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海航行靠舵手，浙江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大潮中一马当先，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他们成功的背后依靠的是政府这张有力的大手的支撑……
对于浙江民营经济的认识，大家比较趋同于“老百姓经济”一说，认为浙江的民营经济是政府“无为”的产物；许多经济学家也认为，政府不应太多干预民营经济的发展。那么，政府在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真的就“无为”到啥事都不用做吗？不然！从浙江的实践中不难发现，政府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中，正是不断地运用了“无为”与“有为”的辩证法，不断调整领导方式和方法，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职能，提高服务意识，促进了民营经济上规模、上档次，走出了一条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行经济社会管理的新路子，实现了政府的归位。著名经济学家******认为，学习浙江经验，关键是要学习浙江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服务意识。
一、尊重群众创业权利而“无为”
正是浙江各级政府充分尊重了群众的创造力，保护了群众的创业积极性的“无为”，才赢得了民营经济的百花齐放。
浙江民营经济发展之快、生命力之旺盛令人叹为观止。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也随之浮出水面，如何看待民营经济？一位在浙南任职多年的干部感慨地说：“活生生的现实使我悟透了一句话：老百姓想干的事不去阻拦，老百姓不想干的事不去强迫。”为此，温州、台州等地较早提出了“不论成分重发展，不限比例看效益”。几届浙江省委、省政府充分尊重群众的创业权利和自主选择，提出“不限发展比例，不限发展速度，不限经营方式，不限经营规模”。正是这种“不限”、“不论”充分尊重了群众创造力，保护了群众创业积极性的“无为”，迎来了浙江民营经济的春天。
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内生因素，但政府的“无为”也为其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以温州为例，温州政府的“无为”为“温州模式”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进而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先驱，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缓冲和保护作用，降低了民营经济产生和发展的风险，降低了民营经济的经营成本。倘若没有这种“无为”，“温州模式”恐怕早已胎死腹中。温州市长钱兴中说：“在温州，凡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时，先服从实践。”于是，有相当创造力的和创业积极性的温州人搞起了个体工商业、服务业、家庭工厂、挂户经营、买卖合同、长途运输、雇工经营、合股经营、（资金）聚会等等。
绍兴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起大力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提出放心、放手、放胆发展民营经济，只要能够发展，对民营企业的规模、民营经济成分进入的领域不加限制。绍兴现在的民营经济不仅存在于工贸领域，还出现在教育、公用事业如供水、医院等等。民营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二、自觉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是“无为”
正是浙江各级政府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自觉地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无为”，才使民营经济能在市场经济中大显身手。
金华市副市长王挺革的一席话说得好：“政府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比企业聪明，其实，企业比政府要聪明。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市场的水冷水暖，水中的‘鸭子’比你要早知道。所以，政府只能做生产关系的文章……不能直接做生产力的文章，但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浙江，各级政府自觉地从竞争性领域退了出来，把市场的大舞台让给了企业，在自由的市场上，民营企业得以大显身手。
******将浙江与西部省份做了一个对比：在资源配置方式上，西部很多政府不愿意将配置资源的权力下放到市场或者直接交给企业，结果导致当地的经济没有活力，企业没有竞争力；而浙江则不一样，浙江将很多资源都下放到企业，资源的配置方式是完全市场化的，这自然有利于促进地方企业的发展和提升其参与市场竞争和分配的实力。
台州在调整企业（主体）、市场（客体）、政府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时，努力减少政府直接参与或干预经济活动，退居幕后，突出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而政府的工作重点，则转移到创造良好的环境上，政府主要的工作是创造宽松的环境，对经济活动从宏观政策上给予指导。以企业信贷为例，台州市的做法不是像别的地方那样由地方政府出面直接干预银行的经营活动，要求实行“点贷”，而是通过大规模调查摸底，把好的企业推荐给银行。
三、政策引导要“有为”
正是浙江各级政府通过政策引导的“有为”，从而使民营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
浙江各级政府顺应民营经济发展的需要，先后出台了许多在全国率先改革的法规和措施，如中国首份（批）个体工商执照和首个关于私营企业的地方性法规，首家实行利率改革的信用社和首家股份合作制的城市信用社，首个股份合作制企业和首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地方性法规等等，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支持、引导民营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
在浙江，许多地方政府都能从实际出发，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出发，创造性地制定政策，引导民企发展。这些政策，通过放宽市场准入、放开经营范围、简化审批登记手续、鼓励民营工业企业进入工业园区、减税、引导民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包装上市等一系列措施，使民营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在温州，政府为鼓励民营工业企业进入工业园区，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使当地这几年的项目中有80%进了工业园区。工业园区的建设与发展，对温州经济的持续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为进一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和改善投资环境，温州市2003年提出了建设“信用温州”的要求，并专门制定了相关政策和保障措施，力求提高温州整体素质和形象。
宁波政府为进一步开放民间投资准入领域，实行了积极的开放型投资准入政策。据介绍，政策规定除涉及国家安全和必须由政府垄断的领域以及国家明令禁止的行业外，所有其他领域都允许民间资本进入；入世后凡我国对外资开放的领域先对国内民间资本开放；凡允许民间资本准入的投资领域，在税收、土地使用、开办企业、项目审批和银行贷款等方面对民间法人和自然人与国有单位一视同仁。此外，这项政策还鼓励民间投资以独资、合作、联营、参股、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经营性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建设，民间资本在进入城建、交通、卫生、教育、文化、社会福利等行业时，都享有相应的配套扶持政策。
绍兴市制定规定，帮助和鼓励民营企业通过改制上市。在上市前期加大政府的指导力度，各县都由财政拨款成立了上市办，上市办的工作就是专门帮助民营企业改制上市；为民营企业上市提供配套服务，如帮助他们选择券商等中介机构、组织民营企业家去香港、新加坡等境外资本市场考察等。企业改制过程中遇到的政策障碍，基本上都由政府出面帮助解决。
当民营经济发展出现问题时，浙江政府以政策为导向，引导民企良性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州出现了低质皮鞋、永嘉虚假广告、苍南的假商标印刷、乐清的无证伪劣低压电器，使温州产生了信誉危机。温州政府通过地方立法，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开始全面整顿，加强质量管理。温州市政府在外出水陆交通要道设立检查站，对皮鞋、低压电器等部分产品出境实行准运证制度，严堵假冒伪劣产品流向外地。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质量立市”的口号，在全国率先制定“质量立市”地方性法规。1992年，温州市政府继而提出以质量和品牌为核心的二次创业的战略目标，引导广大民营企业树立质量意识，使温州货的声誉得以恢复和提高。
四、提高服务意识应“有为”
正是浙江各级政府转变政府职能，不断提高服务意识的“有为”，扶持民营经济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与国际接轨，不断做大做强。
早在1997年，浙江省有关职能部门就开始为大力扶植民营企业集团、民营经济园区、民企著名商标、科技型民营企业服务。省工商局还连续开展了“走千家民营企业、访万家个体工商户”等活动，帮助民企解决实际困难。据介绍，2000年浙江民营企业集团有194家，而到2001年则跃升至301家，其中有170家进入全国民营企业500强。
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浙江对政府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通过健全法制、公开政务、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优化了投资环境，提高了办事效率，为民企充分施展才能、放手创业提供了宽松的环境。浙江各级政府加速了市场培育，尤其是完善了多种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地产市场和技术市场，按照反歧视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透明性原则的要求，给予不同所有制、不同国家、不同领域的经济主体以平等竞争的机会，降低市场门槛，打破垄断，让多种生产要素按边际效率最大化要求自由流动，为民营经济营造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为保护市场经济秩序，浙江进行了以诚信为中心的市场经济秩序建设，通过公平、严明的执法，严厉打击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损人利己的缺德行为。
以绍兴市政府为例，该市转变职能，提高服务意识，为民营企业提供了高效、优质服务：创造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土地的出让，按照市价公开竞标；办事透明，绍兴市各级政府都设立了便民服务中心，绍兴市政府将28个职能部门的审批职能全部集中起来，在一个口子受理，办工厂、开饭店三天内就可以办完全部手续；减少审批手续，现在政府部门的审批手续减少了50%以上。目前政府的职能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几个服务机构来实现的：如产权交易中心负责资产买卖，土地储备中心负责土地转让，便民服务中心负责行政审批等。
大本营在台州的吉利公司新添一条汽车生产线，需用地3000亩，当地政府当即集中各有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上门进行审批等相关服务，直到将事情办妥，企业对此深表满意。
浙江民营企业为什么能长足发展，浙江省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卓勇良从浙江的历史、地理、人文环境作了详细的分析，并着重谈到政府在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定位。
卓勇良说，从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政府的定位非常明确。一是政府以支持的态度，放手让百姓去干。二是政府思想解放，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三是浙江政府尊重群众的创业精神，而且在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不会看不起小企业，在这些企业档次低、规模小的时候，就引导它们看到了远大的前景。四是领导的精力不仅放在大企业上，而是注意“照顾”好中小企业，“照顾”并不是给优惠政策，而是不让别人“欺侮”它，给这些中小企业建起了一堵“保护墙”。
宁波方太集团董事长茅理翔说，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快、势头好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整个浙江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很放得开，政府能放手让民营经济发展，创造了适于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是浙江人在创业过程中人人都想当老板的意识很强烈，人人都想在市场经济中创业拼搏，出现了家家是工厂、户户办企业的热火朝天的局面。宁波有很多民营企业开始都是挂集体、乡镇企业的名的，1992年后开始转制。宁波政府对转制的态度非常开明，苏南集体企业改制一直改不下来，而宁波政府对改制决心大、思路清，转得很彻底，股权集中到创业者手上，使民企产权明晰，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对充分发挥民企的活力发挥了很大作用。
三星奥克斯董事长兼总裁郑坚江说，宁波民营经济的特点，与温州、台州完全是由纯粹的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不一样，我们早期多数是乡镇企业。当时我们学习过苏南模式，但苏南模式也有问题，后来政府就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当时宁波政府提出过“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对绝大部分乡镇企业进行经营机制的改革，将资本和资产分流给个人和企业的经营者，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企业又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形成了今天的经营和管理体制。
我们当初进行股份制改造时，政府一律公平对待各种类型的企业，包括税收、土地和各种优惠等，大家都一样。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共同的氛围，只要能创造财富，创造就业机会就会获得认同。
郑坚江说，从我们改制时起，政府对我们的支持力度就一直很大。我们刚改完制，企业没钱，政府就借钱给我们。现在企业壮大了，政府也有意对重点企业扶持，如一些技改贴息，鼓励民营企业技术改造等。现在只要企业投资，不管是哪种企业，政府都会给予土地和税收上的优惠。另外政府在简化审批程序，改善软投资环境上也作了不少努力，这几年宁波政府至少取消了300种手续，也为民营企业营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