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祖芬
亚诺什·斯塔克提着大提琴笔挺地走上台。斯塔克是笔挺的，大提琴也是笔挺的。斯塔克向观众缓缓鞠躬，大提琴也向观众缓缓鞠躬。感觉中，斯塔克与大提琴其实是一体。在人前，一个是斯塔克，一个是大提琴。在人后，斯塔克就是大提琴，大提琴就是斯塔克。
斯塔克是美籍匈牙利大提琴家，世界公认的20世纪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有大提琴王之称。这次专程到中国参加北京国际音乐节，是免费演出，只要求给他三张头等舱的机票。当然，一张是他的，一张是钢琴家的——他说一定不能讲伴奏，是合奏。那么第三张票给谁的呢？
那把大提琴。
那把大提琴是1705年制造的。斯塔克是1924年出生，提琴的年龄比他大二百多岁。当提琴终于投入斯塔克怀抱的时候，提琴觉得眼前这个人，她已经等了他二百多年了。从此他们形影相随。斯塔克坐头等舱，大提琴一定坐在他身旁的座位上。不过，斯塔克要是去爬长城，那怎么办？
演奏钢琴的希吉尔·内律基，是造诣极深的美籍日裔钢琴家。当他的手指在琴键上滑动时，立即激扬起我体内生命的河流，涌向我的眼睛，我满含着泪水，感觉着一种痛苦的甜蜜，我小时上海老家的附近有一幢高楼，高楼的哪一个窗口天天飘落下来叮叮咚咚的钢琴声，并不熟练的，我想是一个与我一般大的女孩在习琴。妈妈老是说我要是能弹钢琴就好了，因为我手指长，五指可以分得很开，生来可以在琴键上“纵横捭阖”。更因为我喜欢钢琴，说不出来的喜欢。虽然明明知道那从天上飘落下来的音乐与我无缘，当教师的爸爸妈妈月薪只够维持全家的生计。这次来听音乐会，在大厅里碰到一位女友带着她的十多岁的女孩。女友快人快语地说女孩上重点中学了，她一高兴就给孩子买了架钢琴。“买了架钢琴”，这句话顶多用了一秒钟疾驶而过。这项消费在今天有独生子女的家庭早已不是新闻。尤其那女孩儿的品貌出众叫人爱得不行。音乐，毕竟需要经济载体的依托和文化氛围的熏染。
六月北京国际音乐节，有两场演奏会只卖出几十张票，比起“追星族”在流行歌星演唱会上的热狂疯癫，钢琴独奏会还是如那琴键一般冷清。想到音乐家从台上看座位空落的观众席，真如缺了很多牙的口腔。我便想去音乐厅“补”上一只“牙”。我正在远郊，参加市作协的会议，只能赶回来看那最后一场大提琴演奏。我与作家们说此事，一下鼓动起连我共17人要去音乐厅“补牙”。然而我险些搞不到票。因为，不知为什么最后一场演奏会突然火爆起来。是突然意识到北京终于能举办这么一个国际音乐节，也是社会发展到1993年的产物，怎么能不珍惜？是不约而同的“补牙意识”？是斯塔克的魅力？
是斯塔克用弓弦拉出了贝多芬、舒伯特、德彪西、勃拉姆斯，还是大提琴拉出了斯塔克·乐声中，他和琴交融为一体。那琴，不是搁上他的左肩，而是从他的左肩长出来的。琴端支在地上，便是他生命的支点。胳臂与弓长在一起，胳臂也是弓。拉到激越处，大提琴向前或向侧伸出穿黑皮鞋的左脚或右脚。乐声舒缓时，不会注意到斯塔克的脚。他整个人，尤其是面部，如木制提琴那样庄重而不带表情。斯塔克的世界里，只有E小调奏鸣曲、D小调奏鸣曲，没有一个杂音。
不，有了杂音，或许别人听不到，但是斯塔克的耳朵受到了刺激。有些观众在照相，按动快门的声音刺进了亨德尔主题变奏曲。曲毕斯塔克进幕后，工作人员向观众递话：不要拍照。观众感谢这文明的提醒。如果说，变奏曲演完时观众报以热情的、恰如其分的掌声，那么，当斯塔克侧幕复出时，观众们报之以加倍的掌声。
演奏会结束，十几个观众奔上台向斯塔克和希吉尔·内律基献花。掌声变成整齐而有节奏的要求。斯塔克，原来你在中国有这么多的知音；斯塔克，原来你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尊敬。终于加演了一曲。曲毕掌声还是不依不饶，坚韧不拔。从这掌声中，我看到我女友那刚买了钢琴的女孩在这噼噼啪啪的声响中，在这噼噼啪啪的春雨中向上成长。如果说，斯塔克第一次从侧幕复出时观众的掌声还带有相当的理性，那么这一次的掌声几近完全是感性的，不是致礼，不是尊敬，而是热爱，而是钟情，是因为我们要听斯塔克，是因为我们喜欢这把1705年的大提琴。
但是斯塔克太累了，他生命的音符在大提琴的弓弦上流淌了一个晚上，尽情，尽意，如何还能有不尽的精力？
然而掌声一发而不可收拾，哗哗啦啦铺天盖地，如汹涌的潮，拍击着空寂的舞台，一浪，又一浪。纵然徒劳也要汹涌，也要拍击。这是心的呼唤和情的宣泄。
亚诺什·斯塔克提着大提琴走上台。
呼啸的大海顿时安静下来。阳光辉煌，大海灿烂。音乐使人类相通，人类在相通中走向共同的光荣。
这次是一人独奏，无伴奏奏鸣曲。当最后一个音符从弦上落下，那弓还平行地横在琴上，那右手还那么悬着，那左手也还长在弦上，那音箱还没从斯塔克心中落下。亚诺什·斯塔克便成了一座雕像，在缓缓落下的音符中升华。
什么时候，我们还能为斯塔克准备好三张头等舱的机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