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1月15日，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港的一个平静的中下层平民居住区。他的父亲是一个邮局职员，母亲则属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北方人。据说：纳赛尔从父亲那里继承了赛义迪血统的天性：身材高大、皮肤黝黑、性情高傲，还易于激动。由于父亲的职业原因，纳赛尔一家经常搬家。纳赛尔本人在许多地方生活过，在许多学校读过书。由于经常远离亲人，纳赛尔很少体验到家庭特有的温馨和安全。1923年，纳赛尔随父亲来到哈塔巴，并第一次在一所铁路子弟小学入学。1924年，他去了开罗，寄居在叔叔那里。如果说有谁对小纳赛尔的思想有些影响的话，那么很可能是他的叔叔哈利勒。与纳赛尔的父亲沉默寡言、不问政治不同，哈利勒曾参加过游行示威，并因政治问题坐过牢。当着纳赛尔的面，他常大声祈祷：“万能的主啊，愿灾难降临到英国人的身上！”纳赛尔主要学的课程是阿拉伯语、伊斯兰教和算术等。他酷爱读书，但方法大多靠死记硬背。
纳赛尔的童年和学生时代都是在动荡中度过的。自从19世纪末，阿拉比起义被镇压后，英国就开始对埃及实行事实上的统治，虽然它表面上承认奥斯曼土耳其对埃及的主权。一战中，英国乘机将埃及沦为自己的保护国。埃及的军政大权掌握在英国官员手中，上层人士大多有土耳其血统，埃及人自己却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一战后，埃及的民族主义革命兴起。1922年2月，英国政府被迫发表声明，宣布结束埃及被保护国地位，承认它是君主立宪制的独立主权国家。但取得独立必须有四个附加条件：保护英帝国交通畅通（主要就苏伊士运河而言）；保护埃及免受外来侵略；保护外国人利益和少数民族；保证苏丹国的地位，福阿德国王一世为埃及苏丹。此后，围绕着立宪问题，英国人、国王和以华夫脱党为首的民族主义政党展开了一场长时间的斗争。所谓的“独立”并未使埃及摆脱混乱和受奴役的地位。纳赛尔后来描述他成长时的埃及社会时称：“（那时候）折磨着我们的心灵的是令人震惊的混乱和困惑。”
1926年3月底，纳赛尔的母亲去世。死时未能见到在异地读书的儿子。纳赛尔悲痛欲绝，称之为：“一次残酷的打击，永远深深埋藏在我心里。”那一年他才8岁。两年后，父亲再婚，由于纳赛尔同继母的感情格格不入，与父亲的关系也疏远了。
1929年，纳赛尔在拉斯丁中学念书，在那里初次与积极从事政治活动的青年接触。那时，大、中学罢课、游行、示威是常事。有胆识的进步学生们已经感到自己作为未来埃及独立斗争主力所肩负的重担。纳赛尔后来谈到：那时的埃及“处在十三世纪思想和二十世纪现象的相互交融和相互影响的环境中，我们生活在一个未定型的社会，它仍然处在动荡不安的状态。相比先前走过同一道路的其他民族，它仍在逐渐发展，还没有稳定下来。”一次，纳赛尔偶然加入了游行队伍，（也许是激情使然）随着高年级的学生喊了几句口号。在与警察冲突中，他的脸被警棍打中，还在监狱里蹲了一夜。
1933年，纳赛尔到了开罗，在纳赫达中学继续上高中，那可是埃及学生运动的领导中心。尽管纳赛尔年纪还小，但已经成长为具有高度革命热情的民族主义者。他担任了开罗中学生执行委员会主席，始终站在示威运动的最前列。在此时期内，纳赛尔阅读了大量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书籍，特别喜欢伏尔泰、卢梭、亚历山大大帝、凯撒、拿破仑、甘地等人的传记，崇拜穆罕默德、甘地和埃及民族党创始人穆斯塔法·卡米勒。1935年9月，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表示了对时局的担忧和寻找正确革命道路的苦闷。他写道：
“目前的局势岌岌可危，埃及已经陷入绝境。在我看来，国家正在走向死亡，人们已经极端绝望。谁能消除这种感受？谁敢向帝国主义者高喝一声‘止住’？埃及是不乏具有尊严的人的，他们不能听任自己像狗一般地死去。但是能重建国家，使软弱和受辱的埃及人民重新站起来，像自由和独立的人们一样生活的人在哪儿？尊严在哪儿？民族精神在哪儿？我们的民族像穴居的人一样沉睡着，谁能唤醒这些甚至连自己是什么人也不知道的可怜虫？……埃及人需要有一位领袖率领他们为国而战。依据这种方法，同样的一个埃及人会变成一声霹雳，使王朝土崩瓦解。……我们多次说，我们将齐心协力将国家从沉睡中唤醒，发掘出蕴藏在每个人身上的力量。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一事无成。”
1935年初，埃及政局动荡。华夫脱党迫切要求恢复被福阿德破坏的1923年宪法，为此，愿意同英国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但英国立场强硬：1923年宪法不切实际，支持福阿德扩大国王权限的新宪法。英国的态度激起了埃及人的强烈愤慨。纳赛尔发动、组织了开罗中学生的示威游行运动。在持续三天的示威中，学生同警察发生冲突，有两名学生被打死，许多学生被捕。一颗子弹擦着纳赛尔的前额呼啸而过，差点要了他的命。他的额头上留下了一道永久性疤痕。
1935年12月12日，福阿德被迫恢复了1923年宪法，华夫脱党同其他民族政党组成的民族联合阵线开始同英国就达成一个新条约进行谈判。1936年4月25日，未成年的法鲁克王子继位，接替去世的福阿德。8月26日，英国诱迫埃及签定了不平等的《英埃同盟条约》。条约规定：英国有权在苏伊士运河再次延长驻军20年，并在条约期满后，有权再延长之；埃及同意共管苏丹制暂时延长；英国则支持埃及加入国联。由于条约最终正式承认了埃及为“主权国家”，许多善良的埃及人信以为真。但纳赛尔看到：1936年条约实质上是延长了英国对埃及的统治时期。
纳赛尔在回忆这一段斗争经历时说到：“当时我是纳赫达中学的一名学生。当时我领导过许多示威运动，嗓子都喊哑了，许多中学同伴和我们一道坚决要求埃及实现彻底独立。但是劳而无功——我们的呼声消失在微弱的回声中，没有撼动群山，摧毁岩石。我终于认识到‘积极行动’只有使所有民族领导人团结一致才能实现，于是我们这支怒吼着的反抗队伍以青年埃及的名义，挨家挨户地巡回拜访领导人，征得他们的同意以协调行动。他们确实表示过同意，但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几乎摧毁了我的信心——他们同意签订了1936年条约。”
然而，1936年条约对埃及和纳赛尔本人并非一点儿好处都没有。条约使埃及名义上成了英国的盟国，埃及军队由埃及人来指挥，但由英国人来训练并提供装备。由于需要加强军队建设，陆军士官学校开始对中层、中下层社会开放。在此之前只有贵族子弟才能进入军校。
纳赛尔起初对军事并不感兴趣，他更喜欢学法律和政治。但当他读了有关阿拉伯帝国的兴衰史和俾斯麦、凯末尔、邱吉尔等强人的论述后，他开始相信，只有军队才是决定埃及命运的唯一力量，它能使国家解放，人民自由。但他的第一次尝试失败了，陆军士官学校的门还未敞开到连农民或邮差的儿子也能进入的程度。他又试图进入警察学校，但因为他积极领导学生“闹事”，名字上了黑名单，这条路也不通。1937年3月，当他再次听说陆军士官学校要招收学员时，他作出了改变命运的大胆决定。纳赛尔跑到了从未相识的副国务大臣赫里的家里，向他解释自己是由于出身卑微而非没有能力才被拒之门外，老将军从这位严肃认真、毫无顾忌、对事业抱有高度热情的青年身上看到了一个未来军官所应具备的不凡性格和品质，答应他作为候补生入校。
军校生活给纳赛尔今后的革命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如痴如醉地阅读了大量军事、政治、法律、历史书籍，不仅对埃及事务而且对整个阿拉伯世界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更多地看到史料，他开始学英语。纳赛尔学习极其刻苦认真，他借助字典，对想知道的每个词语都不放过。纳赛尔的优异成绩和良好的领导、组织才能受到了校方的赞赏。第一学年刚结束，他就被委派负责招收新学员。
1938年，纳赛尔在曼喀培德服役，升为步兵少尉。1939年初，他和好友阿米尔一同志愿到苏丹服役。尼罗河水把苏丹和埃及联结起来，早在五千年前，上下埃及就统一成为一个王国，许多埃及人都认为苏丹本来就是埃及的一部分。但自从1899年英埃共管苏丹以来，英国就一直企图单独占领苏丹，排斥埃及对苏丹的主权要求。纳赛尔十分同情苏丹民族英雄马赫迪。虽然马赫迪起义也有反对埃及国王的目标，但毕竟埃及国王也不是埃及人。埃及人和苏丹人的地位差不多，都受到英国殖民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的双重奴役。纳赛尔在苏丹的军旅生活是十分无聊的，当英军和德意军队在埃及领土上厮杀时，纳赛尔服役的部队却离家1000英里，缺少装备和战斗经验，根本无法为保护祖国出力。纳赛尔对二战的基本看法是埃及应保持中立，如果不得不卷入战争，则应趁纳粹德国打击英国时乘机摆脱英国而独立。纳赛尔并不是亲德派，他只是认为埃及被卷入了一场事实上和它无关的战争。
二战中，英国加强了对埃及的控制。埃及虽然名义上是个独立国家，英国派往埃及的高级官员也改称了“大使”，但当兰普森任大使时，他仍以埃及的实际统治者自居，动不动就对法鲁克国王发号施令，甚至以“最后通牒”相要挟。国王和“大使”的矛盾尖锐起来。1942年2月，为了让华夫脱党的纳哈斯当首相，兰普森发动了“阿卜丁宫政变”，强迫法鲁克国王接受了他的要求。此事在埃及引起轩然大波。纳赛尔在苏丹得到消息后，说：“我几乎连肺都气炸了……至于陆军，也感到极大震惊。在此以前，军官们还只谈怎样去寻欢作乐，而今他们却在谈论着为了自己的荣誉而牺牲生命。……这一事实教育了他们，使他们懂得有一种必须保卫的东西。这就是尊严。”1942年，纳赛尔升为上尉。9月，他回到埃及后发现，军队中的民族主义运动正在由于英国的高压政策而愤怒地酝酿着，但缺少正确的领导和明确的斗争方向，不久，纳赛尔被任命为军事学校的教官，他开始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军官建立联系，秘密从事革命活动。这一运动后来被称为“自由军官运动”。
纳赛尔组织“自由军官运动”的出发点最初严格地限制在驱逐英国人这一点上。据他后来自己的说法，他的最初目标非但不是推翻国王，反而是试图给法鲁克壮胆，并通过在军队中建立起一股具有战斗性的反英力量，来加强法鲁克对英国进一步侵犯埃及主权的抵抗。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纳赛尔个人对法鲁克有什么好感。但是，尽管法鲁克本人是土耳其人，他毕竟是埃及国家的象征。只要他也同意把埃及从英国手中解放出来，军队就有义务支持他。另外，这样做，也有助于团结颇有实力的保王分子，他们也是反对英国的。
但是，1948年5月的阿以第一次中东战争使纳赛尔的思想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在战斗中，纳赛尔腹部中弹，他在医院里没呆多久，就重返战场。在法卢贾战役中，纳赛尔组织他的旅发动了一次猛烈的反攻，打破了以军的包围，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并坚守到次年2月停战协定签定。纳赛尔被当作战斗英雄受到了埃及人的欢迎，但他却高兴不起来。战场上的情况糟透了。开罗指挥部的命令漏洞百出，步兵经常在没有坦克掩护，甚至事先没作侦察的情况下向坚固的敌军阵地发动猛冲。后勤保障极差，部队从未吃过一顿热饭，许多伤员得不到有效治疗。开罗电台总是播放一些欺骗民众的胜利消息。更可笑的是，普通士兵竟不知为什么打仗，还以为是在进行“拉比基军事演习”。纳赛尔开始认识到：自由军官组织必须献身于推翻或至少彻底改革埃及政府的整个体制，因为是这个反动政府“阴险地把我们推入了一场毫无准备的战争，把我们的生命变成了贪婪、阴谋和利欲熏心的玩物，并把我们赤手空拳地推到炮火下面去”。由于此次战争是阿拉伯五国联合对以作战，针对五国配合不利的情况，纳赛尔认识到，阿拉伯人只有团结一致，才可能保卫自己，才可能在这个对它们有威胁的世界上生存下去。
到了1952年初，埃及政局已到了混乱的边缘。1月25日，英军借口打击游击队的势力，要求解除被怀疑帮助过游击队员的所有埃及警察的武装，并向伊斯梅利亚的警察营房发动了进攻，双方发生激战，第二天，开罗爆发了由警察和学生为主力的示威游行，后发展成为暴力事件，市中心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有关的建筑物遭到袭击。“黑色星期六”事件使纳赛尔惊喜地发现温驯的埃及人终于懂得了用武力反抗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自由军官组织认为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纳赛尔负责起草了政变计划和关于起义目的的六点宣言，内容包括：消灭殖民主义、取消封建制度、根除垄断和帝国主义的剥削、建立社会主义、加强军队建设和建立稳定的民主生活。由于自由军官组织的成员大多是三十几岁的人，缺少感召力，他们选择了纳吉布将军充当名义上的领袖。纳赛尔则退居副主席兼参谋长。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改变命运的大变革马上就会降临到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