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把这篇序言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于1961年1月4日上午11时左右，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了何其芳。谈话中，毛泽东说到："除了战略上藐视，还要讲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1个1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接着，毛泽东举了书中收入的《宋定伯捉鬼》和《妖术》两篇为例。
说完这两篇故事，毛泽东特别叮嘱何其芳："你可以再写几百字，写战术上重视。"据何其芳回忆，谈话结束时，毛泽东还向他谈到自己最近写的两首近体诗，说：现在不能发表，将来是要发表的。这两首诗，都是批判修正主义的。何其芳说，他后来读到了。
这是两首什么样的诗呢？毛泽东是诗人。面对中苏论战和国际共运的分歧，他自然要借诗言志。但并非每首诗他都愿意公开，也并非每首诗都真正把它当诗来写。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写过不少"读报诗"。所谓"读报诗"，就是读了一些报纸新闻后的随兴偶感之作。仅1959年11月至12月，毛泽东便写了4首"读报诗"，都是七律，属近体诗。内容都是"批判修正主义"的。其中一首便有这样的句子：反苏忆昔闹群蛙，今日欣看大反华。
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
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
……地地道道的"打鬼"之作。
毛泽东给何其芳等说的，当是这几首"读报诗"中的两首。何其芳说后来他读过的，也是传抄件。
何其芳回去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对序言做了修改。1月16日，他将修改的序言又寄给毛泽东，并附上一信，说："《不怕鬼的故事》的序文，按照您的指示，做了修改，送上请审阅、批改。"又说："自己觉得增加的部分"写得不甚满意，"缺乏警策之处。自己又没有能力改得较好一些，只有请您审阅后加以删改。"何其芳在这个修改稿上增写的部分，大概是后来发表稿中的这样的一段："这些故事都说明了这样的道理：总的说来，鬼并没有什么可怕，人是完全能够打败它、制服它的。但对每1个具体的鬼，对于每1个同鬼相周旋的具体的场合，人又必须采取谨慎态度，必须有智谋，然后才能最后取得胜利。这个道理是含有深刻的意义的。虽说世界上并没有鬼，我们古代的传说和迷信既然把鬼描写成为一种能够害人的东西，这些故事的作者就会根据人在实际生活中的经验，根据人同有害的事物做斗争的经验，这样去虚构他们的故事，并从而表现出这样的道理来。当然，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高度的理论上的概括，如果没有他的思想和指引，我们读这些故事是不容易看出这样的意义和教训的。"毛泽东收到这个修改稿时，正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1月18日的会议讲话中，他向与会者谈到了这本书，说："我也60多岁了，我就是不怕鬼。我们很快要出版一本不怕鬼的书。"与此同时，毛泽东读了何其芳的这个序言修改稿后，又亲自执笔在结尾处以何其芳的口吻增写了这样一大段：这本书从1959年春季全世界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修正主义组织反华大合唱的时候，就由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着手编辑，到这年夏季即已基本编成。那时正是国内修正主义起来响应国际修正主义、向着党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的时候，我们决定将本书初稿加以精选充实，并决定由我写一篇序。1960年底，国际情况起了很大变化，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代表会议，发表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反动派、反对修正主义的声明。这个"不怕鬼"的声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声势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丧，反华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读者应当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还多得很，要消灭它们需要一定时间；国内困难也还很大，中国型的魔鬼残余还在作怪，社会主义伟大建设的道路还有许多障碍需要克服，本书出世也就显得很有必要。当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于1961年1月对国内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制定了今后的政策，目前条件下的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又已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的时候，我们出这本《不怕鬼的故事》，可能不会那么惊世骇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