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巴菲特来说，他和所有的合伙人都愿意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作为一个普通合伙人来说，巴菲特对有些问题的原则是非常关切的。假如说他在合伙公司中的工作是给自己描绘了一幅自画像的话，那么他所书写的那些半年一次的给合伙人的书信恰恰彰显了他自身的性格。这些书信给合伙人提供了更多可靠的信息，让他们的预期以及想法尽量和自己保持一致。与其说是在写信，不如说是他们心与心的沟通：
“我的工作并不是预测整个股市或商界的走势和波动情况。如果你认为我能够做到这一点，或是认为这对于一项投资是至关重要的话，那么你就不应该入股这个合伙公司。
1寻找合伙人
1960 年，年轻的巴菲特遇见了一个叫威廉· 安格尔的热心合伙人，他愿意为巴菲特做任何事，还为他做了一个火车模型礼物放在阁楼上。“巴菲特问我是否有兴趣召集10 个医生每人投资1 万美元，”安格尔回忆说，“于是，我就在道奇大街49 号的一个餐厅里开会，召集了一群克拉克森医院的医生做他们的思想工作。
巴菲特在公开场合必须以一个出色的基金经理身份示人。所以那天在那家名叫山巅小屋的餐馆里，巴菲特拿出自己在卡耐基演讲课上学到并在实践中提高的演讲技能。
在夏夜黑色天穹的映衬下，他逸兴勃发地从本杰明· 格雷厄姆谈到莎士比亚，不时还
穿插几个善意的玩笑，他讲了近一个小时。
一个产科医生第二天来到克拉克森咖啡店里：“我们不该把钱给那个年轻人，他会卷着钱跑到国外去的。”阿瑟· 格林之前曾经听过巴菲特的演说，他说自己不会把钱给巴菲特，因为巴菲特甚至讽刺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票是一只“像老妇人一样的股票”，而格林恰好持有这只股票。格林自己后来回忆说：“他的话让我觉得自己很蠢。
不过至少另外的11 个医生决定赌上一把，毕竟巴菲特在奥马哈的业绩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让世人刮目相看。
1961 年，巴菲特做了他有生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给一家公司投资100 万美元，要是那帮医生知道了，一定惊得目瞪口呆。巴菲特投资的这家企业是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这是一家位于奥马哈城以南90 英里的内布拉斯加州比阿特利斯镇的公司，它有着80 年历史的风车和农用机具制造历史。风车制造业的前景并不乐观，因此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一直在销售停滞和利润下滑的环境下举步维艰。早在几年之前，巴菲特就曾买进过该只股票，原因是这只股票价格太便宜了，就像典型的格雷厄姆股票。
1961 年，巴菲特大笔买入了该公司70% 的股份，成了该公司的控股股东，这笔交易把他合伙人1/5 的资产都投到了里面。巴菲特任命自己为董事长（对于一个基金经理而言，此举非同寻常），这一次投资也表明他绝不甘心只做一个被动的投资者。
随后不久巴菲特又把唐· 莫内恩带进了董事会。巴菲特和忠实的莫内恩每个月都会驱车去平原上的肮脏小镇比阿特利斯，就像堂吉诃德带着自己忠实的侍从桑丘一样。
但是巴菲特还需要一次彻底的整改才能彻底控制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不过每天应付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并不是他的特长。这些事就像在祖父的巴菲特杂货店里擦水果箱一样让他感到深恶痛绝，巴菲特并不喜欢经营事务本身，而是喜欢把它们以数字形式来表现。巴菲特经常告诫那些经理人精简开支，减少存货，不过那些人总是口是心非地答应，等巴菲特回到奥马哈之后又把一切都抛到脑后。发现这种情况之后，巴菲特马上就将公司标价出售了。
但是这也没有改变巴菲特购买这家公司时的格雷厄姆式投资理念。事实上，格雷厄姆的影响几乎渗透到了巴菲特合伙公司的方方面面。除了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以外，巴菲特还把投资分散到了其他40 只股票上。他主要关心的都是那些“烟蒂”型股票。采取套利和企业清算等方式，这些做法都和格雷厄姆－纽曼公司的经营方法非常相似。巴菲特在写给合伙人的信里毫不遗憾地承认自己在步格雷厄姆的后尘，甚至于他形容自己在犯和格雷厄姆一样的错误。和他老师一样，巴菲特把所有的高技术公司都看做投机型股票而拒绝买入。格雷厄姆就看不上像施乐公司那样的股票，而巴菲特同样在每股1 美元的低价位时都没有买进这家公司，尽管他和这家计算机业的旗舰有着一些关系——该公司的一个创始人威廉· 诺里斯和巴菲特是亲戚（通过一个叔叔的婚姻建立起的关系），但是他十分清楚这家公司的股票是有利可图的。巴菲特和家人到加州度假时会一次次地去拜访老师格雷厄姆。巴菲特会和格雷厄姆闭门聊上几个小时，同时还和格雷厄姆的妻子埃斯黛尔成了朋友。
那时候风流的格雷厄姆把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橄榄色皮肤的法国情人玛丽· 路易斯· 阿米格斯身上。这对埃斯黛尔的打击很大。
巴菲特和埃斯黛尔成了好朋友，甚至当格雷厄姆不在家时他也喜欢和她独处。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格雷厄姆的妻子竟然成了巴菲特最虔诚的拥护者。尽管格雷厄姆会介绍其他人给巴菲特投资，埃斯黛尔自己却成了巴菲特的直接投资人，因为她对巴菲特有着笃定的坚信。把老师的老婆都发展为自己的合伙人，恐怕巴菲特也算得上是第一个了。
美国国民火灾保险公司（National American Fire Insurance ）曾经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公司。银行业巨头霍华德．F．阿曼森和他的兄弟海登一起控制着这家位于奥马哈城的小保险公司。该公司的股份早在20 世纪20 年代末即被卖给了内布拉斯加州的农场主，此后它几乎从大家的记忆中消失了。后来，阿曼森兄弟出价50 美元一股想要赎回股票。他们的出价很低，但是因为觉得这只股票可能已经快要逐渐地退出市场了，所以股民们还是慢慢地开始把股票转手了。
巴菲特把整个内布拉斯加州所有关于保险业的文件和资料都整理了一遍，从中发现这只股票实在太廉价了，但问题在于他找不到供他买进的股票。于是他带着自己的律师、好友唐· 莫内恩跑去参加该公司的股东年会，然而海登· 阿曼森断然拒绝了向他们透露股东名单。于是巴菲特只好召集了一群朋友跑遍整个城市去找这只股票的持有者，仿佛又回到了当年他和邻居一起去捡高尔夫球的岁月。被巴菲特的热忱所感动，莫内恩驾着他那辆红白相间的雪佛兰汽车向内布拉斯加最偏远的角落进发了。不管是在乡村法院、银行或者其他什么的地方，他每见到一个人就提出以每股100 美元的价格来收购股票。莫内恩后来回想起他们那时的做法说道：“当我们没有目标地转遍了整个州的时候简直是太愚蠢了，不过沃沦· 巴菲特是我见过最像‘完美先生’的人。”忙了很久，“完美先生”和他的合伙人终于拿到公司10% 的股票，赚进了10 万美元以上，这是巴菲特的第一个大手笔。
桑伯恩地图公司的例子则又一次证明巴菲特已经继承了格雷厄姆的衣钵。桑伯恩公司原先利润丰厚的地图生意已经日渐没落，但公司也曾在兴旺时期打出过一系列投资组合拳，公司的股票大约价值为每股65 美元，而如同北方石油管道公司股票的翻版一样，因为公司经营不景气，所以股价跌到了45 美元一股。北方石油管道公司曾因拥有铁路债券而被格雷厄姆相中。与他的导师做法如出一辙，巴菲特在整个1958 年和1959 年间不断买进桑伯恩地图公司的股票，他对格雷厄姆的预测深信不疑：“股票的价值迟早会回归。
不过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后来公司的股价并没有上涨。公司的董事们只拥有400股股份（公司共发行10.5 万股），其余的股份都流通在外，所以这些董事们任凭股价一跌再跌也无可奈何。实际上，他们平白持有公司优质的投资项目却无所作为，在8 年里曾5 次减少派发给股东的红利。但是，巴菲特向他们指出，多年以来他们连一分薪水也没少拿过。
巴菲特小心谨慎一步步地努力，终于成为公司的一名董事。他游说管理层去充分挖掘各个投资项目背后蕴藏的商业价值。不过，管理层顽固不化地拒绝了他的建议。
巴菲特也没有向公司的合伙人透露自己把公司35% 的资产都投资到同一只股票上去的事，也没有对他们提到桑伯恩地图公司的名字，但是他和桑伯恩地图公司其他持不同意见的股东开始不断给公司施压。1960 年，桑伯恩地图公司终于妥协了，同意用公司的资产进行管理层收购。仅仅这一项，巴菲特的投资就赚到了大约50% 的利润。
意识到已经无法隐瞒合伙人，他只好给那些合伙人写了一封信：“桑伯恩地图公司要求我对他们公司的运营情况保密，而且在短时间内衡量公司业绩的做法纯粹是徒劳。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一说法。在与桑伯恩地图公司周旋的过程中，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一位名叫约翰· 特雷恩的金融作家本来想和巴菲特签约，不过当他得知巴菲特不愿透露他的持股种类和比重时，就放弃了对他的投资。
唐纳德· 里奥一家是巴菲特的邻居，正所谓近水楼台，巴菲特也没忘了把寻找投资人的主意打到自家邻居的头上，他家的孩子经常和巴菲特家的孩子一起玩。有一天，巴菲特问他：“唐纳德，你的孩子真不错，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该怎样供孩子们念大学呢？”唐纳德· 里奥在一家咖啡批发店当助理经理，并且很有希望得到提升。虽然他们关系也不错，但他觉得这个邻居老是待在家里，穿着运动鞋和T 恤衫工作，这让他觉得很奇怪，因此就拒绝了巴菲特。
许多合伙人是仅凭直觉就和巴菲特签订了合约，他们觉得巴菲特的身上有一种类似于明星一样的气质，这也正是巴菲特吸引人之处。巴菲特强调自己在投资时必须保密运作，他不仅仅是想防止走漏消息，更是为了避免别人干扰他的决策，从而使自己可以保持一种优雅的独立，他并不喜欢打听什么内幕消息或胡乱猜测。对于某一只值得投资的股票，巴菲特必须首先使自己相信，而一旦说服了自己，那又何须别人再妄加评论呢？
巴菲特从心底鄙视那些预言者。如果决定股价的是公众的意见，那么公众的心态都变了，所谓的小道消息和预言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坚信自己的分析才更加可靠。
巴菲特很少会去考虑如何避免自己的大笔投资遭受损失，他和格雷厄姆一样谨小慎微，不过，巴菲特和格雷厄姆的做法并不相同，他从来不会把钱花在物质享受上，因为追求物质享受从来不是他努力赚钱的动力。同样，格雷厄姆坚持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进行投资多元化，巴菲特则认为有时候可以不让篮子里的鸡蛋过于分散，那样也可以保证它们不被磕坏。巴菲特虽然表面十分谦虚，但心里其实颇有一番雄心壮志，而且他从来也没有让自己失望过。合伙公司在1963 年的投资收益率高达39%，在1964
年也达到了28% 。那时候，巴菲特手里掌管的资金已经多达2200 万美元，他的个人净资产也突破400 万美元了。在当时，这可是一笔相当巨大的财富。
尽管财富不断累积，巴菲特依然保持着朴素的生活态度。他还是偏爱帕素服装店里的灰色西服，依然喜欢去罗斯牛排屋用餐，并且满足于看一场内布拉斯加大学校队的橄榄球比赛。除了偶尔因为工作出差外，他的生活就是在家和办公室之间两点一线，Buffett 几乎没有任何外来因素影响到他那简单的生活。如果只是从言谈举止看，你肯定不会发现巴菲特是一个富人。确实，他后来又多添了几个房间，还在家中建了一个壁球场，高耸的屋顶和周围邻居家相比显得是有些与众不同，但作为一个百万富翁来说，这样的住宅已经非常低调了。房子依然紧挨着繁忙的街道，屋外就有一盏闪烁的黄色交通灯，就像是一个屹立在那里的哨塔。
巴菲特不愿意把大笔的金钱花在物质享受上面，因为奢侈的物质生活并不是他赚钱的动力。对于他来说，金钱只不过是自己成就的一种证明而已，是他所钟爱的游戏的积分。
有一次他让苏珊把他那辆开了多年的大众车换辆新的。他说每当自己去机场接人时，这车都显得太寒酸了，不过他对开豪华车压根儿就没什么兴趣。
“你想买什么车呢？”苏珊问道。
“买什么车都行，我无所谓。”于是，苏珊给巴菲特买了一辆宽敞的凯迪拉克。
一次出差时巴菲特和奥马哈的数据文件公司副总裁斯科特· 霍德同行，在路上霍德开门见山地问他：
“沃伦，当百万富翁的感觉怎么样？”然后又兴奋地说道，“我以前一个百万富翁都不认识。
“只要我愿意，可以用钱买到任何想要的东西。
可能霍德的脑海里会浮现很多梦寐以求的东西：豪华轿车、名画、珠宝、丝绸，这些东西对于巴菲特都不是什么问题。但事实上这些东西对于巴菲特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他一心想做的只是待在凯威特广场的办公室里，不断地堆积起越来越多的财富。
苏珊却和巴菲特不一样，她一方面表现的对金钱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却是一个疯狂血拼族。有一次，她在装修上面一下子就花了1.5 万美元。后来巴菲特的一个高尔夫球友罗伯特· 比利格回忆说：“这让巴菲特感觉像掉了一块肉一样。”巴菲特曾向比利格抱怨说：“你想过吗？如果把这笔钱拿去投资，20 年之后能赚回多少钱呀！”
双重个性尽管巴菲特不会追求过多的物质享受，但他依然有某些特殊的偏好。在他想来，每一分钱都可能变成伊莎贝拉一世女王也得不到的财富。假如今天的一分钱可以变成今后的大笔财富的话，那么每花一分钱都会让他感到痛心疾首。他甚至于连人身保险都不愿意买，可能是他觉得自己能比保险公司更快地利用保费赚到更多的钱。巴菲特形容自己正在“逐渐进入吝啬的境地”，不过他在接受别人支票的时候却从不手软。
其实巴菲特对待金钱似乎有着双重的态度：一方面他视金钱如粪土，另一方面又将其视如至宝。他认为金钱是神圣的，并且认为花掉一分钱都是一种罪恶。在节食的时候，他也不会忘记让金钱发挥作用。他会开出一张1 万美元的支票给女儿，承诺将来的某一天可以兑付，除非他的体重下降。所以，女儿小苏珊会想方设法地用冰激凌来引诱他，或是想尽办法把父亲拖进麦当劳，但这些都毫无作用。她的爸爸可不会像希望保住自己的钱那样想吃冰激凌。
后来巴菲特全家去加州圣西米恩的威廉· 兰道夫· 赫斯特城堡度假，巴菲特非常有趣地形容了自己对金钱的态度。当导游仔细地介绍赫斯特城堡里的窗帘、地毯、古董等东西花了多少钱时，马上气坏了巴菲特，他不客气地对导游说：“别再絮絮叨叨地说他是怎么花钱的，跟我们说说他的这些钱到底是怎么赚来的！”
巴菲特合伙公司到1966 年初管理的总资产已经增加到4400 万美元。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巴菲特已经是在经营一家有相当规模的企业了，尽管它的规模比那些庞大的共同基金公司还要小得多。他在35 岁的时候已经是相当富有了。在他1966 年1 月给合伙人的信中说道：“苏珊和我的资产已经达到6849936 美元了，要打理好这么一大笔钱，足以防止我下午偷偷溜出去看电影了。
那时的巴菲特首次感受到了众星捧月般的感觉。那年5 月，《奥马哈世界先驱报》
的读者们在报纸的醒目位置发现了巴菲特像花栗鼠一般露齿微笑的照片。报纸上的巴菲特正在打电话，留着一头已经落伍的短发，脸上充满热切的样子。《奥马哈世界先驱报》这样写道：
“全美国最成功的投资企业之一是由奥马哈的一位投资奇才所经营的，这位奇才早在年仅11 岁时就成功地买入了第一只股票。
另外有一个更爱刨根问底的记者在写到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纺织工业的发展情况时，着力描绘了一番巴菲特给人的那种矛盾印象：尽管他处事有些不拘小节，但却从不给人以邋遢散漫的感觉。假如说他是个随性的人，那么他肯定对所有的事实都了然于胸。他从不会逃避任何问题，尽管有时他的回答会让你觉得有些拐弯抹角。
虽然在那些影响巨大的金融和商业出版物上还没有出现关于巴菲特的文章。不过对于像戴维斯一家这样的投资者来说，巴菲特在他们心中简直就像神一样。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使他们变成了富翁。
巴菲特每年都会邀请很多人来家里做客。而那些合伙人也都非常期望能和这个神的布道者共进晚餐。苏珊会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依次和每位客人打招呼，和每个朋友说上两句心里话。巴菲特则会对合伙人说说他在过去一年中的投资业绩，然后讲几个小故事活跃气氛，并且他会着重强调自己是如何身陷困境或者陷入啼笑皆非的尴尬之中的。例如，正当他正努力想挽救登普斯特尔机械制造厂的时候，比阿特利斯的居民却都认为巴菲特是想来破坏公司的。为了维持威尔逊弹子球公司，他只能和理发师们达成协议，避免弹子球公司受到黑社会的侵扰而被砸场。谈起这些过往的经历时他会让人感觉这些故事中的主人公就像马克· 吐温笔下那个聪明但又有些鲁莽的哈克贝利· 费恩，既谦虚又有些扬扬得意。他家中的客人听他讲话时都听得津津有味，有位名叫利兰· 奥尔森的产科医生一直以来都把这些故事谨记在心：“它们太让你着迷了，而且他说话的语气从来不会让你觉得他居高临下。
巴菲特这时已经开始让投资者们对他顶礼膜拜了。甚至有经纪人亨利的妻子罗克珊妮· 布兰特在她女儿的《育婴手册》中“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三个人物”下面写道：史怀哲、爱因斯坦、沃伦· 巴菲特。
到了1967 年，格雷厄姆那些人已经带着对经济大萧条的惨痛记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了。那时在华尔街开始打拼的是新崛起的年轻一代，他们中的很多人在1929 年大萧条发生时尚未出世，所以特别反感上一辈人总是把大萧条的悲惨记忆挂在嘴边。并且他们对大萧条之前那些经济形势高歌猛进的岁月也并不知道。在年轻一代看来，投机是无可指摘的，20 世纪60 年代的牛市对于他们来说就像初恋一样充满了诱惑，甚至于他们交易的许多股票都是新的——电气公司、大型企业集团、小规模成长型企业。这些股票价格的上涨需要股民的信心支撑，那时人们对股市的信心满满，股市牛气冲天。
当公司合伙规模还很小时，这些对于巴菲特来说也基本没有什么影响。然而，随着他管理的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他变得越发焦虑。一方面他手里有更多钱可以用来投资，另一方面他能找到的价值低洼股却越来越少，这就使他陷入苦恼。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60 年代他写给朋友的信就像是之前时代的编年史一样。
华尔街因为股市一路高歌猛进而感到兴奋，巴菲特却变得忧心忡忡。
到1966 年年初，巴菲特作出了一个影响命运的决定——合伙公司不再接受新合伙人了。然而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得到整个董事会的同意。而且他也提醒苏珊假如他们有了更多孩子，就要靠她为这些孩子找到新的合伙人了。
巴菲特不再接受合伙人，但是华尔街的投资却像洪水一样泛滥。无可阻拦地把股市冲击到了前所未有的高位。许多年轻人在街上游行集会，他们的父母则感受到战争对经济带来的扩张影响，于是在证券交易所排起了长队。共同基金如同雨后春笋般不断兴起。
巴菲特觉得股市的投机之风已经太过疯狂了，自己是时候及时刹车了。他把1929
年大萧条来临时的剪报装在镜框里挂在墙上，以便时刻警醒自己。他的办公室里没有什么装饰品，也没有什么在贝弗利山的豪宅里流行的玩意儿，所有的只是在暖气片上摆放得高高的栗色《穆迪手册》，外加几幅老照片。他在前台接待的地方挂上富兰克林的箴言“傻瓜才会把钱到处乱花”以及一幅摄于1880 年的华尔街照片。在巴菲特的办公室，你丝毫都感受不到弗雷德· 卡尔的影子，甚至连股票行情机都找不到。这一切都表明巴菲特决定暂时退出了。
1966 年春天，股市的急剧下挫让大多数人都措手不及，巴菲特却以他敏锐的直觉避开了这次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