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纳德·凯恩斯于1883年6月5日出生于剑桥城哈维路6号。这是一所高大的哥特式建筑，仍然保存着他父母结婚时的威廉·莫里斯式的许多特点；坐落在好些代剑桥大学学生都熟悉的通向芬纳板球场的街道上。那是一个在当时典型的剑桥大学环境里的典型的剑桥式家庭。
梅纳德是3个孩子中的老大，在儿童时期充分享受了这样一个家庭所能提供的各种有利成长的条件。（弟弟杰弗里是外科医生、藏书家和编辑；妹妹玛格丽特是社会工作者和养老院的创办人，她的丈夫是长期担任皇家学会秘书的生理学家希尔教授〔A．V．Hill〕）。他敏捷、聪慧、活泼，但绝不是什么神童。在童年和中小学时代，他长得瘦小娇弱，说话还多少有点结结巴巴。从小，凯恩斯的爱好就是在思维方面，他的玩具是理想而不是洋娃娃。他踏上了这一类型儿童通常所走的教育路程，八岁时进入剑桥的圣·费思小学，不久便头角崭露，数学成绩尤其突出，因此，1897年获得伊顿公学奖学金（二十个中选者当中的第十名），也是早在意料之中的。他这次的表现是令人满意的，然而并不特别突出，因为他事先并没有作任何专门的准备。
梅纳德·凯恩斯在其早期教育中所受到的巨大影响来自两个方面家庭和伊顿公学。家庭的影响固然不小，但伊顿公学的影响显然更大。伊顿公学给了他追求知识的信心和力量。正是在丰富多采而无拘无束的伊顿环境里，他多方面的兴趣才能顺利地得到发展。虽然他在伊顿末期主要是以数学见长，但他的启蒙教育还是古典传统式的。他曾获得过抑扬格诗歌奖金、古典文学奖金以及数学奖金。过了相当时期以后，于1902年他被选拔保送纽卡斯尔学院。在他参加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奖学金考试时，他在伊顿公学所获得的数学奖学金已转为公开奖金，部分原因是，加试古典文学以后，他的名次排在好几名公开奖金获得者的前面。此外，在伊顿公学读书期间，他一直对历史很感兴趣，并为伊顿文学社写过不少小品随笔和学术专论，这些文章所涉及的方面异常广泛，从《斯图亚特王室的特色》、《克隆尼的伯纳德》（Bernard of Cluny），到《东西方的差异》等，使他那热情奔放的创作和文学才华得到了自由发挥的天地，也是他天赋的锋芒初露。然而，青年时代的梅纳德·凯恩斯是以他的数学才能一鸣惊人的。伊顿公学所设置的各种数学奖金都集中到他名下了。在他参加剑桥大学奖学金考试以前的两年中，他的精力主要是（当然决不是全部）集中在攻读数学上。当他考取了剑桥大学的奖学金生以后，在最后两个学期里又转向古典文学了。
如果说，在伊顿期间梅纳德·凯恩斯的兴趣主要是在思维方面，他也不是学生世界里的只知道死读书的书呆子或书蠹。他不擅长打板球，据他自己说：“倘使考试科目中有板球的理论与历史（而不是实践）的话，我会答得很好。”最后一年，在每年一度的圣安得鲁节比赛中，尽管他的体重是轻量级的，他却是代表住校生和校外寄宿生比赛墙球的选手，而且打得相当出色。作为桨手，他也是经过考验的。他在伊顿的最后一年，在划船竞技中虽然落选未能参加八人桨手队，但却被选为独人舟的桨手—这是一种光荣退出竞赛的位置—这使他多少得到一点宽慰。他在少年学生时代最大的胜利是被选进联谊辩论俱乐部，每个伊顿公学的学生都认为这种当选是莫大的光荣。虽然伊顿所能给予他的一切荣誉都归属于其下，凯恩斯仍是一个能够自持而不为胜利冲昏头脑的少年。他的导师格尼·卢伯克〔Gumey Lubbock〕写给他父亲的信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优异的成绩和奖励似乎都不能败坏他接受荣誉时的那种谦虚和通情达理的精神……这样的纯朴和才华并不是从能兼而有之的。”
“我断言梅纳德的前程是远大的。他似乎有魄力对于各种事物都发生兴趣，然而又似乎对任何事物都不是浅尝辄止。……必须承认，连我也对他实际的成就，感到相当震惊。他真是冠绝出众！他取得成功的能力确是惊人的，可是谁还比他更能当之无愧呢？他接受荣誉的态度是典型的：在欢欣鼓舞之余，还是那样从容、坦率和谦虚。”
卢伯克对凯恩斯的性格和品质的深刻了解乃是一种真正的先见之明。
梅纳德·凯恩斯踏进剑桥大学时，已有才名。尽管人们回顾往事时往往会带着玫瑰色的眼镜，倾向于把以后成就的光彩归之昨天的大学时代；但也得承认，1902年10月凯恩斯进入的剑桥，的确是一个群星灿烂、一代风流的杰出的学院。
凯恩斯在皇家学院，正如在伊顿公学一样，是个尖子，很快就取得了优越的地位。据费伊的回忆，第三学期凯恩斯曾担任一年级学生发言人，在学院礼堂一次大的集会上，抗议学院在伦敦城南倡议设置的少年俱乐部所要求的宗教信仰条件。通过这次集会以及其它场合，他很快就结识了洛斯·迪金森和许多其他年轻的研究员。在凯恩斯的一生中，迪金森对他有很大的影响。皇家学院那时和目前一样有这样的传统，即研究员和本科生的关系，比其他大多数学院更为密切。由于伊顿同学的校友关系，他和蒙蒂·詹姆斯（Monty James）以及詹姆斯的朋友们也都熟悉了。
梅纳德·凯恩斯在整个大学范围内也很快有了声望。他为学生会的辩论曾付出不少的精力。第一学期第四次辩论中，他首次发言，仅4分钟，赞成认为政党政治遗憾的决议。第二学期第一次辩论中，他签名反对一项赞成政府与德国在委内瑞拉联合行动的决议。第三学期末，他是当选的学生会执委会委员中的第一名。1904年秋季始，当选为学生会书记，以后担任副主席，不久，由于主席伍德（H．G．Wood）离开剑桥大学辞去职务，又继任主席。
凯恩斯时代学生会里的风流人物，除了谢泼德外，有凯恩斯读第一学期时的主席蒙塔古（E．S．Montagu）和另一前任主席麦格雷戈（D．H．Macgregor）。曾任学生会主席的庇古当时还在参与自由贸易的时事论战。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曾特地从贝立尔学院赶来同凯恩斯就政府国内政策问题进行论战。
那时的凯恩斯是个能言善辩、尖锐泼辣的演说家，激动时略带口吃，还不具备晚年那种谈笑风生的风度。据《剑桥评论》报道说，他的发言“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既冷静又合乎逻辑，而且充分体现了政治家最高和最优秀的道德准则。我们失去凯恩斯，并不只是失去了一位平平常常的演说家，而是失去了一位在每次辩论中侃侃而谈、慷慨陈词的演说家”。立论较为放任的《格兰特》报道说：“他的发言既冷静又合情合理，他那感人至深的热情运用得恰到好处，因而具有极大的说服力。”这类书面记录材料的补充说明，乃是悬挂在学生会墙上的照片。照片上的青年凯恩斯，面庞瘦削，目光炯炯逼人，那时他已蓄有后来终生保持着的浓密短须。
当初凯恩斯积极投身于学生会的各种活动，精力并没有白白浪费。他进剑桥大学前，本是伊顿公学负有盛名的数学高材生，但到校不久，情况便一目了然，按照剑桥大学严格的标准，在纯数学的领域里，他显然还够不上第一流的水平，难有成名的希望。皇家学院的同班同学佩奇就在凯恩斯之上。凯恩斯在数学方面的兴趣倒不如哲学，对这些哲学问题，他是通过他父亲和父辈的熏陶而有所了解的。这倒不是说，青年时代的凯恩斯没有下过苦功，他是很用功的，不过还没达到“埋头苦读”的程度，因为在剑桥，“埋头苦读”的标准非常之高，连在剑桥效区旷野的普通散步，都名之为高年级优等生的沉思活动，而且把这样的散步看作高年级优等生严格训练中最高限度的休息。虽然在19世纪时的劳思（Routh）和其他优秀辅导教师业已作古，但数学个别辅导制至今流传不废。凯恩斯的辅导教师是耶稣学院1878年高年级优等生霍布森（Hobson），在剑桥大学也是个著名人物。不过对于凯恩斯有一个很大的不利之处，就是霍布森规定的指导时间是早晨九时，对于逾时十分钟的迟到者，一概享以闭门羹，而凯恩斯那时和以后一样，早起并不太容易，因而常常得不到霍布森的指导。
在凯恩斯一生中的这个阶段，他的主要兴趣是在政治方面。他的政治理论修养已经远远超过一般学生，1904年所写的论文《艾德蒙德·伯尔克（Edmund Burke）的政治学说》曾经获得“会员奖金”。他对政府问题特别感兴趣。在学生会的辩论中，所有这一切都取得了新的现实意义，并且对凯恩斯的一生和抱负的定型有着重大的影响。首先，这使他立即看到“文官”道路，而不是纯数学家的学术生涯是他一生事业的出路。其次，这使他今后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时，都是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可以说凯恩斯以后设计的各种经济分析方法，从来就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了政府应用这些方法，去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他这样关心政治和政府，确是名副其实的一个政治经济学家。
如果把凯恩斯描绘成一本正经、少年老成的大学生，以一部分时间钻研高深数学和数理逻辑，另一部分时间则探索世界政府的各种问题，那便大错特错了。同时代的人回忆他的时候往往总是更为生动地介绍他的趣事轶闻：谈吐风趣，才华横溢，有时筹划恶作剧，戏弄那些比较天真而习惯于常规生活的中学毕业生。
凯恩斯参加优等生考试的那一年，是成绩好而并不突出的一年，名列第12.他能有这个成绩，可以满意，然而那些对其数学天才寄以极大期望的人们，却不免有些失望。这样就促使他决心不参加数学优等生考试的第二试。他一度心血来潮想参加经济学优等生考试，抱着这个目的读了不少书，在经济学领域里涉猎很广；可是最后他决定参加文官考试，暂不提出研究员论文，而这不论在那时或以后，都是作为皇家学院研究员的先决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