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要建功立业的君主须要端正心态。依法治国是君主实施统治的一附段。法律的颁布应公正严明，条理有序，制度明确。惩罚一定应有力度。更重要的是君臣执法之心坚定不能动摇，说到做到，民众就会畏惧，权威就能得到贯彻，国家就能稳定。所以说：依法治国，做到断案有序也是君主维护天下的一种武器。
朱元璋对刑法的制定与实施，一直比较重视。他在率军南征北战、铲平群雄、开创大明王朝的过程中克敌制胜的法则之一，就是法令严整，军纪严明。同时，朱元璋亲眼看到元朝由于法制不立，纪纲废弛，以致土崩瓦解的事实。早年，朱元璋平定浙东，在陈修为理官，授司律令，就以宽厚为原则。明王朝建立后，为了恢复封建秩序，首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就是法律的制定，整顿纪纲，建立刑法制度，以此体现明初统治者的意志，保证封建秩序的稳定以及封建王朝的巩固与发展。
早在1367年（吴元年）十月，朱元璋就命令中书省制定律令，以左丞相李善长为总裁官，主管制定；以参知政事杨宪、付献，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以及右司郎中徐东、治书侍御史文原吉、范显等二十八人为议律官，参与制定。朱元璋还指出，立法一定要简明适用，使人人易晓。
他还亲自在西楼多次召见议律官，平心静气地讲解律义，以求适当。李善长等人也向他建议。因此，明律《律令》的制定是以唐律为蓝本，在朱元璋的关怀和积极参与之下，于当年十二月二日，编制完成的。《律令》总共有令一百四十五条，其中吏令二十条，户令二十四条，礼令十七条，兵令十一条，刑令七十一条，工令二条。律二百八十五条，其中吏律十八条，户律六十三条，礼律十四条，兵律一百五十条，工律八条。随后，朱元璋下令将此次议定的《律令》刊布于中外，并对李善长等制定《律令》的诸大臣予以赏赐，遵守法令不是少数人的事情，要家喻户晓。为了便于万民皆知，朱元璋于成书的当月，又命大理寺卿桢等编辑一本解释律令的《律令直解》，书成后呈献给朱元璋，他非常高兴，一是此书老百姓能看懂，这样可大大减少他们犯法次数，二是可以防止贪官污吏们营私舞弊，使臣民都有法可依。
明朝建国后，朱元璋认为先前所制定的律令不能适应现今的需要，还应进一步修改和完善。1368年八月，他命儒臣四人，同刑部鲁佐将《唐律》每日写二十条进呈，选择其中可用者保留下来，如果发现有的轻重失宜，则亲自进行增删，并“务求至当”。到1373年，先颁布《律令宪纲》于百官衙门。这一年的十一月，朱元璋又命令刑部尚书刘惟谦等人详订《大明律》，每成一篇就缮写工整呈献给他，他还命人将此篇张贴在宫中的两厢墙壁上，亲自加以裁定。篇目皆以《唐律》为准。第二年二月，考订完毕。其中五刑为笞、杖、徒、流、死。篇目是：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盗贼、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共十二篇。采用旧律文二百八十八条，续订律文一百二十八条，用旧令改为律条的三十六条，增加事例制订律文引条，从《唐律》中选录一百二十三条，总计六百零六条，共分三十卷。
直到翰林学士宋濂写《表》进呈，朱元璋才下令正式颁行，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大明律》。此后，朱元璋修订法律的活动并没有停下来，在实际应用过程中，还经常修订。1376年（洪武九年），朱元璋又命右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人考订，又订正《大明律》十三条。1383年（洪武十六年），他又命刑部对条文进行增订。直到1389年，刑部上奏讲，因年年律条与事例增减不一，影响到断案；因此朱元璋在刑部上奏后，又一次命翰林院会同刑部官员，取历年所增的，参考折衷，以类编人。这一年编订的《大明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名例一卷，四十七条，包括五刑、十恶、八议；吏律二卷；职制十五条，公式十八条；户律七卷，户役十五条，田宅十一条，婚姻十八条，仓库二十四条，课程十九条，钱债三条，市廛五条；礼律二卷，祭祀六条，仪祭二十条；兵律五卷，宫卫十九条，军政二十条，关律二十七条，厩牧十一条，邮驿十八条；刑律十一卷，盗贼二十八条；工律二卷，营造九条，河防四条。把名例律冠于篇首，作为全律的总则，下面又分为吏、户、礼、兵、刑、I六篇，这样的体制，突破了律令十二篇的编排，首创了按六部分类的形式。隋唐以来沿袭了八百多年的封建法律的体制结构至此为之一变。这是加强中央集权在立法形式上的表现。《大明律》体例简明合理，内容上也比唐律更加完备。
这一年重修的《大明律》，增加了镇压反对皇权和封建专制统治为核心内容的死罪条款，加重了对“谋反”“谋大逆”“强盗”“官吏犯赃”等直接危害封建统治行为的惩处。直到1393年，蓝玉之案基本结束后，明王朝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统治已经得到巩固，明太祖才开始逐步减轻刑罚，1395年六月，朱元璋又宣布；过去对“奸顽刁作之徒”的法外加刑，是出于形势需要，非守成之君所用的常法。第二年，皇太孙朱允蚊建议，修改那些苛重的条文，朱元璋又下令修订七十三条。可以说，明律屡经更定，直到1397年，经过朱元璋三十年的反复修订和实践，最后定型，并诏令颁布全国。《大明律》是明朝时代从中央到地方司法判狱的基本大法，这次重新颁布的大明律，终明之世末未再修改。
《大明律》在中国封建社会法典中，是比较成熟的一部，与唐律相比，除体例上有新意外，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但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轻其轻罪，重其重罪”，即明律对轻罪的处罚比唐律轻，而对重罪的处罚又比唐律重，而且大明律还根据时代的发展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如：增加了有关经济的立法，设立了《户律》、《工律》两个专篇和《课程》、《钱债》、《市廛》等几个专卷。还新添了“匿税”、“舶商匿货”、“违禁取利”、“私充牙行埠头”、“市司评物价”、靶持行市钞法钱法伪造宝钞私铸铜钱等许多与商品货币有关的条文，这与明初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关。另外在军事、行政管理及诉讼程序等方面，明律比唐律更加完备。
《大明律》还放松了对间接触犯封建统治行为的判刑。
在对待一般性的侵犯皇权尊严和在祭祀、仪制上方礼、节、不敬行为的惩罚上，明律要比唐律轻。比如：不是有意没按配方配制御药、造御膳误犯食禁、制造的御舟误不坚固等，唐律定为绞刑，而明律定为杖罪；又如宫禁应值不值而私自替代，唐律定为徒、流、绞罪，而明律只定笞、杖罪；另外，大祀及庙享违制、朝贺及迎接诏书失误、擅人宫殿门和御膳所及御在所，擅人行宫营门，无故直行御道等，明律的处罚都比唐律轻，有的甚至减轻数等。对违反封建伦理道德和宗法关系的行为，明律的定罪也比唐律轻得多。如子孙告发祖父母、父母或妻妾告发丈夫及丈夫的祖父母、父母，唐律定为绞罪，而明律定为徒罪。
但是明朝的法律对于直接危害王朝统治的“谋反”等大罪，决不手软。在《名例律》首列“十恶”大罪的处刑上要比唐律更重，一律有着重罪加重的原则处刑，不在常赦之列。故称“十恶不赦”。“十恶”是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毒不睦不义内乱，这些全是指侵犯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行为，明太祖朱元璋对于触犯皇权的行为严惩不贷。《唐律》规定：“谋反”或“谋大逆”等“十恶”之罪，不论主犯，从犯皆斩首，其父、子年满十六岁以上的处以绞刑，十五岁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及病重、残疾者，可以不处死刑；而《大明律》却规定，不仅犯罪人不分首犯、从犯均凌迟处死，而且他们的祖父、父、子、孙、兄弟以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凡年满十六岁以上，不管籍之异同，也不管是否重病或残疾，一律处斩刑。
甚至连异姓同居之人如外祖父、岳父、女婿、女仆也同处斩刑。《唐律》对谋反罪的惩处，还注意区分情节的不同，如虽然口头说要反，但是行动上并没有，也不处死，只流二千里，或者是“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者”，本人处斩。
父子可不处死，祖、孙不受牵连。然而，《大明律》却没有这种区别，只要犯“谋反”罪，不论情节轻重，一律处死。
比《唐律》严厉残酷得多。往往一案株连，满门抄斩，数族尽灭，它充分说明了朱元璋以重刑治世的法制思想原则。
《大明律》还对文武官员的任用权作了明确规定：规定任用权专属皇帝。凡大臣专权擅用者，处于斩刑；大臣的亲戚只有奉旨才能为官，违者处斩；明律中还规定：在朝官员受皇帝差遣以及调动职务而托故不行的，无故擅离职守的，赴任无故过期限的，均处以重罪。大臣滥设官吏、擅自勾结属官的，严加治罪。同时明律还规定：凡军官犯罪，如应该请旨而不请旨的，应论功上议而不上议的，该官吏要处以绞刑。
《大明律》充分反映了明朝君主专制权力的进一步加强。
它强化了皇帝的牢判权，强化了皇帝对司法权的控制。《大明律》规定：各府、州、县只能决定徒、流刑以下的案件，死刑均呈报中央，由中央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对案件作出判决后，最后报请皇帝裁决。明太祖还规定：凡有大狱，当面审讯。洪武年间的重大案件，大都由他亲自审讯处理，不用法司，就是一些本应由府、州、县司法部门审理的民事、刑事案件，朱元璋也经常亲自审问处理。除此之外，《大明律》还对官吏的贪污受贿如何惩治、对皇帝室贵族、官僚、地主的财产，以及对国家赋税、徭役制度的实施都作了明确规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在《大明律》中规定，禁止妄称弥勒佛及白莲教、明尊教、白云宗等会，如有烧香集众、煽惑百姓的，为首的要处以绞刑，协从者各杖一百，流放三千里。朱元璋参加过红巾军，对聚众烧香非常敏感。明朝初年，各地也确有聚众烧香，并以弥勒佛降生聚众闹事的，朱元璋对此深感不安，因此，他不仅严厉禁止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的传播，而且将此写进《大明律》，从法律上禁止存在，并动用国家机器，施行武力镇压，以巩固明王朝的稳定。
明代与《大明律》并行的是《大诰》，也称为《御制大诰》，于1385年（洪武十八年）十月正式编成。分为十目：
即，揽纳户、安保过付、诡寄田粮、民人经该不解物、酒派抛荒田土、倚法为奸、空引偷军、黥刺在逃、官吏长解卖囚、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第二年，又编辑《大诰续编》和《大诰三编》，收录了包括凌迟、枭示、种诛、弃市等案的一万余条。1388年八月，朱元璋又颁行了《大诰武臣》，它是惩治军官的案件汇编，而《大诰》、《大诰续编》共有二百零四条，它是严惩官吏贪赃枉法和豪强违法残害百姓的法律依据，是朱元璋法外用刑具体案例的汇编。
朱元璋为了宣传《大诰》，不仅将《大诰》颁发全国，而且下令规定为府、州、县学和社学的必修课程。同时还宣布，狱囚有能读《大诰》的罪减一等。官民读《大诰》的赐钞奖励，一时官民争购，阅读《大诰》成风，几乎家家产户均有此书。到1397年（洪武三十年）五月，进京讲读《大诰》的师生竟达十九万三千四百余人。朱元璋“皆赐钞遣还”。足见朱元璋对普及宣传《大诰》的重视。
《大诰》是历史上最为严峻的一部法典，它体现了朱元璋实行严刑峻法以重典治乱世、以猛治国的思想原则，如果说《大明律》的立法精神是严峻的，那么《大诰》则显得更加残酷。这也是朱元璋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及巩固大明王朝的需要。
朱元璋对《大明律》与《大诰》三编的编订与推行，确实对明王朝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封建统治的巩固，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但《大明律》与《大诰》之间，多有矛盾，前者是历经数年反复酌定而成；而后者多出于一时的权宜之计。因此在实施过程中，难免出现量刑不一的现象。朱元璋为了解决上述矛盾，特命刑部官员从《大诰》中选取有普遍性的条文，附载在《大明律》的相关篇目之下，并进行一些修改，以与《大明律》中的条例相吻合。直到1397年五月，此书编成，命名为《大明律诰》。朱元璋极为重视并告谕君臣说：今编辑成书，颁布中外，令天下人有所遵循，同时他还阐明了编定此书的目的。从此，《大明律诰》便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对罪犯量刑判处的标准。
洪武年间，除了《大明律》、《大诰》三编外，朱元璋还用榜文形式作为法解的补充。明太祖朱元璋曾制定过多种榜文，用来申明法令，命令全体臣民严格遵守，例如：1372年（洪武五年），他颁布了限制功臣的《申诫公侯铁榜》。也有的写在木板上，悬挂在中央及地方各衙门的，有的挂在乡里设立的“申明亭”上。如此张榜公布，使人有所警戒。六部也各有申禁的条例分别悬挂在本衙门。朱元璋颁行的《教民榜文》，则是专门为稳定乡村社会秩序而制订的法令法规。
朱元璋重视法典的制定、宣传、更重视法律的实施，为了防止在实际操作中出偏差，朱元璋也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他要求司法部门要“明刑慎罪”，即首先要把犯罪事实弄清楚，这是判罚的大前提，而后在处罚上也要慎重。如1373年（洪武六年）六月，淮安卫总旗因习射误中军人致死，都督府以过失杀人论罪，朱元璋不同意，他认为习射，这是公事，邂逅致死，不能定为过失杀人罪，特赦无罪。又如：1375年（洪武八年）正月，湖州府派人往京师运送三百余万官钱，船至长江被浪掀翻，约一半左右的钱荡人江中，运钱的人已经代为赔偿。事过之后，有的军士从长江中捞了一些钱，司法官员得知后，欲对从江水中捞钱的军士施以“杖”罪。朱元璋不同意，并出面干涉，他认为，士卒从江水中捞钱，非盗钱，于是，他下令释放军士。朱元璋认为捡钱与盗钱不能混为一谈，此乃审案不明，因此罚以杖罪就毫无道理了。
第二，朱元璋允许百姓击鼓伸冤。为此，他下令在皇宫的午门外设置了登角鼓，每天由一名监察御史监管，允许百姓击鼓，凡遇百姓击鼓，监察御史要立即引奏，有敢阻挠者处死。
第三，朱元璋经常亲自参与审讯案件、复审案件，纠正冤案，务使执法公允，以达到处刑得当和使民心服口服的目的。如1369年（洪武二年）六月，监察御史谢恕巡按松江他以“欺隐官租”逮捕了一百九十余人至京师，其中有不少人喊冤叫屈。时有治书侍御史文原吉等奏明此事，朱元璋下令，召其中数人亲自审问。他审清实情，释放了那些冤枉之人，并处罚了谢恕，奖励了文原吉等，此案得以澄清。
朱元璋不仅亲自主持和积极参与了明朝法令的制定，而且也极为关注和亲自指导了法令的推广和实施。客观地说，《大明律》作为我国封建社会一部比较完善的法典，它同《唐律》一样享有盛名，并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