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湖南乡音浓重，在湖南的方言中"N""L"不分，因而在读英语时，常常出现把"night"（夜晚）念成"light"（光、亮）一类误读。每当此时，他就像个谦恭的学生，听我讲解发音要领，随着我的领读，反复练习。他不像有些人学外语，念错几次，便羞得张不开口。始终是爽爽朗朗地大声念，坦坦然然地大声改。
毛泽东学英语的方法也与众不同，他不是从初级课本到中级课本这样读。而是根据自己的特点，从读新闻、时评、政论入手，逐步学习理论文章和经典著作。如《矛盾论》、《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四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英文本。不仅如此，有些经典著作反复阅读，《矛盾论》英文本学过三遍，《共产党宣言》英文本也读过不止一遍。《矛盾论》、《共产党宣言》英文本，他在每页的空白处都用蝇头行草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注解。每读一遍便又注解一遍。
勤奋的努力，到晚年他借助字典可以比较顺畅地阅读英文版政论文章和理论图书，但对文字比较艰深的古典著作读起来还有困难。至于英语会话，因为年事已高，乡音难改，他只能说几句简单的应酬话，用英语对话还不行。作为1个高龄的领导人，能做到这一点已很不容易了。
广收博览离开学习英语，"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就完全倒了个儿。对秘书，毛泽东只明确任务，从来不画任何框框，不做任何硬性规定，更无须事事请示，而是放手让我工作。因此我工作起来比较大胆，心情舒畅。
初到毛泽东身边，我的任务主要是阅读大量的文件、电报、报刊、资料等，研究国际形势和动向；帮他筛选文件、电报、资料；有时口头，有时写成书面材料，综合汇报。我因为除了秘书工作，每天给毛泽东选送文件，汇报情况外，还经常和他一起学英语，因此，接触多，交谈也多，谈话的话题也非常广泛。他总喜欢提出问题同我交谈，经常提出世界和平与战争的前景、世界格局与力量对比的变化、世界的主要矛盾、中间地带、地区形势、各国政治、经济形势及对外政策等问题，边谈边议。有些问题我一时很难答复。譬如，他提出，你看当前和平的可能性大，还是战争可能性大？和平力量大，还是战争力量大？到底是社会主义国家怕帝国主义国家多些？还是帝国主义国家怕社会主义国家多些？他总是根据客观形势做出具体分析。在交谈中，他总是鼓励我大胆地谈自己的见解，我逐渐意识到他不满足于我向他反映情况，而且要求我从理论上做出分析，从战略上进行思考。
1957年8月4日毛泽东给我写了一封信："林克：请找列宁《做什么》、《四月提纲》（1917年）两文给我一阅。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习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甘蔗，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做什么》一文，今译《怎么办？》是列宁1907年撰写的一篇著名文章。文中论述了恩格斯论理论斗争的意义，特别强调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受先进理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四月提纲》是列宁1917年提出的号召苏维埃夺取政权的纲领。
毛泽东的信，对我既有鼓励，又有鞭策，循循善诱，期望甚殷，对我触动很深。
同年10月2日，毛泽东又给我写了一封信："林克：多日不见，有些寂寞吧？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年纪大起来了，是下苦功学习的时候了，但以不损害健康为原则。请你找一部《六朝文挈》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给我为盼！"1957年以前我主要分管国际问题。此后，毛泽东又要我研究国内问题和理论问题，这是有深远的考虑的。当时全国开始转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面临的是如何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新问题，所以，需要学习，特别是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鉴于对外关系的发展和国内大规模建设的需要，他要求我广收博览，开阔视野，并且"偏重一点理论"上的研究，只有如此才能符合新时期的需要，符合毛泽东工作的需要，做到"于你我都有益"。正是在这个时期，毛泽东要我广泛阅读报刊的理论文章，并选择有新意、有创见的文章送给他。他也经常推荐这方面的文章让我阅读。正是由于毛泽东的指点，我的政策水平和理论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