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国民党的真实态度，同时也为在谈判中取得有利地位，中国共产党利用苏军正式撤出长春而国民党军队尚未到达的间隙，于4月18日向国民党收编的伪军姜鹏飞部发起进攻，当日即占领长春。随后，又一鼓作气拿下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很显然，中国共产党已决心不再顾忌苏美格局的限制，而依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革命主张，走自己的路了。
美蒋方面显然对共产党的这一行动估计不足，所以愤怒之余还十分惊奇。蒋介石对此尤感气愤，他一面调集兵力，部署在长春四周准备力夺；一面扬言共军必须退出长春，如不自行退出，我必拿下长春，强调长春问题是和谈的唯一关键的问题。
美国方面则冷静得多，马歇尔看出了共产党的战略意图：如果国民党借长春问题扩大内战，苏联必会以护路为借口继续在东北驻扎军队。而国民党军队全力向北推进，则必然造成阵线太长、兵力分散的局势，很容易被逐个击破。那样一来，整个东北局势将对中共有利。但马却又不能放弃长春，那也会不利于国民党控制东北。为此，老奸巨滑的马歇尔设计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以长春为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筹码逼共产党让步。首先逼共军撤出长春做为停止内战的条件，但国民党军队暂时不进入长春，而是进一步要价，使中共作出更多的让步，然后再一举拿下整个东北。
4月18日，马歇尔从美国赶到重庆，当日就与周恩来见面，二人商谈并没有结果。马于是在4月22日找到了民盟，希望由民盟出面调停，并将自己方案的第一步透露给民盟的负责人。梁漱溟、黄炎培、张澜等文化人自然无法看清马的阴谋，便欣然同意。于是，民盟便作为第三方面的主要代表斡旋于国共两党之间，为和谈牵线搭桥。
梁漱溟在民盟中虽然是五位常委之一，但在他的一再坚持下并未担任任何实际职务。然而，自张东荪辞去秘书长后，该要职已经空缺达两个月之久，使民盟的实际工作没有人管。在大家的再三劝说下，梁终于答应出任民盟秘书长一职，但言明只干三个月，他那时天真地认为“三个月或者大局可以归于和平”。
5月初，梁漱溟正式任职。当时，国民政府还都，由重庆又搬回了南京，民盟总部也随之于5月8日迁到南京蓝家庄。民盟主席张澜年事已高，不愿离开四川老家，所以民盟的实际负责人就成了梁漱溟。梁也无可推卸地撑起第三派的大旗，以全部精力投入调解工作中。
为解决长春问题，梁漱溟等人草拟了一个调停方案：请中共军队撤出长春而国民党军队也不进去，由警察维持市内秩序。周恩来看过方案之后表示要先请示延安，但从语气中表示赞同。4月29日晚，民盟又将此方案交给马歇尔看，并请马转交给蒋介石。但马歇尔拒绝了，同时将蒋介石提出的条件转告给梁等人和周恩来，要求中共单方面妥协，让出长春。声称这是和谈的唯一基础，否则他将退出调停。
周恩来自然无法接受蒋介石的这一条件，并明确指出国共的分歧不仅仅是长春问题，蒋介石想的是先打仗，更有利之后再谈判。而马歇尔坚持认为是共产党占领长春破坏了和谈，战争不可避免，所以他只能退出调停。
马歇尔此时退出调停，自有他的考虑。在4月23日，国民党在美国海军的帮助下，又向东北调运了9个军的兵力，在军事上又恢复了优势，因此他希望借战场上的胜利打破国共在谈判上的僵局，增加谈判的筹码，迫使中共方面让步。
然而，事态的发展并不像马歇尔想象的一样。在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并没有讨到实质性的便宜，而且战火开始向关内蔓延，大有进一步扩大而发展成全面内战的趋势。这显然不是蒋介石所愿意看到的，他毕竟还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因此，5月1日，蒋介石在集合军政人员训话及对中央记者谈话时，口气变软，声明只要共产党放弃长春由国民党军队接管，其他问题都好商量。
共产党自然不会被蒋介石的伎俩所迷惑，但为了不给敌人以“我欲内战”的口实，周恩来于5月3日召开中外记者会，重申必须全面停战，然后才能坐下来谈其他问题。
为打破国共之间的僵局，民盟方面决定把原来向马歇尔提出的方案再次向国共双方公开提出。收到梁漱溟发到的电报后，毛泽东于19日电告周恩来表示欢迎民盟的主张。但寄往国民党的电报却入泥牛入海，音讯皆无。
3月19日，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共部队在林彪的巧妙指挥下安全向后撤退，放弃了长春城，并且给国民党军队造成了溃不成军、损失惨重的假象，而国民党的前方将领为了邀功，故意夸大胜利。这无疑迷惑了蒋介石。20日，蒋介石听到前方报捷后十分兴奋。23日带着宋美龄、白崇禧飞往沈阳。当天，国民党军队开入了长春。
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蒋介石一面指挥军队继续向前开进，追击共军，企图扩大战果；另一方面在谈判桌上漫天要价，进一步提出了接收全东北和美方决定权问题。全然不顾自己先前许下的诺言。
对于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和节外生枝，共产党自然难以接受，但为了和平，又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并致信马歇尔，希望由他出面调停。
对于蒋介石的所做所为，马歇尔也很不满意。因为蒋的做法已经偏离了马歇尔早先设计的轨道，而且与他的“先南后北”、“稳定关内”的战略方针相违背。马歇尔并不愿意在东北问题上投入太多精力，而是想先稳住东北局势，等关内尤其是南方问题解决后再考虑东北问题。因此，在收到中共的来信后，他立即转交给蒋介石，希望中共方面的让步能换来和平，但蒋介石却不予采纳。无奈之下，马歇尔开始向蒋介石施加压力，在征得杜鲁门总统的同意后，他于5月26日和31日两次致函蒋介石，要求蒋命令部队停战。
马歇尔同时向国民党高级军官分析局势和自己的战略方针。他强调中共军队并没有在撤离长春时遭到实质性打击。相反，国民党军队因为战线拉得过长而处于明显劣势，如果继续向前进攻，就很可能被共军集中优势兵力逐个击破而失去已取得的胜利。那时再和谈，就处于被动地位了。马的分析的确是十分正确的，因此引起了国民党高级官员的重视。宋子文、王世杰等人立即将马的意见报告给蒋介石。但蒋很显然被“胜利在望”的假象冲昏了头脑，已到了一意孤行的地步。因而对马的建议置若罔闻，继续发动对共产党的军事进攻，对于马歇尔，则干脆避而不见。
马歇尔对蒋介石的不明智感到十分恼火。6月5日，他通知蒋介石除非东北停战，否则将不再帮助国民党运输军队和给养。对于马的最后通牒，蒋介石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他当天就从北平赶回南京，在求马通融没有结果后，不得不在第二天发布东北停战令。
6月8日，梁漱溟、李璜等人受第三方面委托拜访马歇尔。双方就和谈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决定中外的第三方面采取一致的方针和言行，督促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和平建国。
6月9日，周恩来由延安回到南京，公开声明了共产党“竭力争取和平，哪怕短时间也好”的原则。于是谈判又艰难地开始了。
此轮谈判，国共双方争执的焦点已由长春问题转为美方仲裁权问题。按国民党的想法，美国在执行和解释双方协议中具有决定权。而共产党自然明白美国所持的明显不公正的立场，但为了和平的实现，提出应该对美方仲裁权加以必要的限制，以保证公平。
然而，国民党在这一问题上却丝毫不让步，谈判又陷入了僵局。梁漱溟等人无法说动国民党，只好又去劝说周恩来，称美方仲裁权只是名义上不好听，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希望周出于和平的考虑再作出妥协。在第三方面的苦劝下，周恩来请示了延安，最后表示可以让步，但在名义上不能承认，而是将之分为四点，逐一解决，合起来就在实质上等于美方决定权。
中共在和谈中再次让步却并没有使蒋介石满足，他又重施旧计，在6月29日也就是停战最后期限的前一天提出了苏北问题。
对于蒋介石的出尔反尔、变本加厉的流氓行径，中共实在忍无可忍，因此坚决反对将苏北交给国民党。眼看停战期满，内战又将爆发，梁漱溟等人焦虑万分。29日晚8点，梁漱溟、莫德惠等人再次找到周恩来，请求中共让步。周恩来激愤地说道：“我是淮安生的孩子，我若同意此要求，我无颜面见淮安父老！”明确表示无法再谈。
梁漱溟等人知道再劝也无用，只得另想办法。他们找到国民党方面代表王世杰，商量着先在协议上签字，实现停战，日后再商讨苏北问题。王世杰觉得可行，但蒋介石显然毫无和谈诚意，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
谈判一直延续到7月12日仍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蒋介石失去了再等下去的耐心，下令全军开火，自己却上庐山避暑。内战在数个月徒劳无功的调解之后终于全面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