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是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和沃壤中孕育形成的，同任何事物一样，有其产生、发展和壮大的过程。
秦朝以前，地方志仅仅出现了萌芽。因为当时仅有一些图籍资料，且述地而不记人，内容、体例单一，权作地方志的雏形。
地记出现于两汉，魏晋南北朝盛极一时，是当时地方志书的主要形式。《史记》的“本记”“年表”“书”“世家”和“列传”对后世方志的体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汉书·地理志》的影响似乎更大，使后世方志虽然增加了社会与人文的内容，但仍以述地为主，尚未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内容相对比较简略，体例尚不完备。
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地方经济和地主豪强势力的发展，封建统治者和门阀士族为了自我标榜，维护士族利益，巩固门第制度，地方志又发展成为地方性人物传记与地理志结合的产物。东汉光武帝刘秀为了彰显自己的家乡，曾下令编写了《南阳风俗传》，其他各地随之效仿，“郡国之书，由是而作”，从此开创了各地修志的先河。地记这种志、传结合的形式，影响了全国性的地理著作内容，西晋时的全国性地理志——挚虞的《畿服经》，其州郡及县分野、封略、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凡一百七十卷”。可见，地方志已由《汉书·地理志》影响下的地理类性质，发展到地理、社会、人文内容俱备的方志原型。这一时期，私人修志蔚然成风。东汉袁康的《越绝书》，是浙江一地最早的方志，也是国内现存最古的方志，被称为“开方志之先例”，通常也被看做是地方志的先祖。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以“志”为名的地方志。这都是私家修志的杰作。
隋唐时期，结束了长期战乱和分裂割据的局面，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从而推动了地方志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地方志虽以图经形式出现，但其社会作用日益受到官方的重视。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规定，全国各州郡每3年（一度改为5年）编修一次图经，上报尚书省。如有州县增废、山河改移，则随时上报，边远州县也不例外。如在敦煌发现的《沙州图经》，编于开元年间，是我国最早编写的地方图经。各地图经内容包括建置、沿革、山河走向、物产、风俗与民情、名胜、地名等，其体例与内容已初步具备方志的格局。特别是成书于元和年间的《元和郡县图志》，因图佚失，被后人改为《元和郡县志》，这部地理巨著，对后世的方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地方志事业在唐朝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且有了很大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有影响的志书，但其志书在内容与体例上仍详于地理而略于人文，仍未跳出地理书的范围，在质的方面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