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谈论企业家的领导艺术时，经常会说“王道”与“霸道”两个词，其实“王道”与“霸道”从古到今都是中国执政所用的两个很重要的方法和手段。“王道”以道德感化为主要执政方式，是建立在以德服人基础上的管理形式。“霸道”以行使权力为主要执政方式，是建立在以力服人基础上的管理形式。在历史上，无论是李世民的“王道”还是秦始皇的“霸道”执政方式，在一段时间内都使社会繁荣和稳定，但是时间一长，两种执政方式都出了问题。历史证明，只有辩证地处理和应用好“王道”与“霸道”的关系，社会或组织才能长治久安。
关于“王道”与“霸道”的论述，早在2500多年前的孔子有过如下论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句话的意思是，只用政令及刑罚来管理和规范人民，人民就会只求免于刑罚，即使犯错，但只要没受到刑罚的处罚，心中就不会有羞耻感。用道德和礼数来管理和教化人民，人民就会从内心产生羞耻感，从而自动自发地遵守社会规范。由此可见，以力服人的“霸道”虽然可以震慑组织内的成员，却不会达到自动自发的管理目的。只有以德服人的“王道”，才能最终感化组织内的成员并自觉遵守规章制度，从而达到管理的最终目标。
在2000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中，涌现出了许多伟大的管理大师，其管理的哲学理念与西方2000多年后的理论如出一辙，不得不说我们古代圣人先贤的智慧已经超越了历史的时空。我们现在重拾历史的思想贝壳，就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和收获，就会感知中国化管理的精髓和魅力。
现代西方管理学中对“制度”和“文化”的管理关系做了许多论述。在西方，许多制度很容易被人们接受并被执行下去，因为西方人有宗教契约精神。在中国，只有好的制度才能被执行，坏的制度或不合理的制度，从开始就会被人们诟病而无法执行下去。曾经流传甚广的管理故事就证明了这一点：一位管理学者，在德国和中国各选了一个公用电话亭，在两边分别标上“男、女”二字。德国人见到后很自然地男女分开使用，即使在一边排队一边空置的情况下，也绝不会去违例。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都视若无睹，“男、女”二字形同虚设。在中国，制度也一定要体现其合理性，如果是不符合中国人思维习惯的制度，即使再“霸道”也很难执行下去。中国神话中玉皇大帝的天条，也因为不合理而被孙悟空在中国人的叫好声中砸了个稀巴烂。
中国有句古语叫“法不责众”，在中国“情、理、法”的传统文化氛围中，“王道”是最有效的管理方法，而“霸道”也应该是建立在“王道”基础上的。如果“霸道”超越了以德服人的理念，即使执政者再强硬，制度也执行不下去，从而使其统治和管理的组织产生反抗，最终使这个组织无序化。三国时期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就是“王道”与“霸道”间辩证关系最好的例子。诸葛亮用“霸道”七次擒住了孟获，但是为了能让孟获自动自发地从内心归顺，诸葛亮又用“王道”之法六次放了孟获，最终用“霸道”与“王道”的结合使南方地区长治久安。从这个历史故事中，我们可以得到启发，没有“霸道”是不行的，但是光靠“霸道”也不行，“王道”是管理的最高境界，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管理主体就是“王道”。“霸道”必须有其合理性，合理的“霸道”正如孔子所论述的，必须建立在“王道”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管理的效果。
就现代管理而言，“王道”就是文化的管理，“霸道”就是制度的管理，管理不仅要有科学合理的制度，而且还必须有符合这个组织特点的优秀文化。企业在规范约束员工行为的同时，应该给员工们留下自由发挥的空间，形成以德服人、以人为本的良好文化氛围，使员工自觉自愿地进行自我约束、自我规范、各司其职，这是科学制度贯彻的保证和前提。所以，“王道”是“霸道”的前提和保障，“王道”能带来员工自我激励、自我约束和自我协同的管理终极目标；而科学的“霸道”又是为“王道”服务的一个管理手段，没有合理的“霸道”，组织就陷入了无序的状态。
当下中国企业，“霸道”的制度建设已不是最大问题，但制度建设以后如何用人性的道德力量去执行遵守它，是一个挑战。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王道”管理模式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是教会员工怎么做人的管理方法，只有懂得怎么做人，才能主动去遵守“霸道”管理制度，否则制度永远都是写在纸面上的。
如何处理好“王道”与“霸道”的关系，是企业管理的关键。掌握了“王道”与“霸道”的辩证法并合理应用，管理者就找到了管理的本质，用“霸道”来规范员工的行为，用“王道”来内化员工的自我管理认知，就能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管理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