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育是国民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并加强历史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合格人才的战略需要，也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根本任务之一。史学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在普及历史知识、进行历史教育方面有其不能为别的分支学科所代替的特殊意义，所以在高等院校历史专业中加强中外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就显得极为重要。
本文即针对当前国内高校历史专业中外史学史课程开设的现状，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同行。
一、史学史的学科性质和研究任务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发生、发展的学术专史。如文学有“文学史”，哲学有“哲学史”，经济学有“经济学史”，等等。学术专史的重要性在于只有弄清这门学科的源流，找出其发展规律，总结出前人走过的道路和他们的成就，才能使这门学科得到迅速的发展。史学史是研究从古到今历史知识积累过程和历史科学发生、发展过程并揭示其内在规律性的学术专史，也就是历史科学的历史，它是在总结一般史学工作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从学科性质上说，它比一般的史学工作要高一个层次。因为，一般历史学家把认识过去作为自己的任务，而史学工作者则把历史学本身的发展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有人认为史学史即为历史著作史或史学家传记，或历史编纂学。其实，这些说法都未能正确阐明史学史的科学定义及其任务。史学史所包括的内容要广泛得多，几乎凡是与历史学有关的东西都是史学研究的对象，史学史不仅要研究历史学家是怎样编纂历史的问题，还要研究历史学家是如何解释历史的问题，即史学观点的问题。所以，归纳起来，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和重要任务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历史学家（史学流派）及其史学思想、历史认识的发展。
历史学是时代的产物。我们要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各个国家、各个时代史学家的著作及其思想倾向，恰如其分地评价历史学家或学派的成就，以确定他们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历史学家为历史做总结，史学家则要为历史学家们做出科学的总结。其中，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尤为重要，史学思想是历史学的灵魂，是推动历史学向前发展的动力。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哲学思想一样，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经济状况、政治斗争形式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例如，在西方古代史学史上，我们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于罗马帝国全盛时代的塔西陀（TACITUS，约公元55—120年）是古罗马奴隶主贵族共和派的代言人，他歌颂并留恋过去的“贵族共和制”，反对帝制，痛恨专制帝王，然后才能懂得他的《罗马编年史》为什么会那样绘声绘色地描述罗马帝国层出不穷的宫廷阴谋，严厉谴责帝国专制帝王们的昏暴与无能。因此，后来俄国大诗人普希金曾把塔西陀的《罗马编年史》称为“惩罚暴君们的鞭子”。又例如19世纪德意志资产阶级史学家修奥多·蒙森（The OdorMomsen，1817-1903年）由于他对1848年德国革命的结果感到失望，深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才能完成统一德国的任务，所以他在其《罗马史》第三卷末尾的《旧共和与新帝制》那一章里，竭力赞美以武力削平群雄，造成罗马统一的共和末期“前三雄”之一独裁者恺撒（前101—前44年）。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对历史学家的史学观点，只有结合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才能有正确的理解，我们对待历史学家及其史学遗产决不能简单地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而必须珍视前人在知识积累过程中和对历史的认识过程中所作出的一点一滴的贡献，实事求是地给予应有的评价，列宁曾经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总之，尊重历史，尊重实际，是我们对历代史学家作出科学评价应当坚持的基本原则。
2.史学史要研究历史著作及编纂方法的演变。
历史著述是史学成就的主要表现形式，在研究历史著作的同时，也要探讨编纂方法的演变，我认为对中外史学史上的历史编纂方法进行宏观的比较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事。从历史著作的编纂方法方面来看，中国和欧洲有着明显不同的传统和特点，例如中国自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体裁，班固加以补充、发展，后代历史学家奉行不衰，遂成为中国传统历史学的正规体裁，构成中国史学遗产核心的《二十四史》，都是用纪传体写成的，目录学家称之为“正史”。此外，在中国编年体比纪传体出现还早，历代史学家一直沿用。到了宋代，又出现了纪事本末体。这三种体裁，鼎足而立，成为中国传统历史学最主要的体裁。欧洲史学传统奠基于古希腊时期。希罗多德（Herodotns，前484—前424年）、修昔底德（Thucydides，前460—前395年）等人受到荷马史诗和以前故事家（或称纪事家）的影响，创立了叙述体，以后成为欧洲历史著作的正规体裁。欧洲绝大部分历史著作是用叙述体写成的。欧洲也有传记，但是没有像《史记》、《汉书》那样纪传体的历史著作。
从史学著作的内容方面来看，欧洲传统历史学不如中国传统历史学那样广博丰富。《史记》、《汉书》绝不只是帝王将相的传记汇编，而是包括了天文、地理、经济、宗教礼俗、职官制度，等等，可谓百科全书式的历史著作。而欧洲历史学，在18世纪以前几乎全是单纯的军事政治史。19世纪以后，历史所记载的内容才逐渐扩大。以上这些问题对评价中外历史著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3.研究历史学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地位及社会作用。
由于史学史要研究史学发展过程，因此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研究史学社会影响的变化。从其社会影响的大小可看出这门学科社会地位的高低。例如，我们中国人是最富于历史感的民族，史学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是我国古代最发达的学科之一。历史学在中国的发展，从萌芽时期到发达时期，一脉相承，逐步提高，史学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受到高度的重视并起着重要的社会作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传统的修史制度，由国家设置史官，自唐代以来，更大开史馆，任命史官，集体编写历史，再加上浩如烟海的民间历史著作，所以中国历史上史家辈出，代不乏人，中国历史典籍的丰富、完整是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称得上。甚至18世纪德国杰出的历史哲学学家黑格尔（1770—1831年）也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中国历代都极为重视历史教育，如唐朝大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讲：“历史乃人生之急务，国家之要道。”就是说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离不开历史，历史学有重要的社会作用。毛泽东同志也曾经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由此可以看出，史学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发挥着较重要的社会作用。
欧洲历史学的发展过程由于欧洲历史发展的某些特点所决定，与中国相较有其截然不同的发展特点：古希腊罗马时期，由于奴隶制度的充分发展和奴隶制经济的高度繁荣，奴隶社会的文化和作为它的一部分的历史学都达到最高水平。进入封建社会后，欧洲历史学并未继续发展，相反由于处于原始氏族制度解体阶段的日耳曼人的入侵及对古典文化的破坏，城市经济的萧条，再加上基督教会垄断一切的神学统治，所以和同时期东方的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相比，西欧文化要落后得多，历史学也未能继续发展，相反，还进入了衰落时期。此时的历史写作活动虽然并未完全停顿，但是和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史学相比，水平已大大降低。19世纪以前欧洲的历史学长期以来仅仅是少数人的业余爱好，谈不到它的社会功能。到了19世纪，欧洲史学的发展才进入大繁荣时期，史学才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进入高等和中等教育中，成为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19世纪以后欧洲史学发展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史学思想，史学流派特别重要的有德国的兰克学派、普鲁士学派，英国牛津学派、剑桥学派等。研究中外史学发展过程的不同特点及不同的社会地位、社会作用是史学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4.史学史工作者要研究史料的来源，并善于分析和鉴别。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献资料，用各种文字所写成的千百万卷的历史著作，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史学史应当介绍史料存在的情况，让人们知道哪些历史事件存在着哪些文献资料，研究某一问题应从哪些文献资料入手，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史料，考订其来源，辨明其真伪，确定其可信程度和价值的高下。史籍贵在真实，不虚美，也不隐恶；不夸大，也不缩小。然而，前人的历史著作中往往有误，例如，生活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人希罗多德，被称作西方“史学之父”，但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地理、历史知识贫乏等历史的局限，再加上他本人史学思想中还杂有神示、灵验、梦兆之类的唯心主义观点，这就影响到他写的《历史》（即《希腊波斯战争史》）一书中关于希波战争过程的记载。特别是关于东方各国的记载，多半轻信传闻，不加核实，自然错误很多。如该书第一卷第二十九至三十三节，希罗多德记载了古希腊的梭伦（solon，约前638—前559年）与小亚细亚的吕底亚国王克洛苏斯（Groesus，约前560—前546年）会见时的一段对话，希罗多德写得有声有色，酣畅淋漓。其实，早在古代就有人指出：在吕底亚王国国王克洛苏斯当政前三四十年，梭伦就游历了小亚细亚，这两人根本不可能会面。不言而喻，这段文章是虚构的。史学史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善于鉴别史料，订正前人的错误，不能成为史料的俘虏。
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既然肩负着以上诸方面的艰巨任务，目前国内各高校历史专业对本门学科的教学与研究现状又如何呢？
二、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对史学史的研究及高校历史专业开设史学史课程的状况
从总体上看来，我国对史学史的研究、教学和文学史、哲学史等学术专史相比，甚至和史学领域其它分支学科相较，还相形见绌，离应当达到的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历史科学还未取得它应有的地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历史教育的重要性还没有被大多数人所认识。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近年来在广大史学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整个史学界对中外史学史的研究，都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情况更是如此。中国史学史著作已出版了好几种，我们看到的有朱杰勤的《中国古代史学史》、刘节的《中国史学史稿》、仓修良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张孟伦的《中国史学史》等。这些新出的中国史学史著作程度不同地反映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成果。至于散见于各种报刊上属于中国史学史范围的论文，据粗略的统计，近三四年来已达千余篇之多。还应当指出，北京师范大学在过去《史学参考资料》的基础上，1982年创办了《史学史研究》季刊，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惟一的史学史刊物，为有志于史学史研究的同志们提供了一个发表文章的园地。再有，《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专卷的出版也给史学史研究提供了很多方便。上述这些侧面反映了中国史学史学科蓬勃发展的面貌。
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相比，外国史学史的研究在我国还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还有待于广大史学工作者重视。我国史学工作者对外国史学史的研究和介绍虽起步很早，如早在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在本书中，作者为当时闭塞的中国学术界带来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最初信息。“五四”运动后，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同志从1920年起，就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了《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介绍西方史学的发展。李大钊同志可算是中国西方史学研究的开拓者。后来，这门学科的建设经历了一段漫长坎坷的发展过程，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外国史学史的研究才得到恢复和迅速发展。
近几年来，我国对外国史学名著的翻译工作进展很快，外国史学史的专著也有多部问世。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郭圣铭编著的《西方史学史概要》（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孙秉莹编著的《欧洲近代史学史》（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张广智编著的《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1989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还有一批在各大学教外国史学史课程的青年教师如宋瑞芝、安庆征等联合编著的《西方史学史纲》（1989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等。这些书的出版揭开了我国外国史学史研究的新的一页。至于近年来国内报刊上所发表的研究外国史学史的论文，不但数量多于以往，而且不少论文都是具有相当的深度，充分表明了外国史学史研究者功力和研究水平的提高。
从当前全国各高校开设史学史课程的情况看，据初步估计全国开设中国史学史课程的高校至少不下20多所，不过有的作为专业必修课，有的作为选修课，情况各异。也有许多高校至今还开不出这门课。至于能系统开设外国史学史课程的高校还寥若晨星。值得注意的是，1988年国家教委师范教育司组织修订了普通高等师范院校本科专业目录，在历史专业目录中已明确地把“中国史学史”和“外国史学史”列为必修课程。这一正确的措施对提高我国史学史研究和教学水平必将产生积极影响。
三、在高校历史专业开设史学史课程的重要意义以及对加强史学史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
历史科学本身发展的历史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所应具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素养，所以中外史学史课程的开设对于推动当前的史学研究，普及历史知识，造就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时期，要提高国民素质，重要的一环是加强历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肃清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消极影响，增强全国人民的自信心、自豪感，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史学史就是一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具体、最生动、最形象的课程。除中国史学本身是一部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外，中国的历史学家在《春秋》、《左传》等史学著作里写过许多不畏强暴为国捐躯的人物，至今看来还令人激动不已，这些历史人物的优秀品质对后来者也有很大教育意义。
又如，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20世纪初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被瓜分的民族危机，一些爱国的学者们为了求亡图存，复兴祖国，向人们进行了广泛的爱国主义教育。他们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著史译史，总结某些国家亡国的历史教训以促进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梁启超撰《波兰灭亡记》概述了波兰两度被亡的历史，警戒国人自强图存，御敌救亡。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史学思潮中，还产生了抵御外国入侵，捍卫祖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西方地理研究”。何秋涛撰《朔方备乘》记录汉唐以来我国边疆地理形势，主张通过“边防考究”“昭边禁”，“固封围”，从而达到抵御外国入侵的目的。事实说明，20世纪初年中国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是中国近代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是我们在中国史学史教学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之一。
2.有助于培养青年史学工作者学会如何继承优秀的史学遗产。
我国历史悠久，两千多年来，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史学遗产，无论在史学理论方面，还是在历史编纂学方面，都有自己灿烂的成绩和创造性的发展，其中有很多东西对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工作，仍然有其科学价值，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批判地继承一切有用的史学遗产。在对待外国史学遗产方面也应该有正确的态度。在我国历史上，不论是古代的唐朝，还是近代的“五四”时期，都十分注意吸收外国文化中的好东西。在坚持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当然更需要了解世界。吸收全人类的智慧，用来丰富我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在史学遗产方面，西方的古典史学、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史学、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时代的史学、19世纪以标榜“客观主义”而著称的兰克学派中，都有许多有益的东西，可资我们借鉴和利用。在史料学方面，西方史学对第一手资料的重视；对史学家性格、政见、经历、写作动机和目的进行考察、分析的原则；史料搜集、整理和保管的方法等，都含有科学性的因素。很值得青年史学工作者学习和借鉴，锻炼并提高他们从事史学工作的能力。
3.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领域，开阔学术界史学史的学习，一方面可以使学生获得必要的中外史学发展的历史知识，同时还可以获得其他许多与史学相关的有用的知识。
从中外历史上看，有成就的史学家不仅知识面广而且社会实践活动广泛，所以都具有开阔的政治视野。孔子编《春秋》，写出了春秋时代的天下大势；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也是用一种“天下观”来驾驭古今历史的演变；魏源生当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急剧转变的鸦片战争时期，面对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严重局面。他放眼世界，发愤撰写《海国图志》100卷，介绍西方列国的地理沿革，可算是我国第一部研究世界史地的专著。在西方历史上，生活于古罗马帝国初期，被尊称为“历史学家中的历史学家”的波里比阿（Poiybius，约前204—前122年）所著之《通史》（Histories），不仅是罗马的历史，而且是他所知道的那个“世界”的历史。在他的著作中，地中海沿岸各国、各民族的历史，都占到其所应有的比重，波里比阿的书中写道：“从这时候起，各国的历史开始成为一个有联系的整体：意大利、利比亚、希腊以及亚洲，各地发生的史事都是互相影响的。而所有的那些史事的发展倾向，最后是要归于一统……”史学家宽广的胸怀和开阔的政治视野，至今读来仍令人叹服。这些内容对教育历史专业的学生懂得在历史科学研究中，只有具有世界性的眼光，把个别的史事放在世界通史中去衡量，才能对个别史事的性质、作用、地位给予正确的评价。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识别能力和分析批判能力，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综上所述，中外史学史的学习对于高校历史专业的学生来说，既是基础知识的学习，又是基本能力的训练，也是必须具备的史学素养，所以各高校历史专业对这两门课程都必须给予应有的地位，应采取措施加强史学史课程的学科建设。
4.对当前如何加强中外史学史的学科建设的几点具体意见。
（1）努力加强对史学史学科的宣传工作，以引起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2）高校历史专业必须把中外史学史课程列入专业必修课程，以提高史学史课程的地位。
（3）成立全国范围的史学史研究学会，定期举行学术交流，并积极组织各高校担任史学史课程的教师联合编写繁简适中、概括性强的《中国史学史》、《外国史学史》教材各一部。一部好的史学史教材应包括三个组成部分：①讲义，②参考资料（原始资料选辑），③有关本门史学史的论文选（可包括一部分论文索引）。有了这样的教材既便于教师教又便于学生学。
（4）为了普及史学史知识，应有组织地写一些通俗读物。并编写一套史学史小丛书。
（5）倡导史学史工作者应贯通中外史学史的研究。搞中国史学史的要多看点外国史，当然搞外国史学史的也要多看点中国史，这样可以触类旁通，彼此借鉴，互相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