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洪武五年（ 1372年）杨载以建元诏告琉球、两国建立封贡制度以后，至清光绪五年（ 1879年）日本灭琉球国、改为冲绳县止，中国派往琉球的册封使共 24次。我国有关钓鱼列屿的记载，大部见于册封使归国回朝复命的述职报告——册封使录之中，惟其中嘉靖朝以前十一任册封使关于琉球的档案，因失火而荡然无存。兹将这 11位册封使简况列表如下：
次 第 正 使 副 使 到达琉球时间 受封国王1 杨 载 明洪武五年（1372年） 察 度
2 时 中 永乐二年（1404年） 武 宁
3 陈季若 永乐十四年（1416年） 他鲁每
4 柴 山 洪熙元年（1425年） 尚巴志
5 余 忭 刘 逊 正统八年（1443年） 尚 忠6 陈 傅 万 祥 正统十二年（1447年） 尚思达7 陈 模 童守宏 景泰三年（1452年） 尚金福8 李秉彝 刘 俭 景泰七年（1456年） 尚泰久9 潘 荣 蔡 哲 天顺七年（1463年） 尚 德10 官 荣 韩 文 成化八年（1472年） 尚 圆11 董 旻 张 祥 成化十五年（1479年） 尚 真从嘉靖十三年（ 1534年）陈侃起，至清同治五年（ 1866年）最后一位册封使赵新止，有纪录的册封典礼共计 13次。为便于叙述并节省篇幅，仍将有关简况列表如下：
次 正 使 副 使 到达琉球时 间 受封国王第 姓 名 职 务 使录名称 姓 名 职 务 使录名称12 陈 侃 吏科左给事中 使琉球录 高 澄 行人司行 人 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 尚 清13 郭汝霖 刑科右给事中 使琉球录 李际春 行人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 尚 元14 萧崇业 户科左给事中 使琉球录 谢 杰 行人 琉球录撮要补遗 万历七年（1579年） 尚 永15 夏子阳 兵科右给事中 使琉球录 王士祯 行人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 尚 宁16 杜三策 户科左给事中 杨 抡 司正 崇祯六年（1633年） 尚 丰17 张学礼 兵 科副理官 使琉球记 王 垓 行人 清康熙二年（1663年） 尚 质18 汪 楫 翰林院检 讨 使琉球杂 录 林麟焻 中书舍人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 尚 贞19 海 宝 翰林院检 讨 徐葆光 翰林院编 修 中 山传信录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 尚 敬20 全 魁 翰林院侍 讲 周 煌 翰林院编 修 琉球国志 略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 尚 穆21 赵文楷 翰林院修 撰 李鼎元 内阁中书舍人 使琉球记 嘉庆五年（1800年） 尚 温22 齐 鲲 翰林院编 修 续琉球国 志 费锡章 工 科给事中 嘉庆十三年（1808年） 尚 灏23 林鸿年 翰林院修 撰 高人鉴 翰林院编 修 道光十八年（1838年） 尚 育24 赵 新 詹事府右赞善 续琉球国志略 于光甲 翰林院编 修 同治五年（1866年） 尚 泰表中“使录名称”栏内，系按独立成书的原则为准，仅在文集中述及使事者不录，如赵文楷《槎上存稿》；一人记载册封内容的著作不止一种者，酌取其要者录入，如汪楫除《使琉球杂录》外，尚有《册封疏抄》《中山沿革志》两书；二人合著一书者，按第一排名收录，如夏子阳与王士祯共著《使琉球录》，则列在夏子阳名下。
为从七品，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行人司行人职位更低，只有正八品，相当于区长。他们圆满完成册封任务后荣升的官阶也有限，如，陈侃回朝复命后，升任正五品的光禄寺少卿；夏子阳升任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充其量不过勉强够个局级。这是由于古代狃于“华夷之别”的偏见，不可能派遣职高位显者出使藩邦册封。甚至连“职专捧节、奉使之事”的“行人司”，最高长官“司正”，也只相当于“小小芝麻官”；但该司却挑选人才綦严，地位十分重要——洪武二十七年（ 1394年），“定设行人司官四十员，咸以进士为之，非奉旨不得擅遣，行人之职始重。 ”了解这些历史背景，某些人士才不至于闹出常识性的笑话，妄图以使者原有官阶不高，来贬低册封此举的意义，来否定册封使录之为官方文件的性质。
册封使录的性质及其具有官方文书的价值，可以从嘉靖十三年（1534年）礼部尚书夏言的奏疏中得到证明。疏云：
祠祭清吏司案呈……陈侃等题：“……臣等初被命时，礼部查封琉球国旧案，因遭回禄之变，烧毁无存……”据给事中陈侃等亲历其地，目击其事，山川风俗之殊，往来见闻，悉出实录；因采辑事迹，撰述成书，既以正载籍之所未尽，且俾后之奉使者所考见，足见各官留心使职，诚可嘉尚！似应俯从所请，候令下之日，本部将进《使琉球录》付之史馆，以备他日史馆采集。
带皇帝所颁敕诏，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在那霸举行隆重的册封琉球新王仪式完毕，回到京师以后，须向皇帝进呈此行的详尽述职报告——《册封使录》。使录名称虽不尽一致，详略程度不同，但内容则是陈述出使册封琉球的全部经过及有关资料，包括受命出使原委、航海行程、双方重要公文概述，以及琉球国情报告，等等，作为国家档案存入史馆，提供撰修皇室《实录》及其后制定对琉球政策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或稍后，还将册封使录镂版印刷，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宣示《册封使录》全部内容，以供有关国家的认同或征引。如下文将要述及的陈侃使录中关于古米山“乃属琉球者”的记载，就为琉球官方采纳，于 1650年几乎一字不漏地被录入琉球正史《中山世鉴》之中。质言之，册封使录既非个人的旅行日记，更不同于单纯的航程指南，而是事实上的官方文书，理所当然具有官方文书的法律效力。
以上系就一般使录而言。特殊地说，第 19任册封副使徐葆光所进《中山传信录》一书，系经测量人员工作 8月之久，并与琉球王府特命紫金大夫、“名护圣人”程顺则共同合作完成，属于中、琉两国官方的权威性著作，详见本章下节。
如前表所示，中国方面自 1534年至 1866年间，仅册封使录这类著作，记载钓鱼列屿史事者即达十余种之多。而日本方面在大致与此同时期内，即明治维新之前的整个德川幕府或曰江户时代（ 1603— 1867年），涉及钓鱼列屿的图籍，除了仙台人林子平《三国通览图说·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而外，可谓别无所有。偏偏这一仅存的硕果，又帮了中国方面的忙！日方某些学者面临无可奈何的难堪处境，便搜索枯肠，竭力歪曲中方《册封使录》的性质，贬低它的意义，抹煞其为官方文书的法律效力，企图最终达到变钓鱼列屿为“无主地”的目的。他们或者含糊其辞地称《册封使录》曰“古文书”“古文献”，扬言“在领土争论上，拿出古文书来并不特别可贵，问题在于解决领土争议时，争执的当事国所提出的古文书，在国际法上是否有意义”，肆意贬低使录作为历史证据具有的价值；或者死不认账，大笔一挥判云，“连续多次的册封使录，均属航海者个人的旅行记录，而非中国的官方记载和声明”；或者施展诡辩伎俩，硬说“无论怎样解释都行”，“使录不是历史研究上的第一等史料”，如此等等。精通国际法的奥原敏雄教授，不知何时成了史学的行家里手，并以权威的口吻，在一篇论文中，踌躇满志地夸下海口：
本稿试图通过明确尖阁列岛及其有关的历史事实，并从历史的观点出发，来论证列岛不能作为中国的领土来处理。同时感到有必要纠正部分人所指责的错误的历史理解，明确其真正的事实，故尔将笔者所调查的结果归纳于本稿之中。让我们领教领教，在“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和“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以及“沟”“郊”即“中外之界”三大问题上，他们究竟“明确”了哪些“历史事实”，又能“论证”出多少侵占钓鱼列屿的“根据”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