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河文明像谜一般地消失了，但考古发掘却使它重见天日，从而使印、巴地区在古代世界文明体系中赢得了其应有的地位。
很多迹象还表明，它与西南亚地区的古代文明国家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它们都有砖砌的房屋，发达的城市生活，陶工旋盘的使用，还会制造青铜器，也流行有象形文字符号的印章和书板。有可能印度河文明是先受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影响，尔后才发展出独特的文明体系，同时它的文化影响反过来又波及到西亚地区，如在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发现摩亨佐？达罗类型的印章，乌尔王室盛行使用印度河首饰就是极好的说明。
印度河文明衰亡了，取而代之的白种雅利安人在吠陀文献中，又以轻蔑的语气贬低次大陆的土著人，这就使得印度河文明的历史进一步湮灭无闻。不过，由于考古发掘取得的证据，使我们意识到，即使过了无数的岁月，印度河文明还在发出它有力的回音，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可以在中国云南著名的石寨山文化中见到。
凡是熟悉司马迁《史记》这部伟大历史巨著的中外学者，都知道在西汉武帝的王朝之前，中国西南的蜀布、邛竹杖等物产，已经由鲜为人知的中、缅、印古道流传到古代的印巴和中亚地区。所以20世纪初叶，法国人伯希和就研究写作了《交广印度两道考》的论文，探讨次大陆与东亚南部的人民交往。此后，研究这条“西南丝绸之路”的学者日渐增多，以至它今天已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一个热门话题。
那是1982年的某一天，地点是在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主任办公室，系主任是华裔美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知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教授，他正在热情地接待来访的中国四川大学历史系的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
两人可说是一见如故。因为在事业上他们对东亚南部的民族考古都抱有极大的兴趣，也就是说，要在20世纪末叶取得科学发现的重大突破，中国西南及其邻近的国家地区，是最有研究潜力和研究价值的地方。
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毗邻，在生态环境上相似之处不少，民族成份及其文化自古以来就多有交流与融合，彼此都给对方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带来许多积极的影响，发现和复原、并弘扬这些地区的古代文明，这对重新确立东亚南部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地位，促进该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中外各民族的友好合作与交往，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现实意义。
两人意识到，要在该地区取得突破性的科学发现，必须要放弃传统单一学科和闭门造车在古文献中打转的研究办法，如何在地下发掘出前所未见的珍贵文物和文化遗迹，必须要结合考古学、人类学、古生物学、民族学、语言学和地质学、物理化学等学科的专家，采用协同攻关的办法，才会取得理想的成果。
张光直和童恩正都是富于远见卓识的实干家，他们说干就干，很快就拟定了一个四川大学与哈佛大学合作研究西南地区的计划。计划的内容很周全，如它要计划在四川大学设立6个一流的考古实验室（包括地质、古生物等），分别由中美双方一流的学者担任主持人。在考察计划中，届时童恩正要与解决了西亚小麦和墨西哥玉蜀黍种植起源问题的理查德？马克内斯教授一道，将沿着四川盆地和许多南北向的西南河谷，去寻找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去设法研究解决民族植物学和造福于人类的农业栽培起源、传播等问题。计划约定，由张光直代表美方落实第一年的研究经费。
遗憾的是，两人不遗余力推动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爱国热忱还是落空了。其原因就在于，当时俩人的思想似乎是大大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深受闭关锁国观念影响的人们，在1982年以前尚未完全意识到改革开放和“教育要面向世界，要面向现代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不要让外国人碰中国文物”的呼声把这一计划打入了冷宫。
事隔十余年后，张光直先生在缅怀童恩正教授的文章中还扼腕叹惜到：“如果1982年（哈佛）与四川大学合作的计划能够如愿实现，中国考古学今日的面貌又当如何？”
然而，事实上童恩正并不是个轻易放弃信念追求的人。他和自己的同事、学生又制定了《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综合考察》计划，并于1986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资助。这项计划决定要在川滇缅印古道上进行一系列考古发掘，重点发掘汉代永昌城故址，即今天云南的保山一带，也就是古代印度人最集中的移民点，以此取得丰富坚实的考古证据，最终达到探讨复原古代中国西南、东南亚、南亚先民循此道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情形的目的。
此项如此宏大而诱人的科学考察探险计划，不但需要资金的保障，而且需要中国西南学术界以至缅甸、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国科学界的通力合作和支持。童先生为此四面奔走，八方联络，积极领导课题组开展研究和野外调查发掘工作，并连续出版了《西南六江流域综合考察报告》、《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研究》（专辑）等系列论著，不断推出科考发现研究的新成果。直至童先生在美国威斯里安大学客座教授任内不幸病逝的二年后，他研究中印文化交流的考古遗作还刊于《考古》权威杂志上。
审视西南考古的丰硕成果，我们就不能不叹服考古学家的科学预见性。
1998年底至1999年6月，云南的考古学家在昆明的羊甫头，探寻到了500余座古代墓葬，出土文物4000余件，其中有青铜器、陶器、漆木器、玉石器和金银器等等。通过对出土文物的鉴定研究表明，这是古代滇族人的墓葬，是广布于滇池、洱海、滇中部和北部地区的石寨山文化（约公元前1200～公元100年左右）的延续和发展。由于出土文物的珍贵精美，内涵丰富，特点突出，它们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昆明羊甫头滇人西汉墓文物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它有来自印度文明的因素。
这批文物中的漆木器造型异常精美，它们是中原内地漆器制造业在滇池地区传播的结果，但是漆器所反映的浓厚的男性生殖器崇拜习俗，就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古印度的“一面湿婆林伽像”。这些漆器有人头形漆木祖，还有兔头形漆木祖、水鸟衔鱼形漆木祖，有的青铜铲的手柄也铸成男祖（生殖器）的形状。
我们在前面说过，在世界古文明中最盛行男祖（林伽）崇拜的是印度河流域先民，其目的是出于祈祝生殖、生产的和顺与丰收，这一原始宗教观念又为后来的印度教信徒所继承发扬。滇族文化在远离印度河文明的近2千年后突然出现了大量的林伽崇拜艺术造型物，这只能解释为它是印度移住民带来的文化影响。饶宗颐教授研究了《华阳国志？南中志》等文献后认为，在东汉时代的云南西部（永昌郡），已有不少的印度人入居，与当地土著的濮人杂处。
汪宁生先生很早就注意到云南晋宁石寨山滇族墓（西汉中期）出土的一件“双人舞钹铜饰物”，其人物雕像为深目高鼻，当来自西方，舞人所跳的舞蹈名为“钹舞”，而钹舞在东方最早就出现于印度。因此，石寨山文化的这件铜雕像，最形象有力地证明了印度文化的东传及其种族入居中国西南的史实。
石寨山文化的印度因素存在也表明，印度河城市湮灭了，但印度河文明的一些因素还在传承。白种雅利安人在创造吠陀文明的过程中，也同时吸收了印度河传统的文化，并经由其后裔之手带入了古代的中国云南。
越南的一些学者也认为，云南石寨山文化和东山文化的铜鼓纹饰和青铜雕像，有不少印度文明影响的痕迹，如牛崇拜风俗极为盛行就是突出的现象。这两地的青铜艺术中都有不少瘤牛的形象，其特点就是背上牛峰如驼），越南学者称之为“印度牛”。
瘤牛在滇文化的青铜器上几乎随处可见，如在兵器、铜枕、酒壶、葫芦笙、房屋模型、铜鼓上都刻划了瘤牛的形象，总数不下几百个。王大道先生认为，这种牛，在当时并不用于农田耕作，主要是人们的肉食来源和财富多少的标志，在祭神、祭鬼时用作最重要的祭品牺牲。今天在滇池地区已见不到瘤牛的踪迹了，它只是在西双版纳傣族地区等地还有残留。
我们认为最早盛行瘤牛崇拜的应是印度河流域先民，在印度河文明的艺术造型，如彩陶纹饰、陶塑等物中，瘤牛都很常见。在后来的印度古代王朝（如无忧王）时期，它已演变成四神之一。古印度移民不仅把瘤牛带入了东亚南部，同时还带来了牛崇拜的宗教习俗。
童恩正先生指出，滇文化的牛形艺术品多见于显贵的大墓，反映牛在滇族社会生活与宗教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很多青铜雕像显示的场景都有牛祭、牛牲、剽牛等仪式活动的内容，此种原始的动物崇拜，已不见于当时的中原内地，而在印度河文明的印章上，牛作为祭祀或崇拜的对象已成为最重要的纹饰主题，后来牛崇拜又成为历代印度人宗教生活的主要内容，所以中印两地之间源远流长的种族和文化的交流很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我们在滇人的精美艺术品中也看到了美丽的孔雀形象，有一件铜觚（酒器）器盖即雕塑成夸张独立的孔雀造型，觚身纹饰工丽典雅，这件酒器显然是用于宗教崇拜祭祀仪式中的礼器，而不是实用器。
另一件昆明羊甫头滇人汉墓出土的铜箭上刻划的孔雀图案更为精丽典雅，只见两只对称开屏的孔雀鸟正相向而行，画面空间则刻划两只相对的飞蝇。整个构图采用分组行列式，依次排列为孔雀、蟠蛇、虎牛相搏、蟠蛇、人捕牛四组图案。可以说，这些图案明显受到了古代印度文化观念的影响。
孔雀纹主题最早是出现在印度河文明的彩陶器上，后来这种原始动物崇拜主题在古印度的各王朝时期更为常见，如雄极一时的孔雀王朝（前321年），就是用时王母亲的名字来命名的。
佛教徒中也盛传佛祖如来曾化身为神鸟孔雀王的故事。有一次孔雀王与其追随者路过乌仗那国，当时为热渴煎熬，求水不得，于是孔雀王大发神力，用嘴啄开崖壁，山泉便涌流而出形成池水。据说此后，人们常来此饮水或洗浴，能祛病而且十分灵验。
古印度的孔雀艺术造型，可能最有名的还是要数山奇大塔东门的孔雀石雕像（公元前1世纪）了，它也是刻划两只回首相向顾盼的孔雀鸟，风格写实优雅，也颇富装饰意趣。
云南石寨山文化青铜艺术还反映出极浓厚的蛇崇拜宗教特点，如蛇绕在广场中央的铜柱上接受人牲，蛇盘在树立在房屋前面的木板和铜柱上，各种仪式、活动，如狩猎、剽牛等画面，都以蟠蛇作为基地。上述昆明羊甫头滇族墓出土的铜箭，图案中也有两组蟠蛇，捕牛的人脚下也有蛇缠绕。
蛇崇拜的信仰在中国战国秦汉时代的中原内地十分罕见，而它却是古印度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印度河文明的印章中虽然未见到蛇纹主题，但是戴头罩的眼镜蛇、孔雀、猴子这类受到印度人崇拜的动物，在当时已被制成赤陶塑像，受到人们的膜拜。
在后来的《摩诃婆罗多》等史诗神话中，蛇是沟通人类社会与地下灵界的象征。神话还说印度教之大神之一的毗湿奴，在开天辟地以前，就是睡在神蛇阿那塔的身上。另一神灵那加斯也是一条蛇。蛇母马那萨则是生殖的象征。
印度人对蛇的敬畏崇拜今天还有影响。如人出门有许多禁忌，若遇到蛇也被视为不祥之兆，应立即回家休息一会儿，然后才能出门。《摩诃婆罗多》的故事里还说到，古王国的蛇祭典礼与马祭一样庄重神圣。据说般度族的环住王就是被毒蛇咬死的，继承王位的镇群王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蛇祭，在祭典中，护民仙人还为时王和他的臣民吟诵了婆罗多族可歌可泣的曲折经历和惨烈的战争故事。
相应的在印度古代艺术品中，表现蛇崇拜的形象也屡见不鲜，有的神灵雕刻即为人首蛇身；在乌达耶吉里石窟，高浮雕的《毗湿奴的野猪化身》是表现《往世书》神话中的一幕戏剧性场面，当大地女神被深渊的蛇力吸引沉入海底，大神毗湿奴立刻化身为长着野猪头的巨人瓦拉哈，把女神拯救出海。只见浮雕中的野猪头巨人雄健伟岸，身上斜佩一条粗大的花环，他右手叉腰，左手撑膝，左脚踏在多头蛇王盘绕的蛇身上，用獠牙把裸体的大地女神轻轻叼起。在这种充满活力的幻想世界中，令人敬畏的蛇神都被作为一种可供观照的神秘力量，被艺术家巧妙地利用为强调力度和动态的表现形式，这一手法与云南石寨山文化的青铜艺术常见的表现手法也是很相似的。
总之，印度河文明的延续――婆罗门教和佛教文化，经滇、缅古道传入中国西南的时间，当不会晚于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的年代。
我们举证上面的例子，旨在说明，印度河城市文明是被掩盖在沉沙之下了，但它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甚至跨越了许多国界。而这种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又是双边的，印度学者根据对梵文经典的分析认为，至少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古印度人就十分熟悉古代中国了，中国的丝绸、朱砂、稻米、竹杖等物产也经由漫长的商旅路线流传到印巴次大陆。这种双边的人民交往对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我们上面所举的石寨山文化艺术的印度因素，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印度河文明的遗产，不仅为白种雅利安人所继承发展，而且它的种子在遥远的云贵高原的古青铜文化中还绽开出新的奇葩。
在次大陆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当一阵巨大的文化浪潮席卷而过又平静下来，印度河文明本身持续发展的动能衰竭了，它需要强大的外力推动才能新生，而这一新的动力就是从次大陆西北部山口涌入印度河流域的游牧民族――白种雅利安人。随着雅利安人的大举入侵，火与剑的征服洗礼，经多民族及其文化的碰撞整合，次大陆又孕育兴起一种新的古代文明，那就是影响更为深远的“吠陀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