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是介于诗与文之间的一类文体。虽然在现代文学文坛上，“赋”并不在四大文体之列，然而在古代、特别是在汉代和唐代时，赋堪与诗歌的地位媲美。
赋从楚辞发展而来。在汉文帝时，“诗”已设立博士，成为经学。在这种背景下，称屈原的作品为诗是极不合适的。但屈原的作品又往往只可诵读而不能歌唱，若用“歌”称也名不正言不顺。于是，司马迁就选择“辞”与“赋”这两个名称，称屈原的作品为“辞”，称宋玉、唐勒等人的作品为“赋”。
赋介于诗与文之间，并且更接近于诗。“赋”的名称最早见于战国后期荀况的《赋篇》。最初的诗词曲都能歌唱，而赋却不能歌唱，只能朗诵。它外形似散文，内部又有诗的韵律。
赋，除了它的源头楚辞阶段外，经历了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几个发展阶段。在汉朝时，赋这种文体首次达到了它繁盛的顶峰。汉赋是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摛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而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汉赋分为大赋和小赋。大赋篇幅较长，规模巨大，结构恢宏，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擅长写大赋的代表。小赋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擅长写小赋。
汉赋在汉朝文坛上，与诗歌一起铸造了盛世辉煌灿烂的成就。
汉赋四大家：
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人被后世誉为汉赋四大家。
司马相如（公元前179～公元前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人，西汉辞赋家。
少好读书击剑，景帝时，为武骑常侍。景帝不好辞赋，他称病免官，来到梁国，与梁孝王的文学侍从邹阳、枚乘等同游，著《子虚赋》。梁孝王死，相如归蜀，路过临邛，结识商人卓王孙寡女卓文君，卓文君喜音乐，慕相如才，相如以琴心挑之，私奔相如，同归成都。家贫，后与文君返临邛，以卖酒为生。二人故事遂成佳话，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所取材。
武帝即位，读了他的《子虚赋》，深为赞赏，因得召见。又写《上林赋》以献，武帝大喜，拜为郎。后又拜中郎将，奉使西南，对沟通汉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写有《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文。
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现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六篇，另有《梨赋》、《鱼赋》、《梓山赋》三篇仅存篇名。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
扬雄（公元前53～公元前18），一作杨雄。西汉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以文章名世。早年所作《长杨赋》、《甘泉赋》、《羽猎赋》，风格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等赋。后来薄辞赋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转而研究哲学。仿《论语》作《法言》，仿《易经》作《太玄》。提出以“玄”作为宇宙万物根源之学说，并强调如实地认识自然现象的必要，并认为“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驳斥了神仙方术的迷信。明人辑有《杨子云集》。
班固（32年～92年）东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扶风安陵人。字孟坚。不死守章句，只求通晓大义。博览群书，诸子百家之言，无所不读。其父班彪在光武帝时官至望都长，才高学博，撰有《史记后传》百余篇。建武三十年（54年）父逝，返里居丧，着手整理《史记后传》，叹其“所续前史未详”，欲竟其业。明帝永平元年（58年），开始撰写西汉一代史书《汉书》。永平五年，被人告发私改国史，被捕下京兆狱。其弟班超上书辩白，书稿送至京师。因明帝阅后有赞赏之词，得释。召至京师校书部，派为兰台令史，与其他五位令史掌管图籍，校定文书。次年，迁为郎、典校秘书。奉诏续撰《汉书》，自此，专注精力，以著述此书为业，历20余年，直到章帝建初七年（82年），基本修成。文辞渊雅，叙事详赡，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体例，整齐了纪传体史书体裁。建初四年（79年）参加章帝在白虎观召集的诸儒会议，辩论六经今古文同异，以史官兼任记录，编成《白虎通德论》（亦称《白虎通义》、《白虎通》）。和帝永元元年（89年）、随车骑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为中护军。胜利后登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作铭辞以记汉之威德。永元四年（92年）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受牵连被免官。洛阳令种竟借机报私仇，班固被捕。同年死于狱中。善作赋，有《两都赋》闻名天下。著有《班兰台集》。
张衡（78年～139年）东汉科学家、文学家。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
张衡张衡勤敏好学，博识多能，在任太史令期间，悉心研究天文、历算，著《灵宪》、《算罔论》等科学著作，并先后发明和制作了举世闻名的浑天仪和地动仪。又曾上疏反对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写有《请禁绝图谶疏》。
张衡的文学作品主要是辞赋和诗。他的散体大赋以《西京赋》、《东京赋》最为有名。这两篇赋合称为《二京赋》，是他早年入京后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作。题材体制均模拟班固《两都赋》，但结构更为宏阔，思想艺术上也显示出某些特色。赋的主旨是规讽统治阶级，有些议论颇为深刻切直。如告戒统治者切莫“剿民以媮乐，忘民怨之为仇”，警告他们要知道“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表现了作者对当时社会危机的深刻忧虑和对人民力量的理解。《二京赋》中描述了以前的同类大赋从未记载的若干新事物，如它对都市商贾、侠士、辩士的活动以及杂技和角抵百戏的演出情况等都有所反映。有些片断描写生动，如《东京赋》中“濯龙芳林”以下一段，仿照《子虚赋》，按东、西、南、北方位铺写景物，语句清新，颇富文采。《西京赋》中写平乐广场观“角抵之妙戏”一段，记述各种技艺的表演，宛如目睹，且是中国古代极珍贵的杂技艺术史料。
张衡的赋还有《思玄赋》和《归田赋》。
《赤壁赋》苏轼手稿“文赋”是赋的一类，是相对于骈文而言的用古文写的赋，也即不拘骈偶的赋，或者说是用赋的结构、古文语言所写的韵文。它是唐宋古文运动的产物。
唐朝时期的文赋领袖是古文运动的发起者韩愈、柳宗元。他们倡导文章宗先秦诸子散文，直接继承古赋传统。以他们为代表的作家创作的一批文章，大多体裁取自先秦两汉赋，有主客两难的赋体特点，同时又运用了不拘对偶的古文语言。
宋代的文赋领袖是同样倡导古文的欧阳修。欧阳修支持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古文运动观念，反对华而不实的骈偶文风，进一步巩固了古文取代骈文的文学语言地位，扩大了古文的文学功能。代表作有欧阳修的《秋声赋》和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同样，《秋声赋》和《前赤壁赋》都保留了赋的主客两难的大致体式，但是扩大了文章叙事议论的能力，使文章更能为时所用。而《后赤壁赋》更是完全突破了传统赋的体制限制，将写景、抒情、议论、叙事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行文汪洋恣肆、潇洒不羁，用整饬的古文写出了铿锵的韵文佳作。
从文学体裁的发展阶段来看，虽然文赋在赋的原有体制上开拓创新、试图挣脱旧有束缚而与当下现实融为一体。但是在增加赋的表现内容和现实性的同时，赋作为一种半文半诗的文学体裁的美感也在流逝。随着前、后《赤壁赋》将文赋的艺术表现力推向巅峰，宋代文赋这种文体也走向了临终的结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