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万木草堂求学时恰值17到20岁，正是思想活跃、勇于进取，最易接受新鲜事物的年龄。再加上他遇到了康有为这样一位思想激进、知识渊博而且又善于对学生进行启发和引导的好老师，本来就思想活跃天分颇高的梁启超，学问和见识与日俱增。
康有为的授课大体以今文经学为纲，以西学为纬，掺杂佛学等思想资料，抨击现实，鼓吹社会改良。康有为最先让学生读的书是《公羊传》和《春秋繁露》。除读古书外，他还让学生读一些西洋书，如江南制造局关于声光电化的著作，西方史地律例及中国人写的游记、参观欧美的日记和一些介绍西方的杂志，这些使梁启超开始对西方有了初步的了解。
在万木草堂，梁启超如饥似渴地学习，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习方法。他读书十分刻苦，听康有为讲课，总是全神贯注，勤思考，很少走思，可以一直坚持好几个小时。他还养成了记笔记的好习惯，通过写读书笔记来巩固知识，融会贯通，发挥自己的见解。同时，梁启超在学习上还很注重书本知识和实践的有机结合，有意识地用实践来检验书本知识，用读书来指导实践。在万木草堂求学期间，梁启超曾经一度往佛山教书，借机大量传播康有为的政治学术观点。1893年，梁启超还往东莞县讲学，所论皆康先生之“古怪之说”，极大地震撼了当时的一批青年。勤奋刻苦的学习和善于学以致用的梁启超，学问和能力迅速地增长起来，成为万木草堂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受到康有为的赏识。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梁启超受命做校勘工作；编《孔子改制考》，梁启超分担部分写作任务。这些工作，更好地提高了梁启超写作和思考的能力，增长了才干。
梁启超也和康有为一样，其求学是抱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感，他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去研究学问的。面对中华大地的客观现实，康先生慷慨激昂地宣讲自己的改革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深受感染。康有为那种无法克制的爱国热情和冲动，大大地启发了梁启超，使他的思想豁然开朗，他开始了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创造性的理性思考。
从1890年至1894年，梁启超都在康有为门下从师学习。这四年求学康门显然是梁启超生活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四年来，梁启超逐步接受了康有为社会改良的思想体系。梁启超师从康有为的思想格局大致由今文经学的学术观点，循环进化的历史观点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交织起来，其核心是为改革社会寻根探源。
康有为的思想为梁启超展开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今文经学使他获得了改革的武器，而康有为那种掺杂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社会主义的人人平等、基督教神学的博爱、佛学的众生平等的大同理想，像魔幻般地吸引着青年的梁启超，并且使他用这种美好的幻觉去指导自己的行动。
梁启超通过在万木草堂的学习，使他逐步了解了世界大势，他看到了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看到腐朽的封建剥削制度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他开始忧虑起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他迫切地盼望中华大地来一场大的社会改革。
四年的康门学习，使梁启超学到了远远超过八股老调和词章训诂的经世致用之学，思想发生急骤的飞跃，使他从一个普通的封建士子变成一个探索祖国命运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一个激情满怀的爱国者和改革志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