来养活他研究室的科研人员，因为他研究室的每个人每年光向所里交纳人头费就是4.5万元，所以他必须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工作上。
一次，有两家客户找他谈课题，但他马上要去长春开机器人应用工程总师会，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时间，他便叫一家客户跟着他坐火车到长春，在路上谈；而另一家客户则到长春住下来，等他白天开完会后，晚上再和别人谈。这样，整个开会期间，他白天夜晚轮流转，根本无法休息。
其实，就在李耀通们寻找合作企业的同时，一些颇有眼光和远见的企业家一方面出于对民族工业的长远发展着想，一方面为了搞标准化的生产，提高自己产品的竞争力，以便尽快与国际市场接轨，也把目光投向了我国自己的机器人自动化技术。而正是这一相互的寻找和李耀通等科学家们对机遇的成功把握，从而促成了高科技与企业的必然结合，促成了智能机器人主题向生产实践倾斜的战略转移——1995年3月，由李耀通等设计研制的我国第一条自动装配线——机器人自动装配线在广东顺德验收合格；1995年8月24日，李耀通又与中国第一汽车公司、熊猫电子公司以及牡丹电子集团三家大企业签订了关于机器人与自动化生产应用工程的合同；接着，专家组又于1996年10月和中国华录电子有限公司签订了《面向电子制造业的机器人应用工程合作协议》……此后，随着工作的逐步展开，随着机器人在汽车、电子等生产第一线的逐步运用，李耀通所倡导的机器人产业化的步子开始向前推进，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当然，在完成这种旧的科研模式向新的科研模式转变的过程中，李耀通也真切体会到，探索一种新的科研体制，远比研制一台新的机器人复杂艰难得多，因此他也时常深感步履维艰，力不从心。但愈是这样，他愈是感到自己在历史链条中的作用，愈是感到自己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为了牢牢抓住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一十分难得大好机遇，他舍弃了所有业余时间，工作起来几乎到了拼命的地步。
其实，李耀通并非是个书呆子似的专家，而是个最喜欢玩的人。他性格活泼、开朗，潇洒而又幽默，且心胸开阔，从不计较生活中的小事。也许他在美国呆了八年的缘故，他特别崇尚“拼命地工作，拼命地玩。”的人生哲学。在大学期间和参加工作后，他一直都好动，好玩。跑步，爬山，游泳，下棋，打羽毛球，他样样都会。儿子小时，他最喜欢的是带儿子出去放风筝。他做的风筝又大又漂亮，还特别气魄，儿子每次出去参加放风筝的比赛时，他做的风筝总是飞得最高最远，因而总是获得第一。在美国8年的时间里，即便他身兼数职，整天忙得不亦乐乎，但只要哪怕有一点时间，他也总要想法玩上一次。而他最喜爱的是大自然，每个周末，他几乎都要驱车几个小时赶去看大海。每当他坐在海边的礁石上，久久凝望着大海时，他和所有感情丰富的人一样，总会生出许许多多的感悟和联想。他回来曾对中央广播电台的记者说：“有时我坐在海边上看着那波涛汹涌的大海，觉得大海是那样的伟大，而自己却是如此的渺小，于是我想，如果我与大海搏斗一番的话，也许是人生最大的一次享受吧！”
刚从美国回来时，他也同样喜欢玩，一到周末的下午，他便喜欢和别的专家或者年轻的研究生们一起，打桥牌，下围棋，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他在衣服的穿着上，也很讲究，每天上班，总是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严然一副“洋学者”的派头。而且，他还会做非常地道的西餐，尤其爱吃比发饼上那层味道鲜美的奶酪。由于他天生体质出众，再加上他爱好体育项目和户外活动，所以他的身体状况一直很棒。
据他的学生蒋永实说，李耀通老师刚回国那几年，身体特别的棒，他每晚加班熬夜，常常是穿着裤叉、光着膀子干，即便是在秋天甚至冬天，他在实验室里也只穿一件衬衫，别的人都叫太凉太凉，他却一个劲儿地喊热。由于他的身体特别好，体内热能多，所以和我们好像总不是生活在同一个季节里。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他出任国家计划智能机器人主题专家组长之后，他工作之余玩的时间愈来愈少，到后来简直就完全绝迹了；他在衣服上也不再西装革履，也没有时间去西装革履，而是怎么省事怎么来，怎么随便怎么穿；西餐当然也想吃，比发饼上那层味道鲜美的奶酪也时不时向他发出诱惑，可他不但没时间做西餐了，就是连偶尔去品尝一下西餐的机会也没有了，稀饭、馒头，方便面，成了他时常热爱的主食。他只感到要为国家做的事情太多太多，而时间于他却越来越少，于是他越干越狠，越干越累。
家人和同事都劝他注意身体，注意劳逸结合，他说：“道理我都懂，实际上就是做不到，谁让我赶上了这样一个大好的历史机遇呢？谁让我当了机器人专家组组长呢？过去是想干不让干，现在既然有了一个让科学家们大显身手的好机会，我为什么不大干一番呢？个人的身体固然重要，但历史赋予的机遇有时比个人的身体还要重要。没办法，科学就是献身！”
1996你7月19日，多年来一直处于生命极限状态下工作的李耀通，终于病倒了，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李耀通的身体其实早就不行了。
1991年下半年，他就患了腰椎间盘突出，当时病情很严重，腿部的肌肉都萎缩了，可他只卧了一个星期的床，便又爬起来开始工作了。
1993年，他的肝检查时发现有的指标不正常，他吃了一段时间的药，也没怎么注意，又继续做他的事情。
1995年底，他的腰椎间盘突出病又犯了。这次病情相当严重，严重到了他非卧床不可，但由于这时的他是机器人主题专家组长，许多事情离了他就很难办甚至根本无法办，所以他家里的卧室，便成了办公室，他的床头，便成了开会研究问题的最好场所。每天一上班，他不是看文件打电话，就是召集专家组开会研究机器人如何实现产业化的问题。所以，他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几乎也工作了两个月，用他爱人的话说，他人虽然躺在床上，却比在办公室还忙，还累，还操心。
1996年春节过后，卧床两个月之久的李耀通，刚能下床走动，便又开始上班了。这时的他，肝区已经有了反应，但863计划10周年成果展活动开幕在即，而且是件举国瞩目的大事情，他必须全力筹备。等10周年活动搞完后，他又和专家组到云南开会。开会期间，他的肝区就越来越不好受了，他开始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但会议一结束，他又陪同德国公司的机器人专家到东北三省考察，谈有关机器人的合作项目。途中，他几次感到难受至极，同事们劝他先回北京，他不同意，说和德国公司事先有约在先，绝不能因为我的病而失约，再说这次与德方的洽谈很重要。
回到北京后，他仍没时间去医院，因为他带的两个研究生马上要毕业，要进行论文答辩，他是导师，觉得应该让他们及时毕业，便又忙于组织评审工作。等两个研究生的事顺利通过后，他仍然没去医院，因为他的研究室这是正在向自然科学基金会申请一个重大的科研项目，这个项目一旦能争取到手，他的研究室便可获得50万元的研究经费。而他心里清楚，这50万元的研究经费，无论是对研究室今后的发展，还是对研究室每个人员的生存，都至关重要，并且这件事情只有他才有可能办到。所以，为了办成此事，他每天照样东奔西跑，坚持硬挺着。
这时的他，吃什么都开始感到恶心，而且觉得很累，尤其是上楼更累，每次上楼，总要歇上几次才上得去。不少人这才感到这位“拼命三郎”确实不能这样再拼下去了，都劝他休息休息，住院检查检查，他爱人更是多次催促他去医院，可他总是说：“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刚淌出一条路子，机遇难得，等忙完这一阵子再说。”
后来在爱人的再三催促下，他才于1996年6月30日去医院做了身体检查。结果，化验单出来后，所有的指标都不正常，所有的指标都显示了同一个结论：肝癌！。
医生、家人以及单位的领导全都着急起来，李耀通却显得很平静。虽然医生和家人什么也不告诉他，但敏感的李耀通从医生和爱人的脸上已经看出了一切，他心里似乎早也意识到了一切。所以他不但不让别人安慰自己，反而还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到处安慰别人。医生、家人和单位都要他马上住院，可他就是坚持暂不住院，因为有三件在他看来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一是他近期必须到到长春部署关于第一汽车公司机器人的应用工程；二是辽宁邀请他去作关于“工业机器人产业化“的专题报告，已经作好了安排，他必须去；三是自然科学基金会马上要进行重点课题的答辩，他必须去参加这个答辩，也只有他能胜任这次答辩。如果他不去，这个项目就很可能会告吹；要是他坚持去了，就有可能把项目争取下来，就有可能把50万元的经费争取到手。所以他说：“不行，我一定得先把这三件事情做完。答辩的事情我也一定得去，不然我研究室的人下一步没活干。他们要生存，要吃饭，要搞机器人的研究，就必须有活干！”
他爱人说：“你已经到了这个时候，怎么还老想着别人别人！你现在应该想想你自己的病了！”
其实，这个时候的李耀通心里也明白，他自己的生命很可能这次就到尽头了，他报效国家的机会很可能就是到此为止了，但他是一个十分豁达而又乐观的人，再加上在美国受了8年西方文化的熏陶，所以对生死问题看得比较超脱。只是让他感到牵挂的，是妻子和两个孩子，还有多年瘫痪在床的母亲，以及已是80多岁的父亲。他在家中排行老大，是家里的顶梁柱，他一旦真的倒下了，自己的小家和年迈的父母怎么办？
但他更清楚的是，第一汽车公司机器人的应用工程很重要，机器人产业化的步子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很不容易，而宣传工业机器人产业化的问题也很重要。再者，他所创建的的这个研究室刚组建不久，基础还很薄弱，许多有关机器人的研究项目还刚刚开始，他即使不在了，研究室和研究室的人还会继续存在下去，科研工作还要继续搞下去，刚刚拓展出来的的机器人产业化的道路还得继续走下去，所以他还是决定，自己不管将出现什么情况，先把这几件事情做完了再说，先把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这个科研项目争取下来再说。
于是，他依然像没病一样，更不像已经查出了有癌症的病人一样，硬是坚持到长春第一汽车公司对机器人应用工程作了详细的部署，接着又赶到辽宁作了关于“工业机器人产业化”的专题报告，然后便在家里准备答辩的各种资料、片子和答辩的讲稿。
结果，7月10日，李耀通在自然科学基金会上慷慨激昂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成功地进行了答辩，终于争取到了那项能有50万元经费的科研项目。事后令所有参加会议的人感到震惊的是，当时在会上居然没有一个人看出李耀通是一个已经查出了癌症的病人！
当做完这一切后，李耀通似乎再也没有力气支撑自己那芨芨可危的生命了。于是，1996年7月15日这天，在家人、领导和863专家们的再三催促下，李耀通才不得不再次到医院进行复查。
说来奇怪，7月15日这天，恰好是李耀通53岁生日。就在这天，他开创的工业机器人产业化的道路终于迈出了关键而可喜的一步——机器人与中国第一汽车公司合作成功，双方的领导和专家们都云聚在第一汽车公司，举行隆重的剪彩活动。
然而，也就在这天，命运却对李耀通作了极不公正的宣判：经再次复查，他被确诊为肝癌！
7月19日，李耀通这才住进了医院。遗憾的是，由于他的病拖得太久，他的肝癌已经到了晚期，连手术的机会都失去了！
国家科委副主任朱丽兰和林泉秘书长得知消息后，立即赶到医院，并指示国家科委有关部门不惜一切代价，全力配合医院对李耀通的病进行治疗。随后，有关部门很快请来了国内最知名的肝病专家，对李耀通的病及时进行了会诊、治疗。
曾经和李耀通在机器人方面有过合作关系的德国某公司，得知李耀通的病情后，也很快和中方取得了联系，对李耀通和李耀通的家人表示了慰问，并希望能得到一份李耀通的病历。当中方把李耀通的病历传给德国的这家公司后，这家公司的总裁为中国这位难得的机器人专家感到十分惋惜。为了帮助治好李耀通的病，他拿着李耀通的病历在德国到处寻找良师妙方，最后，他通过自己妹妹的关系，终于找到了一位曾经给叶利钦总统做过心脏手术的专家，然后把李耀通这位中国机器人专家的才干向这位专家作了介绍，恳求这位专家一定要想法挽救李耀通的生命。
然而，当这一切在积极地进行时，李耀通的病情却在一天天的恶化着。因为他面对的毕竟是人类至今还难以对付的病魔——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关于李耀通具体的病情，其实家人和医生什么都没告诉李耀通，李耀通也什么都不问，连一句有关病情的话也不提起。他每天就那么平静地躺在床上，不急，不躁，不气，不怒，仿佛一切都很自然，一切都很正常，一切早在他的预料之中，因而他对自己不祥的病情，完全抱以一种温柔的等待的态度。
他首先做 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有关人士找来，详细地交待了工作。当国家科委和自动化所的领导或者专家前来看望他时，他谈得最多的，还是工作，还是机器人。甚至当863计划自动化领域首席科学家蒋新松来看他时，他还提出要和蒋新松探一起探讨面上课题的评审问题，最后在蒋新松的再三劝阻下，他才罢了休。
他的家人为他的病痛心万分，863的专家们也为此深感忧虑，可他依然谈笑风声，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也不可能发生一样。家里人越看他高兴的样子，心里就越难过，他反而还反复地开导家里人。他每天躺在床上，除了想问题，便是与来看他的专家们谈生活、谈工作、谈机器人，就是不谈自己的病情，一副很乐观很自信的样子。当时，与他同屋住院的，有两个印尼人，这两个印尼人不会说中国话，他就每天很耐心的给他们当翻译。这两个印尼人要兑换人民币，他便告诉他们不要到自由市场去兑换，要到中国人民银行去兑换，否则会上当受骗，他还把自己的学生叫来，让自己的学生领着这两个印尼人到银行去兑换。
但李耀通毕竟只有53岁，面对自己太短的人生，他也不时生出几分叹息。尤其是当他一想到自己未竟的事业，一想到刚刚开拓出来的工业机器人的道路，一想到自己正在酝酿却又再也无法实现的宏大的计划，他就流露出一种极其痛苦的表情。他酝酿中的这个计划就是，他要在中国几种有代表性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里，搞5至10个各具特色的规模大、效益高的机器人应用工程，然后再建立2至3个机器人产业基地，并开发出可与世界专业机器人产业公司相比的系列产品。
这是李耀通的梦想，也是他正在为之奋斗的战略目标。遗憾的是，由于劳累过度-，拼得太狠，他终于躺倒在了病床上，再也见不到自己的梦想实现的那一天了。
1996年10月20日，年仅53岁的李耀通终因积劳成疾，突然昏迷，经抢救无效，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第五章 越过传统的围墙
在中国的历史上，知识分子特别是学院派的教授、学者们，大多数从来都是以儒家的风度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他们以谈商为耻，谈钱为辱，“无商不奸”的观念深深地渗透了他们的血脉，因而金钱与经商与他们从来无缘。
然而，进入80年代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子越迈越大，随着国家863计划的深入实施，特别是邓小平发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指示后，一批教授、学者却以一种大无畏的追求精神和崭新的人生姿态，勇敢地走出了校园，走出了书斋，走出了实验室，走出了被传统牢牢襟固了几千年的“围墙”，而后纵身跳进了滔滔滚滚的“商海”，将科研成果与社会发展有机地融合起来，将高新技术直接转化为第一生产力，干起了既可推动社会发展又能挣钱的大买卖。尤其是一批优秀而又较年轻的学子们，在这科技改革的大潮中，更是硕果累累，大显身手，为中国近代科技的历史补写了新的一页。
北京大学的陈章良和清华大学的吴澄，便是学院派教授中两位典型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