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德军出其不意地占领了南斯拉夫境内被称为“铁门”的多瑙河的咽喉杰尔达普。6日，德军出动450架飞机对贝尔格莱德进行了长时间的狂轰滥炸，意大利飞机则轰炸了达尔马提亚的若干城镇。集结于保加利亚的德军第十二集团军，按原订计划迅速插入南希边界，切断了南希的联系。7日，轴心国军队占领斯科普里。10日，萨格勒布失守。12日，贝尔格莱德沦陷。
4月15日，南斯拉夫政府与佩塔尔国王逃往希腊。临走前，西莫维奇首相任命达尼洛·卡拉法托维奇为最高指挥部参谋长，并授权参谋长与德国人谈判，实现“体面的停战”。参谋长又指定了谈判“全权代表”。但德军要的是南斯拉夫的无条件投降。参谋长指派的三位代表拒绝德方的条件，返回出发的地点最高指挥部所在地萨拉热窝，这是16日。而等他们返回时，萨拉热窝已被敌人攻占，最高指挥部一时不知去向。
实际上，14日，南斯拉夫最高指挥部已经决定交出军队、阵地和交通要道，这个命令也已下达。命令还规定在敌军挺进中，南军不许抵抗，这样，南军337864名士兵和6298名军官成了德军的俘虏。
这之后，南斯拉夫大部分地区被划归邻国，其余地区则处于军事占领之下。戈雷尼斯和什塔耶尔被德国吞并，剩余的斯洛文尼亚地区则划归了意大利。匈牙利得到了普雷科穆尔耶、梅久穆尔耶、巴奇卡和巴拉尼亚。保加利亚则得到它早就垂诞三尺的马其顿奥赫里德以北的地段以及科索沃的一部分和塞尔维亚的东部地区。
黑山被意大利接管；塞尔维亚剩余地区受德国军事长官直接管辖；克罗地亚被宣布成立独立国，边界亦有更改。
铁托的一位邻居从德国的广播里知道贝格莱德受到了侵犯。他把这一消息告诉了铁托。
铁托立即召集在萨格勒布的同事研究局势。在希特勒军队进入萨格勒布的当天，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体南斯拉夫人民发出了号召：
你们正在为争取独立而斗争并为它而死去，但必须相信这一斗争一定会以胜利而结束……不要沮丧，团结起来，不要在你们所遭受的沉重的打击面前低下头来。
月底经过艰难的准备，在萨格勒布召开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在铁托主持下进行。会议的主旨是反对侵略，举行起义。会议一致认为，反侵略的起义一定要具有广泛的性质，这一方面要求起义的范围和规模一定是全国性的，另一方面要求起义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要建立反对侵略的统一战线。
对于后一方面的问题铁托在会上做了一个说明。铁托指出，南斯拉夫人民激烈地反对国王和前政府，因为他们出卖了祖国。他们实际上成为与法西斯沆瀣一气的“第五纵队”。因此，反对侵略者的起义应当与反对“第五纵队”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在反对侵略者的斗争中，塞尔维亚人民必须发动坚决的斗争，反对塞尔维亚人民的卖国贼”。
会议决定在全国继续努力，建立武装的突击队。党的领导中心要从萨格勒布迁到贝尔格莱德。
从南斯拉夫各地不断传来了令人鼓舞的消息，许多地区的突击队已经组织起来并开始了活动。
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当天，铁托召集政治局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认为起义的时刻已经最终到来了。铁托亲自起草了一篇宣言。宣言说：
6月22日清晨，疯狂的德国法西斯匪徒，进攻了伟大的友好和平的工农国家苏联……
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刻到来了。反对工人阶级的最大敌人的决定性战斗已经开始，这是法西斯分子通过他们向苏联——世界无产者的希望——的背信弃义的进攻而引起的战斗。英雄的苏维埃各族人民正在流着宝贵的鲜血，这不仅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国土，而且也是为了整个劳动人类最后的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因而这是我们的斗争，我们必须全力以赴，甚至贡献出我们的生命。
南斯拉夫各地的无产者，到你们的岗位上去——到斗争的第一线去：团结在你们的先锋队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周围！各就各位！毫无畏惧、毫不犹豫地去完成你们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准备进行最后的生死存亡的斗争！苏俄英雄人民正在流着宝贵的鲜血，不要袖手旁观！你们的口号必须是：不让一个劳动的男人和女人到法西斯德国去干活，去增加法西斯匪徒的力量！不让一门炮，一枝步枪，一粒子弹，一穗谷物通过你们的帮助而落到法西斯分子的手中！动员你们的一切力量，防止我国沦为法西斯畜牲的供应基地，这些畜牲疯狂地进攻苏联——我们亲爱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希望，全世界劳动群众怀着渴望的心情瞩目的灯塔。
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员们！一刻也不要动摇，赶快准备投入严酷的斗争。为了这个决定性的斗争，迅速安排好你们的组织及工作。尽一切可能保护我们的干部，因为这次斗争比以往更需要干部。
组织劳动群众，并让他们利用你们千辛万苦取得的经验，站在劳动群众和受民族压迫的群众的前列，领导他们参加反对我们各族人民的法西斯压迫者的斗争。要勇敢、遵守纪律，要沉着，因为你们必须给别人做出榜样。履行你们作为南斯拉夫工人阶级先锋队的职责。为了人类的自由和幸福，向最后的决战前进！
6月27日，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开会，作出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成立反对侵略者的武装斗争总司令部，铁托任总司令；在全国各地建立民族解放游击分遣队。
在贝尔格莱德，德国的宣传搞得热火朝天。表示德国坦克横冲直闯的巨幅地图贴在巨大的布告牌上。所有的无轨电车、所有的墙上，都贴上了德国的招贴画。挂在电杆上的扩音器高声地广播着来自苏联前线的公报，报纸出了特刊。
贝尔格莱德党团决定对嚣张的反动宣传采取破坏行动。他们选中了报纸。他们3人一组，同时走近全市100余个报摊。3个当中，一个抓起报纸，一个浇上汽油，第三个人划着火柴，将浸透汽油的报纸点燃，然后迅速离去，前后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一活动的效果极佳。全市100多家报摊的报纸被焚，而参加活动的只有一个小组落入德国人之手。
破坏活动以惊人的浪潮向前推进。德国人使用的电线被割断了；德国兵在黑暗的街道上遭到袭击；他们的武器被夺走；德国人停放着的汽车被烧毁；武器库被炸……
德国人在贝尔格莱德发布了宵禁。游击队则对执行德国人命令的伪警察进行打击，最先丧命的是那些为虎作伥、作恶多端的家伙。游击队的广大活动天地还是在农村，这一点给铁托极大的启示，他派遣了12名中央委员到全国各地去建立和指导游击队。
7月1日，又接到季米特洛夫的急电：
共产党人必须对侵略者发动一场公开的斗争。这一时刻已经到来。一刻也不要延误，要在敌后建立游击队，展开游击战……希望接到上述指示后复电告知执行情况。
铁托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7月22日，铁托印发了特别宣言：
“南斯拉夫人民：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门的内哥罗、马其顿和其他各族人民，要像一个人一样地团结起来，进行战斗，抗击屠杀我们人民的侵略者及其仆从，这一时刻已经到来。不要在敌人的恐怖面前动摇。要猛烈地攻击法西斯匪徒们占领的要塞，来回答敌人的残暴。”
这期间，在南斯拉夫各地，已经出现了多起武装抗击入侵者的活动。这些活动，有的是有领导进行的，有的是自发的。
7月底的一天，兰科维奇在组织爆破贝尔格莱德电台的过程中被敌人逮捕。铁托感到十分吃惊。他立即指示贝尔格莱德的党组织营救兰科维奇。兰科维奇入院的第二天，贝尔格莱德的党组织就接到了发自医院的报告。兰科维奇有了下落，一项周密的营救计划随即拟定。
在医院作大夫的一名共产党员把医院的走廊和兰科维奇所在的病房画了一张图。40名游击队员带着手榴弹和左轮枪执行了这一营救任务。
这事发生后，敌军在全城加强了警戒，兰科维奇无法在贝尔格莱德呆下去了，他去了解放区。铁托也认为没有必要在城市呆下去了，他必须前往解放区，去领导游击队的主要力量。9月16日，铁托离开贝尔格莱德，前往解放区。
在到达解放区之前，铁托的战略轮廓已经形成。
为了贯彻这些战略思想，铁托把集中到了身边的得力干将又派往各地。行为最迅速的是黑山地区，黑山地区是意大利占领区。这里的起义，从7月13日开始，很快形成燎原之势。几个月的功夫，黑山全境被解放，解放区的面积达10000多平方公里。意大利军队遭到重大损失，仅梅西纳师伤亡人员即达5000人。这期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亚、马其顿、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各地都掀起了武装抗击入侵者的浪潮。
9月26日，在铁托领导下，游击队最高司令部在斯托利察村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最高指挥部成员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伊万·米卢蒂诺维奇、伊沃·洛拉·里巴尔，以及各民族的军事和党的领导机构的代表：塞尔维亚的斯雷坦·茹约维奇、菲利普·克利亚伊奇和罗多抑布·乔拉科维奇；克罗地亚的拉德·康查尔和弗拉迪米尔·波波维奇；斯洛文尼亚的弗萨兰茨·莱斯科舍克和米哈·马林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泰波和斯洛博丹·普林齐普·塞利奥。此外，还有拉塞尔维亚西部一些游击队的司令：科查·波波维奇·兹德拉夫科·约万诺维奇、德拉戈伊洛·杜迪奇和奈博伊沙·耶尔科维奇。各地的代表多是骑马或步行到这里来的。只有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指挥员较为幸运——他们乘了火车。有意思的是，他们到达时都化了装，尤其是都带上了假的大胡子。不用说，他们都伪造了通行证。
会议开了好几天，对南斯拉夫的政治军事形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决定：
一、在南斯拉夫每一个省建立一个总司令部，使若干分遣队的活动互相配合；原总司令部改为南斯拉夫民族解放游击分遣队最高司令部。
二、在南斯拉夫建立新的解放区，扩大现有的解放区。
三、在解放区建立新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以取代旧的政权机构。
四、对游击队的战术作了规定：尽量扩大分遣队的建制，但避免与在数量上及装备上处于优势的敌人进行正面接触；每战集中优势兵力，借助于灵活的行动、相互配合打击敌人；要采取打了就走的战术，使敌人找不到回击的目标；要尽力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五、建立反侵略统一战线，尽可能争取与“切特尼克”合作。
入侵者一方也有重大军事举措。9月16日，希特勒命令伯梅将军指挥第三师，在空军支援下，对塞尔维亚地区的抵抗力量开始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同时，希特勒的参谋总长冯·凯特尔元帅发布指示，要对抵抗力量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
这一指示下达后，在塞尔维亚的克拉古耶瓦茨果真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10月18日，游击队在此地的一次伏击中，打死德国士兵10人，打伤20人。为了落实凯特尔的指示，20日，德军把全城大部分16——60岁的男子驱入市内的集中营，然后，100人为一组被押出执行枪决。屠杀持续了一整天，直到德国的行刑队队员感到恶心，使杀戮无法再进行为止。总共屠杀居民约5000人。
法西斯的这一暴行给米哈伊洛维奇的不抵抗政策提供了“根据”。此事的发生，正好是在他与铁托进行第二次会晤的前几天。
10月27日至28日，铁托与米哈伊洛维奇进行了第二次会晤。会晤前，铁托仍然建议他们的会谈地点选在双方司令部的中间地段。对此，米哈伊洛维奇加以拒绝。在此情况下，铁托决定深入虎穴，到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走一趟。
陪同铁托的，有最高司令部成员斯雷坦·茹约维奇和来自门的内哥罗的米塔尔·巴基奇，另外还有8名游击队战士，他们带有手提机枪。这一次他们乘两辆摩托车到达，这些车辆是新近从意大利人手中缴获的。
在司令部过夜时，铁托一夜没有睡觉。他把左轮手枪放在枕头下面，一直呆到天明。
第二天，他们又进行了讨论，但没有达成协议。当天，铁托一行返回乌日策。途中，又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件。当铁托他们到达波热加桥头时，一队“切特尼克”挡住了去路。原来，“切特尼克”在桥上安放了地雷，他们拆除这些地雷需要时间。
铁托与米哈伊洛维奇第二次会晤后，游击队与“切特尼克”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11月1——2日，“切特尼克”部队向乌日策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游击队同时发动进攻。米哈伊洛维奇声称，这些军事行动是下级自发干的。这当然是骗人的。
对于“切特尼克”的进犯，游击队早有准备。铁托迅速调动全部武装力量打击进犯之敌。
事实证明，米哈伊洛维奇严重低估了游击队的力量。他的“切特尼克”被打得落花流水。11月3日，米哈伊洛维奇的参谋长帕夫洛维奇给铁托打电话，提出如果游击队让出波热加，双方即可停战。铁托拒绝了帕夫洛维奇的要求。双方的战斗继续进行，“切特尼克”的败局渐渐显出端倪。
在此情况下，于11月4日，米哈伊洛维奇急电伦敦，说“形势紧迫，急需援助”。第二天，他又向伦敦发电。
11月9日，他得到了空投给他的第一批物资。但英国的支援阻挡不住游击队的攻势。11月12日，游击队已推进到离米哈伊洛维奇司令部仅有一公里的地段，而且从四面八方将米哈伊洛维奇团团围住。
哈米伊洛维奇下令前来增援的部队尚未到达。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陷于一片慌乱之中，电台已经停止发电，文件在销毁，重要物资和档案在包装，司令部准备突围撤出。某些领导人处于精神崩溃之中，瓦西里像个孩子似地哭起来。他不住地对人们说：“你们可曾想到，德拉扎和我都要被判死刑的。”
在这紧要关头，米哈伊洛维奇进行了他的第四种联系——找德国人求救。11月11—12日，米哈伊洛维奇亲自出马，在瓦列沃附近迪弗齐一家旅馆里与德国人进行了谈判。牵线的是在德军司令部服务的一名南斯拉夫人。米哈伊洛维奇带领3名随从，骑马走了92个小时，到达会谈地点。德国方面参加的是三名军官，其一是德军驻塞尔维亚最高司令部代表科格哈德上校；其二是德国驻塞尔维亚军政司令部代表乔治·基泽尔博士；其三是一名盖世太保官员。
米哈伊洛维奇开门见山，但谈的是“大战略”：双方共同对付共产党人，而一俟共产党被清除，德军立即撤出，而由“切特尼克”接管塞尔维亚。当然，他绝对不会忘记解决自己的燃眉之急。他提出，眼下他急需武器。作为交换，他可以把手中的360名游击队俘虏交给德国人。德国人的许诺含糊其词。米哈伊洛维奇看出了这一点，因此，感到极度失望。
但等待米哈伊洛维奇的，并不都是坏消息。回到司令部后获悉，他已被王国政府任命为“祖国国内南斯拉夫武装力量总司令”。这项任命是11月15日由英国广播公司宣布的。
11月27日，铁托曾给他派出的与米哈伊洛维奇谈判的代表打电话。米哈伊洛维奇的副手朱里奇少校来接电话时，铁托又敦请他转告米哈伊洛维奇采取共同行动。29日，铁托在德军进入乌日策20分钟前撤离乌日策。前一天，铁托又给米哈伊洛维奇打电话，要求米哈伊洛维奇协助，阻止德军。米哈伊洛维奇明确对铁托说，对德军公开作战是办不到的。他说，“切特尼克”与游击队应该分别撤退到各自认为合适的地区去。
这是铁托与米哈伊洛维奇的最后一次接触。也是“切特尼克”与游击队最终分裂的开始。
此后，德、意越加强进攻，“切特尼克”抗战的性质就越弱，而它的反动性也就越强。许多“切特尼克”领导人从德、意和卖国的塞尔维亚奈迪奇政府那里获得武器和经费。在意大利军队对游击队发动的所有重大军事行动中，“切特尼克”总是站在意军一边，而它们也曾多次与德军“并肩作战”，对付游击队。
临近11月底，形势越来越糟。11月25日，德军开始向乌日策、波热加和恰恰克广大地区的解放区发动攻势，即开始实施德军司令部所谓的“乌日策方案”。这实际上是，德军在卖国贼军队配合下，两个月来在塞尔维亚西部和舒马迪亚地区发动的大规模攻势的继续和结束阶段。德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支援下，以极强大的兵力从好几个方面向乌日策进攻，以便摧毁解放区和消灭游击队。
铁托撤出乌日策之后，经由兹拉蒂博尔、乌瓦茨、利姆、德雷诺瓦、新瓦罗什、卡西多尔、鲁多、梅杰杰、梅西奇，最后在罗加蒂察安顿下来。乌日策的撤退使铁托有了经验，也接受了教训。
建立人民的军队无疑是正确的。“乌日策共和国”的存在说明，建立游击战的根据地也是正确的。“乌日策共和国”的存在，为建立人民的政权组织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现有的游击队的组织形式暴露了军事上的弱点。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地域性游击队，无论在作战指挥方面，还是在调动方面，都暴露了很大的局限性。各个分遣队直属最高指挥部，这种在战场上没有垂直指挥的组织系统，对于战场配合是十分不利的。分遣队的地域性，影响了全国一盘棋的原则的贯彻，表面上看有利于地域，实际上在保不住全局胜利的情势下，地域的利益最终也是靠不住的。
铁托做了考察，从乌日策撤出后，“跟上了”最高指挥部的部队。这支部队是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的工人组成的。这使铁托萌发了建立一支可以在全国各地作战、以解放全南斯拉夫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战斗部队”的念头。当然还需建立新的根据地。
铁托分析了政治军事形势，决定首先要建立西塞尔维亚解放区。为此，要尽快地拿下这一地区的一座合适作“首府”的城市。第二，要建立“无产阶级战斗部队”。
铁托与政治局同事们商量，把解放区的首府定在福查。而福查尚在敌人手中。铁托考虑再三，决定把攻占福查的任务，交给正在波德罗曼尼亚指挥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游击支队的科斯塔·纳吉。
科斯塔·纳吉曾被铁托派遣到西班牙，参加了西班牙内战。抗战爆发后，他担起了指挥地方游击队的重担。科斯塔被召到罗加蒂察最高指挥部。他是第一次见到铁托，铁托的作风很容易吸引像科斯塔这样的有革命责任感、肯于思考、干劲冲天的人。
铁托答应调两个营，归科斯塔指挥。出人意料的是，福查没有费什么劲儿就到了游击队之手。原来，德国人在游击队到达之前即放弃了福查。而“切特尼克”捷足先登，先于游击队进入福查市。可等游击队向福查进发后，占领福查的“切特尼克”指挥官闻讯率部抱头鼠窜了。
科斯塔进城时，目睹了极为惨痛的景象。大街上血迹斑斑，德里纳河与切霍蒂纳河上漂着尸体。“切特尼克”杀掉了2000余名穆斯林，克罗地亚人也遭到了杀戮。如果不是游击队及时赶到，会有更多的居民，尤其是穆斯林，惨遭杀害。
穆斯林把游击队当成了救星。老人揭去了面纱，跑过来，吻科斯塔的手。还有几个妇女吻了科斯塔坐骑的马蹄。科斯塔赶紧下马，又有两名伊斯兰教徒跪在了他的面前。科斯塔急忙将他们扶起。
随后，铁托与最高指挥部进入福查。科斯塔提出，要在福查久呆，必须解放卡利诺维奇，因为那里由意大利的800名军人据守，是对福查的严重威胁。铁托接受了科斯塔的建议，并派科斯塔率部前往，解决那800名意大利人。
铁托在福查建立了人民解放委员会，有条不紊地进行了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军队的建设与根据地的建设是被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的。此时，铁托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第一旅。
最高指挥部给游击队规定了极其严格的纪律。这些纪律不但适合于无产阶级第一旅，而且适合于各级分遣队。在对于老百姓和两性关系的态度方面，纪律规定尤其严格。对于抢劫和偷盗，即使情节很轻，也要处于包括死刑在内的重刑。军队中，男女并肩战斗，彼此关系密切，但绝不允许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现象的发生和存在。所有这一切，都使游击队形成了一套光荣的传统，而这种传统，不但使军队具有了顽强的战斗力，而且对赢得人民的爱戴和依赖，对形成鱼水般的军民关系，起了决定性作用。
游击队的重要特征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军事组织。它实际上是党反抗侵略、做群众工作、开辟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的有效工具。解放区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而解放区与游击队相互为依托。
解放区普遍建立了人民解放委员会。解放委员会实质上就是人民政权。1942年，解放区的这种人民解放委员会已有成千上万。以前的所谓“乌日策共和国”，就是由诸多的、各级人民解放委员会构成的解放区人民政权。
在福查，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工作比在乌日策时又有了发展。在这里，凡是支持抗战的人都可参与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工作。当然，由于是战争环境，条件极其艰苦，人民解放委员会的重要职务大都由共产党员来担任。妇女得到了解放，她们与男青年一起在委员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老年人和其他人也有自己的事干。人民解放委员会最难处理的工作是吃住问题。因为绝大多数解放区都有为数不少的难民。卫生工作也占去了委员会大量的时间。因为吃住也好，卫生工作也好，往往与军事问题，有时甚至与政治问题连在一起。在解放区，人们会到处发现墙壁上刷有这样的大字标语：“勤洗衣、勤理发、勤灭虱，你就不会得伤寒病”。伤寒病是解放区军民的大敌，大家知道它的厉害。
人民解放委员会还负责包括收税在内的一切行政管理工作。在委员会的领导下，交通设施得到了恢复，被焚毁的村庄得到了重建，地方工业和农业也得到了恢复。一切资金均由委员会自筹。
军民关系的处理，在“民”的一方由委员会负责。他们要保证游击队必要的给养，粮食调剂余缺是委员会最棘手的工作之一。高一级的委员会负责从某一地区把余粮拨到缺粮的地区去。这一工作有时要有多个委员会进行协调：从农民那里买到粮食，要长途跋涉运往缺粮区，有时甚至要穿越敌占区。有时资金不足，在购买农民粮食时不得不打“白条”，委员会保证战后付款。后来证明，所有“白条”，战后国家全部付清了。人民解放委员会还不放松教育工作。这里既有狭义的教育，即组织老百姓，尤其是青年读书认字；也有广义的教育，即政治教育，以争取人民对当前运动和长远目标的支持。
科斯塔又被召到福查。这时，最高指挥部已经在福查呆了两个多月。
铁托告诉科斯塔，眼下，最高指挥部要利用在福查的这段时间，来进一步发展军事力量，建立人民政权。铁托说：“我们还在起草基本准则，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原则，规定这些委员会的性质职责。这不仅适用于解放区，而且适用于全国。”
铁托向科斯塔及在座的人谈了6个月来斗争的实践。他说，6个月的实践表明，武装起义从来没有降低到“游击运动”和“抵抗运动”这样的水平，因为这里展开的是共产党组织的、具有深远目标的起义和无妥协可言的解放战争。
最后，铁托告诉科斯塔·纳吉，最高指挥部调科斯塔到波斯尼亚西部的克拉伊纳地区去，指挥并发展那里的军事力量，建立并扩大解放区。科斯塔本人就是克拉伊纳人。
到1942年3月底，德军发起把福查为中心的解放区作为主要进攻目标的第三次攻势。最高指挥部已经直接指挥着5个无产阶级旅。而全国的游击先遣队合在一起，人数已达10万之众。
福查保不住了。
游击队撤退的生活和作战环境越来越艰难。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年初以来，铁托向莫斯科发出一封封求援电报，盼望能通过飞机送来军火、药品和御寒服装。但得到的答复却是“技术困难很大”。莫斯科要铁托“设法从敌人那里取得武器”。
游击队撤退行进的地区全是山区。没有粮食，没有油脂，没有蔬菜，没有水果，也没有盐。大家吃得最多的是清水煮羊肉。
最高司令部到达苏杰斯卡河的河谷地区才暂时安顿下来。这里的自然风光十分美丽：四周全是高山，山上白雪皑皑。水从山顶流下来，流过1000米的高度，注入盆地。
但是，人们在村子里看到的却是一幅悲惨景象。这里是穆斯林居住区。村里的居民已被“切特尼克”杀光，房子已被烧尽。全村留下的是断垣破壁，丛生的杂草。游击队找不到一个活着的人，没有谁跟战士们说上一句话。这给战士们留下了恐怖的感觉。最高司令部到达一个小山后，决定休息片刻。
从附近的一处清泉方向传来铁托的声音。大家凑了过去。原来这里有一间小磨房，5英尺高。这是游击队走了几十公里所碰到的唯一一间保存完好的房子。
铁托走了进去。他看了看，石磨未遭破坏。铁托打算修一修它，让它转起来。大家看着铁托动手。半小时不到，轮子启动了。在一片荒凉中，小磨房发出了“哒哒……”的声响，大家不由地跳了起来。
当天晚上，最高司令部开会作出决定，率领游击队5个旅向西作一次长征，目的地是远离此地200英里的波斯尼亚西部解放区。行军的路线是沿德军和意军占领区的交界线。
游击队在靠近萨拉热窝的铁路沿线，缴获了许许多多的火车。车上的货物也落入游击队之手。行至布拉迪纳时，缴获了一列货车，并俘虏了不少乌斯塔沙和意大利士兵。车皮里装有面粉、蜂蜜和樱桃。不用说，游击队得到这些给养感到喜出望外。
游击队的进攻完全出于敌军的意料之外。当德意的将军们在讨论究竟由谁出兵、在哪里实施攻击的时候，一个又一个城市落入游击队之手。游击队不但扩大了解放区，而且壮大了队伍，沿路上，成百成千的新战士参加了无产阶级旅。
满有意思的是，游击队在这次转移中还建立了自己的空军：行进中，游击队在敌人一个机场上缴获了3架德国轻型轰炸机。游击队中不乏人才，很快找到了自己的驾驶员。几天后，游击队的飞机第一次飞上了蓝天。敌人绝对没有料到飞机改换了主人。而等炸弹落在他们的阵地上、他们挨了炸之后，才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
游击队方面没有足够的汽油，也没有多少炸弹。大家知道在当时形势下，游击队无法长期保存这些飞机。事实也是如此。没几天，德国的飞机就找到了它们，并一举将它们炸毁在机场上。但游击队拥有飞机这件事，毕竟鼓舞了士气。
随着游击主力作战部队的转移，最高司令部也逐步向前推进：库伦——瓦库弗——普罗左尔——青察尔。
铁托一直没有忘记科斯塔·纳吉。几个月之前，铁托已经把他派到了克伊拉纳地区。铁托打算拿下亚伊策，做为最高司令部在此开辟大片解放区的奠基礼。他不想动用无产阶级旅，而要地方部队，让科斯塔来完成解放亚伊策的任务。
9月28日，铁托在科斯塔等人的陪同下，进入亚伊策。
晚上，科斯塔为庆祝亚伊策的解放，为铁托的到来，举行了一次招待会。客厅里放着一排长桌，上面铺着洁白的餐布，餐具都是银制的，而客厅的墙壁上挂的铁托的大幅照片最为醒目。
铁托提出，要在十月革命节前攻下比哈奇。科斯塔定于11月2日发起总攻。他投入的兵力是：8928名战士，6789枝步枪，328挺机枪，51挺重机枪，15门迫击炮，一台波德格尔梅奇造火焰喷射器，足够的手榴弹。
11月3日清晨，司令部下达了“不停顿地继续进攻”的命令。太阳出来了，天气放晴。这对进攻并不是有利的，敌人可能出动飞机进行增援。
11月9日，铁托发布命令：从波斯尼亚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的武装力量中，组建波斯尼亚人民解放第一突击军。归入该军建制的，为人民解放第四和第五突击师以及东波斯尼亚人民解放第六突击旅。科斯塔·纳吉为该军军长。
11月26日到27日，在比哈奇，由铁托主持召开了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会议。这次会议，铁托酝酿已久并实地进行了精心的组织。大会在比哈奇一所女修道院的大厅里举行。会场上饰以旗帜，并有一幅“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的大幅标语。与会者有来自南斯拉夫全国绝大多数地区的游击队及其支持者的代表，也有南斯拉夫战前某些党派的成员。会议没有宣布成立政府，但选出了人民解放执行委员会，它实际上具有政府的职能。老政治家伊丹·里巴尔当选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主席。会议激起了游击队和解放区人员的巨大热情。
1943年1月，敌军对游击队发起了新的进攻。参加这次进攻的，有德军第七党卫军师团、第七一四师团以及意军第五兵团等。进攻的目标是多为山林地形的波斯尼亚西部解放区。敌军从四面八方向解放区合围，妄图消灭游击队主力。
这时，游击队的军事力量又有了新的发展，无产阶级旅发展成为师。1月27日，铁托的最高司令部已经撤至德瓦尔。一到德瓦尔，铁托便召开了指挥员会议，会议决定，面对敌人来势凶猛的进攻，最高司令部要避敌锋芒，回师东波斯尼亚，实现在南斯拉夫中心地域开辟、发展的战略。
铁托特别向科斯塔·纳吉布置任务：率部固守阵地，牵制敌军，保证回师的作战部队进攻的攻势，同时，争取时间，保证老百姓和伤员的撤出，尔后率部与敌周旋。
最高司令部直接指挥无产阶级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三师东进。各师得到明确指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避免阵地战。具体作战方案是：突破敌人包围，趁敌在运动之中，即刻解放完全被敌人占领的赫格戈维纳和门的内哥罗，把敌人的进攻转变为游击队的进攻。
形势是严峻的。1月31日，铁托又一次向莫斯科发电，要求得到物资援助。但得到的答案更加令人失望。莫斯科回答说，“因无法克服的困难”，援助不能进行。看来，铁托只好靠自己了。
7月18日，科斯塔·纳吉收到铁托的一份电报。铁托告诉科斯塔，让他于7月的最后一天在波斯纳河左岸迎接最高司令部。他还规定了碰头的具体地点。科斯塔明白，铁托等最高司令部成员回来后要驻扎在他的作战区域了。科斯塔骑了一天的马赶到了碰头地点。
在弗拉希奇山麓，科斯塔遇到了无产阶级第一旅的先遣部队。有些战士认识科斯塔。科斯塔发现，战士们脸色发青，也变老了。他们衣衫褴褛，光着脚。
铁托正坐在一棵砍倒的毛榉树的树干上。他低着头在想什么。他的女秘书兹登卡拿着纸笔，站在铁托的身边，在记着什么。稍远处，在河岸边站着几名英国军官。年迈的作家纳佐尔也在那里。他正靠在一只背包上打瞌睡。
弗拉吉米尔·德迪耶尔最先看见了科斯塔。他叫了科斯塔的名字。铁托抬起头来。科斯塔看到，铁托瘦了许多，脸变小了，满是皱纹。科斯塔看到铁托的脸后，感觉到，这仿佛是一张反映各种艰难困苦的图，在这张图上看到了一切：在奈雷特瓦河上努力寻找出路，在皮瓦山、杜尔米托山、苏捷斯卡河率部突围……
在紧张地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的过程中，铁托收到了莫斯科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通知。通知是以征求意见的形式发给各有关党的。铁托回复了莫斯科，说“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考虑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解散国际的建议后，表示对这项建议及其理由完全同意”，并“感谢共产国际的帮助，南斯拉夫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群众性政党”，表示今后“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旗帜下”，“不顾一切牺牲，继续履行它对人民的义务，进行反对法西斯、争取南斯拉夫各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斗争”。
冬天要到来的时候，铁托从自己的情报系统得到消息，说轴心国一成员“出了毛病”。经判断，是意大利人准备投降。铁托没有从盟国方面得到这个情报。
铁托为此做了准备。无产阶级第一师被派往达尔马提亚，无产阶级第一旅被派到斯普利特，无产阶级第二师被派往黑山。在意大利宣布投降后，这些部队迫使意军15个师向游击队缴了械，还有不少意军俘虏参加了游击队。达尔马提亚全境解放。这时，游击队已发展到30万人，南斯拉夫一半的国土获得了解放。人民对反击侵略的胜利，已经充满希望。
1943年11月6日，苏联红军解放了乌克兰首都基辅。
当时，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设在亚伊策。当天晚上，密洛凡·吉拉斯收听到了莫斯科电台的信号。著名播音员列维坦正在播发斯大林关于基辅解放的命令。基辅的解放是令人欣喜若狂的大好消息。吉拉斯动了感情。他跑上了亚伊策的一个塔顶，按照门的内哥罗人宣布好消息的传统方式，朝天放了三枪。战士们也听到了基辅解放的消息。继吉拉斯之后，大家也开始鸣枪。先是手枪，接着是步枪和机关枪，最后枪声响彻了全城。
1943年11月29日至30日，铁托在亚伊策召开了反法西斯会议第二次会议。从政治策略上来说，这次会议是绝妙的一着，甚至超过比哈奇会议，为的是在战后南斯拉夫政府讨价还价之前先确定和加强铁托的地位。回顾起来，这可以看作是这场政治革命中一个决定性阶段的开端。铁托当时并不知道，1943年8月魁北克召开的盟国会议已经达成协议，将以有限的空投和海运以及少量的突击兵力援助“巴尔干游击队”，但他知道英国对他的活动已经改变了态度。他期望盟国有可能在巴尔干半岛登陆，愿意与他们联合行动，但不愿让他们取而代之。他深知王国政府和米哈伊洛维奇的政策一直是按兵不动，坐待战争后期参加盟军作战，从而得以重新上台。他不打算在国际领域的斗智中输掉，以致丧失他的运动已在南斯拉夫赢得的地位。
铁托获悉盟国领导人准备举行会议，当即电请季米特洛夫通知苏联政府，游击队运动既不承认流亡的南斯拉夫政府，也不承认国王。“我们不允许他们到南斯拉夫来，因为那就意味着内战”。他声称现时代人民的唯一合法政权是民族解放委员会。这是亚伊策会议预定要作出的基本决定。关于正在撰写的各项决议的详细内容，他事先既未通知季米特洛夫，也并未请求俄国人许可，虽然他还是谨慎地就有关组织问题征求了意见。他想让西方盟国，也让俄国人面对着一桩“既成事实”。这并不难，因为苏联和西方当时都全神贯注于与亚伊策几乎同时召开的德黑兰会议的准备工作。
反法西斯会议第二次会议是铁托一生事业中最得意的时刻之一。会上洋溢着成就斐然和胜利在望之感，既未受到盟国干预也未出现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意见。由于亚伊策当时是正式属于克罗地亚这个卫星国的一个地区，会议使人有一种对德国人成功地进行挑战的感觉。铁托带着一批人员在该城以两个月的时间为这次会议作准备。他的司令部设在一个木房子里，附近就筑有地下室，以备德国人发觉会议的准备工作而增加空袭时用作防空掩蔽部。他此时51岁，两年来不断奔波，备受艰苦，加以长期食物不足，使他异常消瘦。由于日晒雨淋，饱经风霜，时而又在防空洞或临时掩蔽所内长时间办公，他面色蜡黄，脸皮紧绷在颧骨下。但他精力仍然极其充沛，工作起来几乎比任何下属人员都更能持久，小睡片刻便又精神焕发——这种本领他一直保持到老年时期。
这次会议，宣告一个全国性的临时政府的成立。这个政府要组成它的拥有全权的主席和执行委员会。它宣布自己为南斯拉夫的合法政府，以代替国王和王国政府，它们原先代表南斯拉夫人民的合法权利已告无效。这些决定均纳入一项决议，全体一致通过。反法西斯会议行使政府权力，其成员迅即选出。铁托当选为主席兼国防部长，并被授予元帅衔。
这次会议还通过一项决定：向美国政府发出冻结南斯拉夫黄金储备的请求。这些黄金是法西斯进攻前夕，为了免被希特勒掠夺，由王国政府运往美国的，而现在流亡政府正想把它充当私人财富而动用。
人民委员会不但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权机构，而且成为人民阵线的最好形式。除铁托被选为主席和国防委员外，共产党员卡德尔被选为副主席。而几个重要的“民主人士”在委员会中占了重要位子：从起义一开始就参加了游击队的民主党党员伊万·里巴尔博士被选为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的主席；斯洛文尼亚天主教教权主义党的领导人、1932年曾任斯洛文尼亚省省长、抗战后参加了游击队的杜奇·塞尔内奇被选为人民委员会财务委员；而他的父亲、曾为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切特尼克”司令官、后投入游击队的弗拉多·泽契维奇神父当选为内务委员；著名雕刻家安东·奥古斯丁契奇则当选为副主席。
铁托事先没有就亚伊策会议问题请示莫斯科，也没有就会议的主要内容事后向莫斯科进行汇报。莫斯科是从发表的大会决议了解到这一事实的。
莫斯科大为恼火。设在莫斯科的“自由南斯拉夫”电台被勒令不许广播大会决议，尤其不许广播禁止国王回国的消息。南斯拉夫驻莫斯科代表、负责“自由南斯拉夫”电台的维利科·弗拉霍维奇受到了训斥。
人民委员会的建立也使西方大吃一惊。不过，斯大林也好，西方也好，都很快平静了下来。
对西方来说，他们承认了现实，从南斯拉夫的力量对比看，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与铁托领导的运动相匹敌。另外，按照西方惯常的思维，他们认为，铁托的这一大动作，必是在莫斯科的指导下，至少是默许下进行的。西方在当时的形势下无意因这点小事而进行交涉，弄得苏联不快。因此，西方的评论不但不是强烈敌意的，反倒是带点友善的。
苏联原怕铁托的干法得罪西方，影响苏联与西方的关系，而现在见西方如此反应，也就来了个顺水推舟。
12月14日，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终有以下声明：
苏联政府认为，已经得到英国和美国谅解的在南斯拉夫所发生的事件是有积极意义的，它将有助于南斯拉夫人民在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斗争中取得进一步的胜利。这些事件证明了南斯拉夫的新的领导人在团结南斯拉夫人民的一切力量的事业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第二次会议为缔造新国家奠定了基础，整个局势使不久即可结束的抗敌斗争出现了希望。为了这些，铁托本人感到异常兴奋。但是，就在这令人高兴的时刻，铁托心中还有巨大的悲伤。
11月27日，洛拉·里巴尔受命出访，乘飞机从格拉莫奇简易机场出发，前往开罗。他出访的身份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驻盟国司令部代表，出访的目的，是要求盟国方面保证向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定期提供粮食、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不幸的是，在飞机起飞前，飞机被敌机发现。敌机径直飞来，向洛拉所乘的飞机连续投弹。硝烟散后，人们发现洛拉躺在被炸毁的飞机旁，他已经牺牲。
噩耗立刻传到亚伊策。铁托第一个得知了洛拉·里巴尔牺牲的消息。他陷入无限的悲哀之中。
11月30日傍晚，最高司令部为洛拉举行葬礼。包括铁托在内的洛拉生前的战友都站在他的墓边。
铁托判定，亚伊策并不是最高司令部理想的驻地。铁托决定将司令部迁往德瓦尔。德瓦尔在亚伊策与比哈奇之间。游击队认为，它不但地理位置好，而且较为安全。先前，游击队最高司令部曾在此驻扎。它坐落在山谷之中；北面，亚塞诺瓦茨山脉峻峭陡立；南面，群山巍巍，林木繁茂。这里选为最高司令部驻地是合适的。
最高司令部于1944年初到达德瓦尔。随最高司令部到来的，有英国军事代表团，以科尔涅夫将军、巴尔斯科夫将军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是晚些时候直接到达德瓦尔的。英国军事代表团驻在离德瓦尔不远的一家农舍里。苏联军事代表团也住在乡下，离城更远些。
来到德瓦尔的，还有几名外国记者、萨格勒布芭蕾舞团的几名演员以及来此与铁托一起商讨国事的新成立的人民解放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游击队的主力驻在城市周围，皆与最高司令部有一定距离。铁托的住所在城外离城不远的地方，四周警备森严且坚不可摧。出入通道唯有一条沿乌纳茨河的小径。这里岩陡壁立。有一处天然裂口，裂口之内装有木梯，拾阶而上，便是一处豁然开朗的“庭院”。“庭院”四周，皆为天然岩洞。能工巧匠趁势在岩洞中开辟了若干房间。铁托住的那个房间，还有一个不小的“阳台”。站在“阳台”之上，可以俯视山谷内外，美景尽收眼底。他的住室，除讲究的“阳台”外，还有巨大的支撑木柱梁，四壁镶有隔板，挂着用降落伞绸料制成的漂亮窗帘，办公桌的上方壁上，挂着英国人绘制的巨大的南斯拉夫军用地图。他的工作量越来越大，除国内政治、军事诸事之外，还要处理越来越多的与盟国关系方面的事务。
5月25日是铁托52岁寿辰。城里正准备庆贺活动，一派繁忙气氛。5月23日，铁托应邀参加游击队反法西斯青年运动召开的一次集会，并向青年们讲了话。
铁托于当天托去萨格勒布的交通员把一张寄往家乡、向父老乡亲问候的明信片送往邮局，尽管他的家乡库姆罗维茨依然是敌占区。
几天来，德瓦尔上空每天都有德国侦察机频频出没。5月23日，一架单机在山谷中上下盘旋多时，显然是在进行空中拍照。英国军事代表团向铁托发出警告：德国人正在准备对德瓦尔进行袭击。
早在1943年11月，来自萨格勒布的特工人员就曾报告：德国人正在准备空降部队，目标是歼灭游击队设在亚伊策的最高司令部。但事情过去了半年多，却不见敌人这方面的动静。这麻痹了最高司令部和铁托本人。
5月25日清晨6月35分，铁托起床后便从窗子里看到了德国人的轰炸机和战斗机群。它们吼叫着，低空飞向镇内的目标，顿时城中多处中弹起火。
7时左右，又有40架“容克——52”巨型飞机，空投下了大批伞兵。10分钟后，又由滑翔机群带来携带机枪手的德军。
9时左右，德军占领了大半个城镇，因为城里没有游击队的作战部队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区委员会的6名成员被德军包围在一个院子里。德国人开始向他们劝降。他们决心战斗到底，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他们捡起德国人投来的手榴弹向敌人投了过去。最后他们全部壮烈牺牲。
乌纳茨河右岸的德军推进缓慢，因为他们遇到最高司令部和处于此地的军官训练学校师生的顽强抵抗。
最高司令部已经向可能赶来的游击队下达了增援令。英国军事代表团向巴里岛的盟军发出急电，请他们派空军前来援助。距城市最近的部队是第六利卡无产阶级师，有12公里的距离。他们接到命令后，跑步前来，于9时左右赶到。
中午时分，德国人又空投了增援部队，战斗激烈进行。夜幕降临，游击队的增援部队全部赶到。
次日凌晨3时，战局已明朗化。
25日正午，铁托与司令部人员均已安全脱身。那时，德军伞兵的一个班前进到最高司令部的洞口。德国人向洞口射击，把出口封锁了。铁托在办公室的地面上打了一个洞。洞的下面即是山谷。他们放下一条绳子。绳子一直垂到河床。他们抓住绳子，攀缘而下，到达河床，然后快速涉河，到达彼岸，进入一片果园，出果园后，寻到通往波多齐的小路，从而逃脱。
游击队方面的领导人全部脱险。来访的外国人也大多逃出。只有一名美国摄影记者和一名英国记者被德国人俘获。铁托他们与英美及苏联的军事代表团人员一起，几个晚上都在不停地转移，因为敌人的摩托化部队从四面赶来搜寻他们。盟国的空军从26日对游击队进行了空中支援，它们不但打击德军，而且给游击队空投了给养。一周之时，盟国空军出动1000架次以上。
1944年6月3日，铁托从姆利尼什特附近的一个临时机场乘飞机飞往意大利的巴里岛。铁托在巴里城外的一座别墅里停留了两天。这期间，他与英国空军参谋长约翰·斯莱塞爵士就南斯拉夫游击队得到英国空军的支援一事进行了会谈。6月6日，铁托在夜间登上英国皇家海军的“布莱克默”号猎人级驱逐舰，渡海前往维斯。
维斯是处于亚得里亚海距南斯拉夫陆地约50公里的一个小岛。这里怪石嶙峋，奇峰突兀，四周靠海处是低缓的平原。维斯岛上集中了“共和国”的首脑机关：南斯拉夫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还有南斯拉夫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南斯拉夫反法西斯妇女阵线以及南通社，等等。
铁托等最高司令部成员住在被当地居民称作“女人头”的地方。“女人头”是一个小山包，山包自然裂开，在裂缝的两边，是一些深浅不同的岩洞。工兵将岩洞挖深。有的成为铁托等人的住屋和会议室，有的当作防空掩蔽所。山洞外，绿荫如盖，环境幽美。
山洞的四周都堆满了沙袋，再往外，是机关枪阵地。可以说，“女人头”确实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
岛上还有足够的驻军，除南斯拉夫军队外，经铁托要求，英国还有一个旅的防空军长年驻扎着。实际上，德军从来没有来打扰过铁托。
