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中国队重返世界乒坛，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
第四着棋：毛主席下了决心--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世乒赛期间，主席说了，要我认真看《参考》，把全部情况及时向他汇报。那阵子我每天跟他谈《参考》上有关的情况反映材料，直谈得口干舌燥，嗓子疼。
有一次参考里有这么一段，我觉得挺有意思，就跟主席说了。这条消息的大意是说4月4日，美国队3号选手格伦·科恩去场馆练球，出来之后找不到车，结果上了中国队的汽车。科恩吃惊地看着一车中国人有些尴尬地说："我知道我的帽子、头发、衣服让人看了好笑。"科恩是个嬉皮士，留着长发。当时中国的乒乓球队队员庄则栋站起来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为表达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物。"于是庄则栋把一尺多长的杭州织锦送给了科恩。科恩也非常高兴。想回赠什么，可发现什么也没带。
那时候中美关系十分僵，双方都处于敌对状态，庄则栋的举动可以说是相当勇敢的。
就这么一条花絮，主席听后眼睛一亮，立刻让我原原本本地把这条消息念了两遍。听完了，他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的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听了主席的话，我心里也挺高兴，心想，这条消息我算选对了。国际上的事很微妙，但这件事看来办到了主席的心坎上。
4月6日这一天，世乒赛就要结束了。毛主席递给我一份文件让我看。这是一份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文件上周总理已经圈阅，并批了："拟同意"3个字和一些批语。毛主席在自己的名字上也亲自画了圈。这说明大局已定，意见一致，不邀请美国队访华。主席要我立即把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
那些天，我的直觉告诉我主席总是有些心事。文件退走后的当天晚上，主席提前吃了安眠药要睡觉。晚上11点多，我和张玉凤陪主席吃饭。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他已经困极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睡去。但他突然说话了，嘟嘟哝哝的，我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我给王海容打电话（王海容同志当时是外交部副部长），声音低沉、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如果是平时跟他不熟悉的人是根本听不懂的。
我一下子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再说，还有10几分钟就到4月7日凌晨，世乒赛已经结束了。说不定外交部早已把意思传给美国人，人家已经回国了。假如我按主席现在说的办，显然与已批的文件精神不符合，完全有可能会办错。主席平时曾交待过，即：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现在他说的算不算数？我当时很为难，去也不是，不去也不行。你想，假如我把主席的意思传错了，人家美国队真来了，怎么办？更糟糕的是第二天主席醒过来说我没说要这么办，那还了得？我岂不是"假传圣旨"？可一想到这些天他苦苦思索中美关系，关注世界对我们派团的反应，又觉得很有可能他在最后一刻做出了新决定。我如果不办，误了时机那还了得？怎么区别？怎么办？我又无人再请示，又不能说："主席，你给我写个字据，免得你不承认。"当时，也没录音机，再说，即使有录音机，谁敢录音呀！请与不请，只有一字之差，办对了是应该的，办错了，后果不堪设想。我当时只有1个念头：我必须证实主席现在是不是清醒的，怎么证实呢？我得想办法让他再主动讲话。
当时，主席坐在床边上，两手重叠趴在胸前的饭桌上，头枕在胳膊上，我坐在主席的对面。张玉凤坐在他的左边。
我决心冒一次险。我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他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主席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主席平时一般都叫我"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我"小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