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提了旅行的皮包，走上了跳板，在茶房招待了我以后，才知道自己所坐的是一间官舱了。一个老婆子跟随在我后面，——她穿着蓝布的衣服，痈下挟着一个大布包，一看就可知道是从乡下来的。她，好像不知哪里是路，到处畏惧地张望着，站在官舱的门首，似将要跨进右腿来。这时，茶房向她高声地呵斥道：
“喂，走出去，这里是官舱。”
老婆子“唔唔”地急忙退缩着，似吓得要向后跌倒了。我猜测她，是想要借宿在官舱的门口边，可是门口边的地板是异常地光滑红亮，不能容许她底粗糙的蓝布衫去磨擦的。我，是坐在“官”的舱内了，对那抨老的老婆子，觉得有些惭愧。
二
于是我看看官舱内的人们，仿佛他们都像王帝了。
在淡红色的电灯光底下，照着他们多半的脸孔都是如粉团做的一样，有的竟圆到两眼只剩了一条线。他们底肚子，充满了脂肪，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地很像极肥的母鸭。在他们中，没有事做的，便清闲地在剥着瓜子；要做事的，便做身子一倒，卧在床上，拿起鸦片管来吸了的工作。郁郁不乐地似怒视着世界的人也有，——一个穿着蓝缎长衫，戴着西瓜小帽的，金戒指的宝石底光芒，在他的手指上闪射着。他不时地呼唤茶房，事情比别人有几倍的多，于是茶房便回声似的在他前面转动，我不知道他到底做什么事。到晚上，在临睡时前，他又怒声地叫喝茶房。
“老爷，还有什么事？”
茶房似心里不耐烦，而表面仍恭顺地问。“打开这只箱子”。
声音从他的鼻孔里漏出来。可是茶房底举动，比声音还快地打开一只箱子。这时我偷眼横看，这位王帝似的客人，慢慢地俯下他底腰，郁郁不乐地从里面取出了一本书。在茶房给他关好了箱子以后，我瞥见这本书的书面，写的是《幼学琼林》。
三
船到码头的一幕，真是世界最混乱的景象。喊叫着，拥挤着，箱子从腿边擦过，扁担敲坏了人底头。挑夫要夺去你的行李，警察要你打开铺盖，给他检查……总之，简直似在做恶梦一般。
中国，不知什么时候可从这个混乱中救出来。像这样码头上的混乱是全国一致的——广州、天津、上海，长江各埠……这个混乱，真正代表了中国。现在，就连家乡的小埠，都是脚夫拼了命地涉过水，来抢夺客人的行李挑了。
四
我在清晨的曦光中，乘着四人拼坐的汽车。车在田野中驱驰着。田野是一片的柔绿色，稻苗如绿绒铺成的地毯一般。稍远的青山，在这个金丝似的阳光底反映中，便现出活泼可爱的笑脸来。路旁的电线上是停着燕子，当汽车跑过，它们一阵阵地飞走了。也有后跑的，好像燕子队中也有勇敢与胆怯的分别。蝴蝶从这块田畦飞到那块田畦，闪着五彩的或白色的翅膀。农夫与农妇们，则有的提着篮，有的背着锄，站在路边，等待汽车的驰过。
美丽的早晨，可被颂赞的早晨呀。建设罢！农夫们，愿你们举起你们底锄来；农妇们，愿你们顶起你们底筐来！世界是需要人类去建设的。这样美丽的世界，我们更当给它穿上近代文化织成的锦绣的外衣。——在别离乡村三年了的我，这时的心花真是不可遏抑地想这样喝唱出来。
五
可是绿色的乡村，就是原始的乡村。原始的山，原始的田，原始的清风，原始的树木。
我这时已跳下了汽车，徒步地走在蜿蜒曲折的田塍中了。
两个乡下的小脚的女子，一个约莫十七八岁，穿着绿色的丝绸衫裤，一个约莫二十四五，穿着白丝的衣和黑色的裤，都是同样的绣花的红色的小鞋，发上插着两三朵花。年少的姑娘，她的发辫垂到了腰下，几根红线绕扎着。在这辫子之后，跟随着四五个农人模样的青年男子，他们有的挑着担，有的是空手的，护卫一般地在后面。其中挑担的一个——他全身穿着白洋布的衫裤，白色的洋纱袜，而且虽然挑着篮，因为其中没有什么东西，所以脚上是一双半新的皮底缎鞋。他，稍稍地歪着头，做着得意的脸色，唱着美妙的山歌式的情诗：
“郎想妹来妹想郎，
两心相结不能忘；
春风吹落桃花雨，
转眼又见柳上霜。”
女子是微笑的袅娜地走着，歌声是幽柔的清脆的跟着，清风吹动她们底丝绸的衣衫，春风也吹动他们底情诗的韵律，飘荡地，悠扬地，在这绿色的旷野间。
这真是带着原始滋味的农业国的恋爱的情调——我想，可是世界是在转变着另一种的颜色了。使我忽然觉得悲哀的，并不是“年少的情人，及时行乐罢”的这一种道学的反对，而是感到了这仍然是原始的乡村，和原始的人物。
六
我走到一处名叫“红庙”的小村落，便休息下来了。
好几家饭店的妇人招呼我，问我要否吃饭。她们站在茅草盖的屋子的门口，手里拿着碗和揩布。我就拣一家比较清净的走了进去。
“先生，你吃灰粥么？”一个饭店里的妇人问我。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是灰粥。
“吃一碗罢，”我就随口答。
“先生，”她说，“你是吃不惯的。”
“为什么呢？”我奇怪地问，因为我知道卖主是从来不会关心买客的好坏的。
可是她说了：这粥是用了灰澄过的水煮的，没有吃惯的人吃下去，肚子是要发胀的。
“那你们为什么用灰水煮呢？”
“因为‘耐饥’些，走长路的客人是不妨碍的。”她笑了。
这时在我旁边一个挑重担的男子，已经吃完他的灰粥了。
“多少钱？”他粗声问。
“六个铜板一碗，两碗十二个。”妇人答。
那男子，就先付了如数的铜子，另外又数了两枚，交给她，同时说：“这当做菜钱。”
“菜钱可以不要的，”妇人说，并将钱递还他。
我很奇怪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客气呢？吃饭的菜钱可以不要，恐怕全世界是少有听到的。挑重担的男子和饭店妇人互相推让着，一个说要，一个说不要，我就问她为什么不要的理由。
“这四盆小菜值得什么呢？”她向我说明。“长豇豆，茄子，南瓜，都是从自己的园里拿来的。”一边她收拾着他吃好了的碗筷。“假如在正月，我是预备着鱼和肉的，你先生来，可以吃一点，那也要算钱的。现在天气暖，不好办，吃的人少。”
这样，我坐着几乎发怔。——这真有些像‘君子国’里来的人们。在他们，‘人心’似乎‘更古’了。同时我又问：
“像这样的一个小街坊，为什么有那样多饭店呢？”
“是呀，”妇人一边又命令她底约十岁的小孩子倒茶给我。继续说：“现在是有七家了。三年前还只有三家的。小本经营，比较便当些，我们女人，又没有别的事可做。”
过客又站到在门口，她又向他们招揽着。我因为要赶路，又不愿担搁了她的时间，也就离开板桌和木桩做的凳子，和她告别走了。
七
在每一座凉亭内，在每一处露廊中，总听见人们互相问米价。老年的人总是叹息，年少的人总是吃惊，——收获的时期相近了，为什么不见米价的低跌呢？
在某一处的墙壁上，写着这两句口号，字是用木炭写的：“打倒地主，田地均分。”
有一个青年的农夫，指着这几个字向一班人说道：
“这是××党写的呢！他们要将田地拿来平分过，没有财主也没有穷人。好是好的，但多难呵！”
大家默默的。说话的人也说他们自己底话。我这时在旁边，就听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农夫，他是口吃的，嗫嗫说道：“天、天、天下无难事，只、只、只怕有心人。我们为、为什么没有饭吃，还、还、还不是，财、财主吃、吃的太好。”
许多人笑了起来。这时我心里想：
“革命的浪潮，已经冲到农村了。”
八
这是必然的，你看，家家没饭吃，家家叫受苦，叫他们怎么样活下去呢！
在我到家的两三天内，我访问过了好几家的亲戚。舅母对我诉了一番苦，她叫我为表弟设设法；姨母又对我诉了一番苦，她叫我为表兄设设法；一个婶婶也将她底儿子空坐在家里六个月了的情形告诉我；一个邻舍的伯伯，他已经六十岁了，也叫我代他自己设设法，给他到什么学校去做门房。我回来向母亲说：
“妈妈，亲戚们都当我在外边做了官，发了财了。我哪里有这样多的力量呢！”
“不，”我底母亲说，“他们也知道你的。可是这样的坐在家里怎么办呢？你底表兄昨天是连一顶补过数十个洞的帐子，都拿出去当了四角钱回来，四角钱只够得三天维持，蚊子便夜夜来咬的受不住。所以总想到外边去试试。你有办法么？”
我默默地没有答。以后母亲又说：
“在家里没有饭吃，到外边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好了。她们总是想，外边无论怎样苦，青菜里总还有一点油的，家里呢，连盐都买不起了！”
母亲深长地叹息了一声。我心里想：农村的人们，因为破产，总羡慕到都市去，谁知都市也正在崩溃了，于是便有许多人天天的自杀。我，怎样能给他们有一条出路呢？我摇摇头向母亲说：
“我没有办法，法子总还得他们自己去想。”
母亲也更沉下声音，说道：
“他们自己能想出什么办法子？是有法子好想，早已想过了。现在只除出去做强盗的一条路。”
九
在我到家的第三天的午后，太阳已经转到和地平线成九十度直角的时候，我和几个农夫坐在屋外的一株树下——这个邻舍的伯伯也在内。东风是飘荡地吹来，树叶是簌簌地作响，蜜蜂有时停到人们的鼻上来，蜻蜓也在空中盘桓着。这时各人虽然在生计的艰难中，尝着吃不饱的苦痛，可是各人也都微微地有些醉意，似乎家庭的事情忘却了一半似的，于是都谈起空天来。以后他们问我外边的情形怎么样，我向他们简单地说道：
“外边么？军阀是拼命地打仗，钱每天化了几十万。打死的人是山一般的堆积起来。打伤的人运到了后方，因为天气热，伤兵太多，所以在病院里，身体都腐烂起来，做着‘活死人’。”接着，我又叙述了因为打仗的关系而受到的其余的影响。他们个个发呆了，这位邻舍的伯伯就说：
“这都是‘革命’的缘故，‘革命’这东西真不好。为什么要打仗？都说是要革命。所以弄得人死财尽。我想，首先要除掉‘革命’，再举出‘真主’来，天下才会太平。”
于是我问他：要除掉革命用什么方法呢？你能空口喊的他们不打仗么？
他慢慢地说，似乎并不懂得我的意思。
“打仗打仗，我们穷人是愈掉在烂泥中了！前前年好收获，还不是因为打了一次仗，稻穗都弄得抽芽了。那一次，也说是革命呢！现在，我们有什么好处。”
这时另有一个农夫慢慢地，敦厚地说：“是呀，革命革命，还不是革了有二十年了么？我十八岁的那年，父亲就对我说：‘革命来了，天下会太平了。柴也会贱了，米也会贱了。’可是到现在，我今年有三十七岁，但见柴是一年比一年贵，米是一年比一年买不起，命还是年年革，这样，再过二十年，我们的命也要革掉了，还能够活么？”
我对他的话只取了默默的态度。要讲理论呢，却也无从讲起。大家静寂了一息，只见蝉底宏大的响亮的鸣声。以后，我简单的这样问：
“那么你们究竟怎样办呢？你们真的一点法子也没有么？”
第三个农夫答，他同时吸着烟：
“我们是农民，有什么法子呢！我们只希望老天爷风调雨顺，到秋来收获好些，于是米价可以便宜，那就好了。”
我却微笑地又说：
“单是希望秋收好是不够的。前前年的年成是好了，你们自己说，打了一次仗，稻穗就起芽来了。这有什么用呢？”
邻舍的伯伯就高声接着说，摔利似的：
“是呀！所以先要除掉革命才好！”
我却忍不住地这样说道：
“伯伯，用什么方法来除掉革命呢？还不是用革命的方法来除掉革命么？辣椒是要辣椒的虫来蛀，毒蛇是怕克蛇鸠的。你们当然看过戏，要别人底宝剑放下，你自己非拿出宝剑来不可。空口喊除掉革命，是不能成功的。”
我底话似乎有些激昂的，于是他们便更沉默了。我也不愿和他们老年人多说伤感的话，他们多半是相近四十与五十的人了。我就用了别的意思，将话扯到别的方向去。
十
这是另一次。
一天晚上，我坐在姨母底家的屋外，是一处南风最容易吹到的地方。繁星满布在天上，大地是漆黑的，我们坐着，也各人看不清各人底脸孔。在我们底旁边，有一堆驱逐蚊子的火烟，火光和天上的星点相辉照。我们开始是谈当天市上的情形：一只猪，杀了一息就卖完了，人们虽然没有钱，可是总喜欢吃肉。以后又谈某夫妻老是相打的不好，有一个老年人批论说：虽然是‘柴米夫妻’，没柴没米便不成为夫妻了，但像这样的天天相骂相打，总不是一条好办法。再以后，不知怎样一下，谈锋会转到××党。有一个农夫这样说：
“听说××党是厉害极了。他们什么都不怕，满身都是胆，已经到处起来了。”
就另有一个人接着说：
“将来的天下一定是他们的。实在也非他们来不可！”
于是我便奇怪地问他们为什么缘故这样说。前者就答：
“他们是杀人放火的。人实在太多了，非得他们来杀一趟，使人口稀少了，物价是不能便宜的。至于有许多地方，如衙门之类，是要烧掉才干净，烧掉才痛快的。这是自然的气数，五百年一遭劫，免不掉的。”
我深深地被置在感动中了。——他们底理论，他们的解释。我一时没有接上说话，他们也似讳谈似的，便有人将话扯到别处去了。
十一
可是乡村的小孩子，都会喊‘打倒帝国主义’了。
我底五岁的侄儿，见有形似学生的三五人走过，便高声地向他们喊：“打倒帝国主义！”
有时他和五六个同伴在那里游戏，他也指挥似的向他们说：“我们做打倒帝国主义罢。你们喊，打倒帝国主义，我们便将一两个人打倒了。”
孩子们多随他说，同样高声地，指出他们底手指，向一个肥胖的笨重人喊：“打倒帝国主义！”
我们还能看见到处的墙壁上，这样的口号被写着。虽然‘打’字或者会写木边，‘倒’字会落掉了人旁。但是横横直直满涂在墙上，表示他们意识着这个口号，喜欢用这句口号，是显然的了。
十二
一到晚上，商人们都在街上赤膊的坐起来了。灯光是黝暗地照着他们底店内，货物是复复杂杂地反映着。街并不长，又窄又狭的，商人们却行列似的赤膊的排坐在门首，有的身子胖到像圆桶一样，有的臂膀如两条枯枝扎成的，简直似人体展览会一般。
我穿着一通青布的小衫，草帽盖到两眉，从东到西地走着。可是在我底后面，有人高声地叫呼我底名字了。我回转向原路走去。
“是你么，B君？”
一个小学时代的朋友，爽直而天真的人。
“你回来了么？”
他的身躯是带黑而结实的，他底圆的脸这时更横阔了。
“生意好么？”
我问他。同时又因他顺手地向椅上拿衣服，我却笑起地又向他问：“你预备接客么？”
“不是啊，”他说，“我们好几年没有看见了，我想问问你外边帝国主义的情形怎样，国货运动又怎样。”
我一边坐下他底杂货店的门口，一边就向他说：关于商业，我是从来不留心的，至于一批投机商人的国货运动，我也觉得讨厌他们。
“比奸商的私贩洋货总好些罢？”
他声音很高的向我责问。可是我避过脸孔没有回答。接着，我就问他在商业上，他近来有怎样的感想。他说：
“总还是帝国主义呵！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实在太厉害了！同是一种货，假如是自己的，总销行不广；即使你价值低跌到很便宜，他也会从政府那里去贿赂，给你各处关卡的扣留。想起来真正可怕。”
他垂下头了。静寂一息，他又继续说：
“所以帝国主义这东西不打倒，中国是什么法子也弄不好的！你看，近几年来的土布，还有谁穿呢？财源是日益外溢了，民生是日益凋敝了，——朋友，这两句话是我们十几年前，在学校里的时候谈熟的，现在，我是很亲切地感到了！你，弄了文墨，还不见怎样罢？”
这位有着忠诚的灵魂的朋友，是在嘲笑我了。他底粗厚的农民风很浓的脸孔，是带着悲哀而苦笑了。我不知道自己怎样向他作解辩的回答。我只是神经质的感叹着：中国的人民实在是世界上最良好的人民，——爱国，安分，诚实朴素地做事，唉，可惜被一般军阀，官僚，豪绅，地主弄糟了！我就纯正地稍稍伤感地向他答：
“B君，你底话是不错的。书是愈读愈不中用的。多少个有学问的经济学博士，对于国民经济的了解，怕还不如你呢！所以，B君，目前救中国的这重任是要交给于不识字的工农的手里了。”
我受了他底一杯开水，稍稍谈了一些别的就离开他了。
第二天，我也就趁了海船，回到我孤身所久住了的都市的他乡底家里。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七日夜半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