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世纪80年代，“双法”的重点从用于基层的管理和技术方面，转移到了用于规划和为大型企业重大管理决策提供论证方案方面。
有这样的一个转变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时国家开了一个关于长远规划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要克服过去不讲究经济效益的老毛病，要找出最优方案，各个部门都要实行优选法。
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许多的省市和部门都找到了华罗庚。
一天，华罗庚收到了煤炭部部长的来信，信上的大意是：现在，我们国家的能源紧张，所以对资金的利用要非常谨慎。就煤矿而言，资金是投在山西还是投在河南，还是投在贵州，各个地方都有可行性报告，但是到底投在哪儿最好，就变成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根据这种情况，希望华罗庚能够对煤炭基地的开发规划进行研究。
接到信后，华罗庚组织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电力部、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的专家进行了讨论，随后又以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为课题组长单位，组织煤炭、电机、铁道、航海、通信、能源等学会的20多位专家成立咨询专家组，赴两淮进行考察。
1982年夏，安徽两淮百里煤田骄阳似火，酷暑难当。华罗庚冒着近40度的高温，拄着根拐杖，头戴柳条帽，身穿矿工服，一瘸一拐地下到了矿井里，同工人、技术人员攀谈、了解情况。
到了星期天，大家都休息了，华罗庚却躲进了小屋，对这几天的了解情况进行汇总、分析。他常常从清晨5时多开始工作，一直至夜里23时。
对他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大家看了是既敬佩又心疼，同行的专家对他说：“华老，您能不能每天少工作一个小时？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大家还希望多和您工作几年呢。”
看着大家那关切的目光，华罗庚笑着说：“我知道自己的身体不好，所以才想多挤出点时间，否则留下太多的事情给别人做，我于心不忍啊。”
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境界啊，大家听了都默默无语。只是自此后，主动加班的人越来越多。
经过两个月的奋战，华罗庚他们用“双法”论证和规划了两淮煤炭基地15年开发规模、建井顺序及外部配套工程的方案。
7月份，煤炭部组织专家在北京召开了对论证报告的验收会。在这次验收会上，专家组提出的两淮煤炭开发方案论证报告，获得了高度的评价。
煤炭部部长对华罗庚说：“你领导的专家组和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10个煤炭基地的长远规划工作都希望你们参加咨询论证。”
这是对华罗庚领导的专家组的最直接的认可。本来此时华罗庚能够稍事休息，但是在8月份，他又不顾众人劝阻，再下淮南，到生产的第一线去办“坑口学习班”，帮助两淮煤矿培训人才。
此时的华罗庚毕竟年逾古稀，连续两个月的艰苦的煤矿生活，已经快榨干他的精力，此次又跑到第一线，他的身体明显吃不消了。在一天夜里，他的心肌梗塞病又发作了。
煤矿派出专车，连夜把华罗庚护送回北京医院。
经过4个多小时的抢救，华罗庚终于暂时脱离了危险期，被送进了监护病房。
面色苍白的华罗庚静静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鼻孔里插着氧气管，手上扎着输液针。床边的心电监护仪，不时地发出报警的声音，那是他的心脏不规则的跳动引起的。
华罗庚对一切好像一点都没有察觉，他的脑子还在一刻不停地思考着进行中的工作。
这时，主治医生悄悄走了进来，看了看监护仪的情况，又进行了一番诊视以后，轻声说道：“华老，上次您出院的时候，不是叮嘱您不要这么操劳吗？您怎么不听话啊？”
华罗庚用微弱的声音说道：“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也没想到自己的身体这么差，我们在一起的有100多人，他们都比我忙多了，日夜不停地工作。大家知道我身体不好，什么都不让我干，没想到我还是病了。是老的，不是累的……”
为了能够让华罗庚安心养病，医院领导下达指令：禁止一切探访。本来华罗庚打算等病情稍微稳定一点，就召集他的学生们来医院，大家一起商讨问题，但是医院的这个命令，让他的这个想法落空了。
华罗庚躺在病床上，不停地在想，“我能干点什么呢？既不违反医院的规定，又不把这时间白白浪费了？”
突然一道灵光，在他的脑海中闪过，“对，我应该把数学手稿重新回忆记录下来。”
其实这个想法早就有了，但是他一直踌躇不定：其一，时隔多年，不知道从哪里回忆；其二，推广“双法”规模较大，费力较多，何况在推广过程中又有各种阻力，必须边排除干扰，边摸索前进；其三，蒲柳先衰，精力不济，基础科学是建房筑塔的基础，不可削弱，因而又得放上一些精力。因此对回忆和重写不敢轻易从事。
现在躺在病床上无事可做，正好是把那本失去的手稿回忆出来的好时候。华罗庚想到这里，便行动了起来。
几个月过去了，在出院的时候，华罗庚已经寻回了失却多年的把数学方法有效地用于计划经济理论的思想，而且还在病榻上为《数学方法与国民经济》一书写下了动人的序言。
其中写道：
但总算基本上补了一些出来了，可能忘记的更多，但也还可能有在那时的水平上加上20年来摸索经验的稍有提高处。但写法不能再是通俗易懂的笔调，因为那将多花许多倍的精力，考虑到与生命抢时间，尽心尽力为祖国，我将我血荐轩辕，因此，推导不再是步步写出，而是要求读者有独立推理能力。
总之，所写出来的不能算是著作，而是一扎扎杂乱的草稿，但是能用现代计算工具，有现代计算机运用的人，完全可以看得懂用得上……
华罗庚的心血没有白费，这个两淮煤炭基地规划方案结果是：建井周期可以缩短一年半至两年；建设规模可以加大，至20世纪末每年可减少北煤南运3000万吨，缓和津浦、京汉两条铁路运输压力。
十年后通过淮河、长江、大运河每年可以运煤1400万吨，节约大量运费。利用淮河运输不仅可以不占或少占农田，还可以挖航道造田，并为数十万亩农田创造灌溉条件，为城市提供清水，改善自然环境，保持生态平衡。
此后不久，万里副总理专门接见了华罗庚，对他们的工作给了很大的鼓励，并对今后的工作作了指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万里要求华罗庚积极主动参加国家的长远规划工作，组织专家参加这些工作；组织人研究国家的重大项目，特别是与国外合作的项目。
随后他又提到了大庆的问题，说大庆在我们国家高产稳产已20年，能否继续稳产和高产，如果要投资，到底是投在大庆，还是投在胜利油田，或者投在新疆等。
像这样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的项目都交到了华罗庚手中，让他帮助完成规划。虽然这时的华罗庚已经满头白发，但是面对党的信任，他勇敢挑起了一个个重担，而且都圆满地完成了。
华罗庚将国民经济中所用的数学方法归纳为36个字：
大统筹，广优选，联运输，经统计，抓质量，理数据，
建系统，策发展，利工具，巧计算，重实践，明真理。
1985年春天，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传出令人兴奋的新闻：华罗庚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会后，众多的记者将华罗庚围在了中央。有的记者问：“华老，您这次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有何感想？”
华罗庚微微一笑，说道：“首先我感到非常荣幸，其次我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有的记者问：“您对下一代有什么样的希望和要求？”
华罗庚回答道：“我希望学生们能多学多思，多动手。多学，就是要启发学生们自学，不是靠灌输。古人提倡读万卷书，现在万卷书也不算多，放在硅片上就那么薄。”
“一个手提包就是一个图书馆。”他的学生插话说。
“是啊，光学还不行，要多思。国外有人说：中国学生考起来都呱呱叫，而要作毕业论文，就显得思索不够，独立思考不够。有的学生作出了非标准答案，不仅不应扣分，还应当加分。现在不会思考，将来不如一台电子计算机。”
众人听了纷纷点点头，华罗庚又说：“现在青年人羡慕老年人有知识、有能力、有经验，这是可贵的；中年人羡慕老年人有知识、有能力、有经验，这也是可贵的；老年人羡慕青年人有朝气、身体健康、思想活跃，这是老年人不能再获得的。所以，历史总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胜古人。”
有的记者问：“华老，您今后有什么打算？”
他笑着说：“我计划在有生之年做两件事。其一，继续为国家一些重科技项目出力；其二，中央领导同志叫我写回忆录。前一件是必须做的，后一件事想做，但是不知是否力所能及。”
对于让华罗庚写回忆录的事情，叶剑英和胡耀邦都曾经要求过。胡耀邦曾经在1982年给华罗庚的一封回信中这样写道：
如果自然界能宽限你更多的日子，我希望你能把你一生为科学而奋斗的动人经历，以回忆录的形式写下来，留给年轻人。
你那些被劫走失散的手稿中的一些最重要的观点和创见，能不能夹在其中叙述呢？完成了它，我认为就是你在科学上的超额贡献了。
华罗庚曾对他的朋友秦文亮说：“耀邦同志要我写回忆录，唉！叫我怎么下笔呢？”
是啊，他的一生实在太复杂太坎坷，从何下笔呢？实在难啊！所以这一工作迟迟未能动手。
在这次记者的提问中，华罗庚将写回忆录作为自己日后需要完成的一件大事，可是直至他去世也只是写出了一个提纲。最后的《华罗庚》由他的弟子王元花了整整八九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
王元介绍写这本华罗庚回忆录时说：算起来，我开始写作《华罗庚》大概是在1985年。当时华老还在世，有一天，我说要到他家去商讨写传记的事，他就在我动身之后没到他家前，写下了一个简短的自传提纲，但里面只是讲到了他的数学工作。等到我开始写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只写数学。我觉得华老的一生有两点特别打动我：
“一是他自学成才。他只上过初中，即使到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当教授，他的履历上也只有初中的文凭。这一点对中国的年轻人奋发向上有特别大的鼓励。”
“还有一点就是他的爱国，他第一次是1937年在英国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爆发，英国人要他留下教书，他却毅然放弃这些，在1938年回国，到了西南联大与同胞们共患难。”
“他第二次是在美国，已经是伊利诺伊大学的终身教授了，但仍然带领全家返回祖国。他的这种爱国精神可以说是推动我写这本书的巨大动力。”
王元写这本书可谓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难，是查证历史资料。翻开《华罗庚》一书，可以看到每一章的末尾那长长的参考书目、文件的目录。
有人曾惊异地问他：“你怎么能搞到这么多的材料的？”
王元说：“是下笨工夫，一点一滴地坐在图书馆里大海捞针得到的。我写华老与文学家写传记不同，这本书里不会有一点虚构的、所谓想象的东西，我所有的描述都有出处，我是要让大家看到一个真实的华罗庚。”
华罗庚的一生要写得真实也实在是难，他的学术成就到底有多大？怎样去估计？他在中国近代科学与数学史中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他在20世纪50年代回国值得吗？他从事普及数学工作值得吗？一切的一切都太难回答。
所以，这本30万字的书，王元竟写了八九年。《华罗庚》第一次面世是199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最近，《华罗庚》的修订版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而且，以出版自然科学著作著称的德国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了《华罗庚》的英文版，该社的《华罗庚》日文版也在翻译出版中。
《华罗庚》出版以后，共印了27000本，其中中国台湾的九章出版社印的繁体字版本在台湾一地就卖了2000本，台湾的“中央图书馆”1994年就将其收入馆藏。
华罗庚所说的两件事都圆满地完成了，相信他在天之灵也会开心地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