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们在华盛顿雷协商产生新的折衷建议计划，要提交在新汉普郡布协敦森林举行的，有45国代表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去决定。会议召开前，在凯恩斯的政治生活中又发生了另一重大事件。1944年5月，英国战时联合政府发表了一个提出战后就业具体计划的《就业政策白皮书》。这个白皮书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是凯恩斯个人的胜利。首先，凯恩斯于30年代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经历了从曲高和寡阶段到人们奉为圭臬的阶段，而白皮书的发表则是演变过程中的最后阶段。凯恩斯常抱怨说，亚当·斯密的思想经过半个多世纪才从书斋到达下议院。而他自己的理论不到15年就完成了全部过程。其次，白皮书只在很小程度上是出自凯恩斯手笔，如果动用70位学者花上70年的工夫去研究白皮书的原作者，或许会有70份或更多的不同答案，因为这是文官体系合作的最典型作品，是一个由许多人执笔、几经增删、七拼八凑的大杂烩，这就更能说明，凯恩斯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为大家所接受。凯恩斯很可能会首先强调，白皮书的发表不等于问题的解决，因为充分就业能否实现完全取决于人们的决心。
人材济济、钩心斗角的布雷敦森林群英会，是凯恩斯政治生命中的最大考验，就在这次会上，他获得了一生中的最大胜利。在一个小型的专家会议上，就协议草案里出现的种种极其复杂问题进行磋商，是一回事；要保证在一个使用多种语言的民主辩论大会上通过一个条理分明、切实可行的方案，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因为在布雷敦森林公议上聚集着750来名与会代表，其中固然不乏造诣很高的专家，但是相当多的人，既是出于经济上和行政管理上的考虑，又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才调来的。另外，表决权是根据比例限额分配的，而比例限额的确定又和每个国家的威望有着深切的联系。
布雷敦森林大会召开前一星期，专家小组先在大西洋城进行磋商，尽可能地澄清疑虑、歧义并消除分歧。大会是1944年7月初开幕的，面临的问题异乎寻常地困难。因此，第一次讨论战后某些经济问题的大会，不可避免地要比议程所安排的研究范围广泛得多；尤其是因为各国代表必然希望充分了解他们为之拟订货币政策的战后世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商业政策问题、战后英镑差额结算问题、英国特殊的过渡问题等等，也一直是有待处理的大问题，只是时机还不成熟。而所有这一切自然又是凯恩斯的特殊使命。
大会本身的任务，由一系列专门委员会分别承担。凯恩斯如其他与会代表，如威尔弗里德·伊迪爵士（Sir Wilfrid Eady）、罗伯逊教授、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Kibbins）教授、罗纳德（N．B．Ronald）等分别参加了这些委员会的工作。他本人的专门职责是拟订世界银行草案。世界银行未来的任何成绩，在很大程度上都和凯恩斯的努力分不开，因为他了解到货币基金的局限性和世界银行与货币基金相互配合的重要性。会议本身的工作已经十分繁重，而照例的会外交换意见、进行协调的任务却更为繁重。会议结束以前，不只是凯恩斯，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都心力交瘁了。凯恩斯不顾几次心脏病轻微复发的威胁，除作适量休息外，继续紧张工作，绝不懈怠，因此，每天工作下来，总是感到精疲力竭。
一项极其复杂的谈判的成功，一方面固然有赖于会谈代表们能够建立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关系，另一方面还要看提出的论点是否严谨有力。在布雷敦森林会议上，凯恩斯赢得了很多同行对他个人的信任和尊重。特别重要的是，他和美国财政部长摩根孛及美国财政部的哈里·怀特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多亏怀特善于主持会议，凯恩斯才得以发挥他的雄辩论证。
3星期的紧张工作既带来了成功，同时也带来了失望和幻灭。国际谈判总是既有不切实际的思想，又有讨价还价的交易。最后的结果也还不致离理想的目标太远。凯恩斯在提议通过“最后条例”时所作的巧妙发言中诚恳的表示，他相信这次大会在建设性的国际主义道路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与会代表们有感于凯恩斯以病弱之躯不辞辛劳地为大会奔走尽力，全体起立向他致敬，爆发了一阵又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凯恩斯在《货币改革论》里提出的目标兼有短期稳定性和长期机动性优点的外汇制度，这时似乎已接近实现的阶段。但他回到伦敦后，又不得不进行辩护，反驳那些强调机动性优点，认为国际货币计划实质上是恢复金本位的人们。人们在《泰晤士报》上提出的主要批评是，他们认为布雷敦森林会议是走向战后世界很可能行不通的一种贸易政策的无可挽回的第一步。这些批评家对于凯恩斯的保证，只是半信半疑。凯恩斯保证说，布雷敦森林协定同批评者所提倡的一些贸易措施，并没有根本上的抵触。
凯恩斯从布雷敦森林会议归来不久，又紧急受命和罗伯特辛克莱爵士（Sir Robert Sinclair）共同率领一个英国代表团访问美国；代表团的使命是同美国当局讨论，在德国战败，而对日本的战争仍需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当时认为对日作战还需相当时日才能结束），从租借法案获得援助的条件和数量。
所要讨论的问题除了过渡时期的财政安排外，还有英国陆、海、空三军的军需供应，包括粮食、航运、石油及其它军需物资等问题。此外，英国接受租借法案援助，但对出口权力受到限制这个问题也要进行全面讨论。凯恩斯认为这次英国代表团的阵容是很强的，成员中有三军的最高级宫员和供应部门、工业部、财政部、贸易部的高级官员。代表团还常设办事处留驻华盛顿，这就更加强了代表团的地位。在提供军需装备的谈判中，英国有关代表必须同美国对等的三军代表就军事供应方面更为实际的具体问题达成协议。凯恩斯的任务是，保证在总的条款方面取得美国当局的同意，使得过渡措施既能为美国所接受，又对英国切实可行。英国整个经济前途是和英国海外贸易的再度扩张紧密相关的，因此，在国际收支平衡没有恢复之前，英国的生存能力便成了悬案。
这就要在书面上和口头上向美国当局全面详尽地介绍英国当前和将来的经济、财政状况。这里再度显示了凯恩斯既能掌握总的原则又精通具体细节的才能。美国方面参加谈判的仍是亨利·摩根孛和哈里·怀特，双方在布雷敦森林会议上建立起来的互相尊重和信任，使得变判的进展十分顺利。
然而，正如在布雷敦森林以及嗣后的谈判中一样，凯恩斯的担子是沉重的。谈判时所涉及的问题，比他在财政部所担任的职责范围要广泛得多，每个专题分别由有关专家承担虽然可行，但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凯恩斯便不得不像辩护律师一样，掌握一系列高度复杂问题的目前情况和过去历史。他又一次地投入紧张辛苦的工作，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任何代表团访问另一国家的首都，必然要以少数人应付另一国家的整个文官体系，这个代表团也不例外；因而就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机动神速地完成使命。
实际谈判所占用的时间是不多的。领导人的主要任务是在代表团内部进行冗长的政策讨论，协调分歧的意见，并准备下一轮讨论的材料；更重要的是，向伦敦有关部长和部门汇报会谈进展情况，请示所拟议的政策路线。伦敦远在3千英里以外，有时说服伦敦并不比说服华盛顿容易；但伦敦总是支持和力量的源泉，是代表团的保护者，必要时也是代表团的辩护者。
担任这种代表团的领导人之劳累，不单是因为工作量大，更主要的是由于责任太重。这次凯恩斯的工作能力又表现得简直令人吃惊。有几次凯恩斯面色极度疲惫，那是工作进展得不太顺利的时候。他之所以能迅速恢复精力，主要得益于他善于把烦恼和忧虑暂时置之脑后。所有对烦恼和忧虑具有同感的同事们，总会兴致勃勃地回忆凯恩斯设宴招待他们的愉快场合。虽然他暂时摆脱忧虑的能力使他这次，正如其他场合一样，坚持工作到最后，但同事们都预感到他体力衰竭的程度。他还要从美国前往加拿大，继续进行谈判，工作的艰难程度并不稍减。回国途中，凯恩斯也不停止工作。他总是乘船横渡大西洋；那怕是短距离，他也尽量避免乘飞机，因为一坐飞机他的心脏就患病，有时要卧床数日才能休息过来。航行对凯恩斯来说多少带点短期休假性质，因为在工作之余，他还可读些消闲作品，略事休息。航行中遇到风浪时，别人都只想休息一下，而他却靠在卧铺上，以极其铿锵的笔调，作书面汇报。其同事奥斯汀·罗宾逊教授永远忘不了那次归国航行中凯恩斯说的那几句话：“目前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们已无须焦虑战争了，我们还没有开始为和平操心。”的确是如此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