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写作、定稿的三年中，我国政治思想界和学术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85年底当高放教授指导我定题时，学术界对于工党的认识仍处于传统的思想框架之中。当博士论文答辩会举行时，我党已把工党称为友党。然而，对于工党理论和实践的正确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清理极左传统，从事实出发，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当代世界政治潮流，需要我们有一个更为宽阔的胸怀，更为远大的眼光，更为求实的思维。
完成这部论著，我长长舒了一口气。这是我前半生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我走完了从孤儿到博士的路程。三年攻读博士学位并非一帆风顺。我曾作过中途辍学的决定。当时已困难到常人无法理解的地步。还要坚持吗？“要坚持下去。你是新中国第一代国际共运专业的博士生，不能退下来。”听了导师的话，才有了完成博士学业的结局。
这篇论著是在高放教授指导下完成的。他还为我提供了珍贵的个人藏书，帮我査找难得的外文资料，介绍国内资料收藏情况。他细心校阅了初稿、第二稿和第三稿，提出了大量的意见。其严谨治学、扶植后辈的精神感人至深。他常说：“我不相信名师出高徒，我认为，严师出高徒。”这足见他的负责精神。
本文写作前曾讨教于南京大学教授、英国史学会会长蒋孟引先生东北师大教授卢文中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所王小受研究员。无奈他们溘然而去，谨以此文祭三位先生。
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中共中央编译局老一辈学者殷叙彝研究员、北大国政系曹长盛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程秋原和黄安淼教授，都对本文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耐人深思的问题。人民出版社林穗芳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程西筠研究员、辽宁大学王荣堂、孙非、史树新诸教授，均对本文完成给予极大帮助。以上诸师长令人永志心田。
我爱人吴雅茹和长子刘扬不仅忍受艰难支持我写作博士论文，而且在我修改书稿时帮助作了大量的技术工作。在此致谢。
本书责任编辑徐瑞芝同志在审阅书稿过程中付出大量心血，提出几十处修改意见和其他宝贵建议，使本书增色。在此表示谢意。
鲁迅先生曾讲过，一个人的主张得了反对可以促其抗争，得了赞扬可以促其奋进，唯有如石沉大海或入于大漠一般，才是最可悲哀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作者渴望各方学者批评指正。
刘书林
写于北京海淀万寿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寓所
1988年8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