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对美国和美国的100万归国退伍军人来说，清楚地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对洛氏五兄弟来说，发展的远景似乎宽广无垠。急于应付这个的新世界，五兄弟每人怀着各自的前途计划——有的已胸有成竹，有的还待回到洛克菲勒中心的家族办公处细究。可是一下子回到平民生活，他们像大多数人一样发现，他们等待已久的自由事实上是有限度的。干什么，怎么干，哪些事先干后干，他们每个人——约翰第三、纳尔逊、劳伦斯、温斯洛普和戴维都各自萦绕在心。但是他们的方程式被那些显然的因素搞得很复杂：他们不是不知名的寻常人士，他们是洛克菲勒。他们对这个姓氏该欠多少情义·当个人愿望和家庭成员发生冲突，甚或可能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当把个人愿望抑制到什么程度·他们之间的利害冲突将如何予以解决。这是难以捉摸、影响深远的难题。五兄弟能设法展望未来，预期前途，但不能肯定前途究竟如何。因此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在一致同意中逐渐演化出来的。他们探索彼此的意见，逐渐达到谅解，知道什么事正确什么事合适，作出的决定或表决不及反复讨论每一问题的次数多。他们同意首先要对自己和家族忠诚。但是还同意，他们中间谁也不应该独自进行可能会使其他人或家族蒙受损失的行动。
他们召开“兄弟会议”，讨论如何协调他们在家族办公处的活动和需求。当然，决定不干什么比决定应当干什么容易。他们同意遵照父亲的决心避开新闻界是全家的良策，接近新闻界太容易引起争论，太容易招致指责，说洛克菲勒家在操纵舆论。他们同意不投资于任何可能惹人指责，说他们乘人之危、牟取暴利的企业。制药业是引起争端的一个事例。另一方面，知道自己缺乏父亲的财力，他们同意要为他们所支持的事业公然奋勇前进，但是要审慎，要酌情处理。一个人采取的行动，凡是可能影响其他兄弟名誉的，要首先在全体兄弟中间讨论，谁也不会把自己的个人利益置于家族利益之上。常识将会奏效，每个人有从事自己事业的自由，但是作为君子和弟兄，不干会妨碍父亲、家声或彼此的事情。
在一位弟兄的利益或计划和另一位弟兄的利益或计划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持有早先权益的一位将居优先地位。总之，他们同意不公开竞争，也不在企业、事业或慈善事业方面互相竞争，能撕破家族团结那层脸面的莫易于个人事业的冲突。另一方面，他们同意不要求他们中的一位为另一位的利益而牺牲他自己的事业，那将对一个人在家族团结上要求过多。作为个人，同时作为洛氏家族的一员，他们每人将自行前进。对公众，他们将呈现一条联合阵线。没有事前取得他们每一个人的同意，谁也不会代表其他弟兄讲话，或者作为整个家族的代言人讲话。
约翰·戴·洛克菲勒第三，像父亲和祖父在他之前一样，十分明白在美国他是被人当作一种惯例、一个象征、“人人喜欢像他一样富有的那个人”看待的。人家给他贴上他姓氏的标签。他虽然试图避免，却总避免不了那种习见的反应，遇见他的人总先看见他的姓氏，然后看见他本人。他那身材修长、举止优雅、严以律己的外表使人追忆起赫赫有名的祖父的风貌。尽管他谦卑地把脑袋歪向一边，这是他独具的一种姿态，尽管他含羞微笑，慢声轻语，他依然在别人心目中唤起他与生俱来的财富和权势的形象。
在他身上看不见有什么物质财富或社会地位的迹象。衣服的裁剪和矮领的长度都不显示出时新的式样或定制的裁剪。一见之下，他可能被人当作数以千计的中级行政人员。他从比克曼广场上他那时髦的公寓疾步走过，走到洛克菲勒广场那里的纽约市中心时，没有什么人会认出这个人来。他常不被注意地登上乘客拥挤的四十九街或五十四街的横穿全市的公共汽车。他常利用坐上出租汽车的机会在纽约市各处走动，不让一辆轿车恭候他。与其他许多人并无不同，他的日常生活是相对地简单的。他住在结婚以来一直居住的公寓里，每周五天在同一间办公室里工作，在郊区北塔里敦一所不太大的住宅里度周末，容许自己在缅因州诺思黑文的夏季别墅里度两至三周的暑假。他没有购置过巨厦、游艇、私人飞机、汽车队和美国最好的服装。按照心愿，他过着舒适而不奢华的生活。
然而约翰·戴·洛克菲勒第三没有什么同辈，没有什么平等关系的人。他常在社交或慈善事业方面遇见的许多人似乎是染上“洛克菲勒病”，以致约翰第三依然对他声誉的高峰感到有几分怅惘。除了家族和长期共事的一个小圈子外，只有寥寥兄弟能够和他们敞开心怀，喝一杯冷冻啤酒，不用留神地谈心里话，或者感到完全和睦相处。伏尔泰曾经对自己的早年成名哀叹过：“一个人成名过早是多大的累赘。”约翰·戴·洛克菲勒第三就毕生背着这个包袱。甚至在自己的弟辈中间，在不拘形式的家族生活中，他也感到额外的责任，身居五兄弟之长，佩着这个姓氏，挂着洛氏第三代名义的责任。
这一形式早就固定，而且约翰第三毫无异议地接受父亲的人生哲学和生活方式。就他来说，绝无问题要继续父亲和祖父开创的的工作。战后回家的时候，他已不再是父亲办事处的“一名办事员”。他是和小约翰·戴·洛克菲勒一起工作的一位慈善家。财富和权力现成摆在那里，于是他就成为那份财富和权力的一名保管员和管家，他在那些岁月里业已学会如何明智而妥善地使用它去干尽量大的好事。干好这件工作本身就是一番事业，他从读大学起就被训练着干这番事业。只是干起来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凭一时之兴或感情冲动乱花钱财或滥用权势，可能害大于得。一个人简直无法在所有穷苦的人身上花钱；甚至洛克菲勒家也没有足够的钱这样干。从来没有得到证实，单靠钱就能解决世界上的种种问题。世纪更迭以来，慈善事业已经历一条漫长的道路趋于成熟。约翰的父亲一向帮助在一些大规模的慈善事业方面采取团体经营的办法，交由一些能够胜任和知识渊博的专家独立执行。
因此约翰第三在40年代就不能到处花钱。他开始充当经过选择的慈善团体的受托人之一。
甚至在推卸掉某几项受托职责，把责任转交弟弟之后，约翰第三依旧保持着父亲创办的一些慈善事业的理事会里的大部分职位。他是洛氏慈善事业的确定继承人。他是“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家”。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他是长子长孙。
他觉得，他在公众场所一言一行的反响都不同于寻常人。随之，逻辑上他必须在自己的言行上极为小心。假使人们看来在听从他的每一句话行事，那在说这一句话之前要更加小心。他遵循他父亲的政策，对每一问题都要从各个角度，追根究底地进行审查。一项洛氏的意见是不应该轻易发表的。一项洛氏的意见，经过了认真的反复审核，一经发表，就具有原则性，能在此后长长的一段时间里管用。因此洛克菲勒这一姓氏一方面打开许多门户，被授予许多特权，另一方面也封闭了一些美好的远景。约翰第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走向何处和委身何事的问题上小心谨慎地前进。他想在他父亲所创办的那些基金、机构和理事会以外，自行大干一番。但是他知道他不应该独自猛冲。一个富人要欺骗自己，假使不比一个穷人容易些，至少也一样容易。他认识到此时是一个过渡时期，从战前的慈善事业学徒地位转变为某种新事物的时期，虽然他还不知道这一新事物结果将是什么。可是整个世界也处于过渡时期。每一个有思想的人、每一个致力于慈善事业或企业的组织、每一个政府都在重新审查今后走什么道路，把时代划分成战前的或战后的岁月。
作为这次重新评价的一部分，洛克菲勒基金于1946年主办了一次到欧洲去的旅行，去的人是约翰第三和康内尔大学的威廉·I·迈耶尔斯。这两个人访问英国、法国、德国和奥地利六个星期，同政府内外的有识之士就洛克菲勒基金活动进行商讨。在登记证上标明致力于“全世界人类福利”的洛克菲勒基金，却是一个精明而讲求实际的企业似的团体，理事们相信现场调查而不相信书本知识。既然洛克菲勒基金的全部政策操在21名受托人委员会手里，约翰第三和迈耶尔斯院长返国后的报告就被认为对基金的将来方针有决定性作用。
约翰第三在他的私人旅行日记中提到提高所有欧洲国家生活水准的压倒一切的需要。在和一些英国人士的谈话中，他倒看出提高生活水准最大的需要不在欧洲，而在印度和中东。当全世界的注意力似乎集中在使欧洲从战争中复苏之际，印度、埃及和整个中东的生活水准在战后那些年里下降而不是上升。其原因很清楚：人口过多，土壤侵蚀，过时的土地使用传统以及工农业生产率在不断下降。
在法国，约翰第三注意到的最显明的问题是对德国和苏联的恐惧及人口下降和道德堕落。在被打得屈膝的德国，有必要重建民主政体，他以为采用一些教育和文化计划帮助德国人了解美国的民主作用能最好地完成这项工作。在奥地利，约翰第三认为洛克菲勒基金能在奥地利官员正在考虑的各项卫生、教育和农业计划方面积极活动。
第二年，1947年，约翰第三自费由阿瑟·W·帕卡德陪伴去亚洲旅行三个月，周游中国、日本和朝鲜。帕卡德是他父亲在慈善事业方面的主要顾问，一向充当他自己举办的慈善事业的教师、导师和监护。此行目的是再一次更好地在现场了解亚洲的战后状况，这次在亚洲访问了上海、广州、香港、北京、东京、福岗、广岛、京都和汉城，约翰第三真正迷恋上了帮助重建世界一个主要部分的机会。对他，像对其他人一样，事情很分明，美国对外政策的焦点是在西方世界，特别是在欧洲方面，而美国政策对亚洲的问题和事务的注意是远为不够的。私人慈善事业和自愿的个人任务是在最需要援助的地方提供援助，政府往往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忽视这些需要的地方，私人手段能冒犯政府和官僚主义不能犯的错误的风险，涉水渡海去提供援助。约翰第三曾始终相信这一点。尽管太平洋上已发生战争，在1947年亚洲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依旧是一块陌生的土地。但是在现场，约翰第三能最清楚地看到，整个大陆除日本、中国以外，比西方世界所知道的生活质量要落后几个时代。把亚洲大陆，连同其政治、经济和政治的一切复杂情况，引入摩登时代，在约翰第三看来是极为重要的。这是他能够对之贡献时间、努力和金钱的事物。这是他能够促使洛克菲勒基金对之集中目标的事物。这是私人慈善事业的一项真正需要。在个人方面，他喜欢他在亚洲遇见的人士。他被他们的真诚、坦率、性情、气质和愿意接受西方帮助所感动。
约翰第三的特殊方针，集中在医疗、公共卫生以及新近的糖食供应上，他认为每方面对人类福利都有无上的意义。在日本、中国和朝鲜研究这些事情，和当地人士谈及东南亚国家一些现状时，他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在亚洲国家推进了医疗和公共卫生计划，高度的死亡率会大为下降，而死亡率降低了，人口就成比例地增加，造成更多的严重的问题：城市人口过多，对现有设备的需求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对这些国家粮食供应的需求会越来越大。在这一阶段，洛克菲勒像松鼠在笼子里转，可怜无益费精神。它通过医疗和公共卫生救活的人愈多，呼号求助以维持最低质量生活的人就愈多。显而易见，问题的另一面是要多少减低人口的增长，这一自相矛盾的情况，理解起来很简单，但要解决却复杂困难。他瞥见了这个问题。在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最初时期，日本、中国、朝鲜或者任何其他亚洲国家的人口，还没有可靠的统计资料，关于人口增长率肯定没有图表。然而人口众多在街头历历可睹，需要一大家子人耕种一块土地的传统方法是尽人皆知的。生育节制不仅是一个禁止涉及的课题，主要是亚洲大陆的穷乡僻壤还不知道有这个问题。
1947年10月，约翰第三回到美国，展望前途，对自己能在往后岁月里贡献精力的事业已不是一知半解。他以为大概这是他个人一直在寻求的事业。但是他不是轻率从事一项事业的那种人。他和洛克菲勒基金的理事长和主要行政人员讨论了这一问题。他并不急于推动他心目中的事业，他仅仅把问题提出来，试探在各自领域里笃实工作、有杰出专长的人士的意见：一方面说明自己已经提出的理论，一方面问使人口平衡成为基金主要目标的一个领域和基金要造福人类的工作是否符合。使他懊恼的是，答案出来了：不，你说的事令人发生兴趣，而且当然很重要，可是朝此方向努力的时机似乎还不恰当。当然有一些政治上的牵扯，计划生育尤其在一些天主教国家有一些道德上的问题，甚至对这个问题的规模和范围知道得还太少，而且特别是在战后的年头里，对增加卫生服务和粮食供应的需要太多，以致很难有足够资金去支持这一领域里的重大努力。总而言之，基金的各种人员都不认为亚洲或世界各地人口过多的问题超过了这些地区的其他需要，值得洛克菲勒基金转移资金去大攻这一问题。当然，这些内行都是医疗研究、公共卫生、农业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人口或人口统计、人口趋势的研究，不属于他们的范围，而且众所周知，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努力园地比另一个人的重要。
约翰第三虽没有能说服他们，但必须说他们并不劝他放弃他自己的“信心”，认为人口激增是面临世界的重大问题之一，它是其他许多问题的基础，而关心这一人口问题的人太少。作为基金的一名受托人员，约翰第三本来可以把自己的建议提半年一次的受托人全体会议讨论。可是这不是他办事的方法。洛克菲勒基金有一传统，容许有能力的在职专家向基金提出他仔细作出的活动计划。受托人固然有职责决定基金要干什么和不干什么的政策，然而受托人和基金的各级人员之间有一条尊重别人的界线。不是专家的受托人采取一项贤明的方针，决不独断专行，命令专业人员应该干什么。如果曾经这么办过，他们就决不会保持下这套专家班子。受托人可以向这套班子随意建议研究方针，可是首先是这批人会去调查任何建议，随后把调查所得报告给受托人委员会。作为一名受托人，约翰第三认为自己在向基金提建议上处于特别微妙的地位。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另一方面，既然他是约翰·戴·洛克菲勒第三，自有其他一些方法解决这一问题。不是仅仅试图把自己的意见进一步强加于基金，他怀着低调去找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哈罗德·威利斯·多兹，向他解释这个问题和对此的关切，最后提出他想自己出钱请一位人口统计学家和一位公共卫生人员去远东跑三个月。他们的任务是考虑可能适用于亚洲国家的办法。远东的人口增长率究竟如何，有什么措施成功地制订人口稳定计划·约翰第三心目中有一位人口统计学家，富兰克·W·诺特斯坦因，普林斯顿大学人口研究室主任，他早在1937年就见过此人。普大校长会见了他，诺特斯坦因博士说行，他将乐于去跑这一趟。约翰第三随即回到洛克菲勒基金，把他的建议递交基金理事长切斯特·巴纳德，后者表示同意。他提议基金的远东公共卫生事务处处长马歇尔·巴尔弗和基金的社会科学处副处长罗杰·埃文斯参加普大因此增派本校的远东问题专家艾琳·陶贝尔博士平衡这个小组。在这个阶段，巴纳德先生提议，由基金主办这个研究小组更合适一些，约翰对此表示同意。
四位专家巡行日本、朝鲜、印尼、菲律宾群岛、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城乡地区，视察了一些设备，与有关公共卫生和人口问题的政府学术界人士进行了会谈，看到了每个国家生活和工作的状况，随后回国写了一份125页的学问广博的报告，报告上说在远东所有的卫生和社会问题中“减少人口繁殖的那些问题最困难又最重要”。
其重要性显而易见：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在远东生活，而且在贫困和健康不良的情况下生活。只因为死亡率高才阻止了人口激增。贫困、健康不良和人口都处于恶性循环的支配下。减低婴儿死亡率和流行病的公共卫生措施越多，就有更多的人活下来并希望提高农业或工业生产率增加。
考察报告说，仅仅减少出生率不会解决远东的一切问题，可是不这么办，在卫生、粮食生产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其他一切改进，即使有成功机会，也是微乎其微。
但是，困难之处是如何去减少农业人口出生率。报告把这个问题分成两个部分——动机和手段。二者都至关重要，二者都易受攻击，而一个也不受到应有的注意。人们要求在教育上作广泛努力以改变社会习惯和传统，从愿望多子多孙改变到对健康的小家庭发生兴趣。在实施任何教育计划之前需要仔细研究范围广泛的各种各样农业人口。但是即使你能改变人们的动机，报告警告说，西方有些人将必须提供节制生育的手段，而且必须便宜、简单、安全、有效。而到1950年那一天为止，任何这样的避孕方法还没有出现。可是，考察报告说，这个问题可以立刻在西方着手解决。报告说，“我们不相信任何其他工作会提供更好的成功机会，对亚洲和全世界人类福利的根本问题作出贡献。”
报告虽然写得轮廓分明，有条有理，又有约翰·戴·洛克菲勒第三这样一位权力人士的鼓吹，但是洛克菲勒基金不可能马上把稳定远东人口的研究工作作为一项主要目标计划承担起来。研究小组还逗留在远东的时候，洛克菲勒基金的那些领导就在国内探测有关人口控制的意见。切斯特·巴纳德是基金的理事长，他邀请天主教纽约大主教管区的大主教弗朗西斯·卡迪纳尔·斯佩尔曼到基金会午餐。老于世故的这位机枢主教，一度得知要讨论的题目，就坚持要基金人士去大主教区午餐，他要在自己的阵地上作战。在那里他提出经过考虑的意见，说在任何情况下美国的、远东的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的天主教教会都不会赞成任何一种涉及节制生育的计划。
基金内部，在高级人员中间意见也有分歧。多数人反对任何涉及计划生育的重大计划。在高级人员中居卓越地位的那些公共卫生专家，简直不相信人口控制有卫生领域里的工作那么重要。此外，他们还警告这一问题所涉及的风险：要料到他们在天主教有强大力量的国家里会遇到对节育的敌视。那些农业专家相信增加粮食供应比涉及性行为的计划易于取得成就，而且对一些不发达国家有较大好处。此外，当然总有预算的问题。甚至在洛克菲勒基金里，在人口问题上花钱也会意味取走其他工作方面的钱。
但是有一次意见分歧是出于对巴尔福博士的尊敬，全体职员赞同一个十分温和的计划。向受托人委员会提出研究锡兰的人口统计和人类生态的建议。可是这个建议，在受托人会议上也遭到了新当选的受托人委员会主席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猛烈反对。杜勒斯是一位诚信的长老会教徒，清教徒派的道德家，他争辩说基金绝对无权插手另一国人民的宗教和社会习惯。受托人亨利·范·杜森是联合神学院院长，也表示反对，锡兰计划就此被那些受托人否决掉。否决基金职员建议的计划，本身就是一桩罕见的受托人事件。信息很清楚，计划生育、生育节制和避孕工作不会是洛克菲勒基金研究活动的领域。
约翰第三对建议遭受拒绝既不诧异也不震惊。同任何人一样，他很了解他的受托人同辈。他们全是世界上出人头地、独树一帜、富有权力的人士，不愿意不取一文地坐在洛克菲勒基金的委员会上给洛氏家族的计划盖橡皮图章。
基金原来的设想是成立一个独立的专职慈善机构，使受托人能在共同事业上同心协力为全世界的利益扩展他们的影响。但是在内心深处，那些受托人觉得基金依然处在约翰第三父子过渡的阶级。小约翰早在1913年就当基金的第一任总裁，随后从1917年到1939年当受托人委员会主席，1939年65岁时告退。甚至在他告退以后，人们还通过基金总裁的亲密同事雷蒙德·B·福斯迪克的种种行为感到他的存在。出于对小约翰·戴·洛克菲勒的老练和敏感的一切应有的尊敬，洛克菲勒基金一向是“创办人的基金”。无论理论上多么独立，基金的推动力大抵都是洛克菲勒：洛克菲勒的金钱、洛克菲勒的时间和努力、洛克菲勒委派的人员和洛克菲勒的班子。虽然这一微妙的领域没有讨论过，至少没有公开讨论过，它是某些受托人和高级职员所关切的一件事。小约翰在退休时深知这一点，约翰第三也知道，正是为了要把基金组织引向真正的独立，当时才越过约翰第三，选举沃尔特·W·斯图尔特接替小约翰当委员会主席，随后又在1950年越过约翰第三选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接替斯图尔特。
洛克菲勒基金曾经最引起争论的捐赠发生在1941年和1946年之间，当时捐助40万元给印第安纳大学的阿尔弗雷德·C·金西博士从事人类性行为的实例研究。他的第一本书《男子性行为》于1948年出版时，此项资料出乎意料地广泛流行和传播引起了对性道德问题的一场全国性辩论。庄严的洛克菲勒基金被拖进了这场论辩。金西博士不惜一切精力论证了他的作品是对人类性行为一项非常必要的研究文件。此外，基金医疗科学处处长阿伦·格雷格博士如此热烈地相信金西的作品，也违反了要“处于幕后”的基金政策，自行替那本书写了一篇热情赞扬的序言，宣称金西的这一调查研究将打破关于性的问题的“保持缄默的密约”。虽然格雷格博士取得小约翰·戴·洛克菲勒的大力支持，他还是遭到那些比较保守的受托人的明显不满。这场激烈的争论超出了受托人委员会的范围，包括了全国的一些神学家、社会主义者和公民领袖。基金对金西报告的支持后来在一次国会调查时遭受了严厉的质询。多次调查于1954年进行，此时洛克菲勒基金已经供给金西的研究大约8919万元。叫人啼笑皆非的是，《男子性行为》出版之后，基金于1954年终止对它的支持时，此举惹得金西本人暴跳如雷，他指责基金已向公众和国会的压力屈服。基金对此的答复是矢口否认。作为一项政策，洛克菲勒基金是不永久支持一个组织或一项事业的，它对金西博士的研究支持已经为时太久，前后13年的年捐总数近90万元。但是对洛克菲勒基金的根本批评，在金西博士性研究内容问题上并不多，多的倒是在基金对金西报告的文化作用和影响的责任问题上。一笔免税的私人基金有什么权利去资助改变或影响一个国家的文化习惯·这一问题直到今天还没有作出答案，仍然存在。从而人们相信到这一程度，竟以为金西那些调查报告的确影响和改变了美国的性道德，好也罢，坏也罢，洛克菲勒基金对此应当分担功劳或过错。
当约翰第三发起人口统计这个试点计划，引导人去研究远东的计划生育，被受托人委员会拒绝的时候，在洛克菲勒基金内部正在深思熟虑的是一些根本问题。约翰第三当时一定想到，那些受托人主要是年老而保守的人士，但是他过于有君子风度，当然没有这样说出口来。他以熟习的微笑接受他的失败，把他那些想法留在心里。
约翰第三并没有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身上失去他对远东的兴趣，杜勒斯是一位国际的开业律师和外交事务权威。由杜鲁门总统任命他充当特别代表，去和日本谈判永久性的和平条约时，他请约翰第三陪同前往，充当文化事务的特别顾问。这一差使立刻引起约翰第三的兴趣。
奋身于新的任命，约翰第三在1951年先后去了日本三次，在一大堆安排好的大大小小的会议上遇见了日本各界和各地的领袖1000人以上。
约翰第三温文、谦卑的品格，和他在日本人身上发现的道德精神，举止得体、彬彬有礼等东方传统美妙地紧密配合。他称之为“洛克菲勒因素”的是其他人对他的过于逢迎，在日本人那里并不起作用。人家按他的为人本色而不是按一个姓氏接待他。由于他1951年的推荐，美日两国之间交流了一些知识分子和教员，搞了一项在日本学校教英语的计划，搞了一些把日本的美术和音乐引到美国的计划，在东京盖了一幢日本国际大厦，作为日本人、美国人和从世界各地来的其他知识分子会面的场所。
但是，工业、农业、粮食供应、贸易、风俗和道德因素中根本的问题是人口问题。这一主题成了他与政府慈善界和学术界讨论的主要话题。
“让我们所有各国的人，包括我国在内，直率地面对我们成倍增加的人口造成的成倍增加的问题，寻求这个向全世界前途作最深刻挑战的答案吧。”
美国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1965年6月25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向全世界这样讲，阐明一项新的国家政策。他20年来一直把他大部分的日常生活致力于说服美国，而且事实上是说服全世界计划生育、节制生育和稳定人口增长。
他力求使美国政府带这个头，但在5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这个意见，认为政府无权干涉老百姓的私生活，而且没有比夫妇可能决定要多少儿女更为私人的事。
世界各地，特别是那些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率一直超过经济和农业的增长。此外，由于公共卫生和医药研究的改进，死亡率降低，又助长着人口增长。因而老百姓的生活标准和生活的质量并没改善，而且一年年地过去并没有改善。这一点儿几乎任何人都无法争辩。但是当时没有人真知道如何着手大量降低出生率足以产生作用。何况人口增长率是一个长期问题，政治上很敏感，又和全世界农业国家的古老传统和天主教的教义有抵触，最后它并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危机，非立即采取行动不可。
在约翰逊总统爽快地谈到这个题目之前，约翰第三在全国各地奔走了20年，试图推动政府、工商领袖和公民领袖、慈善机构和个别领导人承担这宗事业。正像他不作公开演讲一样，他向一个接一个的团体致词，在一些国会委员会面前作证，坐下来同政府的一些关键人士谈话。他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发表的词句都是遵循着同一条思路。
当他企图劝说洛克菲勒基金一位老资格受托人承担人口问题的工作，遭到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时，他最后决定自己去干这件事。他本人深信有此必要。然而他知道没有其他什么人同意他。当时是1952年，政府或国内外公民领袖绝少有人关心此事。没有旨在限制人口增长的规划。
从来就谨慎小心的约翰第三知道涉及的那些弊端。他不想仅仅出于个人兴趣或一时的兴致就组成一个关于人口的委员会。如果没有真正的需要，他那冒险事业将因缺乏持续支持而归于失败。
为了减轻自己的疑虑，他向一位老同事，他认识和共事多年的德特列夫·W·布朗克博士求教，他是美国最杰出和渊博的科学家之一、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所长、洛克菲勒兄弟基金的一名受托人，而且当时碰巧是国家科学院院长。精于世道、了解关键事物的布朗克博士于6月间举行了一次会议。大约30名院士，医学、物理、公共卫生、人口统计、生物、经济、资源保护、营养、心理和公共事务方面的杰出人物，花三天时间考虑“人口增长对人类福利的影响这一问题”。会议结束时通过一项单一的决议：需要有一个“具有高水平的职业专长和公众尊重”的非官方组织把注意力集中在人口问题上。
这是约翰·戴·洛克菲勒所要的授权。这些杰出的科学界人士不偏不倚地审查了形势，作出结论说有必要。约翰第三由此获得了支持。
约翰第三从速行动起来，让他自己的班子开始工作，排列卓越的受托人委员会中的成员参加，其中包括富兰克·诺特斯坦因、布朗克博士卡尔·康普顿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路易斯·L·斯特劳斯，在几度敦劝之后，约翰第三同意当这个组织的第一任会长和理事会主席。约翰找到老朋友。弗雷德里克·奥斯本，当业务主任和副会长，后者是社会科学方面最受钦佩的人物之一，不到40岁就脱离华尔街将余生贡献给了人类的研究。
新组织称为人口问题协商会，其目的和活动范围很快就阐明。这些人知道需要做什么去进攻人口问题：提高这方面的知识、训练人员、提供计划生育的技术援助、发展避孕技术、充当全世界情况的情报交换所、澄清一些政策问题以及唤起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对约翰第三的决定，洛氏组织的上层人士并没有喝彩欢呼。他的父亲在这个问题上依然中立。但他的某些高级顾问还在劝他在这样敏感的问题上要小心谨慎，记住他和弟弟们订下的协议，凡是可能影响家属声誉的活动，要向他们交底。约翰第三邀请他的弟弟们到纽约的尼克博克俱乐部参加早餐会。上午8点通常是忙人的自由时间。约翰第三只是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他们，征求他们的反应，并不怎么要求他们允许。没有反对意见。他们很高兴终于能自己从事一桩冒险事业。他们祝愿他前途顺利。但是他们还预先通知他不要指望他们任何一个给予任何帮助：不是因为他们不同意他那些目标，倒不如说他们以为他真应当独自去干这一切。
人口问题协商会的成就及其活动和影响年复一年地迅速发展，原因在于约翰第三为这个组织引进的人物具有足够的社会地位、实际知识和卓有远见，也由于时机已属适当，有必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全世界人口问题上，或者归因于这一切因素的结合。
人口协商会才经营到第二个年头，印度政府就向它吁请帮助。有什么最好的避孕方法可以在印度使用·印度政府建立了一项实际可行的计划生育规划，协商会在1955年派以富兰克·诺特斯坦为首的顾问小组到新德里去。几年之后，邻近的巴基斯坦向人口协商会要求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给予类似的指点。60年代初期，南朝鲜、突尼斯和土耳其要求在控制生育上给予技术援助。台湾、香港、菲律宾、智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跟着提出呼吁，人口协商会派出了更多的顾问。美国去的那些专家和顾问必须交代清楚协商会并不支持任何国家特定的节制生育计划。它仅仅充当一个管道，输送有关这一题目的可资运用的科学情报。一旦送去那种情报，就该由政府领袖们自行决定哪些解决办法对他们本国的人口增长问题最合适。
约翰第三凭经验学来的一件事是，当洛克菲勒基金和其他人闭耳不听他的恳求时，他可以自己创设一个组织干他认为应当干的工作。由于他对亚洲事务有兴趣，那对约翰第三来说，事情似乎很清楚，没有人对一些亚洲国家经济和人的问题予以足够的注意。洛克菲勒基金的活动和专长集中于科学农业或生物农业。可是谁在教亚洲人农业经济、农田管理、信贷和银行业务以及产品销售呢？答案是谁都不在教。因此于1953年12月，创办人口协商会之后不过13个月，约翰第三又设立经济和文化事务协商会，开办费25万元，储备金约170万元。
约翰第三肯定是他们家的职业慈善家。弟弟们一向把慈善工作当作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而约翰第三喜欢把自己说成是弟兄中唯一失业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海军服役以来，他没有担负过一项工作。他也没有亲自从事过任何冒险事业去赚钱。他把经管他财产的事务交给了一批专职的投资顾问。约翰第三在情感上致力于慈善事业，对这方面的知识很渊博。在这些年里，他一直在国会调查会上和其他场合为慈善事业辩护，说它是一种彻底美国式的机构，向贫困的人提供比仅仅物质福利多得多的东西；它是解决美国一些问题多种途径的基石。
约翰第三在1953年卷入兴建纽约市表演艺术林肯中心的设计、财务和营造工作，仅仅因为有人请他干。他参与的工作远不止给几个钱。他把洛克菲勒的姓氏贡献给这项工作，而且13年来把他全部工作的大约一半贡献给一个文化建筑群：大都会歌剧院、纽约市交响乐团的音乐厅、纽约州剧院、维维安·博芒特剧院、朱莉亚德大楼、表演艺术图书展览馆。这个计划还把邻近的达姆罗希公园包括在内，它有一个举行室外音乐会的壳形音乐台。
林肯中心本身不是一项洛氏计划。但是洛克菲勒家合在一起的捐款正好是全部募款的大约1/4.约翰第三当理事长的洛克菲勒基金捐助四笔钱，总数为1500万元，只有福特基金的2500万元超过它。在个人水准上，几年前曾经向大都会保证捐500万元的约翰第三的父亲，拿出这一笔之外，又捐给文化中心500万。约翰第三本人的捐款处理得有尽量大的战略意义，在募款过程中他这里出100万，那里出100多万，与其他捐户相配称。作为募捐运动的最后一笔捐款，他和林肯中心一位副理事劳伦斯·A·威恩共拿出250万元。始终保持他的低矮形象，约翰第三一贯谢绝不暴露他捐给林肯中心的总数。总共在1100万元左右，比任何其他个人都多。
洛氏家族几代与之有联系的一切慈善事业，其“本土基地”总是洛克菲勒基金。它是老约翰·戴·洛克菲勒事业中最伟大的成就。他的儿子小约翰从1913年到1939年当这笔基金的第一任总裁，随后当它的第一任理事长，当他65岁告退时，规定凡满65岁就要强迫退休，让位给比较年轻的人。他依旧继续保有荣誉理事长的头衔，受到十分尊敬，以致在工作人员中间始终称他为理事长先生，决不称他的姓名，就像白宫人员只称“总统先生”一样。
约翰第三1952年当选这笔基金的理事长，接替离职去当德国务卿的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一次正常的选举和一次正常的升迁，因为约翰第三在此以前已充任受托人20多年。
生活质量是约翰·戴·洛克菲勒第三长期喜欢的一个概念。它包罗万象，显而易见，但细节极难规定。对他来说，生活质量的范围超过良好的健康和食物，包括周围一切生活的氛围在内：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家庭儿童的多寡、对四周美好事物的欣赏、工作和闲暇的平衡、你拥有的物质财富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内心平静以及充分就业等。1963年，洛克菲勒基金担负起试图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任务，注意力自然集中在全世界穷人身上，它的五点优先计划延续了很长时间。其中包括努力征服饥馑；在发达国家内加强大学和研究中心，培训一切知识领域里的合格人员；广泛支持美国的公民权和机会均等；增加对人文和创造性表演艺术的支持；最后，大力支持节制生育和人口平衡的研究和行动。
深切关心、甚至全神贯注于人口过剩问题，约翰第三从60年代开始把他的时间越来越多地用在取得大众的支持上。人口协会初期大部分致力于研究、组织和教育工作，不事声张、不加渲染地干这一切。可是在60年代他觉得必须使专家们学到的东西大众化。专家们对策略和优先次序依旧有争执，可是几乎全都同意，必须做一些事去平衡人口的增长，它使一些较穷的国家被贫困所左右。第一步要在国内开始，要说服本国的领导人必须在人口日益增长这一问题上采取行动。1965年6月达到了这一里程碑，当时约翰逊总统在联合国宣告：“让我们所有各国的人——包括我国在内——直率地面对……并寻求对这个向全世界前途作最深刻的挑战的答案吧。”只是在那时候，约翰第三才开始取得对人口问题重视的国际公认。
一个月以后，他在梵蒂冈私人晋见教皇保罗六世。他用45分钟试图劝说这位教皇，领导天主教会修改它对人工节育方法的立场。他遭到客气的拒绝。教皇说，教会的职责是这个问题的道德方面，不是经济或社会方面。约翰第三一面告辞，一面怨怪自己没有把话讲清楚。尽管失败，他接着补送了一封六页的讨论道德问题的信给教皇：“是否可能又将此事的焦点从方法本身转到这一方法的使用上·这样说是否行得通，如果这种方法对使用者并无害处，如果它不妨碍婚姻中两性结合的意义和重要性，教会将让个别家庭自行斟酌，选用哪一种去决定他们儿女的多寡……把上述意见表达得简明一些，我提议的是，把那些特定的方法像刀子一样只当作是工具，使用它在道德上是好是坏那就要看使用者的意图如何。”一切都不起作用。教皇并没有被说服。
四个月以后的寒冷雨夜，约翰第三在纽约经济俱乐部于华道夫—阿斯多里亚饭店大舞厅举行的宴会上，向一大批工商界领袖作了一次长长的关于人口问题的讲话。他向他们提出一些事实和数字，呼吁他们予以“关切的支持”，在唤起他们的居民社会必须作长期计划上起领导作用。他警告说：“历史的时钟在快跑。”美国的那些工商人士有礼貌地但是稀稀拉拉地称颂约翰·戴·洛克菲勒第三。事情很清楚，在1965年11月8日那一天，他们并不分担他的关切。
那天下雨的深夜，他低着头，耸起双肩，从那家饭店独自步行回家。这一情景深深地刻在一位宴会客人的记忆里，他在出租汽车里看见了他，对自己说：“那边走着的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士之一，他像一名没有能推销掉商品的旅行推销员一样垂头丧气，在独自一人步行。”
但是几个月以后，约翰第三又在推销他相信的事物了。这样的失败并不使他灰心。他把这些事看作不过是策略上的。眼睛盯着未来，虽然是遥远的未来，他开始向全世界的政府首脑分送一份他创作的关于人口增长的政策宣言。他要求他们赞同这一主张，无计划的人口增长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和核屠杀的危险同等重要。
宣言要求世界领袖们表示意见，人口问题应当由国家作出长期计划，“大多数父母愿意有计划生育的知识和方法，决定儿女数目和间隔的机会是一项基本人权，”“计划生育的目的是丰富而不是限制人类的生活；计划生育……解放人们获得他个人的尊严，发挥他充分的潜力。”
发出这份宣言几周以内，它得到12位国家元首签署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赞同。此后一年间，又有18位世界领袖签署，包括约翰逊总统在内。倒数第二个签字是1967年12月11日送达的，是把宣言正式呈递设在纽约的联合国组织的那一天。它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总统刚好在呈递仪式之前不久送来的。约翰第三公开或私下都没有加以评论。但是一位亲密同事曾经高兴地回想到，几年以前，约翰第三第一次向苏哈托的前任提出他那些有关计划生育的想法时，印尼的苏加诺总统不予理睬，斥之为“帝国主义的狗屁！”
纽约时报关于这次签署人口宣言的社评说，约翰·戴·洛克菲勒第三大概是整个世界唯一的个人，能把代表世界人口1/3的30位国家元首拉到一起签署一个关于人口问题的联合宣言，其中有些是天主教国家。实际上，这份宣言是既赞成涉及的那些原则，又对这个人，约翰·戴·洛克菲勒第三投信任票。而事实真相是他取得这一信任可真不容易。50年代去远东作那些初期旅行，他受到东方人的猜疑和不信任，并不少于从玩世不恭的西方工商业人士那里所受到的。明提也好不明提也好，问题总是以为“他在其中搞什么鬼·”
1969年7月尼克松总统提出建议，1970年3月国会创设人口增长和美国前途委员会。委员会有24名成员，由按照年龄、职业、种族、宗教和背景情况等横断面划分的美国人组织，约翰第三当它的头头。开了两年滔滔不绝、翻来覆去的月例会之后，委员会发布报告，在全国各地报纸的头版上轰然传播。约翰第三受到生平空前的注目。
和任何人一样，约翰第三完全知道在慈善事业上是没有所谓底线的。在大通曼哈顿银行或任何工商业，年底总有一条底线来衡量资产对负债的损益。但是无法衡量一个人在援助美国的艺术和文化、指导洛克菲勒基金培养美国和远东之间的良好关系，或试图改变世界各地对计划生育态度努力。但是这样一些考虑并不阻挡像约翰第三这样的一个人，对于他日常努力的热烈关切。从一开始，约翰第三就使自己适应从事旷日持久的活动，他自己选择的这些活动按其性质是不能短时间迅速解决的。面临一个假设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他喜欢戏弄他周围的一些悲观人士。
“机会”在1968年4月呈现在约翰第三面前。他最小的女儿阿莉达和斯坦斯福大学那些激进分子发生了冲突，哭着回家。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造反正甚嚣尘上，警察挥舞着警棍，学生占据着建筑物，而且实际上封闭了学校。从他5600号办公室的北窗望过去，约翰第三可以想象到哥伦比亚大学的骚乱景象。他觉得纽约市的那一部分在“燃烧”，感到很困惑。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他弄不懂是什么事激得富裕的大学生向统治集团这样激烈地造反。几星期以后，他和一位老朋友，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卡拉顿爵士，一起吃午饭；谈到人口问题时，卡拉顿爵士说，要是能把这些积极的新青年引导去解决人口激增问题，那该多好啊。那句话触动了一条心弦。年青人的高度理想，在约翰第三的词汇里，是一个机会，一个富有意义的机会的出现。
回到办公室，他同属员和朋友讨论这件事，决定朝前走。美国青年究竟想要什么·这是根本问题。以真正的洛克菲勒方式，他开始有条不紊地琢磨这一局势七曲八折的脉络。他聘用一位外界的顾问，加强班子，从事研究。他邀请某些“新左派”的领袖到他办公室开“座谈会”，他们很少有人会猜测到，他们对面的挂在约翰·戴·洛克菲勒第三背后墙上的那幅油画，是他祖父50岁左右时的画像，身体强健，满脸髭须，19世纪末靠残酷剥削致富的美国资本家的象征。约翰第三以他那无法仿效的谦和态度使他的客人感到舒适，随后提出他关心的问题并打听情况。只要他们继续答复，他就静听下去。他有接受能力。成批地或单独地和学生见面，他得出这一结论，大多数持不同意见的青年是要改变“制度”的不公平之处，但不是要破坏它。事实上，如属可能，大多数人愿意在这个制度内为改变那些情况而工作。可是他们觉得，统治集团里的人，身居当权地位的人，似乎没有人愿意听他们的诉说。约翰第三倾听他会见的大部分青年所谈的高度理想，受到感动。他发现他能突出他们的观点，而且这一点使他感到：今天的青年的积极性，他们的精神，他们承担的试图使美国往好里转变的责任，质量上比过去易于被人窒息的一般青年所怀有的理想更为重要。
当人类家族会，耶稣教徒协商会的一部分人，提出向约翰第三发人类家属奖时，他接受这份荣誉，基本上是为了要就青年革命问题发表意见。在他和代表政治和社会观点的一个横断面的学生继续会面期间，他对那篇讲演稿曾花了几个月时间进行过11次逐句逐句的推敲。1968年10月23日的那次讲演是他生涯中最好的一篇。在阿美利加那饭店的宴会上，他受到雷鸣般的起立欢呼。全国报章杂志都报道，而且在许多场合重印了这篇演讲。有约翰第三这种身份和统治集团信任状的人，就令人苦恼的青年革命发表意见，这是第一次。
“每一世代都曾有其差距。可是在我看来，明白无误的是我们在经历一次比古老的青年造反内容丰富得多的事件。今天的骚动是深刻而紧张的。虽然活动分子是青年人中的少数，它是一个大而声音空前响亮的少数……有一种从前所缺乏的坚韧性。看来，年青人并不仅仅要从制度中得到什么。也许言之还过早，但是我不相信他们会轻易滑进郊区的安逸生活和职业中，把他们的理想和改革的冲力置之不顾……”
在生活富裕和有潜在大屠杀战争的时代，他们较少关心物质的安全，较多关心人类的基本价值。他们感到，在战争、社会不公平、贫穷——这些重大问题上，已到最后要解决的时候。他们不喜欢大组织和工艺技术迅速改变的非人格化。由于宣传工具的影响和我国社会的种种自由，今天的青年学习得较快，成熟得较早。他们很快就知道，而且深深地怨恨老一些的人言行不一。
“总而言之，我们一代的成就——工艺技术、通讯交通、富裕生活已使青年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我们没有能完成的事情上……代替担忧如何去压制青年革命，我们老一代的人应当担忧如何去支撑青年革命。学生积极分子在许多方面是我们年青人中的精华。他们在履行把我们从自鸣得意中震醒的任务。在这些动乱和艰难的时期，我们极需要他们的能力和热忱。”
对这位统治集团先生本人来说，那实在是强烈的语言。他要求老的一代响应青年人的理想，参与新的企图，去和不公平作斗争，去解决一大堆社会问题。“在我们面前的独一无二的机会是，”他结束说，“把我们的年龄、经验、金钱和组织同青年人的精力、理想和社会意识结合到一起。同心协力，几乎任何事都是可能的。”而且他使听众回想“为美国服务志愿队”的口号：“如果你不是解答的一方，你就是问题的一方。”
他的儿子杰伊也鼓掌欢呼，可是一针见血地问DD可是对此您将怎么办呢？“约翰·戴·洛克菲勒第四说，”这次讲话就差没有讲到老的一代怎么样·在什么事情上可以和30岁以下的一代一道工作·您怎样贯彻这样一个计划呢？
约翰第三自行承担干时间漫长而费力的事；他添用人员，增聘外面的顾问，一个舆论测验公司。他建立一个他称为青年问题工作队的队伍，他去全国各地旅行，同哈莱姆的不平者和西海岸海特—阿希伯里的花农开座谈会，他拉拢一些工商业和居民社会的领袖，交换对目标和计划的看法。他在设立一个全国服务队这个想法上做了一年多的工作，按照这个想法年轻人将为一些污染计划服务一两年，帮助下层社会的人或者志愿干卫生服务工作。这一想法最后被放弃，因为太官僚主义，组织管理太严，不适合今天青年的心情或抱负。他太像部队生活。
约翰又转向其他设想。他的民意测验表明，实际上统治集团人物和青年都赞成有必要解决面临的一些问题，污染是明显的一个。因此约翰第三于1970年12月向设立在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及其周围的五所大专学校建议，他斥资2500元资助一项试点计划，清理附近的康涅狄格流域。他跑到罕布什尔学院，一所新设立的尚未组织好的学校，去提出他的建议，在那里碰上一次活报演出，把五位洛氏兄弟全都描绘成在世界上搞“垄断”的美国资本家。他在那里单独面对一群怀有敌意的听众，以柔和而斯文的口气答复学生们投向他的最蛮横无礼的询问，最后赢得在场多数人的尊重，结果不是支持。起初，学生们借口普遍有怀疑不肯接受他提供的2500元。几个月后，这笔赠款被接受了，但是毫无结果。年青人并没有坚持他们的目标。既未调查康涅狄格流域的污染，也没有清理它的意图。
随着1970年的校园骚乱和肯特州立大学的开枪射击事件，约翰第三帮助在50个院校实施了一些项目，在那里取消一些课程以便学生们能够帮助弄到选票，并积极参加1972年的总统选举。结果微乎其微。
第三个计划是在全国一些城市——明尼阿波利斯、路易斯维尔、克利夫兰、旧金山和密西西比州的杰克森市，举行青年和幕后统治集团就特定社会问题的对话。
约翰第三对美国青年运动及其迷信的公开表态，在他本人身上起着很大的作用。他跑去看第一次轰动一时的裸体舞《头发》，学会一些《宝瓶座时代》的唱腔；他开始听无线电里的摇摆舞音乐和一些抗议民歌；他观察激进青年的生活方式，倾听他们解释为什么“让这一切拖下去”。最重要的是，他所遇见的青年内心深处的理想使他产生深刻的印象，它们多么接近他和弟弟们相信的事物，但又多么远离他们受到的有教养的表现方式。
无所畏惧，他把他的注意力转向美国开国200年庆祝上，呆在幕后工作，企图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私人公民组织，他们会在1976年保证朝一系列商定的目标前进，到1989年前纠正美国社会那些特有的错误。塑造美国人已拥有200年的这种政府和社会，美国的奠基人曾花去13年时间来批准美国宪法。约翰第三想使老百姓现在就联合起来，以私人努力开创一个第二次美国革命，在此后200年间奏效。美国的200周年诞辰来了又去了，它的公民也好，公民领袖也好，都没有团结起来一致努力，改造他们的政府、社会或生活方式那些较弱的方面。
约翰第三随后努力转向劝说国会制订一项开国200年国家捐赠法案，提供援助赠款，帮助美国的一些团体和地区，在重建美国生活方式的精神下主办一些本地的自我改进计划。
同时，约翰第三从未停止过他在美国扩大捐款的努力。除了帮助发起几次对这一题目作大规模研究外，他还亲自设法找到一些方法，进一步鼓励个人或社团的私人慈善事业，而不会替滥用特惠优待的人打开新的纳税漏洞。
他的70诞辰于1976年3月流逝时，他没有把年龄放在心上。在家里举行一次家庭小宴会就够了。那天他还在工作。当办公处的工作例会变成出乎意料的庆贺他诞辰的集会时，他真正感到诧异和感动。这是一次咖啡伴蛋糕的餐点，在蛋糕上布着他心爱的那句话：“这是一个激励人活着的时代。”
他本人的满足来自他所干的工作、他信奉的事业、他赢得的战斗、他帮助造成的美国生活方式的改变，确信他在挑战性的时代所过的生活是于人有益的。他为大于他本人和大于他的自身利益的一些事业而工作，是全然真诚而献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