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是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分水岭。这个分水岭的标志就是城市化率超过50%，确切地说是51.3%，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长，带来交通、资源、能源、环境、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方面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将改变城市的产业结构、投资结构、消费结构、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而这些结构的变化，又引发新的能源革命、新的产业革命和新的生活方式革命。这三大革命必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新的增长点。基于这样一个判断，未来10年，将是中国城市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时期。这两个关键表明，中国城市发展已经进入加速发展期。快速城市化至少给城市基础设施带来三大挑战。
人口无序膨胀大大超出城市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
如果按照前10年城市化率平均增长速度计算，未来10年，中国城市化至少有10—15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市人口将增加到9.1亿，流动人口超过3个亿。在这样的态势下，大城市化和大城市圈的推动作用逐步强化，流动人口正成为中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未来10年快速城市化进程，将释放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
同时，由于城市人口快速无序膨胀，由此带来交通、住房、资源、能源、环境、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的巨大压力。从中国大中城市的现实看，人口无序集聚，外来人口“倒挂”现象和城市老龄化特征明显；交通拥堵严重，公共交通严重滞后于城市实有人口规模；能源资源紧张，大大超出了基础设施和发展要素的承载能力；生态环境恶化、土地掠夺性开发、空气污染、水资源短缺及水质下降现象日益加剧；房价居高不下，城市生活功能被弱化，并且正在拉低居民的生活幸福感。这些“大城市病”成为困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难题。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五种力量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入高成本时代
尽管中国的人口城市化已突破50%，但基础设施城市化才刚刚开始。从城市体系看，第一级，以北京、上海、广州为核心的三大都市圈的基础设施需要与国际化接轨；第二级，以30个省会城市为核心的大城市基础设施需要与现代化接轨；第三级，以300个左右地级城市为核心的中等城市需要与城市化接轨；第四级，以3000个左右县（重点镇）为核心的小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还远远没有开始。也就是说，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远未完成，仍有巨大的提升和发展空间。
加快城市化进程，必须基础设施建设先行。从实践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强度、融资难度与可利用资源的不确定性，或者说，究竟有多少城市资源可用来偿还投资负债，如何确定负债的极限，成为困扰政府的难题。对一个城市而言，可利用资源的发掘及其对容量的判断，如何寻找新资源包括无形资源，如何盘活老资源，如何通过竞争定价实现资源置换最大化，对基础设施投资至关重要。当然，创新融资平台，拓宽融资渠道，选择融资模式，完善融资体系，也是不能忽视的。
必须强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将进入高成本时代。起码有10种成本，比如土地成本、拆迁成本、劳动力成本、能源资源成本、环保成本、融资成本、人民币升值或贬值双重成本、税赋成本、安全成本、交易成本，成为影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因素。
城市基础设施整体上进入一个高风险期和危机频发期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破坏了传统城市的“超稳定结构”；全球化带来城市要素的快速流动，使城市结构变得脆弱以至风险不断增加。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城市安全呈现出四个特点：一是危机事件呈高频次、多领域发生的态势；二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尤其是天灾人祸组合而成的新的、灾害链成为现代城市安全的主要威胁；三是突发性灾害事件极易放大为社会危机；四是危机事件的国际化程度加大。
对城市基础设施来讲，巨大的投资吸引力和脆弱的基础设施承载力之间矛盾日益加剧。一方面，城市公共安全基础薄弱，地下管网设备老化，投资分散、功能单一、安全欠账多，尤其是城市基础设施的环境、生态安全功能和水、电、气、通讯服务设施的安全保障还不够充分，新城市灾害的防灾能力滞后。另一方面，重建设、轻管理，重硬件、轻软件，重预案、轻预警现象还比较普遍。城市应急机制建设还存在信息集成难、资源整合难、应急联动难、条块结合难的问题，体制不顺、条块分割、多头指挥、政出多门等问题还很突出。应对突发性危机，建立城市应急联动系统，是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一项紧迫而重大的任务。
（2012年4月16日在“亚洲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高峰论坛”上的主题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