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想像作者在拍“跑步”那段戏的时候，突然有个又唱又跳的歌舞班子“闯入”，现场的工作人员原本试图“驱赶”他们，但作者灵机一动，不仅不赶他们，反请他们“插入”画面，使电影更贴近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真实”。
情绪的变化使电影有了张弛感。男演员刚在街上沾染上一身欢乐，回到家中就被一通电话泼了一盆冷水：儿子的校长用颇为严肃的语调叫他到学校来一趟，“现在？”他问。“对，就现在。”校长的语气是肯定的。原来，学校科学实验室的一块化石不见了。儿子被人告发，可能拿了那块化石。
电影看到这里，我以为《儿子的房间》会缠进一段令人厌烦的家庭纠纷里，什么“儿子叛逆”啦，“夫妻不和”啦，我对这类流水账式的现实主义一向是没好脸色的，写小说时总是避之惟恐不及。在我的小说（如《有毒的婚姻》）中，我们生活的城市已见不到“现实”的影子，我所书写的城市被评论家称之为“独特的魔幻城市”，因为对“现实主义”的厌恶，我必须在现实之上开拓出另外一层空间来，使我小说中的人物与空间自成体系，从而使“赵凝小说”就像这位意大利导演南尼？莫瑞蒂一样，作品带有鲜明的“个人标签”。
但在这部电影里，我错误地估计了故事的走向。故事并没有陷入庸常的家庭纠纷之中，而是展现了一幅温暖、和谐的家庭生活画卷：一家四口，儿子、女儿都很可爱，丈夫是心理医生，妻子是图书出版商，生活稳定舒适，没有代沟隔膜。如果要不是后来儿子出海潜水出事，电影给我们展现的家庭生活简直堪称“样板”，令人向往。
在电影《儿子的房间》里，“心理戏”占了很大的戏份。那些敲敲门就进来的病人，在身体进来的同时，也携带着千奇百怪的“念头”进入父亲的房间，那些难以遏制的怪想法，他每天都得面对。
“我还是想自杀。”
冷不丁地，一个病人嘴里就会冒出这样一句。
另一个病人则喜欢叙述一条船，“我上了一条船，船上到处都是尸体……”
我眼前立刻出现了那艘外表漆得极漂亮的红色大船——漂亮的外表里往往隐藏着什么阴暗的东西。电影中那些病人的叙述，犹如一段段日常生活的“横截面”，又如镜子，让观者窥见其内心。这在小说中很容易做到，而在电影中，要想展现大段的心理独白，往往费劲而又别扭。
儿子与父亲跑步的镜头，在电影中反复出现。
我喜欢那些富有层次的、反复出现的跑步镜头。特别是在电影中的那个儿子出事之后，父亲的自责心理使他不断地想到“假如那天我不去病人家里……”每次出现这种“假如”，电影里就会出现父亲和儿子一起跑步的镜头，那个17岁少年身上总是穿着一件鲜红的运动衫，就像那艘红色的船，在银幕上那样耀眼。
但是，这“耀眼”的感觉只不过是一种幻觉，红色运动衫回到了男孩的衣柜，它是那么安静地呆着，没有人来穿它。母亲打开衣柜，拉出红色运动衫的一角，轻轻摸着，然后，无声地恸哭。
“在您这儿，我感到自己还活着。在您这儿，我终于可以哭了……”
这是父亲的一个病人在影片的前半段对父亲说的话，而在孩子出事之后，父亲在听一个病人说话的时候，病人提到“孩子”两个字，作为心理医生的父亲，突然用手捂着脸，哭了起来。
如果不是“作者电影”，我想任何导演不会同意这样的安排：
父亲在极度悲伤的时候，竟然去了热热闹闹的游乐场。
他坐在那个上下翻腾的“车”里，整个脸都绿了。他的伤痛不是“说”出来的，而是“演”出来的。“游乐场”这场戏是全剧的点睛之笔，一个伤心的、失魂落魄的男人，被周围人造的欢乐包围着，强烈的氛围对比使看的人和身临其境的人都快疯了！
“作者电影”最大的好处在于风格统一，气氛容易控制，台词精准，表演到位，没有人会歪曲作者本人的意思，因为那就是他本人。
看过意大利导演南尼？莫瑞蒂的作品之后，我今年忽然萌生了要自己改编影视剧的想法，那种贯穿作品始终的“气”，只有作者本人最明白。
著名的女作家杜拉斯本人也亲自写电影剧本，她的小说和她的剧本具有统一的风格。从迷恋电影，到亲自动手写电影，将小说转变成电影（或电视剧）的过程，可能并不比创作一部新作更容易，但我愿意尝试它们，是这位意大利大师给了我想法和勇气。
有一天，当我的影视作品做得和我的多部长篇小说一样，成为“精品＋畅销货”的时候，我第一个要感谢的人，就是这位意大利的“老莫”先生。
第54节 白帆船
我们乘着白帆船，去看“冬天的饭店”。据说，“冬天的饭店”是名作家住过的饭店，我们一行人自然想去看上一眼。
我们上了一艘由努比亚人掌舵的白色帆船，努比亚人身穿宽大的白袍，肤色黝黑，赤着双脚，他们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黑人。当风帆呼啦啦升起来那一刻，白帆船如像一名挺身而出的斗士，一跃而出，分开闪着金光的河水，朝着空旷的河面冲去。
水面晃动着，我们这一叶小舟，随着波浪起伏，上上下下，忽儿腾身飞起，忽儿又猛扎下去，就在你觉得白帆船的吃水线到达极限的时候，它又猛地将船头扬起，使你脱离险境。
天是那样蓝，看不见一片云彩。阳光照在脸上，温暖而又怀旧，仿佛许多年前的某一天，我曾经到过这里，掌船的黑人、黑人在船上让人随意挑选石头项链、象骨的刀，这一幕幕都是那样熟悉。我选了一串叫做“生命之匙”的白色项链，把它挂在我的棉布衬衫外面。
远远地，我们看见了那家饭店——“冬天的饭店”，据说那是著名的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的作者住过的饭店，那个英国人在埃及的时候，一直住在那座靠近尼罗河的红砖楼里。想像着他住在一间方正而宽大的房间里，正午时分，埃及金灿灿的阳光潮水般涌进来，那景象令人陶醉。
脖子上那串“生命之匙”项链一直跟随我回到北京，此时此刻，我正戴着它，坐在我阳光明媚的家里，遥想那艘在波浪上起伏不定的白帆船。
我的另一串蓝绿石头的项链，也是在白帆船上得到的。我一向喜欢石头项链，它在精巧的机器研磨成的项链面前，显得笨拙可爱，那石头的大小，好似一块块方方的奶糖，中间用金色的珠子串成，摸上去是那么朴实乖巧，它是用来宁神的物件，因为石头上吸附着数不清的阳光，即使在日后阴郁的日子里，石头上的阳光也会无声地跑出来，紧贴着我的皮肤，让我重新感受到太阳晒在身上热辣辣的感觉。
掌船的黑人打着鼓，跳起舞来。
河水泛着金光。翻译说，前面就是大象岛。
第55节 黄金面具
我看到埃及导游站在雕像前，她的脸与那尊雕像的脸真像啊！我站在埃及国家考古博物馆里，馆中收藏有6万多件揭示古埃及5000多年历史的独特文物，其中尤以第18朝法老图坦卡蒙王的黄金面具、黄金棺材和历代法老及后妃的木乃伊最为珍贵。
博物馆里的人很多，空气十分混浊。导游仍站在那尊与她面孔相像的雕像前，她反反复复在说“快乐女神”、“快乐女神”，听着她遥远的故事，看着她手指着的4600年前的太阳神船，只觉得空气都在一点点地变老、变旧。
我随着人群盲目地走着，他们说，前面有黄金面具，而我却被“埃及艳后”的发型所吸引，巨大的玻璃柜内，坐着一对男女，那个女子肤色雪白，头发是至今仍流行的“埃及艳后”式发型：直发，额前有厚重的刘海儿，刘海儿被修剪得整整齐齐，后面的头发留得较长，也像刀削斧劈一样齐。
“埃及艳后式”体现了人类早期拙朴的审美观：丰盈，直爽，通透，原始，人类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由起点通向复杂，终究还将由复杂慢慢回归到原始简单状态上来。吊带背心、直长发，这些新世纪的流行元素，早在古埃及时期就有，那时的时尚与今天的时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埃及旅行，你到处可以看到美丽的壁画上身着“时装”的女子。
我们不经意间闯进了“木乃伊阵营”，那间大屋子里躺着一个又一个历经千年的古人，已无法想像他们活着的时候的音容笑貌了，因为他们看上去像枯树根一样干。众人的喧哗声响成一片，各种语言都有，我就是在这种喧哗声中看见黄金面具的，它比想像中要大许多，金灿灿的，十分耀眼。
在这片金色的光焰之中，喧哗声如海潮般退去，偌大的展厅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把手指贴近玻璃，但还是与那金色光焰有着一段距离。
黄金面具，一张永恒的人脸。
第56节 河内时光
从中国的一个叫东兴的小镇过去，那边就是越南了。从这里到河内的路，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据说，这是一条战时修建成的临时性公路，说是公路，其实，是条坑洼不平的小路，两边的植物异常茂盛。
导游是个活泼可爱的越南女孩，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她告诉我们，她的名字叫范秋香。我们问她知不知道“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她说唐伯虎是谁，她不认识，但是，她会唱邓丽君的歌。
越南女孩真是很大方，说着说着，她竟然真的唱起来了，《甜蜜蜜》、《小城故事》、《初恋的地方》，一首接一首。越南女孩说，她很喜欢中国人的歌，特别是邓丽君的歌，她差不多每一首都会唱，邓丽君的歌在他们那儿很流行。
秋香把这条颠簸的道路称为“跳舞路”，她说整个汽车一会儿跳“三步”，一会儿跳“四步”，她又把停车“方便”称为“唱歌”。通往河内的道路虽然难走，但一路上笑语欢歌，有人说“这条路颠的，把肠子都颠出来了”，又有人说“是笑出来的吧”？
河内的酒店，都有些法式的风格：窄窄的窗，百合花形状的阳台。当地高级酒店的服务生都很热情，他们会说少许中文，英文不太会说，结果我住进去第一天晚上，就闹了一场大误会。
我的房间是暗绿色的，窗帘雪白，布置得很美。可是我住进去的时候，他们告诉我，门要关好，防止有强盗进来抢钱包。我把门关得死死的，检查了两遍，然后才去洗澡。
洗澡洗到一半的时候，听到有人“砰砰”敲门的声音。
“谁呀，我在洗澡，不方便开门。”
我听到外面有个男人粗鲁的声音：“让我进去！让我进去！”
我倒吸一口凉气，心想，啊，他们说的那个强盗可能真的来了。于是我关上水龙头，擦干身体，套上一件宽大的纯白浴袍，壮着胆子去看看强盗长什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