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中清白人谁信？世上功名鬼不知！
——《狱中题壁》
袁崇焕为什么突然遭到逮捕呢？
原来在宁远、宁锦两次大捷后，后金就感到袁崇焕是个劲敌，但是无可奈何。其后，章京范文程就献上密计，要施行反间计，在广渠门、左安门两次血战以后，皇太极又一次感到不把袁崇焕除去就不可以成就自己的事业。刚好，金兵到达北京牧马场时，明朝管马的杨太监等二人和其他300人一起投降。太监是接近皇上的人，皇太极就在他们身上打起了主意，想出了一条反间计。他袭用《三国演义》中所讲的周瑜利用曹操的说客使曹操中了反间计的手法，利用了这两个太监。皇太极一面在十一月二十七日退兵到南海子，一面嘱咐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教他们如何进行反间。这两人在听到皇太极的密计以后，就故意坐在杨太监等二人睡觉附近的地方，低声耳语，故意让他们听到，说是：“今天撤兵，是皇上的计划。刚才看见皇上一个人骑马走向敌阵，敌方有两个人来见皇上，说了好长时间的话才回去。估计袁督师和我们有密约，这件事立刻就能成功。”杨太监不知是计，还假装睡着偷听，把他们的话默记下来。事后金兵又故意放松戒备，让杨太监能够避开监守，在三十日逃回北京（有人怀疑杨太监本身就是后金收买的间谍）。杨太监回京以后，就把偷听的话一一告诉了思宗。崇祯这个猜忌多疑而又自作聪明的皇帝，在袁崇焕杀死毛文龙以后，本来就对袁崇焕有些怀疑，这次听了杨太监的话果然中计，认为确有其事，就在十二月初一日再次召见袁崇焕时，把他逮捕下狱。
袁崇焕的被捕，除了思宗中了后金的反间计外，还有下列几个原因：
（一）毛文龙是阉党，又是浙江人。在他生前，每年从朝廷领来上百万的饷银，大半不出都门，而由他送给有势力的阉党官僚。自他被袁崇焕杀死以后，经常受他贿赂的阉党残余失去了一笔重大的财源，当然恨袁崇焕入骨。因此，毛文龙的同乡而又同阉党密切勾结的礼部侍郎温体仁以及同袁崇焕有私隙的兵部尚书梁廷栋，就伙同党羽阴谋陷害袁崇焕。当金兵盘踞在通州的时候，温体仁就密疏攻击袁崇焕，说他“以五年平辽东欺骗皇上，实际是要同后金议和，现在又引诱敌兵长驱直入，目的在胁制朝廷，订立城下之盟”。
（二）宦官和皇亲国戚们都在北京城外占有庄、店、邸、墓等产业，金兵到来，无疑受到糟蹋，他们非常痛心。这些人既不懂军事，又只保护自己的私利，就十分主观地要求袁崇焕赶快将金兵击退。当不能达到目的时，就迁怒袁崇焕，在思宗面前说他“逗留城下，不肯尽力”；甚至散布流言蜚语，诬陷他是叛逆。
（三）大同总兵满桂，起初和袁崇焕一同守宁远。天启六年努尔哈赤攻宁远时，满桂首先主张放弃宁远城，受到袁崇焕的斥责。后来，满桂又因与祖大寿不和被袁崇焕调开。因此，他对袁崇焕很不满意，甚至怀恨在心。这一次他由大同带兵入援，为了制造群众对袁崇焕的不满，竟然命令部下假称袁军，在京郊大肆进行掳掠。后来，在德胜门一战中，他败入瓮城，又贿赂宦官，在思宗面前搬弄是非，中伤袁崇焕。在袁崇焕被捕的这一天，更无中生有地当面“揭发”袁崇焕的“奸状”。这些都加深了思宗对袁崇焕的怀疑。此外，侯世禄从宣府带来的援兵也曾进行掳掠，当时有些人搞不清楚，把这些掳掠的“援兵”讹传为“袁崇焕的部下”，结果也使袁崇焕代人受过，为一些人所不满。
袁崇焕虽然被捕下狱，但还不一定就被处死。袁崇焕的被捕使他的部将十分恐惧，与其关系密切的锦州总兵祖大寿，深恐督师被捕会连累自己，于是与何可刚带师离开了北京，逃出山海关。袁崇焕的部队是抵抗后金军的主力，只有这支军队曾经屡次打败过金军，也只有袁崇焕对这支军队享有极高的威信。崇祯帝没有办法，只好叫袁崇焕在监狱里写了一封亲笔信给祖大寿。叫祖大寿等要以忠义为重，以大局为重，听从朝廷命令，团结一心，坚持抗金，决不可因为他个人的生死而轻举妄动，不要危害抗金大业。因为害怕引起类似的兵变事件，崇祯帝在后金直接威胁北京、横行关内的情况下暂时没有对袁崇焕作出最后的判决。后来，当祖大寿接到袁崇焕的狱中亲笔信时，全军都痛哭起来，祖大寿的老母亲已经80多岁了，当时跟儿子在一起，问明了大家痛哭的原因，就对大家说：“督师现在还没有死，何不杀敌立功，再向皇上要求保住督师的命？”众将士以为这样做很对，当天就回师入关，奋勇杀敌。希望能用战功来保住他们所敬爱的主帅的性命。后来，祖大寿在收复永平等四城的战役中立下了相当的功勋。思宗认为袁崇焕和他的部下还是愿意抗金的，疑心稍微消释了些，想再启用袁崇焕。思宗并且说过“守宁远非袁蛮子不可”的话。当兵科给事中钱家修上疏为袁崇焕伸冤时，思宗也有“袁崇焕讯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拟擢用”的批答。可见袁崇焕不但可能不死，而且还可能再次被任用。
但是，因为这个案件，除了敌人的诡计以及某些人对袁崇焕个人不满以外，还被仇恨东林党的人所利用，作为朝廷党争的工具，所以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了。原来自从魏忠贤倒台以后，思宗大量任用东林党人。当时连续担任内阁首辅的李标、韩爌、成基命以及大学士钱龙锡、左都御史曹于汴等都是东林党人。他们在崇祯二年，在思宗直接指挥下，主持确定魏忠贤逆案，把阉党分子262人分为六等治罪，称为“钦定逆案”，颁行全国。但是，阉党漏网分子吏部尚书王永光和他所涉及的御史高捷、袁弘勋以及曾因作诗谄媚魏阉而被弹劾的温体仁等，日夜思量着翻案之事。他们就利用思宗对袁崇焕的怀疑并且利用袁崇焕杀毛文龙以前曾和东林党人钱龙锡商量过这件事为口实，企图兴起大狱。他们商量好，指袁崇焕为“逆首”，钱龙锡等为“逆党”，想再立一个“逆案”，和前述的“钦定逆案”相抵，对东林党人实行打击、报复、排挤，并乘机翻案。于是残余阉党分子原抱奇、姚宗文在朝廷造谣说：“有人捉到奸细七人，这七人自称是袁崇焕教他们送信给敌人的。”但是，后来到会审时，这七个被捕的奸细忽然都不翼而飞了。这很明显是对袁崇焕的诬蔑。
同时，温体仁、梁廷栋、高捷、姚宗文等人又多次上疏，除了说袁崇焕“引敌胁和”以外，又说他通敌叛国。根据是：
（一）擅自杀害毛文龙就是为了讨好金国，便于同敌人讲和；而且金兵进攻北京，也是毛文龙被杀减弱了辽东实力的缘故。
（二）袁崇焕卖米给依附后金的蒙古朵颜部首领束不的，就是通敌明证（崇祯二年，束不的因遭受旱灾，想勾结后金，骚扰明朝北部边疆，袁崇焕为了争取束不的，向思宗奏明卖米给他）。
（三）祖大寿引兵东去，意图叛变，是袁崇焕与钱龙锡挑激所致。
（四）后金入侵后，屡次谴使议和，与袁崇焕串通一气，呼吸相应（按：后金遣使议和，可以证实袁崇焕“引敌胁和”的流言，由思宗因疑而将袁崇焕处死，因此也是后金的一种反间手段）。
为了证实袁崇焕的罪状，梁廷栋等还无耻地收买袁崇焕的部将副总兵谢尚政，许以高官厚禄，教他出来证实袁崇焕资敌私通之罪。此外，梁廷栋等还说袁崇焕收刮毛文龙的貂皮、人参、辎重价值百万，捆载而西，转运到自己家中，并且说这件事为“万目所共睹”，替袁崇焕加上贪污的罪名。总之，阉党“出间金数十万，飞箝上下，流言小说，造作端末”，造成“不特烈皇（崇祯帝）证其先入；朝野传告，亦为信然”。阉党分子采用各种卑劣手段，散布种种流言，安排重重陷阱，一定要坐实袁崇焕叛逆之罪，置他于死地，以便进一步陷害东林党人。
袁崇焕下狱以后，东林党人纷纷受到攻击排挤。钱龙锡首先在崇祯三年初称病辞职（后来还被捕下狱，罚往定海卫充军）。韩爌、李标、曹于汴也先后在正月、三月里被排挤去职。成基命虽然继续担任内阁首辅，但是因为周延儒、温体仁相继入阁，对他进行掣肘，所以也只好在七、八月间辞职不干。这时，在政治上，反东林党的内阁已经形成，大权落在温体仁等手里。军事方面，永平等四城已在五月中旬收复、战争形势暂时稳定下来。因此，他们又利用这一时机，肆无忌惮地攻击东林党，想早点把袁崇焕杀了，把“罪案”确定下来。史范在八月里上疏说：“钱龙锡出京时，曾把袁崇焕所送的重贿数万两寄存在亲戚家中，替袁崇焕活动，所以袁崇焕到现在还没有定罪。”又说：钱龙锡、袁崇焕卖国欺君，他们的罪恶胜过秦桧（当然，毛文龙的功绩就超过岳飞了！）。连续用这些话激怒思宗。果然，思宗发怒起来，限刑官在五日内定案。这样，袁崇焕就遭到和熊廷弼同样的悲惨命运。虽然当时朝臣十之七八了解袁崇焕的冤枉，但是因为温体仁、梁廷栋等正得到思宗的信任，为袁崇焕申冤的话说不进去；并且替袁崇焕申冤的人如御史罗万爵等，又纷纷被加罪，大家都怕被加上“逆党”的罪名，不敢冒险援救。这样一来，袁崇焕就非死不可了。与袁崇焕有联系的东林党当然随之受到打击，政治局势的进一步败坏就是不可避免的。
袁崇焕的被捕下狱，皇太极的反间计不过是个导火索，其中更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崇祯皇帝即位后，锐意中兴，诛阉党、定逆案，颇有一番新政。然而在他面前仍摆着两个最棘手的难题：一个是农民起义。崇祯元年（1628年）十一月，陕北因连年大饥、官吏横征暴敛，王二首举义旗，闯王高迎祥等相继起事。另一个就是辽东问题。而这两者又是互相关联的。辽事不结束，对粮饷的加派不会停止，民不得不反；民变迭起，官军不能一意东向，辽事更不易了结。崇祯皇帝将辽事重任委于袁崇焕，袁崇焕许以五年平辽，崇祯似已看到摆脱困境的希望。“已巳之变”后金铁骑震撼京师，“五年平辽”已成画饼，预示了“新政”棋局将全盘皆输。加之自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以来，京都80年来首罹兵祸，星布于北直隶的中贵庄田被劫掠，黎民百姓三教九流受蹂躏，激起了朝野各界的普遍不满。这一切对崇祯新政是非常沉重的打击，对朱由检的威望及心理的打击也是极其巨大的。因此，身为蓟辽总督的袁崇焕及兵部尚书王洽等，是难逃其直接责任的。造成英雄悲剧的不仅是崇祯皇帝和逆阉党羽，同时也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尖锐得无法克服的腐朽荒唐的明王朝。
袁崇焕之死与思宗的为人也有密切关系。如果不是思宗上当受骗，袁崇焕是绝对死不了的。那么思宗的为人到底怎样呢？现在不妨简介如下：
11 年少无知，昧于事理，暗于知人
思宗即位之初，不过十六七岁，既缺乏政治经验，更缺乏军事知识。虽然自作聪明，实际却幼稚得很。老奸巨滑的温体仁欺骗了他一辈子。两任首辅、作风不正的周延儒嘲笑他是“羲皇上人”。崇祯除了对魏忠贤等元凶巨恶，因罪恶昭彰，有所认识以外，对于熊廷弼、王化贞的是非功过就不甚了了。对于东林党也缺乏正确的评价。由于是非不明、忠奸不分，所以往往处置乖方，决策失误。用人失当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自东林党人排斥以后，所用之人，不是奸臣、就是庸臣，兵部尚书中也有不少人是胆小鬼。
21 求治过急，用法过严
边防、吏治、党争是思宗最感棘手之事。这三件事因为由来已久，积因复杂错综，没有一件可以迅速解决。但是思宗求治心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他的办法实际有二：一、力求速效。二、惩办从严。因为不可能求得速效，所以就剩下惩办从严。崇祯十七年中，总计杀了总督7人，巡抚11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除三人外，都不得善终。其余官员受到惩办的尚有许多。
严刑峻法，残害英才，是思宗最大的失误之一。
31 师心自用，饰非拒谏
思宗自以为是，又有虚骄之气。每有失误，群臣进谏，就认为触犯了皇帝的尊严，加上“阻旨”、“藐抗”等罪名，横加处罚。结果是刚直者去位，柔佞者幸进，开谄谀之风，行苟且之政，纪纲日坏，国事日隳。皇太极在击灭虎墩兔部完成对明朝的包围态势以后说：“南朝君骄而臣谄，兵弱而民务，亡无日矣！”皇太极不愧为目光敏锐的政治家，能首先从政治方面看出明朝必然覆灭的命运。
41 躬勤细务，琐屑苛求
事无巨细，君亲躬勤，不能从大处落目，通盘考虑，解决全局问题，而且容易束缚臣下手脚。琐屑苛求，不能全面论人，区明贤愚曲直。温体仁正是利用他的这一弱点，专门“摘发细事”、“务为刻核”，排击正士，朋比为奸，从而败坏国事的。
51 心存猜忌，不能容物
封建君主往往患有猜忌的“职业病”，程度虽有不同，本质并无差异。由于心存猜忌，臣下稍有“不逊”或“越权”行为，马上视为侵犯君权，大逆不道，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思宗当然也不会例外。正因为如此，袁崇焕杀了毛文龙，他才会耿耿于怀；皇太极那种蒋干盗书式的反间计才能收效；阉党残余的挑拨才能使他大动肝火，迫不及待地要处以极刑。
由上述几点看来，袁崇焕之死，固然与思宗少年无知、刚愎自用的个性有关，但也牵涉到君主专制制度。实际上，袁崇焕的悲剧是植根于专制制度之中的，因而很难避免。“自古圣贤皆薄命，奸雄恶少尽侯王”；“汉廷荣巧宦，麟阁绌边功”，这些在当时都已经成为规律。既然温体仁这个“外曲谨而内猛鸷、机深刺骨”、极端狡诈、极端阴险的巧宦，深得思宗信任，总计作了八年辅臣，五年首辅，死后还追赠太傅，赐谥“文忠”，可谓富贵寿考、生荣死哀。
那么，袁崇焕这一十足的“傻瓜”，立身行事，与温截然相反，尽管立过很大的功劳，还是落得千刀万剐，罪及母弟、妻、女，就是“理所当然”，不是为怪的了。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尽管多方搭救，猜忌多疑、刚愎自用的崇祯帝，还是下令将袁崇焕寸磔（折）处死。思宗本来打算对其施行最残酷的刑罚灭三族，总计要杀300余人，还亏得何如宠等竭力解救，成基命再三叩头，请求慎重，才略予减轻。八月十六日，袁崇焕终于在阴谋诬造的“擅杀大将，勾引敌方来胁迫朝廷求和，谋叛欺势的罪名下被凌迟（即磔刑）处死”。临行前，崇焕口占一诗：
一生事业总成空，
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
忠魂依旧守辽东。
此诗表现了他忠心报国、至死不渝的坚强信念和磊落光明的宽阔襟怀。这一年，袁崇焕仅46岁。袁崇焕的家被查抄，家被查抄时，仅“祖遗薄产”及“祖遗屋数椽”。完全证实了他狱中《忆母》、《寄内》诗中所说的“母亲已老家何有”、“家无担石累卿卿”的话。因此，凡稍知其事者无不为之抱屈。袁崇焕的妻子、9岁的女儿以及弟弟崇煜都流放3000里（家属在辽东的流放到浙江，后改为贵州，在广东原籍的流放到福建）。
《明史·袁崇焕传》写道：“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这话未免有夸大个人作用之处，然而确实反映了袁崇焕在抗击后金战争中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崇祯帝因袁案自毁“长城”，袁督师之死，给明代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袁崇焕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十载在边，殚心竭力，惨淡经营，公而忘私，国而无家，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崇高的爱国情操。为了抵抗后金的掠夺和进扰，袁崇焕“独提一旅，挺出严关”，“十年来，父母不得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历尽风霜，备尝艰险，为捍卫疆土，捍卫关内人民的利益创立了卓著功勋。他不愧为杰出的民族英雄，他的光辉业绩永远彪炳史册。
凌迟是一种极端残忍的刑罚。崇祯时，郑被凌迟处死，目击者说：行刑之役都提一小筐，筐内藏铁钩利刃，时时用砂石磨刀口和钩尖。人声鼎沸之中，听到宣读圣旨：应该剐3600刀。刽子手百人齐声应和，像雷鸣一样，听的人都吓得发抖。炮声响后，人群拥挤至极，根本什么都看不到。下刀之初，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只看到一根有丫叉的木头竖在那里，上面勒着一根指头粗的大绳，一个人高高地站在木头后面，伸手下去，拿了肝肺两物，放在丫叉上。又突然将绳子引下，这时剐肉的人一拥而上，多得像刺猬毛一样。片刻之间，小红旗向东飞驰而去，说是把刀数报入宫中。
袁崇焕被凌迟时，情形当亦相似。《崇祯遗录》载当时哄传袁崇焕谋反，人人切齿。等到行刑时，百姓分食其肉。这些肉食者中，固然有许多听了流言蜚语、不明真相的百姓，但是恐怕也有制造流言蜚语的反东林内阁的爪牙。目的是使思宗坚信不疑袁崇焕确是“罪有应得”，以便进一步陷害东林，为阉党翻案。黄尊素《说略》中有：熊廷弼待勘都下，每遇朝审时，行路之人必以瓦砾掷熊，以致满面流血。论者说这是王化贞收买的人干的，目的是假借民意，加重熊廷弼的罪名，为自己开脱罪责。杨士聪《玉堂荟记》说：“蜚语皆出自内阁”，然则啖袁崇焕肉事亦是温体仁、梁廷栋之流仿效刘瑾先例，效王化贞故智，促使其爪牙为之，这是完全可能的。
现把袁崇焕诗《入狱》抄录如下，以见袁督师入狱后的心境：
北阙勤王日，
南冠就执时。
果然尊狱吏，
悔不早舆尸。
执法人难恕，
招尤我自知。
但留清白在，
粉骨亦何辞。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袁崇焕当时的心情是复杂的。颔联表明早知今日受辱于狱吏，悔不昔日战死于沙场。颈联暗指为了整肃军纪而杀毛文龙，责满桂……因而招来怨尤。尾联表现出了于谦那种“粉骨碎身全不顾，只留清白在人间”的牺牲精神和坦荡胸怀。
袁崇焕是一个难得的军事天才。由于袁崇焕的冤死，后来孙承宗的辞去，直接间接地打击了抗击后金的军民，削弱了明军的军事力量，给后金一步一步地侵占边疆（如后来攻占锦州、松山等地），并且多次进犯内地造成了有利条件。袁崇焕的冤死，使明朝“兵临城下，而自坏万里长城”，失去了真正能负起镇抚辽东的栋梁，亦为后金进掠明朝江山搬去了大障碍。真正如《明史》所评：“自袁崇焕，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