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胜利的最初两年内，纳赛尔及其同伴们的工作重心主要集中于新政权的巩固和解决英埃矛盾上。此后，在国际政治风暴的考验和磨炼中，纳赛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较为系统的外交策略。主要内容有：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阿拉伯国家紧密团结以维护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集体利益；坚定不移地同以色列作斗争；寻求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等。
阿拉伯联合是纳赛尔外交战略的核心。纳赛尔是第一位从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出发考虑问题的阿拉伯领导人。他比其他人更为强烈地意识到：虽然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制度可能不尽相同，但只要大家看到现实的共同利益并在政策上加以协调，就能够凭借其优越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石油资源同世界大国获得讨价还价的有利条件。这体现了他长期以来对阿拉伯民族事业的强烈的民族责任感。纳赛尔不仅已经意识到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对埃及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还格外地看到埃及作为最大的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中心，地跨亚非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有些西方学者认为，纳赛尔的关于埃及在阿拉伯国家、穆斯林世界、非洲这三个“圈子”中的地位作用的论述与英国的“三环外交”在性质上无甚差别，只不过充满了对帝国主义的痛恨和阿拉伯悲惨历史的悲愤。纳赛尔的上述思想必然要与以色列、英美等大国及阿拉伯内部的非志同道合者发生冲突。
由于强调埃及在中东事务中的领导作用，纳赛尔的外交政策也受到了其他阿拉伯大国的反对。他同伊拉克总理赛义德的分歧，特别是对《巴格达条约》的争吵就集中反映了这一点。纳赛尔认为：中东防御体系应建立在埃及领导下的阿拉伯集体安全条约的基础上，该体系对西方保持善意的中立，这样，西方为了获取在中东的最大限度的利益就能提供援助，帮助阿拉伯国家壮大军事力量。纳赛尔的目标是要取得类似于印度的地位，即在保持外交和军事的独立和不结盟的条件下，在经济利益、军事组织乃至意识形态上与西方紧密联系。这清楚地表明，纳赛尔最初对英美等西方大国是抱有很大幻想的。但赛义德的步子迈得更快、更远。他设想建立一个直接依靠西方支持的新的中东防御体系，该体系要与美国的“北部防线”连接起来。“北部防线”是杜勒斯的中东防御战略，矛头直指苏联。内容是：在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之间建立联盟，以联盟条约和军事基地完成对苏联和中国的环形包围。赛义德之所以看重美国的可依赖地位，部分原因为伊拉克是靠苏联最近的阿拉伯国家，在当时冷战体制下，他无法也无意保持中立。阿拉伯国家的自身弱点决定了所谓阿拉伯集体安全条约不过是一张空文，唯有依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才能确保伊拉克的安全。赛义德下面的一段话揭示了他与纳赛尔的分歧根源。“他没能懂得西方无法容忍苏联在中东的影响。他没能意识到西方不会允许阿拉伯国家保持中立，这个地区对西方极其重要，西方不可能作出这种蠢事。他不明白中东在经济上与西方密不可分——例如，中东的石油无法在其他地区找到如此广阔的市场。尽管纳赛尔曾是个军人，他忽视了如果阿拉伯国家与西方为敌，苏联并不能保护它们这样一种军事事实……”可见，纳赛尔同赛义德的争执本质上是冷战条件下的外交路线之争，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还是同阿拉伯国家以外的大国结盟。1954年9月15日，两人在开罗举行会谈，双方见解相差甚远，并加深了误解。
1955年初，赛义德作出了决定性举措。1月12日，伊拉克与土耳其发表《巴格达公报》，宣称两国已达成协议，并将尽快签定共同防御条约，双方希望该地区“其他有同样愿望的国家”一起参加，双方将“尽力促使那些国家和他们同时签署这项条约”。3月，英伊两国就新的军事协定作了最后修改，4月4日正式生效。英国同时宣称它将坚决遵守《巴格达条约》（《土伊协定》）。纳赛尔对此怒不可遏，指责这种分裂阿拉伯联盟，屈从于西方的行径。令他恼火的是：伊拉克不仅和土耳其一起成了同英国多边联盟的核心，进而与北约挂钩，而且还怂恿其他阿拉伯国家参加，这有可能使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中心转到巴格达，而削弱开罗的地位。
1955年1月22日，纳赛尔在开罗主持召开了阿拉伯国家总理会议，目的是谴责伊拉克的“背叛”行为并取得一个拒绝同本地区以外的国家签约的宣言。赛义德只派了一个代表团参加，他强硬地表示：“我不是纳赛尔麾下的一个士兵，请转告他，我永远不会对他唯命是从。”会议上，纳赛尔坚持不懈地阐述自己的观点：美国和英国作为土耳其的北约伙伴决不会支持阿拉伯人反对以色列；相反地，土耳其则很有可能被拉去同以色列结盟，因此《巴格达条约》是蓄谋已久的阴谋。阿拉伯同盟体系固然虚弱，但这恰恰需要加强，而非继续被削弱。由于“我们的战略地位、资源和人力对他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因此“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终究会迫使西方列强同我们达成协议的”。纳赛尔的主张引起了很大反响，但还是不足以改变许多人的暖昧态度。特别是作为焦点的叙利亚，虽然同意不与外国国家结盟，但它不谴责伊拉克，也不反对订立条约。总理级会议于2月6日结束，最终未能作出任何决定。可以想见，这种结果会令纳赛尔多么沮丧，他第一次体会到了阿拉伯兄弟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并不排除同西方进行防御合作直至结盟的可能，但要以阿拉伯团结，不成为西方小伙伴为前提。他的阿拉伯同僚们口头上赞美统一，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的虚伪使纳赛尔大失所望。
2月25日，英伊又签定了新盟约。斗争加剧。只有在英国向埃及保证《巴格达条约》不扩大到除伊拉克以外的其他阿拉伯国家后，矛盾才暂时平息。可是，没过几天，埃以边界就爆发了冲突。
边界冲突和相互报复的反反复复是阿以冲突的传统模式。1949年停火协议的签定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阿以争端。以色列认为埃及是最发达的阿拉伯国家，并已建立起以纳赛尔为首的更好战、更强悍的统治集团；英国即将撤出运河区，将使苏伊士运河不可避免地落入埃及手中，而埃及一贯拒不允许以色列船只通过运河，除非它同意巴勒斯坦难民重返家园；此外，英美为建立中东防御体系也有求于阿拉伯国家。局势明显朝着不利于以色列的局势发展。1954年2月，以色列再次将苏伊士运河问题提交安理会，未有结果。7月和9月发生的“贝特加利姆”事件和“拉冯事件”更加显示出埃及的强硬立场，埃以矛盾恶化。以色列加紧备战，同法国签署了武器交易协定。1955年2月28日，以色列向加沙地带埃军阵地发动袭击，制造了六年以来最为严重的边界冲突。面对以色列优势兵力的进攻，纳赛尔组织突击队（即“敢死队”）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恐怖和破坏活动。
纳赛尔起初想从西方寻求军事援助，但事实证明：“法国一直在与我们讨价还价，法国人要我们不要谴责他们在北非的政策，否则就得不到他们的武器。也就是说，法国要求我们背叛阿拉伯人的本质，放弃人道主义，容忍它在北非的屠夫行为。”美国则提出了签定共同安全条约这一无法接受的附加条件。英国的武器提供远远少于它作出的承诺。而与此同时，以色列却可以从它们那里获得充足的精良武器。严酷的现实迫使纳赛尔将眼光转向中苏。
1955年4月，亚非会议在印尼的万隆召开，这是第一次没有西方大国参与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盛会。亚非会议大大开阔了纳赛尔的政治视野，使他感受到第三世界联合反殖、反霸、反帝斗争的光明前景。会议期间，纳赛尔同中国领导人首次接触，并向周恩来询问了从中国购买武器的可能性。周恩来未作直接答复，只是答应从埃及购进棉花，并将纳赛尔的请求转告了苏联。
与其同时，以色列扩张主义情绪高涨，以梅内姆·贝京领导的右翼自由党公开叫嚣要扩张疆界，向埃及等国发动预防性战争，甚至提出了“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的口号。这迫使纳赛尔作出了从苏联购买武器的大胆决定，实际上是同苏联的卫星国捷克签订了一项以棉花和大米换取武器的“商业协定”。这一协定使纳赛尔在整个阿拉伯公众中的声望空前上涨，人们钦佩他不屈从于西方大国压力的果断与勇敢。这样，俄国（苏联）在离开中东近40年后，又重新在该地区确立了大国影响。中东已不再是西方的单纯势力范围，而是东西方两大阵营争取同盟者的重要竞争舞台。
1955年11月2日，本·古里安接替行动谨慎的夏里特成为以色列总理，他在国会作演说时表示：“如果暴力行动干扰了我们陆上和海上的权益，那么，我们将保留采取最为有效的方式保护我们权益的行动自由。”他建设内阁对埃及发动战争，夺取蒂朗海峡。不久，以色列同法国签署了一项新的武器协议。纳赛尔因此面对着一个日益巩固的法以同盟。虽然他同英美的关系还有活动余地，但不久在阿斯旺大坝筹款、埃及承认北京政府、约旦前途等问题上的争执，使埃及同英美的矛盾尖锐化。
埃及革命政权很早就开始计划在尼罗河上修建大坝。拟议中的阿斯旺大坝长约2.5英里，高达365英尺，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湖。建成后，不仅可以使上埃及四季都得到灌溉，每年还可发电100亿千瓦。这项工程在外交上需要提供三个条件：同苏丹达成新的水量分配谅解；获取外资；与英国就苏伊士运河基地问题达成协议。
阿斯旺大坝的建立会使苏丹境内约124英里长的狭长地带淹没，并涉及约5万人的移民问题。由于苏丹历史上曾为埃及的属国，纳赛尔主张即将诞生的新苏丹国家与埃及联合而放弃完全独立。英国则主张苏丹接受英国保护。但苏丹人民选择了完全独立的道路。1956年1月1日，总理阿扎里同国会取得一致，宣布苏丹独立。纳赛尔的最初愿望落空，不得不立即承认新苏丹。
至于筹措外资问题，苏联已于1955年同意贷给埃及1亿英镑作为工业化资金，并提供修建大坝的材料和技术人员。苏联在中东影响力不断提高引起了英美的恐慌。英美决定立即敦促世界银行向埃及贷款，并提出了“拒绝来自共产主义世界的援助”的前提条件。由于纳赛尔时刻担心埃及得来不易的独立会因为外国资本的优势控制而再次失去，他对世界银行深有戒心。他向世界银行行长布莱克坦率表示：英美等西方大国向世界银行提供了大部分资金，因而不可能不对其贷款政策有巨大影响。
就在双方因建坝资金而产生的误解尚未消除之时，接着又出现了《巴格达条约》扩大问题，埃及同美英法的斗争骤然尖锐化。1955年11月初，约旦国王侯赛因通知英国，约旦将加入《巴格达条约》。英国为又一个阿拉伯国家加入该条约感到高兴，伊拉克为此不会再感到孤单了。当然，英国知道这会激怒纳赛尔。为此，英国解释说：只有在讨论武器时，才会有约旦入约问题。但是，纳赛尔已经感到受骗太多了，他清醒地认识到：英国正在执行一项敌视埃及的政策，它试图孤立埃及，并使埃及再度依赖英国。
就在英埃关系持续紧张的时候，12月11日，以色列总理古里安命令以军进攻太巴列湖附近的叙军阵地及平民村庄，叙以战斗升级。纳赛尔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认为约旦加入《巴格达条约》是向叙利亚发出了不要同埃及结盟的信号，从而使叙、埃两国各自单独地对付以色列。
此后，埃及同西方的斗争公开化。西方国家认为纳赛尔的统治威胁了它们在中东产油区及北非的利益，敌视埃及比阿以冲突的和平解决更为重要。英国首相艾登在下院阐述自己的外交立场时说道：“破坏约旦和我们之间的条约同维持友好关系的保证完全不符。如果埃及真想同西方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它可以如愿以偿，但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如愿的。有一种情况必然会使埃及无法获得这种关系，那就是遵循一种一方面承认友好关系而另一方面又煽动敌对情绪的政策。”艾登进一步指出：纳赛尔是英国在中东所有利益危险的和不可调和的敌人，必须铲除这个“埃及独裁者。”这表明英国对纳赛尔态度的根本性转变：不再谋求埃及对英国中东政策的支持，转而孤立埃及，并在可能的条件下摧毁纳赛尔的革命政权。法国由于法以关系的存在，以及此时深深陷入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的深渊，已把纳赛尔当成主要敌人，把他当成像希特勒一样的独裁者。1956年5月16日，纳赛尔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5月30日，中埃建交。纳赛尔同社会主义中国的接近激怒了美国。美、英、法同“友好的”巴格达条约成员国紧密协调，对埃及采取更为强硬的路线。
事实上，纳赛尔此时并无意同西方大国把关系搞僵，他需要一个安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以服务于国内建设。1956年6月13日，最后一批英军撤离埃及。18日，在塞得港海洋大楼（原英国海军指挥部）上，纳赛尔亲手升起埃及国旗。飞机掠过头顶，礼炮齐鸣。纳赛尔眼含热泪对欢呼雀跃的群众们讲：“这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我们一直在梦想着这一时刻的到来。我们的先辈和兄弟们为此奋斗了数十年，他们只想看到埃及的国旗飘扬在自己的天空，但是他们却没能等到这一刻。同胞们，我们向真主祈祷，永远不会再有别国的旗帜飘在我们的国土上。”一星期后，埃及进行公民投票通过了新宪法，并选举纳赛尔为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埃及新宪法列举了革命的六个目标：消灭帝国主义；废除封建主义；结束垄断，结束资本对政府的控制；建立强大的军队；实现社会主义；建立“健康的民主生活”。
为了真正解决建设大坝资金问题，回应美国撤回援助的作法，7月23日，埃及政府正式决定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纳赛尔说：“如果华盛顿无视国际关系准则，无耻而毫无根据地想让世人怀疑埃及的经济能力，那么我要对它说：‘你们会被气死，因为你们无法控制我们，也无法主宰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要走的道路——一条光荣、自由和值得骄傲的道路。’”
7月26日晚7点40分，纳赛尔在亚历山大解放广场发表了长达2小时40分的演讲。声称：埃及已经形成了一项自由而独立的政策，这项政策使埃及和阿拉伯民族成为世界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埃及人处处恭维外国高级官员和大使们命令的日子一去不返了。“我们为阿拉伯主义感到自豪，我们的土地不会被用来卖钱。”“埃及不会仰人鼻息，它要有自己独立的国格。”纳赛尔在宣读了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的法令以后，继续说道：“现在，你们的兄弟，埃及人民的儿子，正在采取行动接管苏伊士运河公司。我们作出这项决定是要恢复埃及失去的光荣，维护国家的尊严和民族的自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