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是人的内心最愿意接受的那一面”
黄辉：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做“行善积德”，古代经典也告诉我们“上善若水”“人之初，性本善”“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那么究竟什么是善呢？
嘎玛仁波切：所谓善，也就是每个人在内心最愿意接受的那一面。首先要让大家明白，为什么善是需要大家去付出的。善的反面就是恶。佛教里面所说的恶就是杀生、偷窃、邪淫、恶口伤人、挑拨离间等言行，这些对自己不利，对别人更加不利。既然是对自己不利，我们是不会去做的，因为一旦别人这样做我们也会苦恼，很不舒服，违背了我？？们愿意接受善的那一面。所以，希望能让自己快乐的部分就是善的部分。比如说，很多时候人为什么会去作恶，是因为不懂得尊重别人，不懂得生命和物质的价值在哪里，可能为一个手机、一个钱包就去伤害别人生命。
想要了解善，必须先从自己的本性往内看。看看自己与人相处的时，给予的正面力量多还是负面力量多。我们从小接受正面思想的教育，是真正的善，而不是长大了后才开始接受教导怎么去行善。真正学习“善”应该从教育的启蒙阶段开始。
黄辉：现代人对于善的理解和传统相比，有哪些变化？
嘎玛仁波切：传统的善的教育是建立在崇高的道德准则基础上的。他们会用很高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对别人的奉献是无私的、没有条件的。现代人拥有财富，汽车、洋房、电脑等充斥生活，以为这些会给我们带来快乐。其实我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越来越忽略精神层面的东西，而越来越看重物质可能给人带来的快乐。人们愿意把这物质层面的东西奉献出来，认为这种物质的奉献就是行善。而传统意义的善，主要在于积德，先有德行然后再去行善。先把自身的品质提升起来，然后在通过品德的提升起到表率作用，无私地去做奉献。
现在所谓的行善，大部分是“无德”的。所谓“无德”，是我们忽略了善的精神层面，也不懂得慈善会给我们带来快乐；而是自己拥有了财富，以一种高傲的姿态与人分享，以一个胜利者、施舍者的角度行善，实际上对于接受者是不尊重的。现在不是没有做慈善的人，只是许多人不懂得，他们的财富来自于社会，同时回馈给社会，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的循环，本身就应该带着一种感恩的角度去做善事。所以他们做慈善就比较盲目。归结起来，现代人做慈善求名求利的还是占多数。
黄辉：关于善的教育，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讲，尤其是富裕阶层的人来讲，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嘎玛仁波切：对于富人来说，首要关注的是自己的品德，如何从“富”变“贵”，不要只停留在富有层面上，世界上富有的人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是富有者，明天你的财富也许就不复存在。而唯一可以保留长久的就是你的“贵”。人的一生，其实能消耗的财富很有限，穿的和用的都很有限，再多的部分，留给子孙后代，大部分会起到反效果。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说，对不劳而获的东西都不会去珍惜，富人的子孙后代出现败家子的情形非常多。在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许多批评“官二代”“富二代”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道德和良心，而是他们从小就没有感染到怎么用自己的品德和智慧去应对世界的方法，父母教育他们的只是“有问题父母解决，有困难父母给钱”，而没有让他们自己去面对问题。父母的以身作则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找多少高级老师教育孩子，永远比不上父母平时言行所产生的影响。孩子是否能学好，大部分取决于家庭的教育，社会教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都有从众心理，模仿是人的本能。所以，改善了自己的心态，提升了自己的内在，也是对子女最好的教育。我们一直提倡“不要让自己只是一个简单的富人”，做“简单的富人”会被人藐视，因为你其实只拥有了财富的硬件，没有软件。想让自己的内心真正变得富贵，就要看你对社会能奉献多少，这也是人存在于社会的价值。
“慈善不等于捐款，而是无私奉献”
黄辉：慈善应是在慈悲的心理驱动下的善举。这有两层意思，一是慈悲的心理，二是善举，真正意义的慈善行为应是一种不附加要求的施舍。施舍本身就是一种快乐、一种满足。您认为这样的理解正确吗？
嘎玛仁波切：在精神层面上可以这么理解，这是一种很高的道德标准。
慈善本身是建立在希望所有人都能远离痛苦得到快乐的层面。很多人认为慈善就是捐款，实际上慈善是方方面面的。现代社会压力大，很多人都是亚健康，忧郁症患者非常多，倾听人诉苦也是一种慈善。看似很简单，却有可能因为你倾听了别人倾诉，而让人放下了走绝路的念头。医生给病人治好病，老师教会孩子知识，都是善举。每个人在自己的能力范围把事情做好。医生给病人看病，不要想着要从病人哪里得到多少好处，而是要怀着一颗慈悲心，努力把病人治好，否则就成了社会上传闻的“兽医”。
那些默默无闻做义工的，他们没有显赫的身家，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觉得这种付出很快乐，因为他们找到了自己活着的价值。他们每天上班下班，领着微薄的薪水养家糊口，可能没觉得人生多么有价值。当他们抽出时间去帮助他人，付出自己的辛勤劳动，受到人们的赞美，那一刻他才真正感受到自己活着的意义，因为他们的生命变得“高贵”了。
所以，慈善不单纯是往外付出，而应该要做无私奉献，人在无私奉献的状态是很快乐的。人们往往犯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等待，等待自己的付出获得别人的承认和赞美，当等待落空就会变得不快乐。人和人的相处中如果有了这种心态，付出就有了附加条件；而如果用无所求的心态去看待每一件事，当你付出了，不要求任何回报，这种爱才是真爱。如果你的付出都要求回报，家人之爱就成了交易，夫妻之情就成了买卖，同事之间也变成了讨价还价，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斤斤计较、了无生趣了。
黄辉：慈善似乎是一个西方意识形态的概念，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里并不曾大范围提倡。《礼记》记载有“嗟来之食”，我们从小被教育“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施”与“受”二者之间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是这样的吗？
嘎玛仁波切：慈善概念的源头最早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来源于佛教。两千五百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倡导佛教，他提出了一个理论，就是“众生平等”。无论是富人或者穷人、权贵或者平民、学者或者文盲，乃至动物，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不能因为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不了解对方的苦难，而忽略他们的痛苦。基于众生平等这个前提，所有的生命应该享受同等的快乐。佛教另一个重要理论便是“因果”，人们付出得越多，得到的肯定也会越多。因果循环是生生不息的，虽然我们强调慈善是不求回报的付出和奉献，但这种善行绝不会被淹没，只会成倍地收获播种善因而结成的果。
很多人不了解，在藏区为什么很多人把最好的东西都送到寺庙，实际上寺庙已经成为大家共同的财产，缺衣少粮甚至生病都可以寻求寺庙的帮助，这也可以用因果论来解释。佛教对于非信徒乃至动物都是同等对待。佛教里面“施”与“受”之间是平等的关系。
黄辉：中国现有的《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辞典》中都没有“慈善家”的词条。前些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有相关的“慈善事业”的词条，释义是“从同情、怜悯或宗教信仰出发对贫弱者以金钱或物品相助，或者提供其他一些实际援助的社会事业……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善报……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济……它的社会效果存有争议”。您对这样的解释怎么看待？
嘎玛仁波切：（笑）看来他们并不认同。这个社会本身并没有达到真正的平等，从西方的“二八理论”就可以得知，这个社会其实是由少数人来掌握着权力和财富，这部分人德行的提升决定了这个社会道德水平。我觉得最大的慈善还是净化人的心灵，并不一定是宗教的，社会教育和道德教育都可以达到。
刚刚关于这个词条的解释，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一种仇富心态的延伸。别人拥有财富，有人心里不舒服；即使富人把财富布施给大家，受布施者也认为这是他们应该做的。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件事情是谁“应该做的”。所以说，一个慈善家必须具备足够的心量，同时他的家人也要具备同样的心量，政府也要有足够的政策支持他做这样一件事。当然目前社会对于做慈善存在争议比较多，有人在图名，可哪怕是为了炒作，也总比只会囤积财富挥霍财富的人要好得多。有人愿意去做慈善，不管他们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只要结果确实使很多人受益，都是应该受到鼓励的。
黄辉：有人认为，从佛法的角度看，那些正在经受生活困苦的人，可以理解为是“他们累世所造就的业报”，也就是说“他们在自作自受”，他们受够了便消了业报，那为什么还要去救助他们呢？这样一来，岂不是助长了“不劳而获”的风气？
嘎玛仁波切：做慈善确实是非常需要智慧的。如果仅仅是给予经济上的援助，有时候反而会滋长了一部分人的懒惰心理，这种情况是有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经济上的援助只能暂时改善他们的生活，教育却能改变他们的思想，从而从根本上改善生活和社会面貌。所以，我们不认为只有给人经济上的援助才叫慈善，从精神上彻底改变才是做慈善的智慧。
“郭美美事件投射出整个社会公益心的不足”
黄辉：从最近发生的“郭美美事件”来看，中国慈善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这场危机直接导致了本来需要救助的人们无法获得救助。您怎么看？
嘎玛仁波切：中国的慈善事业还属于起步阶段，法律法规上有很多不完善，早期我也曾参与过四川红十字会的一些工作。有一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明确：一个路边乞讨的人有可能拿乞讨来的钱回家盖房子，我们应不应该给他钱？我们也许会觉得不该助长这种乞讨之风。当我们面临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来乞讨，给个两三块钱，好像我们付出了，其实我们能做的很有限。反过来想一想：假如那个乞丐因为众人的布施而盖起一座房子来，众人的慈悲让他成就了一辈子的梦想，那不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吗？
“郭美美事件”导致大家不再给慈善机构捐款，是整个社会公益心不足的悲哀。医生缺德的有很多，老师缺乏道德素养的也不少，我们总不能因为这样，生病了不去看医生，不送小孩去上学。我相信法律会越来越健全，关注慈善的人也会越来越多。我们也在做“一对一”助学，帮助者与被帮助者之间的信息是完全畅通的，中间不经过任何人，效果很好。慈善资金来自于社会大众，每一分钱都要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账目透明也是给捐助者信心。所以，慈善还是要做，每个人的付出都像一滴水，众人齐聚就能汇成一条河，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就能得到帮助。
黄辉：从全球的趋势来看，最成功的慈善组织并非来自官方，如比尔·盖茨夫妇搞的基金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嘎玛仁波切：首先就是他们行动反应快。我亲自参加过“泰国普吉岛海啸”“台湾九二一大地震”的救援工作，经历多次赈灾活动，发现一些民间团体总是跑在最前面。第二就是这些民间慈善机构账目清楚，公开透明，这也是深得人心的原因。政府慈善组织里面社工很少，大部分都是工作人员，牵涉到薪水问题。而宗教团体和民间慈善机构绝大部分由义务奉献的人组成，大家都是不求回报地做慈善，对一般老百姓来讲感觉上就很舒服。
西方民间慈善团体有很大的影响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资金实力特别雄厚，项目也相对单一。比如艾滋病的救治、某种药物的研发，目标明确，也容易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不像政府的慈善机构是全面覆盖的，却很难照顾到全面。
黄辉：您主持成立慈善基金会，目前做了哪些活动？
嘎玛仁波切：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以教育为主，之前在国外的时候就有两个基金会。一个是宁玛巴文教基金会，曾经在藏区，还有柬埔寨、马来西亚、尼泊尔、印度等一些地方，给失学儿童助学，帮助学校建立小型图书馆。我一直认为，要根本改变一个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大规模的捐助衣物药品是不够的，那只会让他们过上几天好日子，所以我们改用做教育的方式。另外一个在国外成立的四重恩文教基金会。所谓“四重恩”一是父母恩，对父母要孝顺；二是国家恩，对自己的国家要忠诚；三是社会恩，对社会要报答；第四是三宝恩，佛教信徒对佛教要感恩。通过佛教的教育，回归现代人迷失的民族自尊和对社会的感恩。另外我们也在做一些敬老活动，目前在藏区有一百五十多位老人在接受我们的帮助。
黄辉：在中国，民办的慈善机构举步维艰。实际上，慈善在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于是，有学者提出了慈善“民办官助”的设想，您觉得这个设想是否可行？
嘎玛仁波切：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目前中国社会完全靠民间去做慈善，不是很成熟，在法律上还没有关于民办慈善如何去做的指引。在西方，很多民办慈善会是企业家“洗钱”用的。他们必须在离世之前把遗产税交清，否则，子孙继承遗产时大部分财产会被收归国有。他们往往把自己名下的财产转移到多个人所有的基金会名下，而基金会是不需要交税的，甚至还可以抵税（所有的捐款都可以作为报税）。我们国家还没有这样的制度。
我们的国家很大，完全依靠政府去解决，很难照顾到方方面面。如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和仇富心态，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与帮助等，政府解决一部分，民间团体也可以帮助解决一部分。但是，也要警惕有假借慈善的名义进行敛财的，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制度监督执行，慈善组织很可能会变成一个敛财工具。所以，我认为政府作为辅助的监督作用还是必不可少的。
黄辉：对中国想做慈善的企业家，您有什么建议和忠告吗？
嘎玛仁波切：中国目前做慈善的，大多数是蜻蜓点水式的，这边号召学校助学就捐点钱助学，那边山体滑坡就再捐钱赈灾，需要修路的时候就再给钱修路……这种分散的、单一的捐助方式往往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其实我们可以学习西方，专注于某一个方面的慈善事业，如我们选择做助学，就一直做助学；又如专注某种疾病研究，可以花更多资金和精力在这个领域，让医学家有足够的经费去做研究。单一地成立某一项慈善基金，专注于某一个慈善领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撰文/黄辉原载《绅士生活》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二月合刊，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