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缔结婚姻并不仅仅是为了“合二姓之好”，传宗接代也是古人缔结婚姻的一个重要目的，因此传宗接代的生育观成为了中国婚俗文化观念中重要的一项。
中国传统文化极其崇尚子孙满堂的家庭伦理道德观念，人们普遍认为“有子万事足”，“早养儿早得福”，“多子多福”。古人结婚最重要的一个目的便是“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人们也都把生育后代看做是接续香火和完成孝道的第一要义，所以《孟子离娄上》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在《诗经大雅假乐》中，作者也用“千禄百福，子孙千亿”的颂词来祝愿和歌颂西周天子。这里将“千禄百福”与多子多孙相提并论，典型地反映出了“多子多福”的家庭伦理观，在婚姻当中如果妇女不能生育，甚至没有生男孩，在家族中就没有地位，“多子多福”是古人传统的伦理规范，制约着中国人的婚姻观念。
结婚祈子之俗
《庄子天地》讲了一则故事：传说古代圣王唐尧巡游到华州（今陕西省华县），在华州守地封疆的尊长称为“华封”，他向唐尧祝福道：“圣人来了！请为圣人祝颂：祝圣人富有！祝圣人长寿！祝圣人多生儿子！”即寿、富、多男子。并且认为长寿、富有、多生儿子是人们所共同期望的。以后人们便以“华封三祝”作为多子多寿多富贵的祝词，还被描绘成了吉祥纹图。这种纹图多由柱子和另外两项吉祥花卉构成。文中的竹子谐“祝”音，配上其他两项吉祥花卉凑成“三”数表达涵义。另外还有一种用佛手、桃和石榴组合而成的“福寿三多“吉祥纹图，也蕴含有“三祝”的含义，“佛（手）”寓意多福，以桃寓意多寿，石榴寓意多子孙。可见，古人以此来祝福人们婚后多子孙，也证明了婚后首要的愿望就是“多男子”。
古代婚俗观念中重男轻女的思想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以男子为核心地位的，所以男子一出生就享有比女子高得多的待遇，如《诗经小雅
斯干》载：“乃生男于，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还规定了女子服从男子的三个阶段：“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对女家来说女儿是迟早要“泼出去的水”；对男家来说，媳妇只是生儿育女的工具。在家庭中，结婚后的女子是必须要服从男子统治的。
由于重男轻女，民间一方面求神拜佛渴望养个儿子，一方面不择手段残害女婴。宋代大文学家苏轼的《东坡集与朱鄂州书》中描述当时岳州、鄂州溺女陋习说：“初生辄以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商代甲骨文中也不乏“多子”、“多小子”、“多子女”、“多子孙”的记载，这也能反映出商代人对子孙的重视。有人认为，商代子孙观念的流行主要是基于家族本位，因为子孙的众多直接关系到家族的繁衍和发展。
《汉书地理志》载：“嫁娶太早，尤崇侈靡，贫人不及，多不举子。”《汉书王吉传》载：“聘妻送女无节，则贫人不及，多不举子。”宋代岳州、鄂州，“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明代福建建宁地区，“俗多溺女，不爱惜”；清代学者汪士铎极力主张用溺杀女婴的手段来达到控制人口。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我国一些偏僻农村，残杀女婴的现象仍屡有发生。
延伸阅读
古代历史上子嗣众多的人物
由于子嗣众多者引人注目并令人羡慕，所以在各种文献中不乏有关“多子”的记载。清代康熙年间，江南某府吏郑某十八岁结婚，每年一胎双胞，至三十六岁时共有子女三十六人，结果被视为福星高照，盛世瑞祥，受到官府的表彰和奖励。清代末年，福建商人叶某结婚十七年，每年一胎，四十岁时又得双胞胎，共有十子八女，被当时人赞为“趾呈祥”。据赵翼在《丛考》卷四十二《多子》中的统计，仅正史中关于“多子”的记载就有：《史记》载，秦公有子四十人，田常有子七十余人，田婴有子四十余人；《汉书》载，中山王刘胜有子一百二十余人；《晋书》载，姚仲有子四十二人；《宋书》载，孝武帝有子二十八人，胡藩有子六十人；《梁书》载，阳王恢有子女一百人；《陈书》载，宣帝有子四十二人；《北史》载，吐谷浑有子六十人，冯跋有子一百余人，冯盎有子三十人，李迁哲有子女六十九人；《唐书》载，王守礼有子六十余人，王有子五十五人，延王有子三十六人，靖恭太子有子女五十八人，李林甫有子女五十人；《宋史》载，钱“生子百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