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渊冲
在我认识的同学中，杨振宁的成功是三种因素都具备了的。
第一，先谈天才。他4岁就认字，他的母亲教了他三千多个；而我4岁时才学会三百个字，我的母亲就去世了。他五岁读《龙文鞭影》，虽然不懂意思，却能背得滚瓜烂熟；而我只会看白话小说，背《水浒》一百零八将。只有造型艺术，他用泥做的鸡使他的父亲误以为是一段藕；而我却会画唐僧取经。可见我长于形象思维；而他的逻辑思维却远远超过了常人。冯友兰先生说：成功的人考试分数不一定高。这话对我说来不错，因为我虽然翻译了几十本诗词，但《翻译》课和《英诗》课考试的分数都在80分以下；而杨振宁却是分数既高，成功又大。他考入西南联大时，是两万人中的第二名。和我同班上叶公超教授的《大一英文》时，第一次小考要在一小时内听写50个词汇，5个句子，回答5个问题，还要写一篇短文。我考了85分，这是我在中学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分数；而振宁却得了95分。期末考试两个小时，他只一小时就交了头卷，成绩又是全班第一。而《物理》和《微积分》，不是100就是99，无怪乎他小时就说将来要得诺贝尔奖金了。这不是天才吗？
成功的第二个因素是努力。每个人应该做的事如果做得尽善尽美，那就是成功。杨振宁在初中的两个暑假里，跟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高才生丁则良学上古的历史知识和《孟子》，结果他将全部《孟子》都背得出来。这不是尽善尽美吗？而我的历史却是听乡下大伯讲《三国》，自己看《说唐》等书得来的；至于《孟子》，我只会背开头一句“孟子见梁惠王”，和“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我是学文的，他是学理的，这样一比，更看得出差距多么大了。杨振宁的父亲武之教授说：“1928年我回国时，振宁6岁，在厦门和在清华园，我已感到他很聪明，领悟能力很强，能举一反三，能推理，还善于观察，他的表达能力也不错，在北平崇德中学念书时，参加演讲比赛，得过两个银盾，他的演讲稿是他自己准备的。”比起他来，我的领悟力，推理力，观察力都相差很远；只有表达力，他更善于说理，我更长于抒情；我在小学演讲得过第二，中学英语演讲也得过第二，所以后来在大学讲课，还能有吸引力，甚至有感染力。振宁的二弟振平说：“6岁的大哥常去海滨散步，很多孩子都在拾贝壳。大哥挑的贝壳常常是很精致，但多半是极小的。父亲说他觉得那是振宁的观察力不同于常人的一个表现。”而我在画牛魔王大战孙悟空的时候，却只画了牛魔王的两只角，而没有画耳朵，因为我不知道牛耳朵画在什么地方，可见我的观察力差。振平还说：“念书对振宁是很不费劲儿的。他7岁就进了小学三年级。一般孩子对念书觉得是苦事，他则恰恰相反，他生来就有极强的好奇心，敏锐的观感。”“有时翻开大哥高中时的国文课本，记得在李白的《将进酒》长诗后面有他写的几个字：‘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绝对！’多年以后我问他为何把王维《渭城曲》的一句和李白的《将进酒》的一句凑在一起，他说那是父亲当年在安徽某小城的一个酒家看到的一副对联。”由此可见他是怎样毫不费劲就学到了古代诗句的。振平又说：“大哥进了大学以后，开始念英文书籍，如《悲惨世界》，他常常一面看，一面翻译出来，讲给弟妹们听。每天讲一小段，像从前中国的说书人一样。我们听得不但津津有味，而且上了瘾，每天吃晚饭后就吵着要他说书，可惜他有一个大毛病，在一本书还没讲完之前，他就已经开始讲第二本了。”振宁边看边翻译，说明了他学习不费劲的原因。我在大一时边听《政治学》边翻译成英文，也加强了中译英的能力。振平还说：“大哥常和一群年纪相当的教职员子弟骑车在清华园到处跑。他说他们常常从气象台所在的坡顶上骑车冲下来。在一段没有栏杆而只用两片木板搭成的小桥上疾驰而过。车行急速，十分过瘾。”我在中学时也喜欢骑自行车从坡顶上冲下来，但不是冲上独木桥，而是平坦的阳关大道。南昌第二中学从大门到二门之间有一道门槛，门槛正中有个缺口，只能过一辆自行车，但前轮和后轮必须成一直线，否则车子就会摔倒。我也喜欢骑车从缺口过，过了就得意洋洋，过不了也不会摔跤。这说明振宁骑车力求尽善尽美，我却甘居中游。振宁喜欢下围棋，“桥牌也很来劲儿”；我却觉得围棋是一片汪洋大海，不知从何下手，只喜欢下五子棋。桥牌只有五十二张牌，我可以在有限的小天地里显显身手。
杨振宁自己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1937），清华园的8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这就是他得天独厚的童年。1938年杨振宁在昆华中学高二年级，却以同等学力考取了西南联大，据振平说，是两万考生中的第2名。我也在同一年考取联大，是外文系的第7名。1942年杨振宁考入清华研究生院（那时叫研究院）；我因为应征到美国志愿空军去学英文翻译，直到1944年才入研究院。1944年杨振宁考取清华公费留学美国，这是他一生成功的一个重要机遇。在他公费留美时，我报考了法国文学，成绩是第4名，只能自费出国。这是我一生的重要关头。在杨振宁得奖的前一年，我出版了英国名剧《一切为了爱情》，后一年又出版了法国罗兰的小说《哥拉·布勒尼翁》，还将毛泽东的诗词译成英文诗和法文诗。杨振宁说过：“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